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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关键词 环境退化成本；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产业结构；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 X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132-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2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近30年高速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破坏，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环境污染得以控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政府也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对环境的治理。可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一味追求环境改善势必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影响，而且照搬欧美国家治理环境的模式也是不科学的，因为欧美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人们甚至为了环境改善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收入水平的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另外，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限制了各种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全面实施，往往也存在治理成本过高的风险，因此选择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使环境改善的政策措施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选取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利用1990-2009年数据，对比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开放、治污投资等政策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确定我国目前最优的环境保护路径。
1 文献回顾
环境污染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一般呈现为倒“U”型的关系［1］：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经济增长伴随着自然资源丰裕度下降，环境污染程度迅速上升；而在高收入水平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环境问题，政府通过颁布实施高效严格的环境制度促进环境的改善。然而，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其中，Grossman［2］是较早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将城市空气污染和河水中的氧含量、废渣含量、重金属含量作为环境指标，通过回归分析，认为美国大多数环境指标，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引起了它们的恶化，再经过一定阶段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而且拐点发生在收入水平为8000美元。国外其他学者如Sherry［3］、David［4］、Gürlük［5］等也通过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另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中，许士春［6］通过构建包含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应用1996-2005年我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目前的发展水平人没有超越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收入水平的增长将进一步加速环境的恶化。符淼［7］通过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解，分别测算了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我国废水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而废弃物排放与收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仍处在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端。这些研究表明在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过程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可作为实证分析基础。
目前研究治理环境污染路径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应用多个政策变量进行综合分析，探讨这些变量是否能够对改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其中Panayotou［8］抽取了30个国家1982-1994之间的数据作为样本，发现在低收入水平政策效率对于改善环境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作用越明显，但是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高反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Dasgupta［9］分析了经济开放度、非正式制度、市场微观主体规模、环境政策、信息是否完全以及分析时间长短的选择(短期、中期、长期)等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可能对环境改善有利，也有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Harbaugh［10］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除了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外，很容易受到样本选取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有必要对污染进行分类研究。第二类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国家内部因素分析抑制环境污染的路径。Hettige［11］选取13个国家的数据，并将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增长因素细分为三个：工业占国民收入比重、污染占工业产值比重以及污染占国民收入比重，发现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环境污染不仅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的性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ruyn［12］选取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SO2排放没有显著作用，但在高收入阶段，由国际协定而形成的环境政策却能很好解释环境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林伯强［13］、包群［14］分析了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中国经济仍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环境治理政策以及产业结构对污染物的排放都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张友国［15］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利用我国1987-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无论是产业间结构变化还是产业内结构变化，都导致了碳排放强度的增加，不利于环境治理和改善。第三类主要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家外部因素探讨抑制环境污染的路径。Copeland［16］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形式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渝琳［17］通过研究认为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我国的环境污染，而且经济增长及吸引FDI的代价就是引起环境污染损失。但韩玉军［18］运用“门槛回归”方法，选取108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收入水平、贸易开放是决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重要门槛因素，但是FDI的门槛效应不明显，也不能对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提供有效解释。沈利生［19］、张友国［20］、李小平［21］都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选取SO2排放量为污染指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他们认为贸易通过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对贸易含污量产生影响，其中技术效应抑制了污染的排放，规模效应加速了污染的排放，进口污染排放强度高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扩大贸易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且国际贸易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通过分析，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存在以下特征：第一，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研究基础。除去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的文献，其他有关探索改善环境路径的文献，多数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加入所要研究的具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第二，对环境污染指标的设定没有准确统一的标准。既有以单位产出所占污染物排放量做为环境污染指标，又有以污染物排放量作为指标，而且有的文献指标设定虽然能够反映环境污染，但在经济意义上不能很好予以解释，因此选择适当的指标对于研究环境污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部分文献只关注单独某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而另一部分文献虽然做了多个政策变量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分析，但只回答了政策变量对改善环境是否有利，并没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具体需要采用哪种或者哪几种政策工具缓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本文的贡献在于：①采用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水、大气、固体废弃物三类环境污染进行货币计量，统一了计量模型中变量的量纲；②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初步建立选择环境治理政策的标准。
2 1990-2009我国环境退化成本的测度
本文选取我国环境退化成本(环境退化成本是通过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价值，是指在目前的治理水平下，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功能、人体健康、作物产量等造成的种种损害，环境退化成本又被称为污染损失成本)
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主要是因为：①在环境库兹涅茨模型中，解释变量多数是货币化的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投资等，作为建立模型的重要原则，被解释变量也应该尽量货币化，也是合理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保证；②环境污染货币化评估，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市场法、综合法等，运用不同的方法估计环境污染的结果也会出现很大差异［22］，其中较为合理的是通过综合法对环境退化成本的估计，既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成本的大小，也包含了对健康、环境利用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的数据［23］，2004年水污染引起的水环境单位退化成本为4.712元/吨，大气污染产生的的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为4 939.3元/吨，而固体废弃物污染产生的固体污染单位退化成本为7.07元/吨。为了测算1990-2009年三种污染历年环境退化成本，必须确定三种污染的当期单位退化成本，由于治理污染的成本与居民的消费品相关性相对较小，因此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折算历年的各种污染当期环境退化成本，具体计算公式分为两部分：
①2004年之后年份的计算公式为：
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年的环比PPI指数(1)
②2004年之前年份的计算公式为：
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环比PPI指数(2)
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1，数据显示，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相对较高，表明单位大气污染对环境、人体健康以及产量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在确定了历年各类污染的环境单位退化成本基础上，根据历年各类污染物的排污量，可计算当期的环境退还成本，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污染物的环境退化成本=当期污染物的环境单位退化成本×当期污染物的排放量(3)
估计结果见表2，我国总环境退化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加明显，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当期各类污染的环境退化成本从1990年的1 729.32亿元上涨到5 128.67亿元，净增加两倍之多。而且，从环境退化成本构成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水污染排放量占到了总污染物排放量的90%以上，由水污染引起的环境退化成本也占到总退化成本的50%以上；虽然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高于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形成的环境退化成本还不到空气污染形成的退化成本的1%。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的成本主要来源于水污染物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3 政策路径的选择标准
由于不同的政策变量会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位置、曲率产生影响，而位置变化又引起拐点代表的收入水平与一国初始收入水平相对位置发生变化，曲率的大小反映单位收入变化对污染指标影响的大小。于是，笔者认为合理的治理政策选择原则应该是：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该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将环境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最低的水平。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具体标准选择治理环境污染的路径。
标准1：在拐点处对应收入水平相等条件下，选择相对位置更接近横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代表的治理政策。如图1所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政策2、政策3影响下，分别形成了曲线2、曲线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库兹注：1.在1999年之前水污染排放量，仅统计了工业水污染的排放量，而且不含有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以及氨氮排放量;2.空气污染排放量包括SO2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粉尘排放量，但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中只包含工业企业的SO2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粉尘排放量，不包含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3.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从2003年起有对居民生活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统计，在此之前仅统计工业企业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但是鉴于居民生活中固体废弃物排放数量较大，故为了弥补2003之前的缺失数据，本文采用2003-2009年平均居民生活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1990-2002年的居民生活中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涅茨曲线曲率变化角度分析，政策2要优于政策3，原因在于当在收入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时，政策2产生的污染指标水平要低于政策3产生的水平；在收入水平处在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时，当收入进一步增长，政策2使环境污染指标下降的速度要快于政策3。
标准2：在拐点处对应收入水平差异较大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随着实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图1所示，从曲线位置变化角度分析，政策1和政策2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之后，使相同形状的曲线发生了位移，如果该国初始收入水平较低，无论使用政策1还是政策2都加速环境的恶化，但是可以先选择政策2，在收入增
长相同的条件下，沿着污染程度较轻的路径推动经济增长，当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政策1相对政策2更为合理，保证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状况的改善；如果该国初始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政策2治理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沿着曲线2进一步上升，但是政策1相对较为合理，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能使环境污染指标进一步下降；
图1 变量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Fig.1 The impact of variable on EKC
如果该国初始收入处于高水平阶段，虽然政策1和政策2都能使环境得到改善，但是政策1在同样增长速度下环境污染程度最小。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一国初始收入水平对于治理环境污染政策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模型构建与说明
为了分析我国现阶段环境治理的路径，本文借鉴Cole［24］建立的污染排放损失模型，在反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等变量：
ln Losst=β1ln GDPt+β2( ln GDPt)2+β3ln INPt+β4lnEXt+β5 ln IMt+β6lnFDIt+β7INS2,t+β8INS3,t+ut
(4)
该式主要是从总量上对政策变量进行分析，式中Losst表示每年总环境退化成本；GDP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可确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位置以及曲率大小；INPt表示每年治理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反映污染投资对环境改善的影响；EXt表示出口额，IMt表示进口额，FD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三个变量则用于衡量开放政策对于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INS2,t表示第二产业比重，INS3,t表示第三产业比重，产业比重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重要体现，而且由于三大产业的比重之和等于1，本文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未将第一产业比重纳入到模型之中。
模型中环境退化成本通过本文第二部分测算所得，环境退化成本、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该指标值采用王小鲁等于2009年测标所得结果)、进出口额以及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均通过1978年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比国内总产值、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以及治理污染完成投资额等因素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对式(4)进行逐次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1反映出我国环境退化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倒“U”型关系，且该模型在修正二阶自相关后所得(AR(1)、AR(2)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二次曲线的拐点11.22，而我国2009年以1978年为基期所计算的国民收入为65 425.87亿元，取对数值为11.09，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在没有其他条件影响的条件下，已接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表明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会有所加剧，这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相一致。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外商投资资本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为-0.125 622，虽然该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能从系数的正负上判断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污染损失，说明外商投资一般情况下都流向了“干净”产业，对减少环境退化成本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每年治理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INPt)，回归系数为正，约为0.27，治理工业污染投资额的增加将引起环境退化成本的增长，表明治理环境污染投资的增加加速了环境恶化，这一结论的出现，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治理环境污染投资没有完全形成规模，投资项目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的程度跟不上退化成本快速增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治理污染投资项目的低效率所致，例如项目规划不合理、技术指标不过关等因素，可能导致项目本身导致环境退化成本的增加。模型4主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出口对环境退化成本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出口扩大不会加速环境的恶化；相反，进口对应的回归系数不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为正，进口增长将导致环境退化成本增加，国际贸易进口部门的扩张会加速环境的恶化，对进口部门合理的调整有助于环境改善。模型5从产业结构角度对环境退化成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比重对应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对我国环境成本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第二产业各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增加环境退化成本，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长期对第二产业内部进行调整，鼓励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向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率生产方式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对应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会使环境退化成本提高，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这一结论和传统产业发展规律产生了冲突，其原因可能在于模型的设定未包含其他重要影响变量，但更有可能是第三产业中污染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承担起治理污
染的投资成本，而且小规模企业往往环保意识不强，忽视对污染物的治理。模型6是 (4) 式的估计，该模型综合分析了所要研究的所有政策因素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国际贸易、治理污染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共同作用于环境退化成本时，污染治理投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有效发挥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相反，国际贸易对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出口贸易部门，能够对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出口部门对环境的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进口部门对环境的威胁。从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看，解释变量不同则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所处阶段就会不同，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模型1、模型2拐点左端，说明经济增长仍会对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但是按照模型3至模型6的估计结果，我国GDP已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经济增长有助于降低环境退化成本。这一结论和我国目前的现实经济状况相违背，探究其原因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计量模型的分析中，仍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二是我国目前实施的环境治理政策当共同作用于环境污染时，存在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模型6），从而引起实证模型的估计与现实经济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为了提高政策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就需要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应用环境治理政策。根据表3回归结果，可得具体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这为调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冲突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分析依据。见图2，图中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当前我国GDP水平，根据GDP变量一次项、二次项对应的系数就能判断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弯曲程度以及拐点位置，图中数字代表了该曲线对应的模型。由函数性质可知，二次项系数越小则曲线越平坦，只有模型5所反映的收入与环境退化成本弹性最小，而且拐点处对应相对最小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决定了模型5拟合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位于当前收入水平的左侧，并将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对应数值代入模型5中也会得到比其他模型相对较低的环境退化成本，根据前文论述的选择合理政策的原则和标准，在我国目前的产出水平下，首先应采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降低环境退化成本。另外，合理发展对外贸易也是降低环境成本的重要手段，因为从曲线4分析，在目前国际贸易水平下，随着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的作用仅次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商品出口无论在模型6中还是在模型4中都对环境退化成本降低有一定影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在产出处于非常高的阶段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增加才能对降低环境成本起到积极作用。而治理污染投资的政策，在配合国际贸易和产业调整政策共同治理环境退化成本时，无论从图2还
是从回归结果分析，都不能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综合上述分析，就我国目前发展水平，首先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是通过进出口结构优化，这应是缓解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冲突最主要工具，是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目的的
6 结论与不足
本文将环境退化成本做为环境污染指标，通过与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等经济变量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总环境退化成本在不断增加，其中水污染、大气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第二，我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在以环境退化成本为污染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仍未超越曲线的拐点。第三，当多种环境治理政策共同影响环境污染指标时，个别政策出现了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这成为实证估计与现实经济状况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第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国内产出水平上，首先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治理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快第二产业内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同时也不能盲目扩大第三产业比例，其次是国际贸易相关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清洁”产品的出口降低本国环境退化成本。
本文虽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加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比较敏感，曲线的形状位置均会受到影响，因此仍需要寻找一个较为稳定的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寻两者之间的协调路径。另外，本文虽然就环境治理政策选择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细化，但在具体应用和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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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退化成本；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产业结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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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近30年高速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破坏，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环境污染得以控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政府也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对环境的治理。可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一味追求环境改善势必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影响，而且照搬欧美国家治理环境的模式也是不科学的，因为欧美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人们甚至为了环境改善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收入水平的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另外，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限制了各种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全面实施，往往也存在治理成本过高的风险，因此选择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使环境改善的政策措施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选取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利用1990-2009年数据，对比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开放、治污投资等政策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确定我国目前最优的环境保护路径。
1 文献回顾
环境污染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一般呈现为倒“U”型的关系［1］：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经济增长伴随着自然资源丰裕度下降，环境污染程度迅速上升；而在高收入水平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环境问题，政府通过颁布实施高效严格的环境制度促进环境的改善。然而，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其中，Grossman［2］是较早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将城市空气污染和河水中的氧含量、废渣含量、重金属含量作为环境指标，通过回归分析，认为美国大多数环境指标，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引起了它们的恶化，再经过一定阶段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而且拐点发生在收入水平为8000美元。国外其他学者如Sherry［3］、David［4］、Gürlük［5］等也通过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另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中，许士春［6］通过构建包含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应用1996-2005年我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目前的发展水平人没有超越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收入水平的增长将进一步加速环境的恶化。符淼［7］通过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解，分别测算了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我国废水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而废弃物排放与收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仍处在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端。这些研究表明在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过程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可作为实证分析基础。
目前研究治理环境污染路径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应用多个政策变量进行综合分析，探讨这些变量是否能够对改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其中Panayotou［8］抽取了30个国家1982-1994之间的数据作为样本，发现在低收入水平政策效率对于改善环境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作用越明显，但是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高反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Dasgupta［9］分析了经济开放度、非正式制度、市场微观主体规模、环境政策、信息是否完全以及分析时间长短的选择(短期、中期、长期)等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可能对环境改善有利，也有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Harbaugh［10］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除了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外，很容易受到样本选取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有必要对污染进行分类研究。第二类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国家内部因素分析抑制环境污染的路径。Hettige［11］选取13个国家的数据，并将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增长因素细分为三个：工业占国民收入比重、污染占工业产值比重以及污染占国民收入比重，发现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环境污染不仅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的性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ruyn［12］选取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SO2排放没有显著作用，但在高收入阶段，由国际协定而形成的环境政策却能很好解释环境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林伯强［13］、包群［14］分析了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中国经济仍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环境治理政策以及产业结构对污染物的排放都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张友国［15］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利用我国1987-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无论是产业间结构变化还是产业内结构变化，都导致了碳排放强度的增加，不利于环境治理和改善。第三类主要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家外部因素探讨抑制环境污染的路径。Copeland［16］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形式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渝琳［17］通过研究认为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我国的环境污染，而且经济增长及吸引FDI的代价就是引起环境污染损失。但韩玉军［18］运用“门槛回归”方法，选取108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收入水平、贸易开放是决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重要门槛因素，但是FDI的门槛效应不明显，也不能对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提供有效解释。沈利生［19］、张友国［20］、李小平［21］都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选取SO2排放量为污染指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他们认为贸易通过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对贸易含污量产生影响，其中技术效应抑制了污染的排放，规模效应加速了污染的排放，进口污染排放强度高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扩大贸易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且国际贸易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通过分析，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存在以下特征：第一，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研究基础。除去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的文献，其他有关探索改善环境路径的文献，多数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加入所要研究的具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第二，对环境污染指标的设定没有准确统一的标准。既有以单位产出所占污染物排放量做为环境污染指标，又有以污染物排放量作为指标，而且有的文献指标设定虽然能够反映环境污染，但在经济意义上不能很好予以解释，因此选择适当的指标对于研究环境污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部分文献只关注单独某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而另一部分文献虽然做了多个政策变量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分析，但只回答了政策变量对改善环境是否有利，并没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具体需要采用哪种或者哪几种政策工具缓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本文的贡献在于：①采用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水、大气、固体废弃物三类环境污染进行货币计量，统一了计量模型中变量的量纲；②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初步建立选择环境治理政策的标准。
2 1990-2009我国环境退化成本的测度
本文选取我国环境退化成本(环境退化成本是通过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价值，是指在目前的治理水平下，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功能、人体健康、作物产量等造成的种种损害，环境退化成本又被称为污染损失成本)
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主要是因为：①在环境库兹涅茨模型中，解释变量多数是货币化的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投资等，作为建立模型的重要原则，被解释变量也应该尽量货币化，也是合理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保证；②环境污染货币化评估，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市场法、综合法等，运用不同的方法估计环境污染的结果也会出现很大差异［22］，其中较为合理的是通过综合法对环境退化成本的估计，既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成本的大小，也包含了对健康、环境利用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的数据［23］，2004年水污染引起的水环境单位退化成本为4.712元/吨，大气污染产生的的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为4 939.3元/吨，而固体废弃物污染产生的固体污染单位退化成本为7.07元/吨。为了测算1990-2009年三种污染历年环境退化成本，必须确定三种污染的当期单位退化成本，由于治理污染的成本与居民的消费品相关性相对较小，因此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折算历年的各种污染当期环境退化成本，具体计算公式分为两部分：
①2004年之后年份的计算公式为：
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年的环比PPI指数(1)
②2004年之前年份的计算公式为：
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1年的环比PPI指数(2)
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1，数据显示，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相对较高，表明单位大气污染对环境、人体健康以及产量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在确定了历年各类污染的环境单位退化成本基础上，根据历年各类污染物的排污量，可计算当期的环境退还成本，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污染物的环境退化成本=当期污染物的环境单位退化成本×当期污染物的排放量(3)
估计结果见表2，我国总环境退化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加明显，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当期各类污染的环境退化成本从1990年的1 729.32亿元上涨到5 128.67亿元，净增加两倍之多。而且，从环境退化成本构成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水污染排放量占到了总污染物排放量的90%以上，由水污染引起的环境退化成本也占到总退化成本的50%以上；虽然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高于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形成的环境退化成本还不到空气污染形成的退化成本的1%。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的成本主要来源于水污染物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3 政策路径的选择标准
由于不同的政策变量会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位置、曲率产生影响，而位置变化又引起拐点代表的收入水平与一国初始收入水平相对位置发生变化，曲率的大小反映单位收入变化对污染指标影响的大小。于是，笔者认为合理的治理政策选择原则应该是：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该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将环境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最低的水平。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具体标准选择治理环境污染的路径。
标准1：在拐点处对应收入水平相等条件下，选择相对位置更接近横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代表的治理政策。如图1所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政策2、政策3影响下，分别形成了曲线2、曲线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库兹注：1.在1999年之前水污染排放量，仅统计了工业水污染的排放量，而且不含有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以及氨氮排放量;2.空气污染排放量包括SO2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粉尘排放量，但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中只包含工业企业的SO2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粉尘排放量，不包含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3.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从2003年起有对居民生活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统计，在此之前仅统计工业企业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但是鉴于居民生活中固体废弃物排放数量较大，故为了弥补2003之前的缺失数据，本文采用2003-2009年平均居民生活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1990-2002年的居民生活中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涅茨曲线曲率变化角度分析，政策2要优于政策3，原因在于当在收入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时，政策2产生的污染指标水平要低于政策3产生的水平；在收入水平处在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时，当收入进一步增长，政策2使环境污染指标下降的速度要快于政策3。
标准2：在拐点处对应收入水平差异较大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随着实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图1所示，从曲线位置变化角度分析，政策1和政策2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之后，使相同形状的曲线发生了位移，如果该国初始收入水平较低，无论使用政策1还是政策2都加速环境的恶化，但是可以先选择政策2，在收入增
长相同的条件下，沿着污染程度较轻的路径推动经济增长，当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政策1相对政策2更为合理，保证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状况的改善；如果该国初始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政策2治理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沿着曲线2进一步上升，但是政策1相对较为合理，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能使环境污染指标进一步下降；
图1 变量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Fig.1 The impact of variable on EKC
如果该国初始收入处于高水平阶段，虽然政策1和政策2都能使环境得到改善，但是政策1在同样增长速度下环境污染程度最小。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一国初始收入水平对于治理环境污染政策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模型构建与说明
为了分析我国现阶段环境治理的路径，本文借鉴Cole［24］建立的污染排放损失模型，在反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等变量：
ln Losst=β1ln GDPt+β2( ln GDPt)2+β3ln INPt+β4lnEXt+β5 ln IMt+β6lnFDIt+β7INS2,t+β8INS3,t+ut
(4)
该式主要是从总量上对政策变量进行分析，式中Losst表示每年总环境退化成本；GDP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可确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位置以及曲率大小；INPt表示每年治理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反映污染投资对环境改善的影响；EXt表示出口额，IMt表示进口额，FD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三个变量则用于衡量开放政策对于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INS2,t表示第二产业比重，INS3,t表示第三产业比重，产业比重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重要体现，而且由于三大产业的比重之和等于1，本文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未将第一产业比重纳入到模型之中。
模型中环境退化成本通过本文第二部分测算所得，环境退化成本、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该指标值采用王小鲁等于2009年测标所得结果)、进出口额以及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均通过1978年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比国内总产值、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以及治理污染完成投资额等因素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对式(4)进行逐次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1反映出我国环境退化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倒“U”型关系，且该模型在修正二阶自相关后所得(AR(1)、AR(2)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二次曲线的拐点11.22，而我国2009年以1978年为基期所计算的国民收入为65 425.87亿元，取对数值为11.09，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在没有其他条件影响的条件下，已接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表明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会有所加剧，这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相一致。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外商投资资本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为-0.125 622，虽然该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能从系数的正负上判断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污染损失，说明外商投资一般情况下都流向了“干净”产业，对减少环境退化成本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每年治理工业污染投资完成额(INPt)，回归系数为正，约为0.27，治理工业污染投资额的增加将引起环境退化成本的增长，表明治理环境污染投资的增加加速了环境恶化，这一结论的出现，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治理环境污染投资没有完全形成规模，投资项目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的程度跟不上退化成本快速增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治理污染投资项目的低效率所致，例如项目规划不合理、技术指标不过关等因素，可能导致项目本身导致环境退化成本的增加。模型4主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出口对环境退化成本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出口扩大不会加速环境的恶化；相反，进口对应的回归系数不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为正，进口增长将导致环境退化成本增加，国际贸易进口部门的扩张会加速环境的恶化，对进口部门合理的调整有助于环境改善。模型5从产业结构角度对环境退化成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比重对应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对我国环境成本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第二产业各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增加环境退化成本，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长期对第二产业内部进行调整，鼓励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向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率生产方式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对应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会使环境退化成本提高，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这一结论和传统产业发展规律产生了冲突，其原因可能在于模型的设定未包含其他重要影响变量，但更有可能是第三产业中污染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承担起治理污
染的投资成本，而且小规模企业往往环保意识不强，忽视对污染物的治理。模型6是 (4) 式的估计，该模型综合分析了所要研究的所有政策因素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国际贸易、治理污染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共同作用于环境退化成本时，污染治理投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有效发挥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相反，国际贸易对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出口贸易部门，能够对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出口部门对环境的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进口部门对环境的威胁。从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看，解释变量不同则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所处阶段就会不同，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模型1、模型2拐点左端，说明经济增长仍会对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但是按照模型3至模型6的估计结果，我国GDP已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经济增长有助于降低环境退化成本。这一结论和我国目前的现实经济状况相违背，探究其原因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计量模型的分析中，仍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二是我国目前实施的环境治理政策当共同作用于环境污染时，存在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模型6），从而引起实证模型的估计与现实经济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为了提高政策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就需要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应用环境治理政策。根据表3回归结果，可得具体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这为调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冲突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分析依据。见图2，图中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当前我国GDP水平，根据GDP变量一次项、二次项对应的系数就能判断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弯曲程度以及拐点位置，图中数字代表了该曲线对应的模型。由函数性质可知，二次项系数越小则曲线越平坦，只有模型5所反映的收入与环境退化成本弹性最小，而且拐点处对应相对最小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决定了模型5拟合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位于当前收入水平的左侧，并将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对应数值代入模型5中也会得到比其他模型相对较低的环境退化成本，根据前文论述的选择合理政策的原则和标准，在我国目前的产出水平下，首先应采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降低环境退化成本。另外，合理发展对外贸易也是降低环境成本的重要手段，因为从曲线4分析，在目前国际贸易水平下，随着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的作用仅次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商品出口无论在模型6中还是在模型4中都对环境退化成本降低有一定影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在产出处于非常高的阶段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增加才能对降低环境成本起到积极作用。而治理污染投资的政策，在配合国际贸易和产业调整政策共同治理环境退化成本时，无论从图2还
是从回归结果分析，都不能降低环境退化成本。综合上述分析，就我国目前发展水平，首先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是通过进出口结构优化，这应是缓解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冲突最主要工具，是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目的的
6 结论与不足
本文将环境退化成本做为环境污染指标，通过与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等经济变量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总环境退化成本在不断增加，其中水污染、大气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第二，我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在以环境退化成本为污染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仍未超越曲线的拐点。第三，当多种环境治理政策共同影响环境污染指标时，个别政策出现了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这成为实证估计与现实经济状况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第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国内产出水平上，首先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治理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快第二产业内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同时也不能盲目扩大第三产业比例，其次是国际贸易相关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清洁”产品的出口降低本国环境退化成本。
本文虽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加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比较敏感，曲线的形状位置均会受到影响，因此仍需要寻找一个较为稳定的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寻两者之间的协调路径。另外，本文虽然就环境治理政策选择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细化，但在具体应用和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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