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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狄更斯著作《双城记》一经问世,便因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细致刻画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历史视角把握该部小说,剖析作品与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史实巨作《法国大革命》间的联系,比较大革命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作者自身所处社会的异同,以此探讨小说描绘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双城的真实性,并借此分析小说家狄更斯独特的革命观。
关键词: 狄更斯《双城记》法国大革命历史真实
1859年,狄更斯的力作《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首次在《一年四季》(All Year Round)上连载,便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与以往的掌声、鲜花、赞许不同的是,此次狄更斯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质疑、反对、攻讦等负面评论可谓铺天盖地,或说《双城记》是作者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对大革命的恶意中伤,或说该书是作者对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蹩脚模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要数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在1859年12月17日发表于《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双城记》一文,在文中詹姆斯指责道:“无论从文学、从道德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双城记》)都是一部非常稀奇古怪的作品。如果不是标上了狄更斯先生的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没有一个读者。”[1]
狄更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面对的竟是众人对其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尖锐批判,着实令人惊讶。那么,作为此时英国文坛的巨星级人物究竟为何仅因为一部作品蒙受责难?难道这真的是一部抄袭他人旧作,歪曲历史的三流小说?
从客观来说,《双城记》一书缺少了作者早期作品中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情调,蒙上一层阴郁感伤的色彩,这样的变化是读者与评论界一时无法适应的。从该作品的主题来说,这又是一部以饱受争议的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和背景写就的历史小说,作品内容本身敏感,极易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而且狄更斯本人又是饮誉文坛的大师,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双城的描写是否属实,评价是否精当也自然是众人讨论的焦点所在。接着,人们又发现了《双城记》与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相似。
一、《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
谈论《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在探讨《双城记》描写的真实性。因为,若翻开本书的第一页,便能看见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中有关法国人民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种种描绘,无论多么细小,全都是真实的,有可靠的证人的证言为根据。我的希望之一是为那部帮助人们理解那个恐怖时期的深受欢迎的生动形象的著作增添一点东西,虽然对卡莱尔先生的杰作的哲学再也无人可能有所增益。[2]
显然,就作者而言,这是一部真实的且可靠的历史小说,至少是对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的真实描述。而序言中提及的“卡莱尔先生的杰作”正是指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37年出版的名著《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富有戏剧性,并极具个人风格的历史散文,也是一部深受狄更斯推崇并深深影响其《双城记》创作的历史文献。而从此序中读者也不难感受到狄更斯对卡莱尔作品的景仰之情。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的一封信中就说他读《法国大革命》已逾500遍,他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表示:“我总是在满怀诚意地阅读你的作品,并设法走你的路。”[3]很显然,《双城记》的写作受到卡莱尔力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如此明显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众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狄更斯在写就《双城记》时唯一研读的相关历史作品,甚至于《双城记》中的诸多场景描写都是直接摘抄自《法国大革命》(如攻陷巴士底狱,使用断头台等),就连狄更斯的革命哲学也是卡莱尔思想的直接继承。
当然,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对《双城记》的影响非比寻常,两者关于革命的众多观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狄更斯的《双城记》抄袭了前者。确切地说,《法国大革命》,犹如一只撩动琴弦的手拨启了狄更斯走向法国大革命的乐章,启发了狄更斯,赋予了狄更斯创作的灵感,让他设法走上前辈所走的道路——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大革命。
而卡莱尔本人,作为狄更斯的挚友,在其寻找相关资料时自是不遗余力地给予了帮助。在狄更斯的传记作者Edgar Johnson的记录中,写着为了让狄更斯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卡莱尔将从伦敦图书馆找到的两马车的书送到了狄更斯家门口。可以说狄更斯写作本书得到了卡莱尔的鼎力相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时他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功课。阅读好友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其巨大工作量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让狄更斯的小说更加真实而形象。
不可否认,当评论界一再强调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双城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正如J.S.米尔(J.S. Mill,旧译为穆勒)所说:“它(《法国大革命》)是所有史诗中最为逼真的一部。”的确,卡莱尔的著作正是以其形象而逼真的描写博得人们一致喝彩,而狄更斯继承了这一点。更有评价说:“由于狄更斯的洞察、分析生活显示的能力,使他能超越卡莱尔的认识水平,因而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也许比卡莱尔更接近真的法国革命’。”[4]
二、《双城记》中的双城
说到《双城记》的历史性,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是法国大革命,然后应该就是书中对双城的描写。而提及双城,则不得不介绍一下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这既是作者创作的社会环境,又是该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双城之所以为此双城的直接原因。
首先了解一下作者创作《双城记》的时代。19世纪中期,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也是大不列颠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年代,此时的英国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而糟糕,智慧而愚昧,信仰也怀疑,光明也黑暗,而且都是最高级的。此时,工业革命业已完成,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英国资产阶级富上加富,工人阶级则越来越贫,甚至毫无政治权利。英国国会1834年通过的“新贫民法”,居然逼迫贫苦民众进工厂接受剥削。凡此种种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了持续十数年的“宪章运动”的爆发。随着人民与政府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到了1848年,革命之火更是熊熊燃烧,开始席卷整个欧洲,法国的二月革命、柏林的三月革命、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等都是激烈矛盾的大爆发、大释放。
面临着如此混乱的国内外局势,社会问题的观察家狄更斯又开始深深思索,并逐渐萌发了写作一本关于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说的念头,试图借用历史小说的题材表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通过历史材料提出并设法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意在借古讽今,以史为鉴。于是法兰西的巴黎与英吉利的伦敦成为了他笔下的双城。
所谓双城,是指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巴黎与伦敦。作者以19世纪后期的法国与英国社会为背景,用大气中略带阴郁的笔触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动荡混乱和矛盾四起。
狄更斯写的虽然是历史小说,但是鉴于特定的出发点,他总是不忘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英、法两国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真实反映两国的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而这样的写作手法也要比直接、正面描写作者所处时代的激荡的社会斗争要全面、深入而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作者在描述双城的同时也是在比较双城,比较革命前的双城,比较革命中的双城,甚至是革命后的。在故事的开头,狄更斯运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矛盾而又真实的字眼将两个国度拉到了一起,之后情节的45章节有19个发生在英国,24个发生于法国,当然1789年到1791年间的巴黎是故事的重点。
在第一部分的描写中,英吉利与法兰西是如此相似,一样的高压统治,一样的混乱秩序,一样的草菅人命。然而随着情节的铺开,两者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从第二部分开始,巴黎,尤其是革命期间的巴黎,是混乱的、无序的、疯狂的,宛如脱缰的野马把所有人卷进迷乱的历史中;而英国的伦敦,此时却是截然相反的稳固、坚实,是暴风雨夜的避难所,是人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这种极大的反差,再次成为评论界的焦点。的确,我们无法否认,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其实是反动的堡垒,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场所,但是,为了立意的需要,狄更斯将其幻化成田园诗般的静谧安详。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却也是作者衷心希望的。
在狄更斯看来,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如汪洋中颠簸的小舟,随时有被倾没的危险,革命随时可能吞没整个大不列颠,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就是流血与牺牲,正如18世纪末的法国。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理举措,积极主动地帮助人民改善生活,那么宁静的前景也是可以预见的,就如其笔下18世纪末的英国(当然那是虚构的梦幻,却是作者仍然抱有的信念)。他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革命固然合理,固然是对旧制度的颠覆,但在英国改变旧制度不一定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温和的改良主义带来的也许是另一番美丽天空。
那么抱有感性改良主义思想的狄更斯,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心态而恶意中伤、扭曲这一历史事件呢?
三、狄更斯的革命观
值得庆幸的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狄更斯坚定地选择了革命这一道路,虽然他依旧不主张流血与暴力。
在《双城记》中,作者继承了卡莱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神圣的公正天意对一个腐败社会的判决”。[5]
在狄更斯看来,“革命是通向希望、正义、和平和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6]所以“法国大革命尽管无节制地血腥残酷,但人民正是通过大规模死亡和毁灭,才从长期的饥饿、屈从、失败和挫折中胜利地得到解放”。[7]
正是因为作者清醒地认识着革命,认识着法国大革命,所以他在《双城记》中才没有一味地称赞革命的正义,而是在描写民众深重苦难并肯定革命合理的同时,对革命带来的血腥进行了控诉。狄更斯不是一个大革命的盲目崇拜者,而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观察家,他知道高压的统治、深重的苦难逼迫着法国人民必然掀起不可阻挡的反抗行动,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还有流血、牺牲,甚至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也许,这就是革命的哲学。
的确,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据资料记载,当时人口2500万的法国,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1.7万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38分钟里,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
因此在书中,狄更斯毫不回避地写着暴动、杀人、复仇、断头台,写着人们攻陷巴士底狱时的激动与狂乱,写着德伐日夫妇的可怕与疯狂,写着曼内特大夫的悔恨与无奈,写着达尔内和露西的无辜与善良……然而,这样的描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却是另一番含义,约翰·格劳斯(John Gross,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认为:“他(狄更斯)以仇恨和憎恶的心情来看待革命;他没有写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是有益的、建设的或者甚至是悲剧性的。与此相反,革命不时被写成瘟疫和疯狂。”[8]
很显然,这是对作者意图的扭曲。如果仔细阅读本书,便不难看出,这疯狂的一切,不是因为革命太可怕,而是因为贵族的统治太罪恶,他们居然将善良的人们逼迫成手持利刃的复仇之神。由此可以想象旧制度是如何的荼毒生灵。故而可以说,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控诉,而并非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惧怕或痛恨,因此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而英国则成为了他寄托理想的伊甸园。
四、结语
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和这一时期的双城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是历史的再现,也是历史的折射,透露着作者智慧的折射,是狄更斯对同时代人的警示与告诫。正如上文所说,书中的描写(主要是针对英国部分的描写)也许未必完全真实可靠,但不可否认是经过作者思想折射后的理想世界。因而,与其固执于《双城记》是否为历史完全而精确的拷贝,不如认真思索作者借此书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第1版:25.
[2][英]狄更斯著.孙法理译.双城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6,第1版,序言.
[3]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1,第1版:120.
[4]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1,第1版:124.
[5][英]A.L.勒内著.段忠桥译.卡莱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第1版:67.
[6][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第1版:177.
[7][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第1版:178.
[8][英]约翰·格劳斯.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第1版:272.
关键词: 狄更斯《双城记》法国大革命历史真实
1859年,狄更斯的力作《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首次在《一年四季》(All Year Round)上连载,便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与以往的掌声、鲜花、赞许不同的是,此次狄更斯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质疑、反对、攻讦等负面评论可谓铺天盖地,或说《双城记》是作者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对大革命的恶意中伤,或说该书是作者对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蹩脚模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要数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在1859年12月17日发表于《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双城记》一文,在文中詹姆斯指责道:“无论从文学、从道德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双城记》)都是一部非常稀奇古怪的作品。如果不是标上了狄更斯先生的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没有一个读者。”[1]
狄更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面对的竟是众人对其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尖锐批判,着实令人惊讶。那么,作为此时英国文坛的巨星级人物究竟为何仅因为一部作品蒙受责难?难道这真的是一部抄袭他人旧作,歪曲历史的三流小说?
从客观来说,《双城记》一书缺少了作者早期作品中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情调,蒙上一层阴郁感伤的色彩,这样的变化是读者与评论界一时无法适应的。从该作品的主题来说,这又是一部以饱受争议的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和背景写就的历史小说,作品内容本身敏感,极易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而且狄更斯本人又是饮誉文坛的大师,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双城的描写是否属实,评价是否精当也自然是众人讨论的焦点所在。接着,人们又发现了《双城记》与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相似。
一、《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
谈论《双城记》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在探讨《双城记》描写的真实性。因为,若翻开本书的第一页,便能看见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中有关法国人民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种种描绘,无论多么细小,全都是真实的,有可靠的证人的证言为根据。我的希望之一是为那部帮助人们理解那个恐怖时期的深受欢迎的生动形象的著作增添一点东西,虽然对卡莱尔先生的杰作的哲学再也无人可能有所增益。[2]
显然,就作者而言,这是一部真实的且可靠的历史小说,至少是对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的真实描述。而序言中提及的“卡莱尔先生的杰作”正是指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37年出版的名著《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富有戏剧性,并极具个人风格的历史散文,也是一部深受狄更斯推崇并深深影响其《双城记》创作的历史文献。而从此序中读者也不难感受到狄更斯对卡莱尔作品的景仰之情。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的一封信中就说他读《法国大革命》已逾500遍,他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表示:“我总是在满怀诚意地阅读你的作品,并设法走你的路。”[3]很显然,《双城记》的写作受到卡莱尔力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如此明显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众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狄更斯在写就《双城记》时唯一研读的相关历史作品,甚至于《双城记》中的诸多场景描写都是直接摘抄自《法国大革命》(如攻陷巴士底狱,使用断头台等),就连狄更斯的革命哲学也是卡莱尔思想的直接继承。
当然,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对《双城记》的影响非比寻常,两者关于革命的众多观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狄更斯的《双城记》抄袭了前者。确切地说,《法国大革命》,犹如一只撩动琴弦的手拨启了狄更斯走向法国大革命的乐章,启发了狄更斯,赋予了狄更斯创作的灵感,让他设法走上前辈所走的道路——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大革命。
而卡莱尔本人,作为狄更斯的挚友,在其寻找相关资料时自是不遗余力地给予了帮助。在狄更斯的传记作者Edgar Johnson的记录中,写着为了让狄更斯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卡莱尔将从伦敦图书馆找到的两马车的书送到了狄更斯家门口。可以说狄更斯写作本书得到了卡莱尔的鼎力相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时他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功课。阅读好友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其巨大工作量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让狄更斯的小说更加真实而形象。
不可否认,当评论界一再强调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双城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正如J.S.米尔(J.S. Mill,旧译为穆勒)所说:“它(《法国大革命》)是所有史诗中最为逼真的一部。”的确,卡莱尔的著作正是以其形象而逼真的描写博得人们一致喝彩,而狄更斯继承了这一点。更有评价说:“由于狄更斯的洞察、分析生活显示的能力,使他能超越卡莱尔的认识水平,因而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也许比卡莱尔更接近真的法国革命’。”[4]
二、《双城记》中的双城
说到《双城记》的历史性,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是法国大革命,然后应该就是书中对双城的描写。而提及双城,则不得不介绍一下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这既是作者创作的社会环境,又是该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双城之所以为此双城的直接原因。
首先了解一下作者创作《双城记》的时代。19世纪中期,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也是大不列颠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年代,此时的英国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而糟糕,智慧而愚昧,信仰也怀疑,光明也黑暗,而且都是最高级的。此时,工业革命业已完成,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英国资产阶级富上加富,工人阶级则越来越贫,甚至毫无政治权利。英国国会1834年通过的“新贫民法”,居然逼迫贫苦民众进工厂接受剥削。凡此种种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了持续十数年的“宪章运动”的爆发。随着人民与政府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到了1848年,革命之火更是熊熊燃烧,开始席卷整个欧洲,法国的二月革命、柏林的三月革命、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等都是激烈矛盾的大爆发、大释放。
面临着如此混乱的国内外局势,社会问题的观察家狄更斯又开始深深思索,并逐渐萌发了写作一本关于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说的念头,试图借用历史小说的题材表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通过历史材料提出并设法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意在借古讽今,以史为鉴。于是法兰西的巴黎与英吉利的伦敦成为了他笔下的双城。
所谓双城,是指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巴黎与伦敦。作者以19世纪后期的法国与英国社会为背景,用大气中略带阴郁的笔触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动荡混乱和矛盾四起。
狄更斯写的虽然是历史小说,但是鉴于特定的出发点,他总是不忘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英、法两国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真实反映两国的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而这样的写作手法也要比直接、正面描写作者所处时代的激荡的社会斗争要全面、深入而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作者在描述双城的同时也是在比较双城,比较革命前的双城,比较革命中的双城,甚至是革命后的。在故事的开头,狄更斯运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矛盾而又真实的字眼将两个国度拉到了一起,之后情节的45章节有19个发生在英国,24个发生于法国,当然1789年到1791年间的巴黎是故事的重点。
在第一部分的描写中,英吉利与法兰西是如此相似,一样的高压统治,一样的混乱秩序,一样的草菅人命。然而随着情节的铺开,两者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从第二部分开始,巴黎,尤其是革命期间的巴黎,是混乱的、无序的、疯狂的,宛如脱缰的野马把所有人卷进迷乱的历史中;而英国的伦敦,此时却是截然相反的稳固、坚实,是暴风雨夜的避难所,是人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这种极大的反差,再次成为评论界的焦点。的确,我们无法否认,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其实是反动的堡垒,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场所,但是,为了立意的需要,狄更斯将其幻化成田园诗般的静谧安详。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却也是作者衷心希望的。
在狄更斯看来,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如汪洋中颠簸的小舟,随时有被倾没的危险,革命随时可能吞没整个大不列颠,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就是流血与牺牲,正如18世纪末的法国。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理举措,积极主动地帮助人民改善生活,那么宁静的前景也是可以预见的,就如其笔下18世纪末的英国(当然那是虚构的梦幻,却是作者仍然抱有的信念)。他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革命固然合理,固然是对旧制度的颠覆,但在英国改变旧制度不一定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温和的改良主义带来的也许是另一番美丽天空。
那么抱有感性改良主义思想的狄更斯,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心态而恶意中伤、扭曲这一历史事件呢?
三、狄更斯的革命观
值得庆幸的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狄更斯坚定地选择了革命这一道路,虽然他依旧不主张流血与暴力。
在《双城记》中,作者继承了卡莱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神圣的公正天意对一个腐败社会的判决”。[5]
在狄更斯看来,“革命是通向希望、正义、和平和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6]所以“法国大革命尽管无节制地血腥残酷,但人民正是通过大规模死亡和毁灭,才从长期的饥饿、屈从、失败和挫折中胜利地得到解放”。[7]
正是因为作者清醒地认识着革命,认识着法国大革命,所以他在《双城记》中才没有一味地称赞革命的正义,而是在描写民众深重苦难并肯定革命合理的同时,对革命带来的血腥进行了控诉。狄更斯不是一个大革命的盲目崇拜者,而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观察家,他知道高压的统治、深重的苦难逼迫着法国人民必然掀起不可阻挡的反抗行动,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明白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还有流血、牺牲,甚至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也许,这就是革命的哲学。
的确,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据资料记载,当时人口2500万的法国,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1.7万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38分钟里,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
因此在书中,狄更斯毫不回避地写着暴动、杀人、复仇、断头台,写着人们攻陷巴士底狱时的激动与狂乱,写着德伐日夫妇的可怕与疯狂,写着曼内特大夫的悔恨与无奈,写着达尔内和露西的无辜与善良……然而,这样的描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却是另一番含义,约翰·格劳斯(John Gross,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认为:“他(狄更斯)以仇恨和憎恶的心情来看待革命;他没有写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是有益的、建设的或者甚至是悲剧性的。与此相反,革命不时被写成瘟疫和疯狂。”[8]
很显然,这是对作者意图的扭曲。如果仔细阅读本书,便不难看出,这疯狂的一切,不是因为革命太可怕,而是因为贵族的统治太罪恶,他们居然将善良的人们逼迫成手持利刃的复仇之神。由此可以想象旧制度是如何的荼毒生灵。故而可以说,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多于控诉,而并非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惧怕或痛恨,因此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而英国则成为了他寄托理想的伊甸园。
四、结语
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和这一时期的双城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是历史的再现,也是历史的折射,透露着作者智慧的折射,是狄更斯对同时代人的警示与告诫。正如上文所说,书中的描写(主要是针对英国部分的描写)也许未必完全真实可靠,但不可否认是经过作者思想折射后的理想世界。因而,与其固执于《双城记》是否为历史完全而精确的拷贝,不如认真思索作者借此书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第1版:25.
[2][英]狄更斯著.孙法理译.双城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6,第1版,序言.
[3]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1,第1版:120.
[4]王治国.狄更斯传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1,第1版:124.
[5][英]A.L.勒内著.段忠桥译.卡莱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第1版:67.
[6][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第1版:177.
[7][英]T.A.杰克逊著.范德一译.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第1版:178.
[8][英]约翰·格劳斯.双城记[A].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第1版: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