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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庸武侠小说部部精品，在整个华人圈中颇有影响。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调查研究法从两个方面对金庸武侠小说文本的影响力进行了研究：第一，从金庸小说的文学阅读情况来看，其阅读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层次各种各样，就是版本的改动也会引起众多读者的不同反应；第二，从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上看，现在学术界已经承认“金学”的存在，并且向着深远方向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金庸武侠 影响力 文学阅读 学术研究
自从梁羽生以一部《龙虎斗京华》开创新派武侠小说以来，金庸一直被人们所追捧，可以说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1]的确如此，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1972年最后封笔，共创作了武侠小说15部。这些作品可谓是部部精品，在华人圈中颇有影响。
一、金庸小说的文学阅读
人们常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2]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作品的阅读持续时间会有这么长，覆盖面会有这么广，读者群会有这么多，修订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一）阅读的基本情况
1.阅读持续时间
从1955年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起，其武侠创作经历了18年。人们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保持着一种几乎从不降温的热情。曾经有媒体批判金庸已经被世人遗忘了，但是2014年3月10日，百度贴吧的400名网友为了祝贺金庸90大寿，用手抄《金庸全集》的方式攻破了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对一位作者作品的阅读热潮能够持续半个世纪还多的现象是不多见的。
2.阅读覆盖地域
金庸小说的文学阅读并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很早就有了翻译成当地语言版本的金庸武侠小说了。严家炎先生指出：“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3]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武侠小说还被翻译成了越南语、泰国语、柬埔寨语等，在东南亚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有12家出版社盗版翻译了全部的金庸小说。本世纪金庸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韩语版的小说。日语版本的金庸小说始于1996年德间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此后该出版社发行了所有的日语版的金庸小说。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也不乏金庸文学的爱好者。金庸小说的英译本最早见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雪山飞狐》；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2004年分别发行了英文版的《鹿鼎记》《书剑恩仇录》，尤其是《鹿鼎记》多次再版。2004年法国巴黎出现了法语版本的《射雕英雄传》，该小说的成功翻译获得了法国总统以及文教部的嘉奖。
除此以外，网上不乏文学爱好者和优秀翻译学家对金庸小说进行了不同语种的翻译，这都说明在不同地域金庸武侠小说均有一定的阅读市场。
3.阅读涵盖人群
李文庸说：“看金庸的小说，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不看金庸小说，是人生的一大损失。”[4]可以说从阅读金庸小说所覆盖的人群上来说，这样的判断丝毫不过分。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人群数以亿计，跨越不同的文化层次，跨越不同的年龄段，跨越不同的职业专业。从欣赏的年龄结构来讲，金庸武侠小说既有90后的青年一代，也有由金庸小说伴随长大的70后、80后，还有50后、60后，甚至是年龄更大的读者群，这样“老少通吃”的文学作品也不多见；从读者的文化背景上来看，有贩夫走卒，也有文学巨匠，还有政界要员。
1973年金庸的书尚未在大陆通行之时，邓小平就曾经委托他人从境外带来了一套《金庸全集》。邓小平读金庸的书并不是用来消遣的，他经常把自己的人生境遇与书中人的经历相互印证，以求得人生进一步的思索。蒋经国先生生前也是很爱读金庸小说的，他的床头必放之书就是金庸小说。
政治家喜欢读这些书，文学家、作家甚至是科学家也都喜欢读金庸武侠小说。红学研究者冯其庸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金庸迷，其他诸人如陈世骧、夏志清、余英时、宗谱、李陀、杨振宁等人全都阅读金庸小说。严家炎先生在《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都已经详细列出，此处我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学阅读的影响
1.版本改动的影响
金庸作品截至今日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当年连载时候的原本，林保淳称其为“刊本”，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初的面貌。金庸1972年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对自己之前的小说进行整理，直到1980年将其小说全部修订并集结为《金庸作品集》，授权出版社进行出版，此即80年代的“修订本”。这个本子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一版本在大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金庸在授权三联书店之前曾经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的《书剑恩仇录》），在香港由明河社，在台湾由远景出版社（后来远流出版社加入进来）分别负责出版。 20世纪末，金庸从1999年开始再次修订其小说，这个过程持续到了2007年，是为“新修版”，这次修订的版本在大陆由广州出版社（实际上是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香港由明河社，在台湾由远流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
金庸两次整体修改自己的作品，全都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也全都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第一次修改由于是将报刊连载的出版成书，所以为了适应不同的面世需要做了比较大的改动。首先，从形式上来看，章节回目作了调整，比方说《书剑恩仇录》从原来的40回改成了20回，基本上两回合成了一回，同样其回目名称也就从原来的一句变成了对句形式。《鹿鼎记》则由开始的22回改成了50回，新的回目全部由作者先祖査慎行的诗句组成。其次，在情节上作了必要的删减，例如《射雕英雄传》中删除了秦南琴的角色，将其与穆念慈合二为一，因此《神雕侠侣》也做了相对应的改变（秦南琴是“刊本”中被杨康玷污了的女子，即后来杨过的生母）。再次，金庸在修订本中更加重视历史背景的描述，金庸本人在《鹿鼎记》后记中都说自己的作品“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世纪之交，金庸先生再次全部修改自己的小说，由于“修订本”已经流传了20来年，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这次修改在“金庸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比方说《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的外祖父由无崖子变成了丁春秋，《射雕英雄传》中加入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情愫等情节，让很多捧着金庸的书长大的一代难以接受，但是“新修版”的修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新修版”的人物形象的走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比方说《天龙八部》的结尾部分，王语嫣没有嫁给段誉，而是守护着自己一直深爱的表哥慕容复，这个改动还是比较符合王语嫣之前的所作所为的。枯井底下鸠摩智可以顿悟，但是爱情并不可能突然转换，王语嫣的瞬间移情并不符合该人物的形象。
其次，“新修版”更加重视所有作品的整体性，使得前后之间更加连贯。《天龙八部》中提到了萧峰与虚竹相互印证，将“降龙廿八掌”化简为繁修订成为“降龙十八掌”，《射雕英雄传》中再次提到“降龙十八掌”的来历，与《天龙八部》相互呼应，并且说明其中的“神龙摆尾”一掌是由虚竹的“覆虎尾”演变而来的。
再次，对之前读者提出来的一些疑问进行了解释，比方说最新版《射雕英雄传》减少了“黑风双煞”在沙漠练武的时间，以解决郭靖黄蓉的年龄问题。对于一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均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解答，可以说达到了与读者的互动。
第四，与第一次改动具有相同意义的是更加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加深了传统的解释。比方说段誉最终遁入空门，这和历史上段誉的形象是相符合的。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对“九阴”作出解释，暗含我国易经中的阴阳之术。
最后，金庸在这次修改中最注重的就是情感上的描绘更加深刻细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看起来更符合现实。《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自责和霍青桐的劝慰更加贴近人心；《侠客行》中石破天和阿绣之间也有了必要的互动……这都从一定程度行加深了情感戏码，让武侠中的情看起来不是那么突兀了。
2.语言的影响
金庸小说成为经典，还表现在其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射雕英雄传》（83版）在大陆盛行之时，坊间少年就流传“傻郭靖，俏黄蓉，疯疯癫癫老顽童”这样的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俗言俚语。
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在通用语言中承担了借代的修辞作用。20世纪70年代，越南的国会议员相互攻击，就用“左冷禅”“岳不群”来形容对方。现在人们戏称没有对象的女博士就冠以“灭绝师太”的“美名”，这完全是此人物的个性使然。越来越多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融入通用语言，这也是其作品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3.其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金庸小说尚未在大陆和台湾正式发行，但是其阅读已经深入人心，这就刺激了盗版行业的兴盛。仅仅1985这一年，大陆就卖出了各种金庸小说4000万册，其中仅仅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50万套《书剑恩仇录》是被正式授权的。在台湾，金庸小说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门，台湾的“武林百晓生”林保淳做过全面的统计，此处不再赘述。
现在，金庸小说已经逐步走进了教材，《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的节选进入了一些省的中学课本，《大学语文》的教材中也不乏金庸武侠作品，可以说这是其小说文学阅读从民间逐步走到文学殿堂中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
温瑞安曾说：“好书是永远有可读性、可以争论、可以谈个不休的。金庸的小说大都如此。”[5]这样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在有广泛文学阅读基础之后，进一步发展就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伴随着金庸小说的阅读，民间就兴起了一股研究金庸小说的热潮，1979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朝宗就曾经提到过“金学”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港人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就成为了第一本武侠论著，从此开始了“金学的研究”。
1985年，张放于《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上发表了大陆第一篇研究金庸作品的论文——《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之后，金庸武侠小说才逐渐走进大陆学者们的视野。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以一篇《读金庸》向大家介绍了所谓“金学”。两年以后，著名文学评论家章培恒将金庸小说与当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李自成》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艺术成就都要远远高于《李自成》，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99年著名的“金学”研究者陈墨写了《金庸赏评》的文章，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与大陆的金庸研究并行前进的是港台的“金学”研究。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会上就有学者做了《金庸武侠中的正与邪》的报告。1990年淡江大学举办的“侠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汉初宣读了其作品《金庸小说中的政治人物》。
1994年是金庸文学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三联书店先是出版了15种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紧接着学者王一川重新排了“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名次，他将金庸先生排在了第四位。从此以后，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走进了文学史，正式走进了学术殿堂。
1995年春季的学期，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设置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选修课，受到了学生的极大喜爱。北大的博士生宋伟杰1997年毕业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的冲动》，是研究史上第一篇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博士毕业论文。1997年6月杭州大学又召开了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借这次东风，1998年包括大陆、台湾以及国际范围内的四个金庸作品研讨会相继召开（这四个研讨会分别为：3月在杭州、大理分别举办的以金庸为主体的学术研讨会，5月美国克莱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台湾远流出版社联合举办课“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以后“金学”走上了更加深远的研究道路。
现在我们以“金庸”作为主题词在知网进行检索，从1999年至今共得到结果有4346条，其中硕博论文233篇，这些文章基本围绕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各方面的研究。除了这些学术论文，市面上出版的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的数量也呈现明显上升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中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5年北大教授孔庆东曾经将金庸带上了央视栏目《百家讲坛》，从学术的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分析，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使得金庸武侠小说成为众所周知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直到今日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作品给予了我们很大驰骋空间，这正说明严家炎先生所谓的“静悄悄的革命”没有终止，它将会持续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江堤.金庸：中国历史大势[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3]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李文庸.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印象[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5]温瑞安.谈《笑傲江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6]林保淳.解构金庸[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
本论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俗文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研究——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HB14WX016）的中期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
李改婷（1981- ）女，河北省定州人，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刘磊（1981- ）女，河北省保定人，河北软件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娄博（1980- ）女，河北省秦皇岛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编 张敬亚）
关键词：金庸武侠 影响力 文学阅读 学术研究
自从梁羽生以一部《龙虎斗京华》开创新派武侠小说以来，金庸一直被人们所追捧，可以说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1]的确如此，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1972年最后封笔，共创作了武侠小说15部。这些作品可谓是部部精品，在华人圈中颇有影响。
一、金庸小说的文学阅读
人们常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2]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作品的阅读持续时间会有这么长，覆盖面会有这么广，读者群会有这么多，修订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一）阅读的基本情况
1.阅读持续时间
从1955年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起，其武侠创作经历了18年。人们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保持着一种几乎从不降温的热情。曾经有媒体批判金庸已经被世人遗忘了，但是2014年3月10日，百度贴吧的400名网友为了祝贺金庸90大寿，用手抄《金庸全集》的方式攻破了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对一位作者作品的阅读热潮能够持续半个世纪还多的现象是不多见的。
2.阅读覆盖地域
金庸小说的文学阅读并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很早就有了翻译成当地语言版本的金庸武侠小说了。严家炎先生指出：“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3]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武侠小说还被翻译成了越南语、泰国语、柬埔寨语等，在东南亚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有12家出版社盗版翻译了全部的金庸小说。本世纪金庸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韩语版的小说。日语版本的金庸小说始于1996年德间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此后该出版社发行了所有的日语版的金庸小说。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也不乏金庸文学的爱好者。金庸小说的英译本最早见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雪山飞狐》；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2004年分别发行了英文版的《鹿鼎记》《书剑恩仇录》，尤其是《鹿鼎记》多次再版。2004年法国巴黎出现了法语版本的《射雕英雄传》，该小说的成功翻译获得了法国总统以及文教部的嘉奖。
除此以外，网上不乏文学爱好者和优秀翻译学家对金庸小说进行了不同语种的翻译，这都说明在不同地域金庸武侠小说均有一定的阅读市场。
3.阅读涵盖人群
李文庸说：“看金庸的小说，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不看金庸小说，是人生的一大损失。”[4]可以说从阅读金庸小说所覆盖的人群上来说，这样的判断丝毫不过分。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人群数以亿计，跨越不同的文化层次，跨越不同的年龄段，跨越不同的职业专业。从欣赏的年龄结构来讲，金庸武侠小说既有90后的青年一代，也有由金庸小说伴随长大的70后、80后，还有50后、60后，甚至是年龄更大的读者群，这样“老少通吃”的文学作品也不多见；从读者的文化背景上来看，有贩夫走卒，也有文学巨匠，还有政界要员。
1973年金庸的书尚未在大陆通行之时，邓小平就曾经委托他人从境外带来了一套《金庸全集》。邓小平读金庸的书并不是用来消遣的，他经常把自己的人生境遇与书中人的经历相互印证，以求得人生进一步的思索。蒋经国先生生前也是很爱读金庸小说的，他的床头必放之书就是金庸小说。
政治家喜欢读这些书，文学家、作家甚至是科学家也都喜欢读金庸武侠小说。红学研究者冯其庸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金庸迷，其他诸人如陈世骧、夏志清、余英时、宗谱、李陀、杨振宁等人全都阅读金庸小说。严家炎先生在《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都已经详细列出，此处我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学阅读的影响
1.版本改动的影响
金庸作品截至今日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当年连载时候的原本，林保淳称其为“刊本”，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初的面貌。金庸1972年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对自己之前的小说进行整理，直到1980年将其小说全部修订并集结为《金庸作品集》，授权出版社进行出版，此即80年代的“修订本”。这个本子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一版本在大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金庸在授权三联书店之前曾经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的《书剑恩仇录》），在香港由明河社，在台湾由远景出版社（后来远流出版社加入进来）分别负责出版。 20世纪末，金庸从1999年开始再次修订其小说，这个过程持续到了2007年，是为“新修版”，这次修订的版本在大陆由广州出版社（实际上是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香港由明河社，在台湾由远流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
金庸两次整体修改自己的作品，全都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也全都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第一次修改由于是将报刊连载的出版成书，所以为了适应不同的面世需要做了比较大的改动。首先，从形式上来看，章节回目作了调整，比方说《书剑恩仇录》从原来的40回改成了20回，基本上两回合成了一回，同样其回目名称也就从原来的一句变成了对句形式。《鹿鼎记》则由开始的22回改成了50回，新的回目全部由作者先祖査慎行的诗句组成。其次，在情节上作了必要的删减，例如《射雕英雄传》中删除了秦南琴的角色，将其与穆念慈合二为一，因此《神雕侠侣》也做了相对应的改变（秦南琴是“刊本”中被杨康玷污了的女子，即后来杨过的生母）。再次，金庸在修订本中更加重视历史背景的描述，金庸本人在《鹿鼎记》后记中都说自己的作品“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世纪之交，金庸先生再次全部修改自己的小说，由于“修订本”已经流传了20来年，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这次修改在“金庸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比方说《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的外祖父由无崖子变成了丁春秋，《射雕英雄传》中加入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情愫等情节，让很多捧着金庸的书长大的一代难以接受，但是“新修版”的修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新修版”的人物形象的走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比方说《天龙八部》的结尾部分，王语嫣没有嫁给段誉，而是守护着自己一直深爱的表哥慕容复，这个改动还是比较符合王语嫣之前的所作所为的。枯井底下鸠摩智可以顿悟，但是爱情并不可能突然转换，王语嫣的瞬间移情并不符合该人物的形象。
其次，“新修版”更加重视所有作品的整体性，使得前后之间更加连贯。《天龙八部》中提到了萧峰与虚竹相互印证，将“降龙廿八掌”化简为繁修订成为“降龙十八掌”，《射雕英雄传》中再次提到“降龙十八掌”的来历，与《天龙八部》相互呼应，并且说明其中的“神龙摆尾”一掌是由虚竹的“覆虎尾”演变而来的。
再次，对之前读者提出来的一些疑问进行了解释，比方说最新版《射雕英雄传》减少了“黑风双煞”在沙漠练武的时间，以解决郭靖黄蓉的年龄问题。对于一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均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解答，可以说达到了与读者的互动。
第四，与第一次改动具有相同意义的是更加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加深了传统的解释。比方说段誉最终遁入空门，这和历史上段誉的形象是相符合的。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对“九阴”作出解释，暗含我国易经中的阴阳之术。
最后，金庸在这次修改中最注重的就是情感上的描绘更加深刻细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看起来更符合现实。《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自责和霍青桐的劝慰更加贴近人心；《侠客行》中石破天和阿绣之间也有了必要的互动……这都从一定程度行加深了情感戏码，让武侠中的情看起来不是那么突兀了。
2.语言的影响
金庸小说成为经典，还表现在其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射雕英雄传》（83版）在大陆盛行之时，坊间少年就流传“傻郭靖，俏黄蓉，疯疯癫癫老顽童”这样的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俗言俚语。
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在通用语言中承担了借代的修辞作用。20世纪70年代，越南的国会议员相互攻击，就用“左冷禅”“岳不群”来形容对方。现在人们戏称没有对象的女博士就冠以“灭绝师太”的“美名”，这完全是此人物的个性使然。越来越多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融入通用语言，这也是其作品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3.其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金庸小说尚未在大陆和台湾正式发行，但是其阅读已经深入人心，这就刺激了盗版行业的兴盛。仅仅1985这一年，大陆就卖出了各种金庸小说4000万册，其中仅仅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50万套《书剑恩仇录》是被正式授权的。在台湾，金庸小说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门，台湾的“武林百晓生”林保淳做过全面的统计，此处不再赘述。
现在，金庸小说已经逐步走进了教材，《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的节选进入了一些省的中学课本，《大学语文》的教材中也不乏金庸武侠作品，可以说这是其小说文学阅读从民间逐步走到文学殿堂中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
温瑞安曾说：“好书是永远有可读性、可以争论、可以谈个不休的。金庸的小说大都如此。”[5]这样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在有广泛文学阅读基础之后，进一步发展就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伴随着金庸小说的阅读，民间就兴起了一股研究金庸小说的热潮，1979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朝宗就曾经提到过“金学”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港人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就成为了第一本武侠论著，从此开始了“金学的研究”。
1985年，张放于《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上发表了大陆第一篇研究金庸作品的论文——《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之后，金庸武侠小说才逐渐走进大陆学者们的视野。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以一篇《读金庸》向大家介绍了所谓“金学”。两年以后，著名文学评论家章培恒将金庸小说与当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李自成》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艺术成就都要远远高于《李自成》，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99年著名的“金学”研究者陈墨写了《金庸赏评》的文章，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与大陆的金庸研究并行前进的是港台的“金学”研究。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会上就有学者做了《金庸武侠中的正与邪》的报告。1990年淡江大学举办的“侠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汉初宣读了其作品《金庸小说中的政治人物》。
1994年是金庸文学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三联书店先是出版了15种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紧接着学者王一川重新排了“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名次，他将金庸先生排在了第四位。从此以后，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走进了文学史，正式走进了学术殿堂。
1995年春季的学期，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设置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选修课，受到了学生的极大喜爱。北大的博士生宋伟杰1997年毕业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的冲动》，是研究史上第一篇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博士毕业论文。1997年6月杭州大学又召开了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借这次东风，1998年包括大陆、台湾以及国际范围内的四个金庸作品研讨会相继召开（这四个研讨会分别为：3月在杭州、大理分别举办的以金庸为主体的学术研讨会，5月美国克莱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台湾远流出版社联合举办课“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以后“金学”走上了更加深远的研究道路。
现在我们以“金庸”作为主题词在知网进行检索，从1999年至今共得到结果有4346条，其中硕博论文233篇，这些文章基本围绕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各方面的研究。除了这些学术论文，市面上出版的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的数量也呈现明显上升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中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5年北大教授孔庆东曾经将金庸带上了央视栏目《百家讲坛》，从学术的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分析，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使得金庸武侠小说成为众所周知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直到今日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作品给予了我们很大驰骋空间，这正说明严家炎先生所谓的“静悄悄的革命”没有终止，它将会持续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江堤.金庸：中国历史大势[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3]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李文庸.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印象[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5]温瑞安.谈《笑傲江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6]林保淳.解构金庸[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
本论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俗文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研究——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HB14WX016）的中期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
李改婷（1981- ）女，河北省定州人，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刘磊（1981- ）女，河北省保定人，河北软件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娄博（1980- ）女，河北省秦皇岛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