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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面对世界现有格局的新时代提出来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从思想渊源来讲，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基因中“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这一理论旗帜鲜明地倡导了正确的义利观、和平的发展观、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觀、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力观。现实和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都将有力地证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使世界各国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实现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思想；义利观；发展观；治理观；权力观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023-03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知识与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人们通过切身的观察、感知、思考，得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不断验证、积累，逐渐成为人们思维中的共识。这些共识经历一代代传承，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外来文化的介入而消散，反而逐渐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创新转化，为解决本国乃至世界发展遇到的难题提供智慧与方案。在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和合”思想进一步发展与弘扬。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正遭遇各方面综合性挑战。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为人类未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共同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体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儒家有着很明确的义利观。受儒家核心思想“仁爱”的影响，“义”被界定为宗法伦理的道德规范，并以君子和小人去区分是否有“义”。对于“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孔子对精神上的追求远大于对物质的贪恋，认为违背道义得到的财富不要也罢。在他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而只有那些修养没有达到君子标准的人才会贪恋物质利益，并提出“见利思义”的主张，用“义”来规范“利”的获得；另外，墨家对“义”和“利”也有明确的观点，即“义，利也”[3]。在墨家的思想宗旨“兼相爱，交相利”中可以看出，“利”是“兼爱”的结果，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这种“贵兼”的思想，反映出墨家对待“义”和“利”相互融合的态度。由此，儒家和墨家对待“义”和“利”的出发点不同，但并非将两者对立起来。“义”和“利”两者看似此消彼长的关系经过权衡，实现“义”和“利”从冲突到融合的态势，达到统一。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依然有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之一就是要建立正确的义利观。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经过工业革命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后，资本伴随着战争不断扩张，逐渐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金的输出者，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导向，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而落后国家因其发展水平和内部的经济制度等原因成为劣势一方，从而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对等。
近些年，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改革自身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化，也逐渐改善了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要想形成长久平衡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就需要建立共同体意识，摆脱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破除零和博弈、霸权思维等威胁和平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因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中，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同时兼顾利益和道义。因此，中国倡导“在国际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4]。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义利观，一开始就是将世界各国未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共同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立足当前，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提出的方案，同时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和合思想的深邃智慧。
二、坚守和平的发展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时代，卫国君主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兵法问题，孔子回答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2]孔子在这里否认了自己军事才能。可是，他在执政鲁国期间，亲自指挥了武子台平叛，获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可见，孔子并非不懂军事之事，只是不愿卫灵公穷兵黩武。
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兼爱”“非攻”，也反映出墨家学派对战争的态度。他们认为，天下纷争不断的原因是“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3]。另外，在老子看来，“兵者不祥之器”，而且“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由此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暗含着反战思想。现在的中国依旧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自1990年起，派遣维和部队到需要和平的地区，旨在制止冲突，恢复和平，同时，积极促进各方会谈的开展，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冲突与矛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从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资本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这一过程，充满了对落后地区的侵占和掠夺。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行动也反映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当今时代，仍可以看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弱小国家发动战争以获取石油资源。中国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平，认识到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我国一直在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编造并传播“中国威胁论”，试图以这种方式阻碍中国的发展。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反对不义之战，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争端。在新时代，中国也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立场，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谋求霸权，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并且愿意同世界所有国家一道共同发展，携手走向美好未来。这也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
三、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观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8]。上古时期，中原大地业已形成“万邦”之势，为了减少战乱、维护和平，尧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9]，目的在于由我及人，由内及外地传递和谐，协调各方。这一思想被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推崇，并在中原大地不断演化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追求。不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所提倡的“仁政”，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是为了打造和平、和谐的国内外环境。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0]，他将天下人当作自己的同胞，将万物看作与人共存的必要条件，实现和合共生。这种和合思想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顾名思义，“共”有着携手共行和无差别对待的含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世界出现多极化现象。携手共同发展才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同时，在国际事务中，要消除偏见与隔阂，无差别地对待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7]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地球，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和谐的国际局势。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指导下，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公正是一种朴素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诉求，与和谐社会的内在文化诉求相一致，它强调社会成员共享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格尊严，强调社会的合作与团结[11]。“公生明，偏生暗”[12]更是简洁明了地道出———世间不公只因偏颇而失去中正。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产生了国际社会间的摩擦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的国际秩序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同时，公正合理的秩序也是各国交流合作的根基。打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望，也是文明进步、时代发展的需求。
四、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力观
近代以来，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促进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而科技进步则能够带来的军事力量的提升，所以资本和科技也成为每个国家发展的重点。当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科技革命，便开始将资本投入更加广阔的市场，并以军事力量作为保护，强制打开国外市场。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欺压的对象，被迫签订一系列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条约。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滋生了想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强权政治的霸权主义的念头。要想彻底打破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壁垒，除了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还需要各国平等的权利观，在使用国家权利的同时，认同并尊重他国的权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权力认识及运用的思想，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思想。
孟子认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13]《论语·尧曰》篇中有：“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2]这里的“权”是衡量轻重的意思。在古代社会中，有资格评判称量一切的人就是一个国家的君主，他们拥有至上的权力。因此，不论是孔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的道德理念，还是孟子主张推行仁政，都是希望通过君主提高自我修养，实施仁政。荀子继承了孔孟之道，并将国家政权类型加以区分：“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12]战国时期，王权政治的国家是以争取民众为方向；霸权政治的国家是以争取友邦为目标；强权政治的国家是以力量夺取土地为目的。荀子认为道义水平高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上与其他各国和谐相处，不会为了一国私利扰乱国家间的秩序。任何时代都存在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应以包容谦逊的态度对待他国。
随着世界反压迫运动的高涨和国际社会力量的变化，大国强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到削弱，但却没有完全消除。各国都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7]。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平等的权利观，无论是国家大小、政治制度的差别，还是文明的差异，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国际交往中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
五、结语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经过5000多年传承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4]。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以和合思想为根基，并结合时代需求产生的。新时代，每个人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不断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实现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所在，而蘊含着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间的矛盾与纷争、打造良好国际关系所提供的方案。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积极肩负起对人类命运走向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动担任承担国际责任，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期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建设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M].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2016：5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49+55+228+294.
[3]吴敏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469.
[4]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4-07-05（01）.
[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1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0.
[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1-42.
[8]习近平.开放合作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11-06（03）.
[9]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
[10]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11]张啸尘，顾青青.“诚信、公正、和谐”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2）：50-54.
[12]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沈啸宸，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51+153.
[13]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
[14]习近平谈治国理[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0.
（荐稿人：王燚，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思想；义利观；发展观；治理观；权力观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023-03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知识与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人们通过切身的观察、感知、思考，得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不断验证、积累，逐渐成为人们思维中的共识。这些共识经历一代代传承，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外来文化的介入而消散，反而逐渐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创新转化，为解决本国乃至世界发展遇到的难题提供智慧与方案。在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和合”思想进一步发展与弘扬。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正遭遇各方面综合性挑战。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为人类未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共同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体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儒家有着很明确的义利观。受儒家核心思想“仁爱”的影响，“义”被界定为宗法伦理的道德规范，并以君子和小人去区分是否有“义”。对于“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孔子对精神上的追求远大于对物质的贪恋，认为违背道义得到的财富不要也罢。在他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而只有那些修养没有达到君子标准的人才会贪恋物质利益，并提出“见利思义”的主张，用“义”来规范“利”的获得；另外，墨家对“义”和“利”也有明确的观点，即“义，利也”[3]。在墨家的思想宗旨“兼相爱，交相利”中可以看出，“利”是“兼爱”的结果，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这种“贵兼”的思想，反映出墨家对待“义”和“利”相互融合的态度。由此，儒家和墨家对待“义”和“利”的出发点不同，但并非将两者对立起来。“义”和“利”两者看似此消彼长的关系经过权衡，实现“义”和“利”从冲突到融合的态势，达到统一。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依然有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之一就是要建立正确的义利观。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经过工业革命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后，资本伴随着战争不断扩张，逐渐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金的输出者，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导向，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而落后国家因其发展水平和内部的经济制度等原因成为劣势一方，从而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对等。
近些年，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改革自身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化，也逐渐改善了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要想形成长久平衡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就需要建立共同体意识，摆脱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破除零和博弈、霸权思维等威胁和平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因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中，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同时兼顾利益和道义。因此，中国倡导“在国际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4]。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义利观，一开始就是将世界各国未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共同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立足当前，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提出的方案，同时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和合思想的深邃智慧。
二、坚守和平的发展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时代，卫国君主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兵法问题，孔子回答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2]孔子在这里否认了自己军事才能。可是，他在执政鲁国期间，亲自指挥了武子台平叛，获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可见，孔子并非不懂军事之事，只是不愿卫灵公穷兵黩武。
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兼爱”“非攻”，也反映出墨家学派对战争的态度。他们认为，天下纷争不断的原因是“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3]。另外，在老子看来，“兵者不祥之器”，而且“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由此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暗含着反战思想。现在的中国依旧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自1990年起，派遣维和部队到需要和平的地区，旨在制止冲突，恢复和平，同时，积极促进各方会谈的开展，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冲突与矛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从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资本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这一过程，充满了对落后地区的侵占和掠夺。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行动也反映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当今时代，仍可以看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弱小国家发动战争以获取石油资源。中国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平，认识到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我国一直在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编造并传播“中国威胁论”，试图以这种方式阻碍中国的发展。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反对不义之战，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争端。在新时代，中国也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立场，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谋求霸权，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并且愿意同世界所有国家一道共同发展，携手走向美好未来。这也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
三、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观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8]。上古时期，中原大地业已形成“万邦”之势，为了减少战乱、维护和平，尧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9]，目的在于由我及人，由内及外地传递和谐，协调各方。这一思想被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推崇，并在中原大地不断演化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追求。不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所提倡的“仁政”，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是为了打造和平、和谐的国内外环境。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0]，他将天下人当作自己的同胞，将万物看作与人共存的必要条件，实现和合共生。这种和合思想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顾名思义，“共”有着携手共行和无差别对待的含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世界出现多极化现象。携手共同发展才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同时，在国际事务中，要消除偏见与隔阂，无差别地对待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7]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地球，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和谐的国际局势。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指导下，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公正是一种朴素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诉求，与和谐社会的内在文化诉求相一致，它强调社会成员共享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格尊严，强调社会的合作与团结[11]。“公生明，偏生暗”[12]更是简洁明了地道出———世间不公只因偏颇而失去中正。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产生了国际社会间的摩擦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的国际秩序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同时，公正合理的秩序也是各国交流合作的根基。打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望，也是文明进步、时代发展的需求。
四、平等互利的国际权力观
近代以来，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促进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而科技进步则能够带来的军事力量的提升，所以资本和科技也成为每个国家发展的重点。当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科技革命，便开始将资本投入更加广阔的市场，并以军事力量作为保护，强制打开国外市场。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欺压的对象，被迫签订一系列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条约。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滋生了想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强权政治的霸权主义的念头。要想彻底打破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壁垒，除了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还需要各国平等的权利观，在使用国家权利的同时，认同并尊重他国的权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权力认识及运用的思想，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思想。
孟子认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13]《论语·尧曰》篇中有：“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2]这里的“权”是衡量轻重的意思。在古代社会中，有资格评判称量一切的人就是一个国家的君主，他们拥有至上的权力。因此，不论是孔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的道德理念，还是孟子主张推行仁政，都是希望通过君主提高自我修养，实施仁政。荀子继承了孔孟之道，并将国家政权类型加以区分：“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12]战国时期，王权政治的国家是以争取民众为方向；霸权政治的国家是以争取友邦为目标；强权政治的国家是以力量夺取土地为目的。荀子认为道义水平高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上与其他各国和谐相处，不会为了一国私利扰乱国家间的秩序。任何时代都存在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应以包容谦逊的态度对待他国。
随着世界反压迫运动的高涨和国际社会力量的变化，大国强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到削弱，但却没有完全消除。各国都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7]。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平等的权利观，无论是国家大小、政治制度的差别，还是文明的差异，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国际交往中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
五、结语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经过5000多年传承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4]。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以和合思想为根基，并结合时代需求产生的。新时代，每个人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不断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实现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所在，而蘊含着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间的矛盾与纷争、打造良好国际关系所提供的方案。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积极肩负起对人类命运走向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动担任承担国际责任，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期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建设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M].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2016：5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49+55+228+294.
[3]吴敏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469.
[4]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4-07-05（01）.
[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1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0.
[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1-42.
[8]习近平.开放合作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11-06（03）.
[9]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
[10]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11]张啸尘，顾青青.“诚信、公正、和谐”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2）：50-54.
[12]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沈啸宸，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51+153.
[13]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
[14]习近平谈治国理[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0.
（荐稿人：王燚，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