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辅助的角色，但器座的选择、制作绝不简单，几乎所有的器物制作工艺都可以在器座上找到。稳固承载，是对器座最简单直接，也是首要的要求。比如现存最大的玉雕作品《大禹治水》玉山子，重达5吨多，200多年来始终巍然耸立，承载它的铜铸器座功不可没。更有甚者——著名的元代玉雕“渎山大玉海”，历经数百年，同为独山玉料的器座也依然在发挥着它的历史使命。可见，要想器物成为传世名品，搭配一件结实耐用的器座是必不可少的。
　　结合材质的特性，有的器座凭借简单的设计构造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稳固承托。如文房器中常见的插屏以薄透为佳，不论镶嵌瓷板、名贵木料还是紫石材质，均看似弱不禁风。欣赏插屏重在其画工、雕工或天然石材纹理，故以素面或纹饰简约的带侧槽屏座为多见，既衬托了插屏，又洋溢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观赏太湖赏石，讲究的是外形轮廓跌宕多姿，上下左右孔窍相通、天然成趣，令人联想无穷。此时如能觅得一件案面厚实，且造型简洁雅致、饱满朴拙的石座，则更能突出奇石的瘦、露、透，一并置于庭园中，上巧下拙，别有情致。
　　对于寿山石和竹木牙角等杂项器而言，因其材质特性易于雕琢刻画，常做繁复工艺，有细若游丝处，极难保其周全。于是要配以素雅的锦布器座，既材质轻便柔软，可防日常磕碰，又充分承托器物，可使人倾心把玩。
　　除去赏玩，器座在生活中也被赋予了很多实用功能。很多看似简单随意的器座，所承器物一旦“落座”，立马展现出非凡品位。比如精心培育的植物盆栽，花盆底可以垫上一块泥陶砖为座。不仅可以更好地凸显兰花身姿的挺拔，颇具古意，泥陶砖吸水性强，又正好可以吸收浇花溢出的水分，不使桌面沾水损坏。又有，在简约素雅的明式木器座上摆放“炉瓶三事”，屋内香气四溢，正可以携友闻香品茶。还有，即便是略有残缺的雕塑造像，若无法完全修复，通过简约支架和底座的合理搭配，依然可以在对比中让人领略造像的精湛工艺，且更显岁月沧桑的厚重感。
　　前人对于器座装饰有着独特的执着和坚守。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展出其收藏的千年名品“北宋汝窑水仙盆”时，观众可以同时欣赏到乾隆时期为它所定制的紫檀描金底座。水仙盆造型和釉色极佳，配以紫檀描金底座，色深沉映襯雨过天晴之釉色，底座又细致描金，微泛金光，对应器型，以繁衬简却不夺其荣光，高妙者作也。有意思的是，对于此盆，乾隆十年（1745年）五月时曾传旨：“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因此可以看到，该座蕴含玄机，有可打开的匣屉，里头收纳了一册乾隆临摹宋代四大书法家作品的《御笔书画合璧》。
　　再以被称为“缓慢的艺术”雕漆为例，一件完整的作品出炉，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在器物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的可达一二百层，至相当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雕刻。面对如此一件来之不易的漆器佳作，恐怕也只有同样难得的漆器座可以与之匹配。工匠在漆器座上也雕刻传统纹样，如以山水、花卉为题材，饰以回纹、水纹等锦纹，不仅纹饰繁缛、细腻，还具有耐酸、耐碱、耐温的显著实用特性，器座一体，工艺尽显，所以才能历代珍视。
　　广泛使用的木器座因稳定耐用，常被用于和玉器、铜器等各类珍贵器皿搭配。木材便于雕琢，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料，掏、雕、刨、铲、镟、斗、挖等工艺手法能得以尽情施展。根据所承托器物的形状，可以随形雕刻山石树木、流水花草、花枝果品，更可以雕刻体现一路连科、吉祥如意、福至眼前等中国传统吉祥题材。这些题材的雕琢使用，既使得器座造型丰富生动，又在为器物提供支撑的同时，增添了一份独特意境。
　　还有另一类特殊的器座，即佛像底座。从研究资料来看，中国早期佛像多采用四足方座，后来在此基础上有了束腰式，并加进一些图案装饰，这其中便有莲瓣纹。而大家熟悉的佛像坐于仰莲之上的表现手法，始自唐代。佛像的器座制作还需考虑佛教故事等情节和象征意义的建构，如莲花座，既是器座，也是佛像的重要组成部件，且莲花座材质丰富多彩。一件工美、质精的莲花座，或金银、或陶瓷、或木料制作而成，承托的不单是一件佛像本身，更是一种虔诚的寄托。
　　俗话说“因器配座”。器座与主体器物的和谐搭配，要凭借工匠对器物内涵和风格的总体判断、进退有度的微妙拿捏，才能让文雅与实用的相得益彰。如果承托较重的器皿，器座往往需要预留凹槽，并与器足准确对位，不失整体的稳重大方：如果承托的是浅色器具，则器座以深色为好。可见，器座的选材选用、工艺投入都并非独立，必须与其搭配的器物相协调，衬其美、补其弱，才能诠释出和谐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