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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WIOD2016構建的跨国投入—产出框架，本文借助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及其解构分析，探讨了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规律、行业差异及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定量分析表明，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已从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双降”或“双升”，演变为更具主动性的“国内升—国际降”发展趋势；国内生产分割扩张，奠定了全球总生产阶段数持续缓慢增长的基础。实证研究证实，考察因素更多直接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多因素驱动特点尤为突出。进一步探讨表明，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并非替代关系，考察因素改善虽削弱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增进后者对前者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割；解构；服务业；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回顾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嵌入“四小龙”次生区域价值链分工，再到本世纪初更直接嵌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循环，中国的加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的世界性意义，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持续扩张的最主要受益者之一。但发展阶段特点和较长期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决定了经济结构服务化一直是我国发展的短板。我们必须承认，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实现产品价值链解构、产品工序跨国分工已成为可能。特别地，产品工序分工已不局限于制造环节，而是延伸至服务环节，尤其围绕生产活动衍生出的大量服务工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世界竞争也不再视“福特”制所膜拜的“效率至上”为惟一制胜法则——如在市场拓展中，无论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由多样化需求偏好所决定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日益成为新贸易准则（Melitz和Ottaviano，2009）。显然，在以上两个层面，服务环节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值源”驱动决定服务环节已构成高附加值的最主要来源（Baldwin等，2015）。据世界银行2017年报告，伴随技术进步所带来制造业生产功能环节“可解构”性质的增强，在1995-2009年间，用以衡量生产环节价值增值分布特点的“微笑曲线”形状在多数行业正悄然由宽“U”型结构演变为窄“U”型结构——位于两端服务活动的附加值内涵进一步提升，纯粹制造活动的增值空间则逐步受到挤压。就对世界整体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影响而言，制造业更精细“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还是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尤以制造业生产“服务化”所带来服务业领域国际分工联系增强和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最显著特征（程大中，2007）；但对我国而言，制造业生产“服务化”进程下“微笑曲线”所表征的价值增值向两端偏移，将加剧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的风险。顺应国际分工格局演变规律，同时也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发展所遭遇“瓶颈”约束诱发使然，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2015年，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随后商务部等联合制定《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更是将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稳健发展视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则是在实践方面有力贯彻了上述发展战略。在学术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攀升、推动我国服务业及服务中间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同样获得了更多关注。囿于体制性障碍和市场化制度环境的仍不完善等本土原因（江小涓和李辉，2004；裴长洪，2013），人们更多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开放条件下的服务外包。事实上，为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调整新动向，我国已经从大规模承接制造外包转向积极推动服务外包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我国服务贸易在2005-2017年间呈现持续“井喷式”增长，平均增速高达13.68%。截至2017年底，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达6 95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由3.1%提高到6.6%，服务贸易占我国总贸易比重也已达到14.5%。
在可观数据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中国既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见证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的奠定。与此同时，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导致的“锁定”风险亦受到质疑。既有观点已达成的共识认为，无论是通过制造还是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关键点乃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进而增强“获得感”。但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所依托的分析“媒介”主要是服务贸易或服务外包；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如何提升我国服务业某些方面特质，例如服务业的规模增长或结构改善、服务业效率或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等。必须承认，在相对较低起点上，它们较好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典型化事实和规律，并为更深入探讨服务业内涵式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然而，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毕竟还只是服务业发展的某些外在特征。
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服务部门而言，其能否实现可持续且高质量的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仍需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但要强调的是，这种依托不再是单纯嵌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而是需要同时重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及其作用。本文研究感兴趣的是，对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而言，其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怎样的特点？历史轨迹与“大国”经济特点决定我国未来开放经济发展应建立在本土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共轭环流”基础上，对同样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服务环节而言，其变化主要是源于国内还是国际生产分割长度的延伸？更进一步，研究感兴趣的是，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拓展？本文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与解构分析，能够较好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并有助于从分工视角揭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文献评述
（一）服务业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区别于制造环节的一大类生产活动，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服务增值能力的显著增强，构成了研究服务环节全球生产分割的现实依据。围绕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多样化表现的考察，既有分析包括以服务外包为主服务贸易的考察和服务增值能力的考察（Lanz和Maurer，2015；袁志刚和饶璨，2014），但更直接考察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的文献仍不多。事实上，不断完善的服务分类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从技术手段上已经保障了服务业生产分割测度研究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虽然制造和服务功能环节在自身属性和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两者均构成全球价值链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局部”角度而言，并无实质区别。这决定了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可以沿用类似制造部门测度的思路。遵循以上逻辑框架，Kowalski和Gonzalez（2016）围绕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长度的比较发现，美国服务业的前向联系远高于后向联系，其下游度特性存在显著行业异质性。Heuser和Mattoo（2017）则通过构造国外后向联系、国内间接前向联系和国内直接前向联系测度，考察了服务业的网络化结构。 更主要聚焦全球视角展开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虽然仅在20%左右，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却呈现如下特点：其一，隐性知识内涵和远距离交易协调不易性，决定了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程度平均要低于制造部门。但服务活动的全球采购日趋明显，服务环节所创造的价值也不断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增长了近10%（Kowalski和Gonzalez，2016）。其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的增速明显加快，服务业生产分割的空间布局亦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点。除了印度，亚太地区的中国、拉美地区的墨西哥（Gereffi，1999），甚至非洲局部地区也被视为潜在市场（Arnold等，2008）。其三，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从“北—北”型发展到“南—北”型为主，甚至“南—南”模式也开始崭露头角。Mattoo和Borchert（2009）、Gereffi和 Stark（2010）就从各自角度证实，受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生产分割整体水平此后虽处于停滞期，但却没有明显下滑。分析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南—南”合作模式推动了服务全球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其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的拓展与其国内附加值比重的持续下降相伴而生（Francois等，2016）。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的控制能力依然很强，由此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存在较高的国外附加值，尤其制造业出口的外国服务增值比重显著偏高（Lanz和Maurer，2015）。也因此，发展中国家源于本国服务业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值几乎未变，甚至是下降的（Kowalski和Gonzalez，2016）。
聚焦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其一方面与世界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又呈现“同位”和“低值”并存特点。“同位”体现在我国服务贸易总值核算下的竞争优势明显，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无论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值”则体现在附加值核算下的竞争劣势（戴翔，2015）。围绕这一状况原因的剖析，刘瑞翔等（2017）认为，这主要是由我国服务业上游度偏低，服务产品更多被用于最终需求、而非中间投入造成的。袁志刚和饶璨（2014）则认为，国外对国内集中于中、高技术服务中间投入的明显替代，这是导致我国出口服务业创造直接附加值能力有限、进而出口本地附加值占比偏低的根源。围绕制造业内置服务活动增值情况的考察，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研究认为，“低值”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较少，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嵌于制造业的高端服务比重偏低，这间接导致出口内置服务活动价值贡献偏低。即便如此，罗长远和张军（2014）研究还是表明，在本地附加值的行业异质性方面，服务业还是要高于制造业；并且，以2005年为拐点，我国服务业本地附加值率已经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结构。
（二）服务业分工链条拓展的机制
按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有可能通过技术改进或市场规模变化而细分，那么它就有可能实施更精细分工。这种更精细分工带来的好处，包括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效率增进等（Bhagwati，1984）。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在影响服务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众多因素中，高技能劳动力供给（Amin和Mattoo，2008）和交易成本降低（Antràs等，2012）是强调较多的两个方面。特别是前者，其不仅影响各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还影响各服务环节的增值能力。Timmer等（2014）针对OECD国家的研究就表明，技能异质型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价值分配的差异，其中，高技能劳动力考察期内的增值份额提升最多，低技能劳动力增值份额则大幅下降。在降低交易成本概念范畴内，互联网通讯技术（Freund和Weinhold，2002）、管制与垄断程度降低（Beverelli等，2016；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制度环境质量（Miroudot 和Shepherd，2014）和地理距离（Kimura和Lee，2008）等因素同樣被证实存在重要影响。从作用效果来看，上述方面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动态增长效应更为突出（Goswami等，2011），但也存在以制度质量为代表的相关因素作用的门槛效应（David等，2016）；另一方面，相比有形商品，以上大多数因素改善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甚至空间距离因素也不例外（Kimura和Lee，2008）。
依然遵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其强调市场规模在决定分工中的重要性。作为这一经典论断的重要支撑，Krugman（1980）在较高理论高度证实开放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存在性与作用。其核心观点认为，一国内需规模大小可以通过影响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和生产率水平而改进对外经济联系状况，尤其是出口表现。然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市场规模既来源于一国或地区国内市场贡献，也来源于国际市场贡献，甚至国内和国际市场本就是统一的。尤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市场需求的全球化扩张与生产的全球化拓展本就是并行不悖的。就中国而言，其被认为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得较多发展机会的国家之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曾一度掩盖中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重要性（邱斌和尹威，2010）。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中国链内“锁定”效应的凸显，相关学者也从强调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转到更重视本土市场效应或者本土价值链的构建（刘志彪和张杰，2007）。尤其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发达国家在自身过去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窘迫”与中国本土价值链构建下的“稳速提质”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实证方面，由于采用的测度指标不同，或者研究对象国不同，相关结论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之间存在较强替代性（Antràs等，2014），这尤其表现在发展中国家间制造环节激烈竞争方面；有的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突出表现在位居供应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下游发达国家增值能力的提升（Blaum等，2015）。Beverelli等（2016）则将一国国内价值链视为全球价值链拓展必须依赖的国内基础。微观机理分析认为，企业间国内联系的增强催生企业专业化生产能力提升，进而效率增进，由此增强企业通过后向一体化方式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可能。 具体到围绕中国的实证，张杰等（2013）和刘维林（2015）各自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均表明，我国国内增加值率在1997-2007年间不断提升，占比已超过一半。从增加值流转视角出发，李跟强等（2016）首次将NVC和GVC整合到统一逻辑框架，从垂直专业化生产、增加值供给偏好和区域再流出三个维度，比较了我国各区域对GVC的嵌入模式。黎峰（2016）、苏庆义（2016）分别从中国八大区域和省际角度证实了中国本土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性，尤其后者围绕出口附加值来源分解的考察证实，本地增加值份额是最高的。刘瑞翔等（2017）更明确指出，本土中间投入与需求结构变化是决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位置变化的主要原因。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的研究则证实，NVC与GVC互动存在显著生产率外溢效应。而注意到中国存在的“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非有效衔接问题，易先忠等（2018）强调指出，出口部门所体现的外部价值链分工联系与本土产业部门的联动发展是大国更好实现国内需求“国家特定优势”影响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相比既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突破局限于中国自身以及跨国静态比较局限，研究从跨国、跨全行业动态分析角度，更全面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其二，基于实证分析，研究揭示了多样化因素对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拓展作用的非一致性，尤其相关因素作用于国内生产分割的重要性；其三，研究证实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并非严格“此消彼长”式的替代关系。
三、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构特点
（一）生产分割测度与解构说明
为揭示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生产分割特点，这里借鉴倪红福等（2016）的研究思路，基于WIOD2016数据库①，可以将其测度方法与解构过程表述如下：
（二）总体演变规律和细分行业比较
图1揭示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总体变化特点。全球生产分割序列大致以加入WTO后的2002年为拐点，其演变呈“U”型结构。具体来看，1998-2002年间，我国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明显下降（由2.433下降到2.304）；此后，在2002-2005短短四年间，相应值转而又明显上升，并总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进一步由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解构情况可见，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占比最高，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平均占比仅为11.1%。趋势表现方面，国内生产分割在过去二十年走出了“U”型结构，而国际生产分割则呈现倒“U”型结构。
图2展示了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情况。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在2002-2005年呈现较为明显上升，此后三年又经历缓慢下降，2008年达到最低值2.109；此后，其转而又表现出较为缓慢的上升趋势。比较而言，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在大趋势上呈现更为明显的上升特点，尤其2008-2014年间，其平均增速达到1%；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则在大趋势上持续下降，并且本轮下降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为何能在危机后较短时间内相对更明显提升？按照袁志刚和饶璨（2014）等的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全球价格下行压力，这从供给层面加快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寻找低成本外包伙伴的步伐。上述情況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并最终使离岸服务外包具有“反周期”特征（Gereffi和Karina，2010）。
进一步综合全球生产分割、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变化情况的比较可见（表1），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2年，我国服务细分行业更多表现出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的“双降”，尤其国际生产阶段数的下降。第二阶段是2003-2005年，我国大多数服务细分行业的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呈现“双升”特点。伴随中国在该阶段对外开放的较快推进，这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链条得以再延伸，特别是为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找到一个理想的“嫁接地”。世界银行报告（2017）就指出，中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明显深化以复合型分工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水平，并将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带入一个鼎盛时期。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奠定了基础。
在2006-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服务业大多数行业在该阶段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均明显降低，仅批发业、零售业、航空运输业和教育服务业的国内或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继续提升。综合前三阶段可见，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长度无论“双降”还是“双升”，反映的都是两者间的较强互补性。但是，鉴于中国此前主要是被动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认为这种互补有着较强的依附性要求。第四阶段是2009-2014年。该阶段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持续缓慢上升，其主要来源是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攀升明显。比较而言，国际生产分割长度则在经历2009-2010年短暂回调后，又开始新一轮明显下降。该阶段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一升一降”情况说明服务环节国内分工的复杂度在不断提升，并对服务环节国际分工形成明显替代效应。
相比制造业，服务细分行业的异质性特点更加明显，这决定了在总体考察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服务细分行业生产分割及其解构特点。由图3可见，运输服务相关子行业的生产分割长度均较高，其中航空运输业生产分割长度最高，水上运输业、仓储业及运输支持活动、陆路及管道运输业也较为突出；同样比较高的还包括法律和会计活动、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咨询业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不难看出，上述排位靠前的细分行业中，绝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服务属性。可见，我国主要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细分行业比较也可见，国内生产分割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各行业全球生产分割水平。国际生产分割表现方面，航空运输业还是最高的，其次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咨询业、法律和会计活动，以上三个服务子类依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服务属性。这更进一步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重要性。
四、服务业分工链条拓展的实证分析
（一）回归方程与变量衡量
因变量即是服务业生产分割阶段数，具体包括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GPSL）及其解构下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DPSL、IPSL）。
针对影响因素，这里考虑如下方面：①要素禀赋（labor、capi、hr）。要素禀赋决定一个行业在价值链分工格局中的基本定位，也影响着价值链分工的复杂程度。对服务行业而言，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不仅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条件影响，同时有赖于有着较高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对前两类要素禀赋，研究分别用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和劳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对人力资本禀赋，鉴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较好给出服务细分行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情况，这里即用分行业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表示。对2000-2002年缺失数据，分析用此后三年平均值替換。②劳动力成本（wage）。在过去较长期内，低成本优势构成影响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成本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在服务领域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土服务业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会重构低成本优势。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城镇单位人均工资水平表示。③部门生产效率（effi）。结合理论探讨，这里用服务细分行业劳均增加值表示。考虑到通胀影响，上述两个指标均用2000年为基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处理。④对外开放水平（open）。服务领域开放程度提升不仅有助于降低沟通协调等方面交易成本，也可以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提高生产率。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增加值比值表示。⑤市场化制度（insti）。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化制度能够显著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和协调成本，进而促进分工深化。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城镇其他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占比表示。⑥市场规模（scale）。市场规模越大，行业发展的复杂度相对就可能越高，由此决定生产分割长度的潜在延伸空间越大。这里以服务分行业增加值测度市场需求规模，其同样用2000年为基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⑦关联强度（cmanuf、cser）。制造业升级空间与增值能力的提升日益依赖服务中间投入，服务行业自身增值能力的提升同样如此。考虑上述关联特点，这里结合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序列，用服务业分别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投入占比表示。⑧创新贡献度和纯技术进步（tfp、techch）。人力资本仅能从投入角度揭示服务行业创新潜能，这里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所得纯技术进步，可以从表现方面进一步考察服务业发展的创新驱动特点。测度方面，资本存量规模采用永续盘存法，以2000年为基期，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推算得到（通胀因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处理），折旧率设定为5%水平。劳动力投入和增加值计算方法同上。⑨产业多样化（hhi）。这里用基于行业内企业数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加以衡量，该指标也能较好反映行业发展的市场集中度。
数据方面，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主要根据WIOD2016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其他所有变量，除已说明的，对应衡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还需要说明的是，针对服务业生产分割测度与相关影响因素在细分行业划分标准方面的非一致性，研究均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为参照来统一口径。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解释
从总体角度出发，表2首先在控制行业异质性前提下，采用单向固定效应考察了相关因素对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这里之所以重视行业异质性，是因为相比制造业，服务细分行业的异质性特征更加明显，会造成更大拟合偏误。由回归结果可见，单向固定效应不仅整体拟合情况有了明显改善，而且相关变量作用也更符合预期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年份差异，同时考虑样本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影响，研究还给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估计。较之单向固定效应，结果有了更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劳动力禀赋（labor、capi）在1%水平显著促进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提升；更进一步而言，其主要通过促进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发挥作用，对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作用则不明显。这至少表明国际生产分割细化并非依赖简单劳动力要素禀赋投入。与劳动力禀赋作用形成对比，工资水平（wage）均在1%水平显著促进各层次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直观角度而言，该变量反映的是劳动力成本因素。但另一方面，工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素质（徐康宁和陈健，2008），对更依赖“人”的服务业而言，尤其如此。拟合结果中，人力资本禀赋（hr）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更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资本要素禀赋（capi）也在1%水平表现出对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的显著促进作用，并由此表现出对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围绕该变量对国际生产分割正向作用不显著原因的思考，研究认为这主要在于中国服务业同样是在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资本深化一方面会削弱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发挥，另一方面也会面临来自价值链顶端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压制。恰如理论分析推导，效率增进（effi）作用均在5%水平显著为正。对比结果可见，对外开放（open）主要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显著不利影响，市场化制度环境（insti）改善反而在10%水平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负向作用。值得关注的还有市场规模效应（scale），其至少在5%水平表现为不利于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按照戴翔等（2017）的观点，本土市场规模并非分割市场简单加总所表现出的体量。这意味着市场规模效应是否存在，有赖于能否建立统一市场。相比制造业，地方保护主义加上仍然较高的行业内垄断，都导致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分割更严重，由此制约其潜在市场规模效应向现实效应的转化。进一步关注制造业—服务业关联（cmanuf）和服务业—服务业关联（cser）作用，两者均促进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拓展；但另一方面，服务业—服务业关联却不利于拓展国际生产分割。对比创新能力（tfp）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techch）影响，两者也主要通过促进国内生产分割进而更好表现出对全球生产分割拓展的正向作用。同样受限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对国际生产分割促进作用也未能显现。最后，赫芬达尔指数（hhi）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由此证实，产业多样化更有利于服务业拓展各层级生产分割水平。
（三）分类稳健估计
总体考察基础上，表3主要结合服务业发展特点，分别从其功能性质和要素禀赋构成角度展开分类再比较。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生活和公共服务业）划分下，更多因素主要表现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水平扩展的显著作用。作为能够增强制造部门增值能力的功能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才是真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得到较充分发展的服务领域。首先，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考察范畴内，劳动力和物质资本（labor、capi）最终依然主要通过影响国内生产分割表现出对全球生产分割扩张的促进作用。工资水平（wage）影响反而变得不显著，或者只是在5%水平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拓展的不利作用。对比结果不难发现，工资水平主要经由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表现为促进作用，而最终在总体样本考察中呈现正向作用。结合该因素双重经济内涵，即在认为工资水平能够间接反映劳动者素质的前提下，这里对比结果实质上从其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正向作用角度再次强调了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重要性。
其他因素作用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效率敏感度（effi）更加突出，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的“非生产性”服务性质决定其并非完全追求效率至上。对外开放（open）主要通过抑制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生产分割，最终表现为总体角度考察中的负面作用；市场化制度环境（insti）改善也主要不利于生活和公共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影响则在1%水平显著为正。显然，后者对比结果进一步明晰了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的作用特点，至少部分说明其还是有利于生产服务业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的。类似的，市场规模（scale）效应之所以在总体考察中同样呈负向作用，主要源于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有更显著的不利影响。这也从反面角度表明统一市场建立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特殊重要性。在主要表现出对不同类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促进作用的同时，两种类型产业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分割拓展的作用都不显著。对比创新能力（tfp）对国内生产分割在总体和此处分类下的作用情况可知，该因素促进作用更主要体现在组间，组内仍不明显。最后，产业多样化（hhi）主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的作用均不显著。
服务行业要素禀赋构成分类下的比较结果中，劳动力要素禀赋反而有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进而总生产分割阶段数的提升，但却不利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这一方面从侧面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仍不高，至少是参差不齐的。由此，在劳动力要素需求市场上，该类型服务业相对较高的平均報酬反而更易吸引一般技能劳动力，进而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存在较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鉴于目前我国还是在较低端嵌入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这也反映发达国家较强“链内”控制能力加剧我国以一般技能劳动力参与其中的特点。而在更深层次，这反映的是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受此影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不得不面对一般技能劳动力短缺。进而我国该类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反倒需要通过工资水平提升来获得原本合适的劳动力。这里结果中，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进而总生产分割在1%水平上表现出的促进作用，便是很好的佐证。
效率提升和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均至少在10%水平，表现出对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和总生产分割的显著促进作用。市场规模（scale）在1%水平显著不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各层次生产分割拓展，这再次突出国内统一市场建立的极端重要性；不同于此，人力资本（hr）均在1%水平主要表现出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各层次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产业关联同样表现出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扩展的促进作用，但却显著不利于其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而就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来看，两类产业关联反而主要促进该类型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拓展。按照Nunn（2007）的观点，服务行业具有关系特异性特征，即蕴含于服务生产活动中的大量隐性知识传播，有赖于较高联系度或相似度传播环境。在相同产业关联作用下，由于国际生产分割对关系特异性导致的隐性知识传播成本更敏感，因此，同一服务行业的国内生产分割拓展会比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容易。这反过来也说明切实增强技术密集产业跨国分工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关系特异性远低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前者而言，至少其国内生产分割拓展并不必然需要借助产业关联来降低关系特异性影响。与此同时，产业关联却有助于适度关系特异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再比较创新能力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作用特点，其更清晰表明应重视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分割的根源，即技术进步的作用。最后，分类结果亦表明，产业多样性特点越突出，越有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
（四）影响的进一步探讨
在技术处理上，全球生产分割可以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彼此间究竟呈现互补还是替代关系，仍不清楚。因为任何一部分的增长，可能会通过削弱另一部分而降低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本文研究更感兴趣的是，在考虑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彼此间作用情况下，相关因素究竟又发挥了怎样的中介作用？它们是有助于增进还是削弱该类作用关系呢？下面将重点解决上述问题。实证方面，研究主要通过构造交叉项，进一步揭示相关因素的作用特点。特别地，研究重点关注对外开放、效率增进、人力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市场化制度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技术处理上，研究主要借助联立方程来考察国内和国际分割彼此间的影响。具体设定方面，这里主要考虑了联立方程残差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组间相关影响，同时考虑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两者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4方程（1）-（6）分别考察的是国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方程（7）-（12）则进一步考察国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对国内生产分割的作用。就国内生产分割对国际生产分割直接影响效果来看，除方程（4）不显著外，变量DPSL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作为全球生产分割解构的两个重要部分，这表明两者并非必然呈现“此消彼长”式的替代关系。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扩展，至少单向上能够促进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Beverelli等（2016）研究也认为，在中间投入层面，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可能会呈替代关系，但在统一价值创造层面，两者又会表现为互补关系。本文研究不仅契合了上述观点，更揭示了其在中国的作用特点。这里实证结果亦表明，定量分析所揭示的我国服务业国内、国际生产分割“一升一降”替代关系，可能是由相关因素作用方向的非一致性造成的。具体而言，由国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作用可见，除技术进步交乘项（DPSL×tech）显著为正外，其他大多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关条件改善，大多会削弱国内生产分割对国际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再就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直接影响来看，类似Beverelli等（2016）所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这里也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但由国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作用来看，除方程（7）中变量IPSL×open不显著外，其他大多在1%水平显著为正。对比表3结果，这表明效率增进、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和市场规模效应等虽然大多没有直接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或者直接作用为负，但却有利于释放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借助跨国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本文研究从生产分割概念入手，通过将全球生产分割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两部分，系统考察了我国服务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规律、行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定量分析一方面揭示出我国服务行业全球生产分割正在经历的“U”型结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揭示国内生产分割在决定我国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在经历被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双降”或“双升”阶段后，中国服务业生产分割演变已进入“国内升—国际降”替代发展阶段。研究同时揭示出我国服务业生产分割长度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长度均高于其他类别，国内生产分割长度尤为突出。实证分析证实，多样化因素对我国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拓展作用呈现非一致性，它們更多直接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的影响。进一步交互作用分析表明，国内生产分割尽管单方向上能够促进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但相关因素却会削弱该正向联系；反过来，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直接作用效果虽具有不确定性，但相关因素改善却有利于释放国际生产分割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定量与实证分析结论，研究得到如下启示：
服务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全球拓展，使得更多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参与其中。但由本文分析可见，扮演基础性作用的还是国内价值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回顾我国制造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历程，是在“底子薄”基础上，通过大量承接发达国家制造环节转移实现的。在我国制造部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仍包含较高的“美—美”、“日—日”生产分割成分，或者说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价值链的国际拓展成分。这直接导致我国制造环节国内生产分割虚高，国内制造企业长期扮演低端配套分工角色。相比之下，中国本土服务业在没有对外资开放之前，已经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底子。面对中国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战略实施和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国内价值链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范围和高度。当然，这并非否认国际生产分割存在的意义，恰好相反，我们有必要重视国际生产分割的“鲶鱼效应”和“催化”作用，以此倒逼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禀赋的创新活力，并最终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质量。
制造环节国际分包成就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然而，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大量更复杂制成品已经不再是衡量国家富裕和实力的标志——“微笑曲线”形状在多数行业变得更加陡峭，即表征价值增值更加依赖价值链两端服务活动。作为现实中支撑上述观点的一个重要佐证，美国主导的TPP、TTIP协议虽然“流产”，但考虑到日本的“接棒”，其潜在影响犹存。这根本上还是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演变新形势下的利益诉求，进而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的提前布局。中国在服务国际分工领域虽然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值链体系的被动参与者，并且如分析所指出的，其应将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摆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自主国际价值链的构建。例如，在综合考虑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较强关系特异性前提下，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化发展战略，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走出去”能力。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可以大力推进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功能环节的国际化拓展。
最后，从生产分割概念入手，本文区分并探讨了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的演变规律。由于以自然人或商业存在形式来华的服务业外资企业数不断增多，这导致本文计算的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长度存在高估风险，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则可能因此低估。然而，这不会显著影响本文所揭示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相对地位及其演变规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虽发展较快，但程度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国别比较可见，即便是发达国家，尤其吸引服务领域外资比重较高国家，其国内生产分割仍然是主体。当然，更精确的考证有待后续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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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ness of China Service Sectors in Global Value Chai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Stage Decomposition
CHEN Jian ZHAO Di ZHAO Yang
Abstract：Based on WIOD2016 and by constructing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length and its proper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 secto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e find that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egmentation length （DPSL/IPSL） have been shifted from dual uptrend or dual downtrend to domestic uptrend and international downtrend. Expansion of DPSL contributes more.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factors mainly promote DPSL， especially for producer-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service. We also shaw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DPSL and IPSL is not just a trade-off. Through mediating effect， related factors can weaken effect of DPSL on IPSL， while impraving the effect of IPSL on DPSL.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ion Segmentation； Decomposition； Service Sectors； Factors
〔執行编辑：应珊珊〕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割；解构；服务业；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回顾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嵌入“四小龙”次生区域价值链分工，再到本世纪初更直接嵌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循环，中国的加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的世界性意义，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持续扩张的最主要受益者之一。但发展阶段特点和较长期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决定了经济结构服务化一直是我国发展的短板。我们必须承认，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实现产品价值链解构、产品工序跨国分工已成为可能。特别地，产品工序分工已不局限于制造环节，而是延伸至服务环节，尤其围绕生产活动衍生出的大量服务工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世界竞争也不再视“福特”制所膜拜的“效率至上”为惟一制胜法则——如在市场拓展中，无论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由多样化需求偏好所决定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日益成为新贸易准则（Melitz和Ottaviano，2009）。显然，在以上两个层面，服务环节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值源”驱动决定服务环节已构成高附加值的最主要来源（Baldwin等，2015）。据世界银行2017年报告，伴随技术进步所带来制造业生产功能环节“可解构”性质的增强，在1995-2009年间，用以衡量生产环节价值增值分布特点的“微笑曲线”形状在多数行业正悄然由宽“U”型结构演变为窄“U”型结构——位于两端服务活动的附加值内涵进一步提升，纯粹制造活动的增值空间则逐步受到挤压。就对世界整体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影响而言，制造业更精细“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还是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尤以制造业生产“服务化”所带来服务业领域国际分工联系增强和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最显著特征（程大中，2007）；但对我国而言，制造业生产“服务化”进程下“微笑曲线”所表征的价值增值向两端偏移，将加剧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的风险。顺应国际分工格局演变规律，同时也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发展所遭遇“瓶颈”约束诱发使然，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2015年，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随后商务部等联合制定《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更是将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稳健发展视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则是在实践方面有力贯彻了上述发展战略。在学术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攀升、推动我国服务业及服务中间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同样获得了更多关注。囿于体制性障碍和市场化制度环境的仍不完善等本土原因（江小涓和李辉，2004；裴长洪，2013），人们更多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开放条件下的服务外包。事实上，为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调整新动向，我国已经从大规模承接制造外包转向积极推动服务外包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我国服务贸易在2005-2017年间呈现持续“井喷式”增长，平均增速高达13.68%。截至2017年底，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达6 95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由3.1%提高到6.6%，服务贸易占我国总贸易比重也已达到14.5%。
在可观数据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中国既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见证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的奠定。与此同时，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导致的“锁定”风险亦受到质疑。既有观点已达成的共识认为，无论是通过制造还是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关键点乃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进而增强“获得感”。但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所依托的分析“媒介”主要是服务贸易或服务外包；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如何提升我国服务业某些方面特质，例如服务业的规模增长或结构改善、服务业效率或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等。必须承认，在相对较低起点上，它们较好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典型化事实和规律，并为更深入探讨服务业内涵式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然而，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毕竟还只是服务业发展的某些外在特征。
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服务部门而言，其能否实现可持续且高质量的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仍需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但要强调的是，这种依托不再是单纯嵌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而是需要同时重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及其作用。本文研究感兴趣的是，对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而言，其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怎样的特点？历史轨迹与“大国”经济特点决定我国未来开放经济发展应建立在本土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共轭环流”基础上，对同样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服务环节而言，其变化主要是源于国内还是国际生产分割长度的延伸？更进一步，研究感兴趣的是，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拓展？本文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与解构分析，能够较好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并有助于从分工视角揭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文献评述
（一）服务业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区别于制造环节的一大类生产活动，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服务增值能力的显著增强，构成了研究服务环节全球生产分割的现实依据。围绕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多样化表现的考察，既有分析包括以服务外包为主服务贸易的考察和服务增值能力的考察（Lanz和Maurer，2015；袁志刚和饶璨，2014），但更直接考察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的文献仍不多。事实上，不断完善的服务分类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从技术手段上已经保障了服务业生产分割测度研究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虽然制造和服务功能环节在自身属性和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两者均构成全球价值链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局部”角度而言，并无实质区别。这决定了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可以沿用类似制造部门测度的思路。遵循以上逻辑框架，Kowalski和Gonzalez（2016）围绕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长度的比较发现，美国服务业的前向联系远高于后向联系，其下游度特性存在显著行业异质性。Heuser和Mattoo（2017）则通过构造国外后向联系、国内间接前向联系和国内直接前向联系测度，考察了服务业的网络化结构。 更主要聚焦全球视角展开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虽然仅在20%左右，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却呈现如下特点：其一，隐性知识内涵和远距离交易协调不易性，决定了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程度平均要低于制造部门。但服务活动的全球采购日趋明显，服务环节所创造的价值也不断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增长了近10%（Kowalski和Gonzalez，2016）。其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的增速明显加快，服务业生产分割的空间布局亦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点。除了印度，亚太地区的中国、拉美地区的墨西哥（Gereffi，1999），甚至非洲局部地区也被视为潜在市场（Arnold等，2008）。其三，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从“北—北”型发展到“南—北”型为主，甚至“南—南”模式也开始崭露头角。Mattoo和Borchert（2009）、Gereffi和 Stark（2010）就从各自角度证实，受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生产分割整体水平此后虽处于停滞期，但却没有明显下滑。分析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南—南”合作模式推动了服务全球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其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的拓展与其国内附加值比重的持续下降相伴而生（Francois等，2016）。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的控制能力依然很强，由此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存在较高的国外附加值，尤其制造业出口的外国服务增值比重显著偏高（Lanz和Maurer，2015）。也因此，发展中国家源于本国服务业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值几乎未变，甚至是下降的（Kowalski和Gonzalez，2016）。
聚焦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其一方面与世界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又呈现“同位”和“低值”并存特点。“同位”体现在我国服务贸易总值核算下的竞争优势明显，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无论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值”则体现在附加值核算下的竞争劣势（戴翔，2015）。围绕这一状况原因的剖析，刘瑞翔等（2017）认为，这主要是由我国服务业上游度偏低，服务产品更多被用于最终需求、而非中间投入造成的。袁志刚和饶璨（2014）则认为，国外对国内集中于中、高技术服务中间投入的明显替代，这是导致我国出口服务业创造直接附加值能力有限、进而出口本地附加值占比偏低的根源。围绕制造业内置服务活动增值情况的考察，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研究认为，“低值”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较少，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嵌于制造业的高端服务比重偏低，这间接导致出口内置服务活动价值贡献偏低。即便如此，罗长远和张军（2014）研究还是表明，在本地附加值的行业异质性方面，服务业还是要高于制造业；并且，以2005年为拐点，我国服务业本地附加值率已经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结构。
（二）服务业分工链条拓展的机制
按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有可能通过技术改进或市场规模变化而细分，那么它就有可能实施更精细分工。这种更精细分工带来的好处，包括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效率增进等（Bhagwati，1984）。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在影响服务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众多因素中，高技能劳动力供给（Amin和Mattoo，2008）和交易成本降低（Antràs等，2012）是强调较多的两个方面。特别是前者，其不仅影响各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还影响各服务环节的增值能力。Timmer等（2014）针对OECD国家的研究就表明，技能异质型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价值分配的差异，其中，高技能劳动力考察期内的增值份额提升最多，低技能劳动力增值份额则大幅下降。在降低交易成本概念范畴内，互联网通讯技术（Freund和Weinhold，2002）、管制与垄断程度降低（Beverelli等，2016；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制度环境质量（Miroudot 和Shepherd，2014）和地理距离（Kimura和Lee，2008）等因素同樣被证实存在重要影响。从作用效果来看，上述方面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动态增长效应更为突出（Goswami等，2011），但也存在以制度质量为代表的相关因素作用的门槛效应（David等，2016）；另一方面，相比有形商品，以上大多数因素改善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甚至空间距离因素也不例外（Kimura和Lee，2008）。
依然遵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其强调市场规模在决定分工中的重要性。作为这一经典论断的重要支撑，Krugman（1980）在较高理论高度证实开放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存在性与作用。其核心观点认为，一国内需规模大小可以通过影响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和生产率水平而改进对外经济联系状况，尤其是出口表现。然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市场规模既来源于一国或地区国内市场贡献，也来源于国际市场贡献，甚至国内和国际市场本就是统一的。尤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市场需求的全球化扩张与生产的全球化拓展本就是并行不悖的。就中国而言，其被认为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得较多发展机会的国家之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曾一度掩盖中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重要性（邱斌和尹威，2010）。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中国链内“锁定”效应的凸显，相关学者也从强调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转到更重视本土市场效应或者本土价值链的构建（刘志彪和张杰，2007）。尤其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发达国家在自身过去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窘迫”与中国本土价值链构建下的“稳速提质”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实证方面，由于采用的测度指标不同，或者研究对象国不同，相关结论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之间存在较强替代性（Antràs等，2014），这尤其表现在发展中国家间制造环节激烈竞争方面；有的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突出表现在位居供应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下游发达国家增值能力的提升（Blaum等，2015）。Beverelli等（2016）则将一国国内价值链视为全球价值链拓展必须依赖的国内基础。微观机理分析认为，企业间国内联系的增强催生企业专业化生产能力提升，进而效率增进，由此增强企业通过后向一体化方式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可能。 具体到围绕中国的实证，张杰等（2013）和刘维林（2015）各自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均表明，我国国内增加值率在1997-2007年间不断提升，占比已超过一半。从增加值流转视角出发，李跟强等（2016）首次将NVC和GVC整合到统一逻辑框架，从垂直专业化生产、增加值供给偏好和区域再流出三个维度，比较了我国各区域对GVC的嵌入模式。黎峰（2016）、苏庆义（2016）分别从中国八大区域和省际角度证实了中国本土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性，尤其后者围绕出口附加值来源分解的考察证实，本地增加值份额是最高的。刘瑞翔等（2017）更明确指出，本土中间投入与需求结构变化是决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位置变化的主要原因。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的研究则证实，NVC与GVC互动存在显著生产率外溢效应。而注意到中国存在的“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非有效衔接问题，易先忠等（2018）强调指出，出口部门所体现的外部价值链分工联系与本土产业部门的联动发展是大国更好实现国内需求“国家特定优势”影响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相比既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突破局限于中国自身以及跨国静态比较局限，研究从跨国、跨全行业动态分析角度，更全面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其二，基于实证分析，研究揭示了多样化因素对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拓展作用的非一致性，尤其相关因素作用于国内生产分割的重要性；其三，研究证实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并非严格“此消彼长”式的替代关系。
三、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构特点
（一）生产分割测度与解构说明
为揭示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生产分割特点，这里借鉴倪红福等（2016）的研究思路，基于WIOD2016数据库①，可以将其测度方法与解构过程表述如下：
（二）总体演变规律和细分行业比较
图1揭示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总体变化特点。全球生产分割序列大致以加入WTO后的2002年为拐点，其演变呈“U”型结构。具体来看，1998-2002年间，我国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明显下降（由2.433下降到2.304）；此后，在2002-2005短短四年间，相应值转而又明显上升，并总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进一步由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解构情况可见，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占比最高，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平均占比仅为11.1%。趋势表现方面，国内生产分割在过去二十年走出了“U”型结构，而国际生产分割则呈现倒“U”型结构。
图2展示了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情况。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在2002-2005年呈现较为明显上升，此后三年又经历缓慢下降，2008年达到最低值2.109；此后，其转而又表现出较为缓慢的上升趋势。比较而言，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在大趋势上呈现更为明显的上升特点，尤其2008-2014年间，其平均增速达到1%；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则在大趋势上持续下降，并且本轮下降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为何能在危机后较短时间内相对更明显提升？按照袁志刚和饶璨（2014）等的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全球价格下行压力，这从供给层面加快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寻找低成本外包伙伴的步伐。上述情況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并最终使离岸服务外包具有“反周期”特征（Gereffi和Karina，2010）。
进一步综合全球生产分割、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变化情况的比较可见（表1），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2年，我国服务细分行业更多表现出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的“双降”，尤其国际生产阶段数的下降。第二阶段是2003-2005年，我国大多数服务细分行业的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呈现“双升”特点。伴随中国在该阶段对外开放的较快推进，这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链条得以再延伸，特别是为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找到一个理想的“嫁接地”。世界银行报告（2017）就指出，中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明显深化以复合型分工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水平，并将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带入一个鼎盛时期。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奠定了基础。
在2006-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服务业大多数行业在该阶段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均明显降低，仅批发业、零售业、航空运输业和教育服务业的国内或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继续提升。综合前三阶段可见，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长度无论“双降”还是“双升”，反映的都是两者间的较强互补性。但是，鉴于中国此前主要是被动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认为这种互补有着较强的依附性要求。第四阶段是2009-2014年。该阶段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持续缓慢上升，其主要来源是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攀升明显。比较而言，国际生产分割长度则在经历2009-2010年短暂回调后，又开始新一轮明显下降。该阶段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一升一降”情况说明服务环节国内分工的复杂度在不断提升，并对服务环节国际分工形成明显替代效应。
相比制造业，服务细分行业的异质性特点更加明显，这决定了在总体考察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服务细分行业生产分割及其解构特点。由图3可见，运输服务相关子行业的生产分割长度均较高，其中航空运输业生产分割长度最高，水上运输业、仓储业及运输支持活动、陆路及管道运输业也较为突出；同样比较高的还包括法律和会计活动、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咨询业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不难看出，上述排位靠前的细分行业中，绝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服务属性。可见，我国主要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细分行业比较也可见，国内生产分割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各行业全球生产分割水平。国际生产分割表现方面，航空运输业还是最高的，其次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咨询业、法律和会计活动，以上三个服务子类依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服务属性。这更进一步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重要性。
四、服务业分工链条拓展的实证分析
（一）回归方程与变量衡量
因变量即是服务业生产分割阶段数，具体包括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GPSL）及其解构下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DPSL、IPSL）。
针对影响因素，这里考虑如下方面：①要素禀赋（labor、capi、hr）。要素禀赋决定一个行业在价值链分工格局中的基本定位，也影响着价值链分工的复杂程度。对服务行业而言，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不仅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条件影响，同时有赖于有着较高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对前两类要素禀赋，研究分别用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和劳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对人力资本禀赋，鉴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较好给出服务细分行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情况，这里即用分行业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表示。对2000-2002年缺失数据，分析用此后三年平均值替換。②劳动力成本（wage）。在过去较长期内，低成本优势构成影响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成本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在服务领域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土服务业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会重构低成本优势。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城镇单位人均工资水平表示。③部门生产效率（effi）。结合理论探讨，这里用服务细分行业劳均增加值表示。考虑到通胀影响，上述两个指标均用2000年为基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处理。④对外开放水平（open）。服务领域开放程度提升不仅有助于降低沟通协调等方面交易成本，也可以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提高生产率。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增加值比值表示。⑤市场化制度（insti）。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化制度能够显著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和协调成本，进而促进分工深化。这里用服务分行业城镇其他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占比表示。⑥市场规模（scale）。市场规模越大，行业发展的复杂度相对就可能越高，由此决定生产分割长度的潜在延伸空间越大。这里以服务分行业增加值测度市场需求规模，其同样用2000年为基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⑦关联强度（cmanuf、cser）。制造业升级空间与增值能力的提升日益依赖服务中间投入，服务行业自身增值能力的提升同样如此。考虑上述关联特点，这里结合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序列，用服务业分别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投入占比表示。⑧创新贡献度和纯技术进步（tfp、techch）。人力资本仅能从投入角度揭示服务行业创新潜能，这里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所得纯技术进步，可以从表现方面进一步考察服务业发展的创新驱动特点。测度方面，资本存量规模采用永续盘存法，以2000年为基期，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推算得到（通胀因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处理），折旧率设定为5%水平。劳动力投入和增加值计算方法同上。⑨产业多样化（hhi）。这里用基于行业内企业数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加以衡量，该指标也能较好反映行业发展的市场集中度。
数据方面，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主要根据WIOD2016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其他所有变量，除已说明的，对应衡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还需要说明的是，针对服务业生产分割测度与相关影响因素在细分行业划分标准方面的非一致性，研究均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为参照来统一口径。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解释
从总体角度出发，表2首先在控制行业异质性前提下，采用单向固定效应考察了相关因素对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这里之所以重视行业异质性，是因为相比制造业，服务细分行业的异质性特征更加明显，会造成更大拟合偏误。由回归结果可见，单向固定效应不仅整体拟合情况有了明显改善，而且相关变量作用也更符合预期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年份差异，同时考虑样本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影响，研究还给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估计。较之单向固定效应，结果有了更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劳动力禀赋（labor、capi）在1%水平显著促进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提升；更进一步而言，其主要通过促进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发挥作用，对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作用则不明显。这至少表明国际生产分割细化并非依赖简单劳动力要素禀赋投入。与劳动力禀赋作用形成对比，工资水平（wage）均在1%水平显著促进各层次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直观角度而言，该变量反映的是劳动力成本因素。但另一方面，工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素质（徐康宁和陈健，2008），对更依赖“人”的服务业而言，尤其如此。拟合结果中，人力资本禀赋（hr）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更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资本要素禀赋（capi）也在1%水平表现出对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的显著促进作用，并由此表现出对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围绕该变量对国际生产分割正向作用不显著原因的思考，研究认为这主要在于中国服务业同样是在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资本深化一方面会削弱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发挥，另一方面也会面临来自价值链顶端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压制。恰如理论分析推导，效率增进（effi）作用均在5%水平显著为正。对比结果可见，对外开放（open）主要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显著不利影响，市场化制度环境（insti）改善反而在10%水平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负向作用。值得关注的还有市场规模效应（scale），其至少在5%水平表现为不利于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按照戴翔等（2017）的观点，本土市场规模并非分割市场简单加总所表现出的体量。这意味着市场规模效应是否存在，有赖于能否建立统一市场。相比制造业，地方保护主义加上仍然较高的行业内垄断，都导致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分割更严重，由此制约其潜在市场规模效应向现实效应的转化。进一步关注制造业—服务业关联（cmanuf）和服务业—服务业关联（cser）作用，两者均促进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拓展；但另一方面，服务业—服务业关联却不利于拓展国际生产分割。对比创新能力（tfp）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techch）影响，两者也主要通过促进国内生产分割进而更好表现出对全球生产分割拓展的正向作用。同样受限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对国际生产分割促进作用也未能显现。最后，赫芬达尔指数（hhi）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由此证实，产业多样化更有利于服务业拓展各层级生产分割水平。
（三）分类稳健估计
总体考察基础上，表3主要结合服务业发展特点，分别从其功能性质和要素禀赋构成角度展开分类再比较。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生活和公共服务业）划分下，更多因素主要表现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水平扩展的显著作用。作为能够增强制造部门增值能力的功能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才是真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得到较充分发展的服务领域。首先，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考察范畴内，劳动力和物质资本（labor、capi）最终依然主要通过影响国内生产分割表现出对全球生产分割扩张的促进作用。工资水平（wage）影响反而变得不显著，或者只是在5%水平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拓展的不利作用。对比结果不难发现，工资水平主要经由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表现为促进作用，而最终在总体样本考察中呈现正向作用。结合该因素双重经济内涵，即在认为工资水平能够间接反映劳动者素质的前提下，这里对比结果实质上从其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正向作用角度再次强调了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重要性。
其他因素作用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效率敏感度（effi）更加突出，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的“非生产性”服务性质决定其并非完全追求效率至上。对外开放（open）主要通过抑制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生产分割，最终表现为总体角度考察中的负面作用；市场化制度环境（insti）改善也主要不利于生活和公共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影响则在1%水平显著为正。显然，后者对比结果进一步明晰了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的作用特点，至少部分说明其还是有利于生产服务业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的。类似的，市场规模（scale）效应之所以在总体考察中同样呈负向作用，主要源于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有更显著的不利影响。这也从反面角度表明统一市场建立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特殊重要性。在主要表现出对不同类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促进作用的同时，两种类型产业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分割拓展的作用都不显著。对比创新能力（tfp）对国内生产分割在总体和此处分类下的作用情况可知，该因素促进作用更主要体现在组间，组内仍不明显。最后，产业多样化（hhi）主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对生活和公共服务业的作用均不显著。
服务行业要素禀赋构成分类下的比较结果中，劳动力要素禀赋反而有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进而总生产分割阶段数的提升，但却不利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这一方面从侧面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仍不高，至少是参差不齐的。由此，在劳动力要素需求市场上，该类型服务业相对较高的平均報酬反而更易吸引一般技能劳动力，进而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存在较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鉴于目前我国还是在较低端嵌入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这也反映发达国家较强“链内”控制能力加剧我国以一般技能劳动力参与其中的特点。而在更深层次，这反映的是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受此影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不得不面对一般技能劳动力短缺。进而我国该类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反倒需要通过工资水平提升来获得原本合适的劳动力。这里结果中，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进而总生产分割在1%水平上表现出的促进作用，便是很好的佐证。
效率提升和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均至少在10%水平，表现出对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和总生产分割的显著促进作用。市场规模（scale）在1%水平显著不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各层次生产分割拓展，这再次突出国内统一市场建立的极端重要性；不同于此，人力资本（hr）均在1%水平主要表现出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各层次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产业关联同样表现出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扩展的促进作用，但却显著不利于其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而就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来看，两类产业关联反而主要促进该类型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拓展。按照Nunn（2007）的观点，服务行业具有关系特异性特征，即蕴含于服务生产活动中的大量隐性知识传播，有赖于较高联系度或相似度传播环境。在相同产业关联作用下，由于国际生产分割对关系特异性导致的隐性知识传播成本更敏感，因此，同一服务行业的国内生产分割拓展会比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容易。这反过来也说明切实增强技术密集产业跨国分工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关系特异性远低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前者而言，至少其国内生产分割拓展并不必然需要借助产业关联来降低关系特异性影响。与此同时，产业关联却有助于适度关系特异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生产分割拓展。再比较创新能力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作用特点，其更清晰表明应重视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分割的根源，即技术进步的作用。最后，分类结果亦表明，产业多样性特点越突出，越有利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
（四）影响的进一步探讨
在技术处理上，全球生产分割可以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彼此间究竟呈现互补还是替代关系，仍不清楚。因为任何一部分的增长，可能会通过削弱另一部分而降低全球总生产分割水平。本文研究更感兴趣的是，在考虑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彼此间作用情况下，相关因素究竟又发挥了怎样的中介作用？它们是有助于增进还是削弱该类作用关系呢？下面将重点解决上述问题。实证方面，研究主要通过构造交叉项，进一步揭示相关因素的作用特点。特别地，研究重点关注对外开放、效率增进、人力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市场化制度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技术处理上，研究主要借助联立方程来考察国内和国际分割彼此间的影响。具体设定方面，这里主要考虑了联立方程残差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组间相关影响，同时考虑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两者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4方程（1）-（6）分别考察的是国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方程（7）-（12）则进一步考察国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对国内生产分割的作用。就国内生产分割对国际生产分割直接影响效果来看，除方程（4）不显著外，变量DPSL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作为全球生产分割解构的两个重要部分，这表明两者并非必然呈现“此消彼长”式的替代关系。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扩展，至少单向上能够促进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Beverelli等（2016）研究也认为，在中间投入层面，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可能会呈替代关系，但在统一价值创造层面，两者又会表现为互补关系。本文研究不仅契合了上述观点，更揭示了其在中国的作用特点。这里实证结果亦表明，定量分析所揭示的我国服务业国内、国际生产分割“一升一降”替代关系，可能是由相关因素作用方向的非一致性造成的。具体而言，由国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作用可见，除技术进步交乘项（DPSL×tech）显著为正外，其他大多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关条件改善，大多会削弱国内生产分割对国际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再就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直接影响来看，类似Beverelli等（2016）所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这里也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但由国际生产分割与相关因素交乘项作用来看，除方程（7）中变量IPSL×open不显著外，其他大多在1%水平显著为正。对比表3结果，这表明效率增进、市场化制度环境改善和市场规模效应等虽然大多没有直接表现出对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或者直接作用为负，但却有利于释放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借助跨国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本文研究从生产分割概念入手，通过将全球生产分割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两部分，系统考察了我国服务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规律、行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定量分析一方面揭示出我国服务行业全球生产分割正在经历的“U”型结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揭示国内生产分割在决定我国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在经历被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双降”或“双升”阶段后，中国服务业生产分割演变已进入“国内升—国际降”替代发展阶段。研究同时揭示出我国服务业生产分割长度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长度均高于其他类别，国内生产分割长度尤为突出。实证分析证实，多样化因素对我国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拓展作用呈现非一致性，它們更多直接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的影响。进一步交互作用分析表明，国内生产分割尽管单方向上能够促进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升，但相关因素却会削弱该正向联系；反过来，国际生产分割对国内生产分割拓展的直接作用效果虽具有不确定性，但相关因素改善却有利于释放国际生产分割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定量与实证分析结论，研究得到如下启示：
服务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全球拓展，使得更多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参与其中。但由本文分析可见，扮演基础性作用的还是国内价值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回顾我国制造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历程，是在“底子薄”基础上，通过大量承接发达国家制造环节转移实现的。在我国制造部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仍包含较高的“美—美”、“日—日”生产分割成分，或者说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价值链的国际拓展成分。这直接导致我国制造环节国内生产分割虚高，国内制造企业长期扮演低端配套分工角色。相比之下，中国本土服务业在没有对外资开放之前，已经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底子。面对中国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战略实施和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国内价值链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范围和高度。当然，这并非否认国际生产分割存在的意义，恰好相反，我们有必要重视国际生产分割的“鲶鱼效应”和“催化”作用，以此倒逼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禀赋的创新活力，并最终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质量。
制造环节国际分包成就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然而，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大量更复杂制成品已经不再是衡量国家富裕和实力的标志——“微笑曲线”形状在多数行业变得更加陡峭，即表征价值增值更加依赖价值链两端服务活动。作为现实中支撑上述观点的一个重要佐证，美国主导的TPP、TTIP协议虽然“流产”，但考虑到日本的“接棒”，其潜在影响犹存。这根本上还是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演变新形势下的利益诉求，进而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的提前布局。中国在服务国际分工领域虽然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值链体系的被动参与者，并且如分析所指出的，其应将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摆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自主国际价值链的构建。例如，在综合考虑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较强关系特异性前提下，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化发展战略，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走出去”能力。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可以大力推进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功能环节的国际化拓展。
最后，从生产分割概念入手，本文区分并探讨了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的演变规律。由于以自然人或商业存在形式来华的服务业外资企业数不断增多，这导致本文计算的我国服务业国内生产分割长度存在高估风险，而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则可能因此低估。然而，这不会显著影响本文所揭示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相对地位及其演变规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虽发展较快，但程度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国别比较可见，即便是发达国家，尤其吸引服务领域外资比重较高国家，其国内生产分割仍然是主体。当然，更精确的考证有待后续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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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ness of China Service Sectors in Global Value Chai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Stage Decomposition
CHEN Jian ZHAO Di ZHAO Yang
Abstract：Based on WIOD2016 and by constructing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length and its proper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 secto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e find that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egmentation length （DPSL/IPSL） have been shifted from dual uptrend or dual downtrend to domestic uptrend and international downtrend. Expansion of DPSL contributes more.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factors mainly promote DPSL， especially for producer-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service. We also shaw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DPSL and IPSL is not just a trade-off. Through mediating effect， related factors can weaken effect of DPSL on IPSL， while impraving the effect of IPSL on DPSL.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ion Segmentation； Decomposition； Service Sectors； Factors
〔執行编辑：应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