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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巴西里约奥运会仅剩两年时间，中国体操女队从管理层到教练普遍反映：时间不够用。“新队员没衔接上。青黄不接，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要抓紧时间完善队伍建设”，女队教练组组长熊景斌说。
女队困境初露端倪是在两年前，冠军级名将江钰源、何可欣、眭禄、邓琳琳等相继退役，新队员的选拔培训滞后。国际体联要求：必须年满16周岁才有资格参加国际赛事。2014年有亚运会和世锦赛两项赛事，至今，不挑技术，仅选择适龄队员，扒拉脑袋也仅有七八个人够资格。“刚刚可以凑齐一支参赛队”，熊景斌说，“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万一出现一两个伤病队员，组队参赛都成了问题”。
其实，中国体操队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来自女队。1979年第20届体操世锦赛，马艳红一举夺得高低杠冠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操世界冠军。从那时起，中国体操成为世界体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强队。时光荏苒，不可否认，女队现在遇到了困难。
直面困境，体操人在自省。去繁从简，女队遇到的问题有两点，一个在管理机制，重点是教练队伍如何搭建和管理；一个是训练理念，如何打破旧观念，建立新的训练方法。
统一管理，打破分水岭
国家体操队训练馆里的冠军墙，坐南朝北。以此为界，沿墙向东向西各摆着几把椅子。习惯上，东侧是女队教练休息会客的地方，西侧属于男队教练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冠军墙就像体操人心目中的一道“分水岭”——女队业务，去东侧解决；男队业务，去西侧处理。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业务问题并不沟通交流。黄玉斌虽是国家体操队总教练，作为业务领导，也只是负责男队训练工作。
男女队分头管理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训练方法各用各的，好的经验作法没有沟通交流。像跳马的高度，女子比男子低，按照女队员的力量和身高比例，完全可以借鉴男队员的训练技巧。另一方面即使教练私下交流，修改训练方法仍需报告上级领导，能否被采纳就很难说了。每逢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级赛事，体操中心上报夺牌计划，也都是男队报男队，女队报女队。如果用现有的训练方法，可以保证不掉成绩，但再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思考，更改训练手段的动力也会不足。两者“效应”叠加，造成训练手段趋向保守，更加单一。直接后果就是“抗体”不足，难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这几年，国际体联对技术动作不断进行修改，主要就是增加难度动作，难度分值上不封顶。女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不掉队，在没有更新训练手段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上难度动作，结果形成只要上新动作，就必然出现队员受伤的局面。长期如此，教练和队员出现畏难恐惧心理，难新动作的推进步履艰难。“地方看中央”，某些基层体操队的技术水平也端上台面。这几年的全国比赛，甚至出现女子跳马比赛以直体动作进决赛的现象，“跳直体”其实是非常落后的动作。
其实，体操男子六个项目除去鞍马，女子全四项目，空中转体概念是一致的。转体好，在难度发展上会有很多变化，就会提高实力。转体好，队员的空中概念会好，落地就不会东倒西歪，可以避免对膝关节踝关节的损伤。如果是训练方法得当，并在男女队统一推广，落实“空中转体”，受益的将是男女两支队伍。“统一管理，对提升大家的训练水平有切实好处”，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说。
女队理顺管理机制、更新训练理念，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政令统一，否则“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效果会大打折扣。2013年底，黄玉斌履行总教练一职，同时管理女队日常工作。男女队统一管理后，在女队推行某些训练方法和手段，一些教练心里也不能马上接受。黄玉斌明白，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个需要用成绩说话的过程。
不破不立，国家体操女队，迎来的是一次大拆大建。
抓住教练，梯队建设初见雏形
目前，国内注册的体操运动员，男女队员加起来有三千人左右，其中女队员的比例明显低于男队员。练习体操的女孩少，有两个原因。
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普遍认为练体操很苦。“有一张获体育类大奖的照片，是一群七八岁练体操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伤痕累累”，叶振南说，“不说是否夸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认为练体操摧残孩子，使一些家长拒绝送孩子去体操房”。
此外，女孩到青春期，身体长高体态发胖。这对要求体形轻灵，利于优质完成空中动作的女队员是致命的，发育后她们很难再出好成绩，运动生命也就接近结束。再去读书，困难不少。家长们担心出路，也不愿让孩子练体操。
其实随着各种辅助手段的完善、训练理念的转变，吃大苦流大汗的训练方法已经过时，体操现在推行的是快乐训练。此外，国家也在不断修正建全运动员退役管理办法，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现阶段，量米下锅，如何选出好苗子和训练成才，很大程度在于各级教练慧眼识珠的本领。
在运动员的推选上，我国依旧遵循三级训练网模式，即业余体校、专业队、国家队。体操相比其他竞赛项目，运动员对教练的依赖度高。初学时的基础步伐、成套时的动作开范儿、到比赛时对赛场节奏的掌握，每个环节必须依靠教练。教练的水平，决定队员的前途。
事实上，教练队伍也面临困境。在各级体校，一方面女队员少，教练规模相应被压缩；一方面女队员难出成绩，教练绩效又与业绩挂钩。压力大、收入少、前途渺茫，基层教练流失严重，这直接影响好苗子的发现培养和向上级输送。
在国家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线教练任务重，我们不需要能让队员成绩进前八名的教练，我们的目标是在世锦赛、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女队员运动周期短，这对教练形成的压力更大。另外，国家队教练的待遇并不高，优秀教练每个月工资也就6千元钱，普通教练更低。如果队员不出成绩，教练就没有奖金。现实问题是，有的教练刚结婚，有的刚有小孩。两地分居，要赡养父母，要养家”，叶振南说。女队前领导曾经考虑，让男队退役的世界冠军留队任教练，但回应寥寥，最后不了了之。 体操女队没有对教练成建制的更替补充，训练技术和手法势必趋于保守；加之输送上来的队员技术并不全面，训练难度大。两相钳制，互为因果，造成这几年体操女队频频感觉能用的人越来越少。每遇大赛，为了不掉成绩，队里只好继续任用老队员。随着退役年龄的逼近，老队员所剩无几。新人长期得不到锻炼，当她们必须站到台前时，一时难挑重担，这就造成了女队目前事实上的人才断档。
选可用之人，造可用之才，教练的责任重大。黄玉斌统管女队之后，首先抓的是教练队伍建设。“选拔教练的依据，是技术均衡，指导过团体。我们今后的发展战略是女子团体有所突破，如果仅仅去抓单项，不利体操女队今后的发展”，熊景斌说。按照这个思路，全运会之后，体操中心从近年比赛中获得过女子团体全国前三名的湖南、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选拔了一批年轻教练，组成了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组。熊景斌任教练组组长、王群策任副组长。全组分五个小组，每小组一个男教练，管理本组日常训练；一个女教练，专司平衡木训练及队员日常生活。
从省市大规模调选人员，让基层教练员看到了职业希望，对教练队伍的稳定起到了作用。
2013年11月，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54名女队员参加国家队集训，她们都是1997年至2000年出生的。10天后，集训结束。22人选入国家集训队，被分配到五个训练组，每个组六到七名队员。一线组两支，分别是熊景斌组和王群策组，所带队员为里约奥运适龄选手；其他三个组是力量储备组，含里约选手。女队梯队搭建，初见雏形。
“剩下的任务就是抢时间，让这批队员在两年内迅速成才”，熊景斌说。教练组要求教练摸清各自队员家底，一发现队员优点，二找出他们的弱点。教练要根据队员的优缺点，提前设计好成套动作；不仅如此，还要制定出具体动作的训练方法。抓成套，抠细节，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节约时间。之后，黄玉斌和教练签订协议，提出追责制：一个动作，在某月某日完成，完成程度和惩罚奖励相挂钩。
改变观念，换角度提升水平
中国女子体操的能力，与欧美运动员相比有差距，这是队内的共识。体现在具体项目上，就是跳马和自由操是弱项。“程菲跳马拿到世界冠军，这样的运动员在国内几十年不遇，可遇不可求”，熊景斌说，“需要能力的项目，对亚洲运动员来说，夺冠，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也就算了。为了改变，天天练力量不现实，毕竟不是举重和田径运动员”。
有一段时间，中国女体进入训练误区，力求实现欧美选手横轴大跳跃的难度动作，在跳马和自由操上实现突破。这往往事与愿违，上一个横轴新动作，伤一批队员。
体操比赛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D分——难度分，10分起评，按动作难度向上加，上不封顶，可以超出15分；一个是E分——质量分，10分起评，按动作完成质量往下减。最后DE两者相加，算出总分。
体操中的空中纵轴转体和横轴转体的分值基本相同，纵轴转体1080度和横向转体旋，都是E组动作。亚洲女孩普遍小巧灵活，适合纵轴转体动作。加强训练，提高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等同于缩短与欧美运动员之间D分的差距。
体操馆里有两架蹦床，利用率一直不高，教练普遍认为与训练无关。黄玉斌就任后，请来蹦床队教练，要求队员每天保证最少一个小时的纵轴转体训练。教练不理解，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有抵触情绪。黄玉斌发觉后，以行政命令要求：每天必须满时完成。强制训练一段时间，效果出来了。纵轴转体可以达到3.5周（1260度），而且是一批队员都能做到。
“进行蹦床训练前，队员的纵轴转体3周（1080度）完成质量都不高，甚至认为这个动作，必须具备能力，需要力量才能完成。训练观念方法改变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激发了我们潜在的优势”， 熊景斌说，“扬长避短，不但难度不逊色，还便于动作连接”。
宽敞明亮的体操馆，有几幅近半年新制作的标语。“创新 突破 拼搏 圆梦”是为里约奥运树立的目标。场馆两侧是“坚持‘团体、全能优先，单项突破’的发展战略”、“坚持‘力、稳、难、新、美’的训练指导方针”。最为明显的是“大力破除陈旧训练观念及陋习”、“大胆改革创新训练方法和手段”的条幅，其实很大程度是针对女队而言的。
“必须改变女队的训练理念和手段。体操训练要领是在60年前提出的，因循守旧，不去变革和创新，我们的事业怎么发展？像一辆汽车，放置60年，不修不更换零件，跑得起来吗”，黄玉斌说，“就像跳马和起跳板之间的板距，几十年间，器材在变化，板距就要相应改变。板距小，导致运动员撑手角度有限，上马就不顺畅”。
女子体操除了高低杠，跳马、平衡木、自由操三个项目都需要腿部力量作为保证，但此前对腿部力量的训练重视程度不够。如何解决腿部爆发力不足的问题，熊景斌提出队员要去训练仰姿蹬杠铃。有教练认为，女孩仰姿蹬杠铃后臀部会变大，体形变化，对其他项目造成影响。 “这是误解，体形变与不变，与仰姿时腿与杠铃的角度有关”， 熊景斌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训练理念保守，对于训练模式的探讨和研究还不够。此前都说女队弱，为什么弱，要从什么角度去解决，其实没有去好好研究”。
2014年5月，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广西落幕。在黄玉斌、熊景斌眼里，这是对大拆大建后的女队冬训工作的考核和检验。令人欣慰的是，冬训中的难度动作比赛时都用上了，成功率达到90%，而且一批运动员的难度都得到大幅提高。
提升跳、自弱项，保持高、平强项，是女子体操队的发展目标。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女队目前只有姚金男、尚春松、黄慧丹参加过世界大赛，其他队员都是新人。虽是好苗子，但出成绩毕竟要有一个过程，从基本功，学单动作，加入成套，这其中还要考虑能力、经验问题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解决。“女队最缺的是时间”，熊景斌说，“但势头发展不错。今年教练、队员辛苦一年，等明年这批队员起来了，梯队就算搭起来了，女队也就真正缓过来了”。
女队困境初露端倪是在两年前，冠军级名将江钰源、何可欣、眭禄、邓琳琳等相继退役，新队员的选拔培训滞后。国际体联要求：必须年满16周岁才有资格参加国际赛事。2014年有亚运会和世锦赛两项赛事，至今，不挑技术，仅选择适龄队员，扒拉脑袋也仅有七八个人够资格。“刚刚可以凑齐一支参赛队”，熊景斌说，“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万一出现一两个伤病队员，组队参赛都成了问题”。
其实，中国体操队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来自女队。1979年第20届体操世锦赛，马艳红一举夺得高低杠冠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操世界冠军。从那时起，中国体操成为世界体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强队。时光荏苒，不可否认，女队现在遇到了困难。
直面困境，体操人在自省。去繁从简，女队遇到的问题有两点，一个在管理机制，重点是教练队伍如何搭建和管理；一个是训练理念，如何打破旧观念，建立新的训练方法。
统一管理，打破分水岭
国家体操队训练馆里的冠军墙，坐南朝北。以此为界，沿墙向东向西各摆着几把椅子。习惯上，东侧是女队教练休息会客的地方，西侧属于男队教练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冠军墙就像体操人心目中的一道“分水岭”——女队业务，去东侧解决；男队业务，去西侧处理。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业务问题并不沟通交流。黄玉斌虽是国家体操队总教练，作为业务领导，也只是负责男队训练工作。
男女队分头管理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训练方法各用各的，好的经验作法没有沟通交流。像跳马的高度，女子比男子低，按照女队员的力量和身高比例，完全可以借鉴男队员的训练技巧。另一方面即使教练私下交流，修改训练方法仍需报告上级领导，能否被采纳就很难说了。每逢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级赛事，体操中心上报夺牌计划，也都是男队报男队，女队报女队。如果用现有的训练方法，可以保证不掉成绩，但再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思考，更改训练手段的动力也会不足。两者“效应”叠加，造成训练手段趋向保守，更加单一。直接后果就是“抗体”不足，难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这几年，国际体联对技术动作不断进行修改，主要就是增加难度动作，难度分值上不封顶。女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不掉队，在没有更新训练手段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上难度动作，结果形成只要上新动作，就必然出现队员受伤的局面。长期如此，教练和队员出现畏难恐惧心理，难新动作的推进步履艰难。“地方看中央”，某些基层体操队的技术水平也端上台面。这几年的全国比赛，甚至出现女子跳马比赛以直体动作进决赛的现象，“跳直体”其实是非常落后的动作。
其实，体操男子六个项目除去鞍马，女子全四项目，空中转体概念是一致的。转体好，在难度发展上会有很多变化，就会提高实力。转体好，队员的空中概念会好，落地就不会东倒西歪，可以避免对膝关节踝关节的损伤。如果是训练方法得当，并在男女队统一推广，落实“空中转体”，受益的将是男女两支队伍。“统一管理，对提升大家的训练水平有切实好处”，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说。
女队理顺管理机制、更新训练理念，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政令统一，否则“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效果会大打折扣。2013年底，黄玉斌履行总教练一职，同时管理女队日常工作。男女队统一管理后，在女队推行某些训练方法和手段，一些教练心里也不能马上接受。黄玉斌明白，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个需要用成绩说话的过程。
不破不立，国家体操女队，迎来的是一次大拆大建。
抓住教练，梯队建设初见雏形
目前，国内注册的体操运动员，男女队员加起来有三千人左右，其中女队员的比例明显低于男队员。练习体操的女孩少，有两个原因。
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普遍认为练体操很苦。“有一张获体育类大奖的照片，是一群七八岁练体操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伤痕累累”，叶振南说，“不说是否夸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认为练体操摧残孩子，使一些家长拒绝送孩子去体操房”。
此外，女孩到青春期，身体长高体态发胖。这对要求体形轻灵，利于优质完成空中动作的女队员是致命的，发育后她们很难再出好成绩，运动生命也就接近结束。再去读书，困难不少。家长们担心出路，也不愿让孩子练体操。
其实随着各种辅助手段的完善、训练理念的转变，吃大苦流大汗的训练方法已经过时，体操现在推行的是快乐训练。此外，国家也在不断修正建全运动员退役管理办法，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现阶段，量米下锅，如何选出好苗子和训练成才，很大程度在于各级教练慧眼识珠的本领。
在运动员的推选上，我国依旧遵循三级训练网模式，即业余体校、专业队、国家队。体操相比其他竞赛项目，运动员对教练的依赖度高。初学时的基础步伐、成套时的动作开范儿、到比赛时对赛场节奏的掌握，每个环节必须依靠教练。教练的水平，决定队员的前途。
事实上，教练队伍也面临困境。在各级体校，一方面女队员少，教练规模相应被压缩；一方面女队员难出成绩，教练绩效又与业绩挂钩。压力大、收入少、前途渺茫，基层教练流失严重，这直接影响好苗子的发现培养和向上级输送。
在国家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线教练任务重，我们不需要能让队员成绩进前八名的教练，我们的目标是在世锦赛、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女队员运动周期短，这对教练形成的压力更大。另外，国家队教练的待遇并不高，优秀教练每个月工资也就6千元钱，普通教练更低。如果队员不出成绩，教练就没有奖金。现实问题是，有的教练刚结婚，有的刚有小孩。两地分居，要赡养父母，要养家”，叶振南说。女队前领导曾经考虑，让男队退役的世界冠军留队任教练，但回应寥寥，最后不了了之。 体操女队没有对教练成建制的更替补充，训练技术和手法势必趋于保守；加之输送上来的队员技术并不全面，训练难度大。两相钳制，互为因果，造成这几年体操女队频频感觉能用的人越来越少。每遇大赛，为了不掉成绩，队里只好继续任用老队员。随着退役年龄的逼近，老队员所剩无几。新人长期得不到锻炼，当她们必须站到台前时，一时难挑重担，这就造成了女队目前事实上的人才断档。
选可用之人，造可用之才，教练的责任重大。黄玉斌统管女队之后，首先抓的是教练队伍建设。“选拔教练的依据，是技术均衡，指导过团体。我们今后的发展战略是女子团体有所突破，如果仅仅去抓单项，不利体操女队今后的发展”，熊景斌说。按照这个思路，全运会之后，体操中心从近年比赛中获得过女子团体全国前三名的湖南、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选拔了一批年轻教练，组成了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组。熊景斌任教练组组长、王群策任副组长。全组分五个小组，每小组一个男教练，管理本组日常训练；一个女教练，专司平衡木训练及队员日常生活。
从省市大规模调选人员，让基层教练员看到了职业希望，对教练队伍的稳定起到了作用。
2013年11月，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54名女队员参加国家队集训，她们都是1997年至2000年出生的。10天后，集训结束。22人选入国家集训队，被分配到五个训练组，每个组六到七名队员。一线组两支，分别是熊景斌组和王群策组，所带队员为里约奥运适龄选手；其他三个组是力量储备组，含里约选手。女队梯队搭建，初见雏形。
“剩下的任务就是抢时间，让这批队员在两年内迅速成才”，熊景斌说。教练组要求教练摸清各自队员家底，一发现队员优点，二找出他们的弱点。教练要根据队员的优缺点，提前设计好成套动作；不仅如此，还要制定出具体动作的训练方法。抓成套，抠细节，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节约时间。之后，黄玉斌和教练签订协议，提出追责制：一个动作，在某月某日完成，完成程度和惩罚奖励相挂钩。
改变观念，换角度提升水平
中国女子体操的能力，与欧美运动员相比有差距，这是队内的共识。体现在具体项目上，就是跳马和自由操是弱项。“程菲跳马拿到世界冠军，这样的运动员在国内几十年不遇，可遇不可求”，熊景斌说，“需要能力的项目，对亚洲运动员来说，夺冠，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也就算了。为了改变，天天练力量不现实，毕竟不是举重和田径运动员”。
有一段时间，中国女体进入训练误区，力求实现欧美选手横轴大跳跃的难度动作，在跳马和自由操上实现突破。这往往事与愿违，上一个横轴新动作，伤一批队员。
体操比赛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D分——难度分，10分起评，按动作难度向上加，上不封顶，可以超出15分；一个是E分——质量分，10分起评，按动作完成质量往下减。最后DE两者相加，算出总分。
体操中的空中纵轴转体和横轴转体的分值基本相同，纵轴转体1080度和横向转体旋，都是E组动作。亚洲女孩普遍小巧灵活，适合纵轴转体动作。加强训练，提高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等同于缩短与欧美运动员之间D分的差距。
体操馆里有两架蹦床，利用率一直不高，教练普遍认为与训练无关。黄玉斌就任后，请来蹦床队教练，要求队员每天保证最少一个小时的纵轴转体训练。教练不理解，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有抵触情绪。黄玉斌发觉后，以行政命令要求：每天必须满时完成。强制训练一段时间，效果出来了。纵轴转体可以达到3.5周（1260度），而且是一批队员都能做到。
“进行蹦床训练前，队员的纵轴转体3周（1080度）完成质量都不高，甚至认为这个动作，必须具备能力，需要力量才能完成。训练观念方法改变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激发了我们潜在的优势”， 熊景斌说，“扬长避短，不但难度不逊色，还便于动作连接”。
宽敞明亮的体操馆，有几幅近半年新制作的标语。“创新 突破 拼搏 圆梦”是为里约奥运树立的目标。场馆两侧是“坚持‘团体、全能优先，单项突破’的发展战略”、“坚持‘力、稳、难、新、美’的训练指导方针”。最为明显的是“大力破除陈旧训练观念及陋习”、“大胆改革创新训练方法和手段”的条幅，其实很大程度是针对女队而言的。
“必须改变女队的训练理念和手段。体操训练要领是在60年前提出的，因循守旧，不去变革和创新，我们的事业怎么发展？像一辆汽车，放置60年，不修不更换零件，跑得起来吗”，黄玉斌说，“就像跳马和起跳板之间的板距，几十年间，器材在变化，板距就要相应改变。板距小，导致运动员撑手角度有限，上马就不顺畅”。
女子体操除了高低杠，跳马、平衡木、自由操三个项目都需要腿部力量作为保证，但此前对腿部力量的训练重视程度不够。如何解决腿部爆发力不足的问题，熊景斌提出队员要去训练仰姿蹬杠铃。有教练认为，女孩仰姿蹬杠铃后臀部会变大，体形变化，对其他项目造成影响。 “这是误解，体形变与不变，与仰姿时腿与杠铃的角度有关”， 熊景斌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训练理念保守，对于训练模式的探讨和研究还不够。此前都说女队弱，为什么弱，要从什么角度去解决，其实没有去好好研究”。
2014年5月，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广西落幕。在黄玉斌、熊景斌眼里，这是对大拆大建后的女队冬训工作的考核和检验。令人欣慰的是，冬训中的难度动作比赛时都用上了，成功率达到90%，而且一批运动员的难度都得到大幅提高。
提升跳、自弱项，保持高、平强项，是女子体操队的发展目标。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女队目前只有姚金男、尚春松、黄慧丹参加过世界大赛，其他队员都是新人。虽是好苗子，但出成绩毕竟要有一个过程，从基本功，学单动作，加入成套，这其中还要考虑能力、经验问题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解决。“女队最缺的是时间”，熊景斌说，“但势头发展不错。今年教练、队员辛苦一年，等明年这批队员起来了，梯队就算搭起来了，女队也就真正缓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