目的本研究试图以抑郁状态作为切入点,考察现役飞行员的抑郁状态能否通过飞行学员期间的人格和背景因素进行预测,探讨招飞的心理健康是否有意义。方法本研究于2009年采用卡特尔16PF人格问卷和自传体问卷收集了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大三或大四的350名飞行学生的人格和家庭背景情况。2015年,再次采用明尼苏达人格问卷(MMPI)测量了同一批被试的心理健康状态,此时,这批被试已经作为现役飞行员在各航空公司工作了四、五年时间。结果研究发现,2009年飞行学生自我报告的忧虑性人格得分与2015年其作为现役飞行员的抑郁状态存在显著相关(r=0.19,P<0.001),表明飞行学生的人格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现役飞行员的心理抑郁状态,因而招飞时对学生的人格因素进行考察是有必要的。此外,以往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抑郁状态与其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中的压力多少有关,因而我们把飞行学生期间的家庭收入、忧虑性人格得分及两者的交互作为自变量、现役阶段的抑郁状态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了飞行学员期间的家庭经济状况对现役飞行员的抑郁状态的关系。研究发现除了忧虑性人格得分(β=0.18,P=0.001)外,家庭收入和忧虑性人格得分的交互项(β=-0.14,P=0.008)也能显著预测现役阶段的抑郁状态,表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其人格因素对现役抑郁状态的预测力存在区别。我们按照家庭收入的高低,将被试分为高收入家庭组和低收入家庭组,并分别考察人格与抑郁状态的相关,发现低收入家庭组,忧虑性人格得分与现役阶段的抑郁状态存在较强的相关(r=0.31,P<0.001);而高收入家庭组,忧虑性人格得分与现役阶段的抑郁状态不存在关联(r=0.04,P=0.63)。该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组抑郁稳定性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社会支持更少,导致忧虑性高的个体在压力很大的工作状态下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而高收入家庭组的学生成长过程中会习得更多的对应方式,因而其忧虑性人格不是其是否感到抑郁的决定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收入高低与抑郁状态的程度并无显著相关(β=-0.09,P=0.10),来自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现役阶段的抑郁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招飞过程中对心理健康因素的考察:学生阶段的状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飞行员参加工作后的心理健康状态,此外,该结果也表明招飞工作中要关注学生的成长背景,尤其关注成长于压力环境的学生的心理状态是否符合飞行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