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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女性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分别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探索。作为新一代女性解放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父权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后发理论对传统理论的吸收；但在对女性地位的认识、女性解放的实现途径等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却持批判态度。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在实践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从理论上看，其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偏差，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态女性主义在解释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问题中的矛盾越发突出，这极可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环境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与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研究”（2013BS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曲宏歌，博士，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吉林吉林 132013）。
作为不同时期形成的女性解放思想，生态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别被视为新一代女性解放思想与传统女性解放思想的集中代表，两者都为女性解放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分析框架、视角和方法。从理论内涵和具体观点上看，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既有部分的一致性，同时，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出诸多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核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在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逐步发展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集中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部分。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最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被视为传统妇女解放理论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批判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父权制模式入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对男性支配的社会秩序模式下女性受压迫这一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核心就是实现男女平等，概括来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生。女性受压迫是一定历史阶段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并不具有合理性，因而不具有永久存续的合法性。二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根结底，对女性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三是女性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是女性解放的根本道路。四是女性解放的条件。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参加社会劳动，这是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社会利益分配资格的重要条件。实质上，女性长期承担着大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这些劳动多被人为限定在“私人劳动领域”，因而是无报酬的劳动，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相应被承认的社会价值。要把女性从“私人劳动领域”解放出来，首先必须打破划分公私领域的男性控制标准。五是妇女的伟大作用。强调女性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运动与女权运动结合而形成的新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它在思考长期、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状态的同时，也关注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特殊关系，以深入分析压迫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未来的应对方式。“‘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思想基本上构成了国内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概念的核心诠释”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凯伦·沃伦（Karen J. Warren）、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等。生态女性主义内部由于在女性与生态的关系，发展对生态和女性的影响，实现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和发展进步的路径等问题上具有不同见解而形成了多彩的理论流派。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流派进行分类主要按照四种标准，即不同学科、学术思潮的左右谱系、世界体系的结构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鉴于此，本文以最常见的按照人类文明的组成标准对其进行考察。人类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因此，国内外学界通常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分成精神和物质两大类，即“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一般以人文科学为背景，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主要强调伦理上的变革；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一般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背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主要侧重对导致形成性别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力量的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妇女依法挑战大型核电站以及印度北部的抱树运动这些最早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中就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把争取女性权益的愿望和对保护生存环境的追求结合起来，主张把解放妇女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同当作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奋斗目标，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危机的加剧，生态女性主义又超越国家界限从超国家层面思考压迫的来源，并从环境主义、替代性精神、动物权利等理论视角继续巩固其早期的主张。尽管与传统女性主义相比，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常常具有变化性且流派众多，但整体来看，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关联。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流派认为，女性由于承担着生育、哺育等生命生产活动更接近自然，更能体现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同时，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和劳动都是更有益于自然和环境的，因此更适合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女性与自然有特殊的联系，她们有特殊的认识和感知现实的方式，所以更能够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二是批判父权制文化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社会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对女性的蔑视是这种二元论思维的根源。三是倡导女性原则。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社会的男性原则是侵略、扩张、压迫女性和掠夺地球，而女性原则是仁爱、关心、保护和养育等。男性对自然以及女性的压迫使得女性原则缺失，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弘扬女性原则。 三、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
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发展和理论综合，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典型的传统女性解放理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考察，虽然两者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理论逻辑不同，但由于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追求的目标都包括女性解放，因而在具体观点上也具有部分一致性，也可以认为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部分元素。两者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赞同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以及女性与自然具有更为紧密联系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自然不是与人对立，而是与人共存。原始社会中自然产生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②。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状态下，男性外出捕猎的收获极为有限且不稳定，难以维持氏族成员的生活，而女性采集野生果实、种子、挖取植物根茎具有稳定的收获，因而成为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女性与自然更为亲密的关系，即使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女性更亲近自然这一特性也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生态女性主义同样认为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关联，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仅在关联程度和关联方式上存在不同观点。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女性与环境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依赖关系③。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曾指出：“在第三世界，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男女之间非常平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相互和谐的，所以，女性与自然在天性上是和谐的，女性与大自然更为接近。”④尽管并不赞同本质主义对女性与自然联结的过分强调，认为这样做是对父权制度下二元论和等级思维模式的认同和加强，违背了女性主义若干年来为了撤掉这个标签所做的工作，但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否认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关联。女性同自然之间的联系既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其阐述女性被压迫问题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构成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的重要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正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阐释。
第二，承认父权制文化导致男性偏见的存在，并且试图通过某些途径去消除父权文化。西方父权制世界观有三个特征：“二元式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二元式思维方式即观念上以人与自然的突出对立为标志的各种象征性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观念即是‘阳尊阴卑’观念，统治逻辑即是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⑤父权制文化几乎贯穿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并形成了顽固的思维定势，使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统治变得合理化、常态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批判父权制及二元思维。同样，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文化加以深刻批判，例如斯普瑞特耐克首先批判了欧洲人父权制世界观中所包含的象征性的二元对立，她称：“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①在生态女性主义者艾瑞尔·萨勒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的使命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厚此薄彼”的两性文化传统②。生态女性主义呼吁给予女性与大地应有的尊重，继而提醒人们要重视自然与生态环境有限的容纳能力，以最终实现推翻父权制的世界观。而且，生态女性主义者也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变革引导潜能归根结底来自于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独特境遇③。总体来说，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更多地从批判父权制及二元思维寻求伦理上的变革；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消除二元思维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要关注形成男性、女性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力量因素。
第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具有某种联系，对现代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在著作中提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对女性受剥削、受压迫地位的影响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注定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⑤，“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⑥。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默昌特（Carolyn Merchant）、米斯（Maria Mies）、席瓦和萨勒等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或认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妇女在男性和自然之间的传统地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其最根本性的矛盾。”⑦在这个问题上，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没有分歧，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女性和生态都造成了破坏。她们剖析和抨击了殖民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及自然所带来的沉重伤害，认为欧洲第一世界的工业发展是打着“援助”的招牌，以殖民地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妇女劳动力被利用为代价的。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更强调资本主义破坏的全球性，认为：“国家的概念发生改变（使国家变成了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工具，成了资本和市场全球扩张的帮凶），产生新殖民主义，形成大规模垄断，使女性变得更加边缘化和贫困化”⑧，“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政策往往削弱了妇女为其家庭提供事物和自助的能力。因为，这种援助政策一方面使得受援国主要发展可以换取外汇（为偿还外债）的经济作物，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生产粮食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法（包括使用基因控制种子、农药化肥、深耕强灌等措施）的引进虽然增加了单种作物的产量，但却致命地毁坏了当地的土壤。这使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环境的处境更加恶化”⑨。萨勒甚至认为，男性对女性统治、男性对自然统治之间的这种性分裂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因为自然和女性都成了被剥削和利用的资源①。 四、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批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一些基础原则和理论观点上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两者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重点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继而使得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妇女理论也提出诸多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部分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平等或女性权利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理论主题②，其他一些女性主义也有类似的观点③。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部分与女性有关的材料的堆砌，并不能构成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完整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缺乏一种明确的性别化分析视角，没有突出女性受压迫问题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性，仅在论述无产阶级整体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同样受压迫的女性群体。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具有很大的缺陷。
其二，部分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从现存体制之下寻求女性同男性平等权利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政治与抗争的基础应该是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简单追求与男性的等同。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较为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首先强调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女性同男性在生理上是有差异的，寻求女性的解放正是要在尊重这种差异的基础上探求新的途径。尽管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一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④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上述论述直接应用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论述中，在更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平等观，即如何提高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地位，以使得女性能够与男性取得同等的权利，这突出反映在“同工同酬”的平等目标上。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则注重“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认为诸如强调女性同男性享有同等的劳动时间、同等夜班的机会和相同的退休年龄等政策⑤，并没有使女性所面临的状况得到改善，而是变得更加不利。以实现“不平等中的平等”为目标，即在承认女性同男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追求更为合理的平等，是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女性解放方式。
其三，部分流派的生态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把阶级压迫的解决看成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看来，妇女的解放过程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是一致的，尽管妇女运动有其固有的价值，但只有把妇女解放纳入到消除阶级支配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完善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这一角度开始探讨女性受压迫及其解放的问题”①。正是因为女性受压迫的问题从属于社会发展的本质结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特别关注社会生产关系，尤其关注特定生产关系中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同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强调阶级压迫对女性带来的影响，认为要想实现重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撑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妇女解放的目的，就必须要恢复“女性原则”。例如希尔卡·佩蒂拉（Hlkka Pietila）主张把“女性文化”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与哲学指导方针。梅勒（Mellor）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必须增加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思想，即认识到社会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生产力与再生产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把妇女运动的要求与生态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即解放女性就是要消除对自然的压迫以及相关系统的一切压迫，例如种族歧视、年龄歧视、同性恋歧视等。一般来说，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分析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关系时的逻辑存在缺陷，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专门的、系统的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对女性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是一致的，要想使女性得到解放，女性就必须投入到自然解放的过程中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女性、环境、生态之间，在女性解放和生态危机解决之间，建立起了社会逻辑和历史联结。实际上，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已经不简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权益或个性解放，而是要逐步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父权制文化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并创造一个“女性主义”的社会与文化②。
其四，部分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女性地位的论述本身即存在对女性作用、女性解放地位的忽视或贬低，这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矛盾的。一些生态主义者曾提到：“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蓝图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有多重的身份，他们‘早晨是猎人，下午是渔夫，晚上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奇怪的是，马克思没有讲到清洁和熨烫方面的工作由谁来承担。”③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承担重要任务的都是男性，而清洁、熨烫等家务劳动则默认由女性来承担，这本身就是对女性作用的贬低。在如何看待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地位问题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降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如果女性主义要避免重蹈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论的覆辙，那么，对一种更为复杂的支配者身份的认同就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把某一种形式的支配作为中心和目的，而将所有其他形式简化为附属形式。一旦‘基本’形式被克服，其他形式自然会‘消亡’。”④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从起点上就认为女性本身逊色于男性，女性解放问题的重要性低于其他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将会遇到众多障碍。
五、结语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精华的吸收，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两者均对女性解放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且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尽管时代的发展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存在的父权制社会模式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其阶级分析方法存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其指导意义在当前甚至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重大的、不可忽视的。 作为后发的女性解放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同其他同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样，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理论的精华，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使自身对女性解放问题的论述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共鸣，也使得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在其理论框架下得到很好的结合，体现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强的动员性和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环境的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应用性、指导性受到更多女性主义理论的质疑，而生态女性主义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环境、生态问题突出的现实，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途径去改变现状，因而显得更加贴近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更有利于女性解放目标的实现。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批判的部分观点仍值得商榷。例如，部分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内容中有贬低女性社会地位的论述。事实上，如果把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认识就会发现，此观点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以此作为论据批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贬低妇女的地位更是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作为重要劳动形式的家务劳动融入公共事业中，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只有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构成额外增加的女性负担的时候，才能够谈得上女性真正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仅没有贬低反而高度评价了女性劳动固有的重大价值。马克思曾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这无疑是对女性地位的极大肯定。
第三，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更具时代性和实践性，但其理论的发展同样面临困境。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女性对自然更亲近、更呵护，继而在未来环境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更加依赖女性力量的参与，男性在自然环境恶化中扮演的是更具破坏性的力量而非建设者。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使传统女性生存的环境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生活的日益丰富及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回归，使得女性对自然的索取远超其对自然的奉献，而这种索取或者说是破坏甚至超过了男性，如频繁更换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化妆品、纯天然保健药品以及跨国奢侈品消费等。这些现代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对资源的掠夺，更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然而，这正是大部分女性主义思想家所期待实现的女性解放的表征。正如有的学者提到，这些变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与政治追求的一种樊篱和障碍”②。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理论变得自相矛盾，生态女性主义者继续宣传和发展其理论时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改变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生态意识觉醒和养育变得更加不易，因此，未来生态女性主义是否具有继续推动女性解放以及生态改善的能力，已经受到质疑。这种理论逻辑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对生态女性主义来说将是更加致命的。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环境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与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研究”（2013BS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曲宏歌，博士，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吉林吉林 132013）。
作为不同时期形成的女性解放思想，生态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别被视为新一代女性解放思想与传统女性解放思想的集中代表，两者都为女性解放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分析框架、视角和方法。从理论内涵和具体观点上看，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既有部分的一致性，同时，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出诸多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核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在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逐步发展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集中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部分。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最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被视为传统妇女解放理论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批判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父权制模式入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对男性支配的社会秩序模式下女性受压迫这一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核心就是实现男女平等，概括来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生。女性受压迫是一定历史阶段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并不具有合理性，因而不具有永久存续的合法性。二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根结底，对女性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三是女性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是女性解放的根本道路。四是女性解放的条件。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参加社会劳动，这是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社会利益分配资格的重要条件。实质上，女性长期承担着大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这些劳动多被人为限定在“私人劳动领域”，因而是无报酬的劳动，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相应被承认的社会价值。要把女性从“私人劳动领域”解放出来，首先必须打破划分公私领域的男性控制标准。五是妇女的伟大作用。强调女性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运动与女权运动结合而形成的新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它在思考长期、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状态的同时，也关注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特殊关系，以深入分析压迫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未来的应对方式。“‘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思想基本上构成了国内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概念的核心诠释”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凯伦·沃伦（Karen J. Warren）、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等。生态女性主义内部由于在女性与生态的关系，发展对生态和女性的影响，实现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和发展进步的路径等问题上具有不同见解而形成了多彩的理论流派。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流派进行分类主要按照四种标准，即不同学科、学术思潮的左右谱系、世界体系的结构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鉴于此，本文以最常见的按照人类文明的组成标准对其进行考察。人类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因此，国内外学界通常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分成精神和物质两大类，即“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一般以人文科学为背景，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主要强调伦理上的变革；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一般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背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主要侧重对导致形成性别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力量的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妇女依法挑战大型核电站以及印度北部的抱树运动这些最早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中就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把争取女性权益的愿望和对保护生存环境的追求结合起来，主张把解放妇女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同当作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奋斗目标，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危机的加剧，生态女性主义又超越国家界限从超国家层面思考压迫的来源，并从环境主义、替代性精神、动物权利等理论视角继续巩固其早期的主张。尽管与传统女性主义相比，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常常具有变化性且流派众多，但整体来看，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关联。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流派认为，女性由于承担着生育、哺育等生命生产活动更接近自然，更能体现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同时，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和劳动都是更有益于自然和环境的，因此更适合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女性与自然有特殊的联系，她们有特殊的认识和感知现实的方式，所以更能够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二是批判父权制文化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社会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对女性的蔑视是这种二元论思维的根源。三是倡导女性原则。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社会的男性原则是侵略、扩张、压迫女性和掠夺地球，而女性原则是仁爱、关心、保护和养育等。男性对自然以及女性的压迫使得女性原则缺失，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弘扬女性原则。 三、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
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发展和理论综合，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典型的传统女性解放理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考察，虽然两者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理论逻辑不同，但由于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追求的目标都包括女性解放，因而在具体观点上也具有部分一致性，也可以认为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部分元素。两者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赞同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以及女性与自然具有更为紧密联系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自然不是与人对立，而是与人共存。原始社会中自然产生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②。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状态下，男性外出捕猎的收获极为有限且不稳定，难以维持氏族成员的生活，而女性采集野生果实、种子、挖取植物根茎具有稳定的收获，因而成为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女性与自然更为亲密的关系，即使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女性更亲近自然这一特性也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生态女性主义同样认为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关联，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仅在关联程度和关联方式上存在不同观点。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女性与环境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依赖关系③。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曾指出：“在第三世界，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男女之间非常平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相互和谐的，所以，女性与自然在天性上是和谐的，女性与大自然更为接近。”④尽管并不赞同本质主义对女性与自然联结的过分强调，认为这样做是对父权制度下二元论和等级思维模式的认同和加强，违背了女性主义若干年来为了撤掉这个标签所做的工作，但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否认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关联。女性同自然之间的联系既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其阐述女性被压迫问题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构成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的重要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正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阐释。
第二，承认父权制文化导致男性偏见的存在，并且试图通过某些途径去消除父权文化。西方父权制世界观有三个特征：“二元式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二元式思维方式即观念上以人与自然的突出对立为标志的各种象征性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观念即是‘阳尊阴卑’观念，统治逻辑即是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⑤父权制文化几乎贯穿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并形成了顽固的思维定势，使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统治变得合理化、常态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批判父权制及二元思维。同样，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文化加以深刻批判，例如斯普瑞特耐克首先批判了欧洲人父权制世界观中所包含的象征性的二元对立，她称：“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①在生态女性主义者艾瑞尔·萨勒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的使命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厚此薄彼”的两性文化传统②。生态女性主义呼吁给予女性与大地应有的尊重，继而提醒人们要重视自然与生态环境有限的容纳能力，以最终实现推翻父权制的世界观。而且，生态女性主义者也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变革引导潜能归根结底来自于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独特境遇③。总体来说，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更多地从批判父权制及二元思维寻求伦理上的变革；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消除二元思维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要关注形成男性、女性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力量因素。
第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具有某种联系，对现代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在著作中提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对女性受剥削、受压迫地位的影响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注定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⑤，“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⑥。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默昌特（Carolyn Merchant）、米斯（Maria Mies）、席瓦和萨勒等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或认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妇女在男性和自然之间的传统地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其最根本性的矛盾。”⑦在这个问题上，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没有分歧，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女性和生态都造成了破坏。她们剖析和抨击了殖民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及自然所带来的沉重伤害，认为欧洲第一世界的工业发展是打着“援助”的招牌，以殖民地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妇女劳动力被利用为代价的。物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更强调资本主义破坏的全球性，认为：“国家的概念发生改变（使国家变成了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工具，成了资本和市场全球扩张的帮凶），产生新殖民主义，形成大规模垄断，使女性变得更加边缘化和贫困化”⑧，“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政策往往削弱了妇女为其家庭提供事物和自助的能力。因为，这种援助政策一方面使得受援国主要发展可以换取外汇（为偿还外债）的经济作物，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生产粮食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法（包括使用基因控制种子、农药化肥、深耕强灌等措施）的引进虽然增加了单种作物的产量，但却致命地毁坏了当地的土壤。这使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环境的处境更加恶化”⑨。萨勒甚至认为，男性对女性统治、男性对自然统治之间的这种性分裂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因为自然和女性都成了被剥削和利用的资源①。 四、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批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一些基础原则和理论观点上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两者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重点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继而使得后发的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妇女理论也提出诸多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部分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平等或女性权利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理论主题②，其他一些女性主义也有类似的观点③。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部分与女性有关的材料的堆砌，并不能构成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完整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缺乏一种明确的性别化分析视角，没有突出女性受压迫问题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性，仅在论述无产阶级整体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同样受压迫的女性群体。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具有很大的缺陷。
其二，部分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从现存体制之下寻求女性同男性平等权利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政治与抗争的基础应该是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简单追求与男性的等同。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较为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首先强调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女性同男性在生理上是有差异的，寻求女性的解放正是要在尊重这种差异的基础上探求新的途径。尽管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一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④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上述论述直接应用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论述中，在更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平等观，即如何提高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地位，以使得女性能够与男性取得同等的权利，这突出反映在“同工同酬”的平等目标上。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则注重“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认为诸如强调女性同男性享有同等的劳动时间、同等夜班的机会和相同的退休年龄等政策⑤，并没有使女性所面临的状况得到改善，而是变得更加不利。以实现“不平等中的平等”为目标，即在承认女性同男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追求更为合理的平等，是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女性解放方式。
其三，部分流派的生态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把阶级压迫的解决看成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看来，妇女的解放过程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是一致的，尽管妇女运动有其固有的价值，但只有把妇女解放纳入到消除阶级支配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完善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这一角度开始探讨女性受压迫及其解放的问题”①。正是因为女性受压迫的问题从属于社会发展的本质结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特别关注社会生产关系，尤其关注特定生产关系中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同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强调阶级压迫对女性带来的影响，认为要想实现重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撑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妇女解放的目的，就必须要恢复“女性原则”。例如希尔卡·佩蒂拉（Hlkka Pietila）主张把“女性文化”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与哲学指导方针。梅勒（Mellor）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必须增加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思想，即认识到社会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生产力与再生产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把妇女运动的要求与生态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即解放女性就是要消除对自然的压迫以及相关系统的一切压迫，例如种族歧视、年龄歧视、同性恋歧视等。一般来说，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分析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关系时的逻辑存在缺陷，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专门的、系统的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对女性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是一致的，要想使女性得到解放，女性就必须投入到自然解放的过程中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女性、环境、生态之间，在女性解放和生态危机解决之间，建立起了社会逻辑和历史联结。实际上，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已经不简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权益或个性解放，而是要逐步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父权制文化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并创造一个“女性主义”的社会与文化②。
其四，部分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女性地位的论述本身即存在对女性作用、女性解放地位的忽视或贬低，这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矛盾的。一些生态主义者曾提到：“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蓝图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有多重的身份，他们‘早晨是猎人，下午是渔夫，晚上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奇怪的是，马克思没有讲到清洁和熨烫方面的工作由谁来承担。”③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承担重要任务的都是男性，而清洁、熨烫等家务劳动则默认由女性来承担，这本身就是对女性作用的贬低。在如何看待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地位问题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降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如果女性主义要避免重蹈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论的覆辙，那么，对一种更为复杂的支配者身份的认同就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把某一种形式的支配作为中心和目的，而将所有其他形式简化为附属形式。一旦‘基本’形式被克服，其他形式自然会‘消亡’。”④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从起点上就认为女性本身逊色于男性，女性解放问题的重要性低于其他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将会遇到众多障碍。
五、结语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精华的吸收，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两者均对女性解放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且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尽管时代的发展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存在的父权制社会模式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其阶级分析方法存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其指导意义在当前甚至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重大的、不可忽视的。 作为后发的女性解放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同其他同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样，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理论的精华，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使自身对女性解放问题的论述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共鸣，也使得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在其理论框架下得到很好的结合，体现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强的动员性和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环境的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应用性、指导性受到更多女性主义理论的质疑，而生态女性主义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环境、生态问题突出的现实，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途径去改变现状，因而显得更加贴近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更有利于女性解放目标的实现。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批判的部分观点仍值得商榷。例如，部分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内容中有贬低女性社会地位的论述。事实上，如果把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认识就会发现，此观点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以此作为论据批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贬低妇女的地位更是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作为重要劳动形式的家务劳动融入公共事业中，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只有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构成额外增加的女性负担的时候，才能够谈得上女性真正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仅没有贬低反而高度评价了女性劳动固有的重大价值。马克思曾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这无疑是对女性地位的极大肯定。
第三，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更具时代性和实践性，但其理论的发展同样面临困境。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女性对自然更亲近、更呵护，继而在未来环境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更加依赖女性力量的参与，男性在自然环境恶化中扮演的是更具破坏性的力量而非建设者。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使传统女性生存的环境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生活的日益丰富及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回归，使得女性对自然的索取远超其对自然的奉献，而这种索取或者说是破坏甚至超过了男性，如频繁更换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化妆品、纯天然保健药品以及跨国奢侈品消费等。这些现代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对资源的掠夺，更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然而，这正是大部分女性主义思想家所期待实现的女性解放的表征。正如有的学者提到，这些变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与政治追求的一种樊篱和障碍”②。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理论变得自相矛盾，生态女性主义者继续宣传和发展其理论时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改变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生态意识觉醒和养育变得更加不易，因此，未来生态女性主义是否具有继续推动女性解放以及生态改善的能力，已经受到质疑。这种理论逻辑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对生态女性主义来说将是更加致命的。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