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1941—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学派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著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每年八月，一部分学子们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对大学满怀期待；还有一部分刚刚成为职场新人，却发现学校教育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工作中的竞争力。文凭的价值是否能担起人们的付出和期望？文凭是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通行证？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教授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凭社会》里，考察了1850m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从社会学视域分析了文凭的本质和文凭异化的过程，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文凭废除主义。
　　如果我们继续任由文凭系统无限延伸下去，放任劳动市场对文凭的要求不断膨胀，一直等到体力劳动也要求四年大学学历，或是等到技术专业要求20年的博士后学习，那么这对所有相关人士来说都未免太过于异化了。此外，如果过去的例子依然有效的话，那么教育系统的膨胀既不会影响社会流动，也不会改变族裔群体之间的分层次序；它只不过会在更高的教育等级上复制这些次序罢了。一个替代方案是在某个节点冻结文凭系统，方式是只允许特定数量的学生达到特定的级别；这意味着冻结现有的分层系统，让文凭制造的障碍保持原状，也就是将劳动市场隔离成互相之间不存在竞争的领域。现有的休闲工作领域的垄断优势依然存在。不管是让文凭系统急剧膨胀，还是让它停留在现有层面，都会维持现有的社会分层，同时带来文化衰竭的效果。
　　要想获得重大的改变，就得废除文凭系统。这并不是说要废除学校，但确实意味着让学校回到这样一种状态：它们必须靠自身内部的产品而不是学位的通货价值来维持运转。在法律上，这意味着废除义务教育要求，并规定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是非法的。在民权立法的框架内，这种对学历要求的司法挑战已有先例。由于证据明确显示，文凭并不能提供工作技能，技能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到，而且文凭的获取本身偏向特定群体，因此很容易辩称对文凭的要求是—种歧视。
　　在法律上，去文凭化有两个主要优势。其一，学校继续存在，能够提高文化水平；其二，它能够为克服经济不平等的努力铺平道路。
　　生产文凭的学校系统扩张成了庞然巨物，这让学术文化成为学生在获得文凭的道路上必须逾越的临时障碍。因此，1963年后，当学生开始按照年份自动升级，且几乎所有人都能升级，高中学业成绩便开始一路下滑，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Advisory Panel on 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core Decline，1977）。为了进入研究生院，学生们有在大学里获得好成绩的压力，这对他们真正的学术兴趣也有类似影响。人文主义文化几乎成为人文学科专业教师独有领地，他们将自己的学科从一种自己创造出来享受的文化目标转变成了一种通货基础，这种通货主要体现为个人简历上的论文发表数量，他们在学术官僚机构中的事业就建立在这之上。
　　科学领域也一样，很可能越小越好。除了大学说客们自我满足的修辞，我们根本不需庞大的大学研究部门来支持国家经济或安全。事实上，大部分实用的发明都是在实践中制造出来的，而它们所基于的基础科学则往往来自于几十年前，并且是相对较小的研究领域（Sherwin and Isenson，1967；Price，1969）。此外，目前美国科学界的庞大规模从比例上来说并不是很有效率；英国科学系统的规模要小得多，但相对来说却更有创造性和综合性，这显示了一个更加精英化的机构的优势（参见以下文献中的图表：Collins，1975：578）。相反，在庞大系统里，科学观念发生了官僚化，专业细分且互相隔离，很难融会贯通信息获取的问题十分严重；大量研究者使用一种圈内语言，包括最严格的实践和量化概念，这导致更有力的理论概念遭受了损害。后面这种问题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特别严重，它们过早地围绕量化技巧发展，而忽视了能够赋予研究意义的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说，美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一样）所依靠的理论并非自己制造的；美国要么在引进欧洲的理论，要么在引进欧洲理论学家（例如，1930和1940年代涌入的欧洲难民引领了过去整整一代人的美国科学发展）。
　　总之，目前的大规模文凭生产不利于美国科学特别是人文文化的发展。如果文凭系统进一步膨胀，将会危害更深。也许20世纪初教育系统刚刚建立之时曾鼓励了尖端科学发展，但目前，科学界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收益递减的层级。
　　去文凭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论点是，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克服收入不平等。教育要求已经成为将工作划分为不同职位和事业的基础，因此也让劳动市场变得四分五裂。蓝领工作与白领工作之间的差别制造了一道障碍，它在所有组织里都指引着晋升过程；这道障碍因为两种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不同而得以维系。这些教育要求对学习不同领域的工作技能来说并非必要，它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一个群体的成员有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到另一个群体的技能。类似地，分化的“专业”和“技术”活动也通过同样的方式被保留给了不同的劳动力储备群体。因此，并不仅仅是族裔和性别隔离制造了“双重劳动市场”（Edwaras et.al.，1975），更重要的是，教育水平要求已经被吸纳进了“职位”本身的定义里。此外，随着直接的族裔和性别歧视变得越来越不正当，并且面临法律的挑战，教育歧视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当成族群統治的替代手段。
　　假设来看，如果职业之间的流动没有阻碍，就可能实现收入平等。因此，报酬较少的职位，或者是特别肮脏和令人不快的职位，就必须提高报酬来吸引劳动者；报酬高于平均值的职位，或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工作（例如规划和发号施令），将会吸引到格外多的申请者，因而可以降低工资。有人提出，在自由劳动市场上，收入平等的最主要障碍就是教育隔离（Thomas，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