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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8年7月至1931年1月，周恩来曾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期间，他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紧密联系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各级组织的现状，提出并逐步丰富发展了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光辉思想。周恩来勤勉工作，身体力行，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各级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组织工作，思想，革命实践，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6-0003-06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年了，从1921年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420多万个基层组织和8500多万名党员。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得到中国人民那么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然，这样的成绩也和中国共产党92年来高度重视自身组织工作建设分不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应该说，在过去90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工作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值得今天继续发扬的光荣传统。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90多年来，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为成千上万名党的干部的成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们中还有人直接承担过党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方面的思想、革命实践与贡献作一归纳和阐述。
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在1928年7月至1931年1月，当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实际上，周恩来比较早的就开始从事党的干部培养教育工作，并参加有关组织工作。1924年底至1925年初，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主任期间，同时还在中共广东区委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这个军事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内的中共组织工作。这是我们党最早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领导建立基层组织，训练和培养基层党团组织和部队的干部。1925年1月，军阀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推翻广州政府。因此，广州政府决定实行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仅要做军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他还兼顾着地方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当部队到达海陆丰地区时，领导重建了海丰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组织选出了团的书记和海丰县的县长；还同彭湃研究组建了海丰地区党的组织，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建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不久，中共汕头特支和团的汕头支部也建立起来。也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在东征克复的地区着手组建国民党地方党部。实际上，周恩来当时是以双重身份在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的组建工作。同年底，周恩来秘密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开始介入中央组织工作。期间，他多次听取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并做出指示。1927年2月在中共上海区委任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27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五大，周恩来作为五大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以后又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很快，就正式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参加会议期间，周恩来曾就党的组织工作提出过建议和意见。在6月份的一次常委会议上，他曾提出在长沙设立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的建议。同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央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为五名组成人员之一（其他四人为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八七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10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要求11月7日前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参加。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由此规定了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农村暴动要与城市暴动相结合，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左”倾表现。这次会议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同时会议根据罗米纳兹的提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予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当时，毛泽东、谭平山、彭公达也分别被给予了政治纪律处分。
尽管受到警告处分，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亦农离开上海，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正式任组织局主任。同年5月中旬，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会议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报告。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7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在遭受大革命的失败后，又连续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而屡受挫折的时期，中央组织部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肩负着极其艰巨的工作任务。周恩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中央组织部的同志顽强奋斗，艰苦努力，为党的组织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党的组织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和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损失。党的省委机关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被破坏过，党的组织恢复、重建及发展成为革命事业继续前行的首要问题。周恩来将此作为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中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不顾白色恐怖下的个人安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个别指导，逐个解决各省的组织问题。与此同时，指导各地党的组织转变过去发动轰轰烈烈群众运动和盲目暴动的方式，组织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1929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党应该在工会群众之中来发展，除赤色工会外，可以在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内，以各种组织形式组织部分群众，当然这不是赤色工会，而是黄色工会里的左派组织。他曾指出，党的组织上的中心口号是深入群众。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党员不要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而要分散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足轻的办法必须改变。他强调，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上面工作反一天天加多，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这是有关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问题，是组织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一年的努力，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已恢复活动并与党中央建立正常联系，基层组织也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由1928年6月的4万多人增加到近7万人。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对组织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①到1930年3月，党员人数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10万人，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的全国党员总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周恩来领导下的组织工作密切相关的。
2.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素质
在革命屡遭挫折的残酷斗争考验面前，党员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出来：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有的甚至脱离和叛变革命；一些人搞小圈子，闹矛盾，搞非组织活动，等等。
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不能打开局面，问题越积越多，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由于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省委发生分裂，当时直隶省（河北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顺直省委再次改组后，唐山、遵化、玉田、乐亭四县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许多人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非常薄弱，7月以后的省委应该取消，由中央专门组织特委，处理顺直问题。但由于顺直省委管辖的范围较大，所以它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当时在会上也是有争论的，李立三提出要采取发展工人斗争力量，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周恩来不同意，他认为，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中央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他指出如果按李立三的意见，只能增加纠纷，不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北上，解决顺直问题。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天津。先后参加了省委、区委、支部的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思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做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大家积极到群众中去工作，从参加和领导全部斗争做起，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后来又到唐山，召开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12月18日，周恩来在《出路》上发表了《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模糊思想认识，具体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当时，陈潭秋（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刘少奇（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会议。经过工作，逐步扭转了顺直省委的混乱状况。1929年1月周恩来回到上海。
就在周恩来处理天津顺直问题时，江苏党组织也出现情况。1929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军委，同时为加强江苏工作，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决定在江苏省委中炸了锅，引起强烈反对，省委开始召集各区书记会议，说明中央与江苏的纠纷经过，并开始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知道这个情况，认为中央兼省委是不妥的，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兼省委的做法是危险的，会减少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指导；不是深入群众的好方法，影响中央本身的工作，使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了许多危险。同时认为，江苏省委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必然结果。强调如果各地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与中央讨论问题，仅从个人的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中央，实是一条死路。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七点意见。这样一方面使中央放弃了原来的决定，同时经过工作，江苏省委也承认了错误。后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江苏省委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在组织原则以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反思江苏发生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②因此，不进行思想教育，不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就不能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就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他把党员思想教育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如1929年中央组织部第九次部务会通过的《中央组织部最近工作计划》①中规定：组织部门要编辑专门给各省党部阅看的组织通信；有计划地开展训练干部工作，包括继续办理高级训练班；继续办理流动训练班；编译组织问题小册子；继续出版党的生活，并发行至全国等。周恩来亲自主持在上海举办的党的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亲自审定“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讲课提纲。他认为目前党员理论水平还很低，对于理论的认识还很薄弱，我们必须将革命理论“通俗化”。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也纷纷开办培训班，以通俗易懂的教材教育和训练干部。同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建立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据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回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党小组都坚持活动，周恩来每次都到会。此外，周恩来还指出：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是到群众中去，要指导每个党员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这些要求和措施，对从根本上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3.深入了解思想，关心爱护教育干部
周恩来总是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深入了解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了解干部的机会。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就曾和叶剑英、贺龙、郭沫若接触并谈话，在起义前后同意发展几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主要骨干。他与瞿秋白等还同陈独秀谈过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与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利用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机会，逐个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材料，并找他们谈话，详细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还参加审理了王明等控告有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组织案件一事，后查明并无此事，并做出结论。
在上海时，他叮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凡各地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都要尽可能由他亲自听取汇报。当时，因组织被破坏失去组织关系或武装起义被打散的党员，纷纷到上海找党组织；从国外归国的干部，也首先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周恩来对同志们说：“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②他要求认真深入了解每名党员干部的情况，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地方去。凡有条件时，周恩来都尽量亲自与他们谈话，从形势、任务到方法，谈得很详细、很透彻。当时，上海有两个秘密机关联络点：一是政治局的秘密机关（上海云南路447号）的福兴字号；一是浙江中路112号的军委联络点。周恩来经常到这两个地方会见地方来的同志，如云南的龙大道、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大家都说：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中，周恩来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最熟悉干部的。所以周恩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从各级干部那里了解掌握了许多非常深入的情况，完成了大量的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
4.支持党的正确主张，配合农村武装斗争
周恩来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实践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卓越的领导者，是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他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举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当城市中心论还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积极支持农村的武装斗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的建军思想，并从组织上给予有力的配合。当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出现分歧，特别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迫使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周恩来从红四军代表陈毅那里了解情况后，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信，明确提出：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按照这一指示，毛泽东很快回到了部队，红四军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并选举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从此，红四军确立了正确的建军路线，加强了党的领导，在建军史上开辟了新的里程碑。为了加强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周恩来还先后派遣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工作，派遣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选派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到湘赣边区担任党代表。同时给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党的干部也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在向苏区培训输送干部的同时，周恩来还筹划组织了对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苏区的物资支援工作，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店铺，向苏区输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发展。
5.注重自身建设，亲自指导业务工作
中央组织部建部初期，承担着很多具体的业务工作，如发行党刊、调查统计、秘密交通等。其中完成全国干部的统计和各地党支部生活情况的统计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表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周恩来还考虑到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建设，他亲自指导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字档案，以便于保存和查用。为了保证党的联系的畅通，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秘密交通网，还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1928年10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具体提出了开展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须条件。此后党的秘密工作的许多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秘密纪律和制度的基础上充实完善起来的。
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很多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形成的重要文献，如在他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发言，关于组织问题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代中央起草的有关党的组织建设的决议、指示、文件等等，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光辉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光辉，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恩来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是贯彻路线的保证，是实现路线的工具。”深刻阐述了组织工作与党的路线的关系，揭示了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明确了组织工作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党的组织工作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认真地遵循这一思想和原则，紧紧围绕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着眼于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开展组织工作，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组织工作的基础。
周恩来提出把“深入群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心口号。1929年3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组织工作报告时，他深刻指出：“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①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根本观点和路线，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现在工作的各个方面。他非常重视解决党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形成机关主义作风的问题，并提出严肃批评。他指出，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脚轻的办法必须改变。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这些指示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幼年时期，一般采用由上到下的方法发展组织。即先建立党的上级机关，再逐步建立基层组织。但当党的组织发展起来后，有些同志仍然习惯于这种方式，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同志只重视中央或上级组织派人去恢复组织，而忽视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周恩来总结大革命时期很多空架子上层机关因脱离群众暴露，最后遭到破坏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各级秘密党组织必须由下而上的建立，强调必须重视党的下层组织工作。他指出，恢复党的组织“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②由“自上而下”地建立党的组织，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组织原则的确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把“职业化”作为对党员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后来成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建党初期，党内有许多没有社会职业的革命家，生活主要依赖党的经费，这容易造成与群众和社会隔绝的现象。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表现得尤为敏感，一旦脱离群众，就会暴露而遭受破坏；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就能如鱼得水，生存发展。周恩来把党员“职业化”作为对全党同志的要求，提出了一条党员联系群众，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他指出：“要使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真正地成为群众的党。”“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①同时，周恩来还强调从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选拔党的干部的方针，他强调指出，要在斗争中训练新的干部分子，这一工作是异常重要的，干部要从群众中来训练引进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条件。周恩来的这些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早期思想，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并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的两年多时间里，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公道正派的思想品质，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为组织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面对大革命时期艰苦的环境，周恩来总是抱有坚定的革命的信念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延安整风时他说过：“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②这完全反映了他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的思想实际。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搜捕的对象，但是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以高超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与敌人进行斗争，拼命地工作。为了隐蔽自己，他蓄起长须，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穿梭于上海的小街弄堂，起早贪黑来往于中央组织部和各秘密机关，与各地的同志联系交谈。正如整风期间毛泽东所评价的，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
周恩来总是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光明磊落，处事清明，公平公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总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甚至“相忍为党”。他坚决反对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的行为，并进行坚决的斗争。如陈独秀等搞非组织活动，他立即给予坚决地批评。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面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借以打击一些同志时，他深入调查，查明事实，保护了这批同志。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周恩来坚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始终认为，只有深入实际，搞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抓得住、抓得准。当时很多组织出现的严重问题，都是周恩来冒着危险，深入实际调查后解决的。比如，为了解决顺直省委内部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轮船到天津，直接听取省委几位领导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针对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情绪，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进行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工作，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顺直省委。在周恩来主持党的组织工作建设期间，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周恩来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留给了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以史鉴今，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以及“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③等论述的认识和理解。当前，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着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如何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已经成为全党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以及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作者简介】黄小同，男，1948年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 周恩来，组织工作，思想，革命实践，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6-0003-06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年了，从1921年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420多万个基层组织和8500多万名党员。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得到中国人民那么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然，这样的成绩也和中国共产党92年来高度重视自身组织工作建设分不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应该说，在过去90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工作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值得今天继续发扬的光荣传统。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90多年来，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为成千上万名党的干部的成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们中还有人直接承担过党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方面的思想、革命实践与贡献作一归纳和阐述。
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在1928年7月至1931年1月，当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实际上，周恩来比较早的就开始从事党的干部培养教育工作，并参加有关组织工作。1924年底至1925年初，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主任期间，同时还在中共广东区委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这个军事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内的中共组织工作。这是我们党最早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领导建立基层组织，训练和培养基层党团组织和部队的干部。1925年1月，军阀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推翻广州政府。因此，广州政府决定实行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仅要做军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他还兼顾着地方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当部队到达海陆丰地区时，领导重建了海丰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组织选出了团的书记和海丰县的县长；还同彭湃研究组建了海丰地区党的组织，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建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不久，中共汕头特支和团的汕头支部也建立起来。也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在东征克复的地区着手组建国民党地方党部。实际上，周恩来当时是以双重身份在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的组建工作。同年底，周恩来秘密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开始介入中央组织工作。期间，他多次听取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并做出指示。1927年2月在中共上海区委任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27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五大，周恩来作为五大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以后又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很快，就正式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参加会议期间，周恩来曾就党的组织工作提出过建议和意见。在6月份的一次常委会议上，他曾提出在长沙设立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的建议。同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央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为五名组成人员之一（其他四人为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八七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10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要求11月7日前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参加。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由此规定了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农村暴动要与城市暴动相结合，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左”倾表现。这次会议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同时会议根据罗米纳兹的提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予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当时，毛泽东、谭平山、彭公达也分别被给予了政治纪律处分。
尽管受到警告处分，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亦农离开上海，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正式任组织局主任。同年5月中旬，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会议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报告。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7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在遭受大革命的失败后，又连续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而屡受挫折的时期，中央组织部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肩负着极其艰巨的工作任务。周恩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中央组织部的同志顽强奋斗，艰苦努力，为党的组织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党的组织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和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损失。党的省委机关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被破坏过，党的组织恢复、重建及发展成为革命事业继续前行的首要问题。周恩来将此作为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中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不顾白色恐怖下的个人安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个别指导，逐个解决各省的组织问题。与此同时，指导各地党的组织转变过去发动轰轰烈烈群众运动和盲目暴动的方式，组织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1929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党应该在工会群众之中来发展，除赤色工会外，可以在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内，以各种组织形式组织部分群众，当然这不是赤色工会，而是黄色工会里的左派组织。他曾指出，党的组织上的中心口号是深入群众。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党员不要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而要分散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足轻的办法必须改变。他强调，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上面工作反一天天加多，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这是有关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问题，是组织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一年的努力，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已恢复活动并与党中央建立正常联系，基层组织也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由1928年6月的4万多人增加到近7万人。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对组织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①到1930年3月，党员人数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10万人，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的全国党员总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周恩来领导下的组织工作密切相关的。
2.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素质
在革命屡遭挫折的残酷斗争考验面前，党员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出来：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有的甚至脱离和叛变革命；一些人搞小圈子，闹矛盾，搞非组织活动，等等。
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不能打开局面，问题越积越多，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由于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省委发生分裂，当时直隶省（河北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顺直省委再次改组后，唐山、遵化、玉田、乐亭四县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许多人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非常薄弱，7月以后的省委应该取消，由中央专门组织特委，处理顺直问题。但由于顺直省委管辖的范围较大，所以它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当时在会上也是有争论的，李立三提出要采取发展工人斗争力量，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周恩来不同意，他认为，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中央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他指出如果按李立三的意见，只能增加纠纷，不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北上，解决顺直问题。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天津。先后参加了省委、区委、支部的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思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做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大家积极到群众中去工作，从参加和领导全部斗争做起，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后来又到唐山，召开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12月18日，周恩来在《出路》上发表了《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模糊思想认识，具体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当时，陈潭秋（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刘少奇（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会议。经过工作，逐步扭转了顺直省委的混乱状况。1929年1月周恩来回到上海。
就在周恩来处理天津顺直问题时，江苏党组织也出现情况。1929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军委，同时为加强江苏工作，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决定在江苏省委中炸了锅，引起强烈反对，省委开始召集各区书记会议，说明中央与江苏的纠纷经过，并开始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知道这个情况，认为中央兼省委是不妥的，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兼省委的做法是危险的，会减少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指导；不是深入群众的好方法，影响中央本身的工作，使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了许多危险。同时认为，江苏省委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必然结果。强调如果各地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与中央讨论问题，仅从个人的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中央，实是一条死路。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七点意见。这样一方面使中央放弃了原来的决定，同时经过工作，江苏省委也承认了错误。后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江苏省委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在组织原则以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反思江苏发生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②因此，不进行思想教育，不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就不能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就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他把党员思想教育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如1929年中央组织部第九次部务会通过的《中央组织部最近工作计划》①中规定：组织部门要编辑专门给各省党部阅看的组织通信；有计划地开展训练干部工作，包括继续办理高级训练班；继续办理流动训练班；编译组织问题小册子；继续出版党的生活，并发行至全国等。周恩来亲自主持在上海举办的党的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亲自审定“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讲课提纲。他认为目前党员理论水平还很低，对于理论的认识还很薄弱，我们必须将革命理论“通俗化”。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也纷纷开办培训班，以通俗易懂的教材教育和训练干部。同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建立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据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回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党小组都坚持活动，周恩来每次都到会。此外，周恩来还指出：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是到群众中去，要指导每个党员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这些要求和措施，对从根本上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3.深入了解思想，关心爱护教育干部
周恩来总是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深入了解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了解干部的机会。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就曾和叶剑英、贺龙、郭沫若接触并谈话，在起义前后同意发展几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主要骨干。他与瞿秋白等还同陈独秀谈过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与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利用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机会，逐个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材料，并找他们谈话，详细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还参加审理了王明等控告有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组织案件一事，后查明并无此事，并做出结论。
在上海时，他叮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凡各地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都要尽可能由他亲自听取汇报。当时，因组织被破坏失去组织关系或武装起义被打散的党员，纷纷到上海找党组织；从国外归国的干部，也首先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周恩来对同志们说：“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②他要求认真深入了解每名党员干部的情况，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地方去。凡有条件时，周恩来都尽量亲自与他们谈话，从形势、任务到方法，谈得很详细、很透彻。当时，上海有两个秘密机关联络点：一是政治局的秘密机关（上海云南路447号）的福兴字号；一是浙江中路112号的军委联络点。周恩来经常到这两个地方会见地方来的同志，如云南的龙大道、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大家都说：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中，周恩来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最熟悉干部的。所以周恩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从各级干部那里了解掌握了许多非常深入的情况，完成了大量的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
4.支持党的正确主张，配合农村武装斗争
周恩来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实践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卓越的领导者，是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他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举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当城市中心论还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积极支持农村的武装斗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的建军思想，并从组织上给予有力的配合。当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出现分歧，特别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迫使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周恩来从红四军代表陈毅那里了解情况后，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信，明确提出：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按照这一指示，毛泽东很快回到了部队，红四军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并选举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从此，红四军确立了正确的建军路线，加强了党的领导，在建军史上开辟了新的里程碑。为了加强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周恩来还先后派遣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工作，派遣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选派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到湘赣边区担任党代表。同时给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党的干部也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在向苏区培训输送干部的同时，周恩来还筹划组织了对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苏区的物资支援工作，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店铺，向苏区输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发展。
5.注重自身建设，亲自指导业务工作
中央组织部建部初期，承担着很多具体的业务工作，如发行党刊、调查统计、秘密交通等。其中完成全国干部的统计和各地党支部生活情况的统计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表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周恩来还考虑到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建设，他亲自指导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字档案，以便于保存和查用。为了保证党的联系的畅通，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秘密交通网，还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1928年10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具体提出了开展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须条件。此后党的秘密工作的许多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秘密纪律和制度的基础上充实完善起来的。
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很多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形成的重要文献，如在他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发言，关于组织问题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代中央起草的有关党的组织建设的决议、指示、文件等等，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光辉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光辉，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恩来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是贯彻路线的保证，是实现路线的工具。”深刻阐述了组织工作与党的路线的关系，揭示了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明确了组织工作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党的组织工作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认真地遵循这一思想和原则，紧紧围绕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着眼于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开展组织工作，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组织工作的基础。
周恩来提出把“深入群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心口号。1929年3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组织工作报告时，他深刻指出：“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①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根本观点和路线，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现在工作的各个方面。他非常重视解决党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形成机关主义作风的问题，并提出严肃批评。他指出，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脚轻的办法必须改变。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这些指示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幼年时期，一般采用由上到下的方法发展组织。即先建立党的上级机关，再逐步建立基层组织。但当党的组织发展起来后，有些同志仍然习惯于这种方式，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同志只重视中央或上级组织派人去恢复组织，而忽视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周恩来总结大革命时期很多空架子上层机关因脱离群众暴露，最后遭到破坏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各级秘密党组织必须由下而上的建立，强调必须重视党的下层组织工作。他指出，恢复党的组织“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②由“自上而下”地建立党的组织，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组织原则的确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把“职业化”作为对党员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后来成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建党初期，党内有许多没有社会职业的革命家，生活主要依赖党的经费，这容易造成与群众和社会隔绝的现象。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表现得尤为敏感，一旦脱离群众，就会暴露而遭受破坏；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就能如鱼得水，生存发展。周恩来把党员“职业化”作为对全党同志的要求，提出了一条党员联系群众，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他指出：“要使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真正地成为群众的党。”“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①同时，周恩来还强调从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选拔党的干部的方针，他强调指出，要在斗争中训练新的干部分子，这一工作是异常重要的，干部要从群众中来训练引进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条件。周恩来的这些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早期思想，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并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的两年多时间里，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公道正派的思想品质，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为组织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面对大革命时期艰苦的环境，周恩来总是抱有坚定的革命的信念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延安整风时他说过：“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②这完全反映了他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的思想实际。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搜捕的对象，但是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以高超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与敌人进行斗争，拼命地工作。为了隐蔽自己，他蓄起长须，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穿梭于上海的小街弄堂，起早贪黑来往于中央组织部和各秘密机关，与各地的同志联系交谈。正如整风期间毛泽东所评价的，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
周恩来总是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光明磊落，处事清明，公平公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总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甚至“相忍为党”。他坚决反对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的行为，并进行坚决的斗争。如陈独秀等搞非组织活动，他立即给予坚决地批评。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面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借以打击一些同志时，他深入调查，查明事实，保护了这批同志。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周恩来坚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始终认为，只有深入实际，搞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抓得住、抓得准。当时很多组织出现的严重问题，都是周恩来冒着危险，深入实际调查后解决的。比如，为了解决顺直省委内部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轮船到天津，直接听取省委几位领导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针对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情绪，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进行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工作，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顺直省委。在周恩来主持党的组织工作建设期间，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周恩来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留给了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以史鉴今，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以及“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③等论述的认识和理解。当前，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着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如何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已经成为全党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以及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作者简介】黄小同，男，1948年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