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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资本输出是外国资本输入的重要形式。自1914年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蒙自设立支行开始，操纵云南地区对外贸易，进行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等，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扰乱了云南地区金融，阻碍了金融业正常的发展。
关键词 银行 近代 云南 法国
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资本在远东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实际上也是实施殖民扩张的殖民机构，业务活动范围逐步扩张到中国、日本及太平洋地区。中法战争后，云南蒙自辟为商埠，滇越铁路又于1910年建成通车，东方汇理银行即于1914年1月在蒙自设立分行。
云南富滇银行于1912年成立，是云南割据势力所办的一家地方性银行，为事实上的云南中央银行。为了抵制东方汇理银行，争夺滇南金融市场而在蒙自设立富滇银行蒙自分行，经营汇兑、存贷款等，同时承担着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的兑现业务。1917年，云南省宣布禁止银元出口，但汇理银行以滇越铁路营业收入的滇币必须换成银元或外汇才能购买铁路器材和燃料为借口，强迫富滇银行保证兑现或供给外汇。“民国三年（1914）春间，云南富滇总行派周心斋到蒙自设立分行，普经成立，蒙自东方汇理支行即采取毒辣手段进行打击破坏，第一次以一万六千元富滇纸币来向富滇分行兑现，弄得该行总经理周心斋四处张罗现金，应付以后，每十天或半月，汇理支行即来大宗兑换一次。当时考查，才知蒙自东方汇理支行系将滇越铁路所收富滇纸币，随时集中，即来兑现，以致蒙自富滇分行，随时要准备大量现金，难于应付。”富滇银行外汇紧缺，无法供给，不得不兑现银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方汇理银行进一步加紧对富滇银行的打压，极力挤兑。这样一方面冲破了云南省禁止银元出口的禁令，搜运银元出境；另一方面，大量的挤兑使富滇银行蒙自分行无力维持兑现，被迫同意改由省总行直接兑现，这就为东方汇理银行进入昆明提供了借口。
“1914 年 8 月至 11 月，3 个月的时间内富滇银行蒙自分行连续 5 次向省总行告急，请求紧急解运 35 万银元救急，省总行实际解运 31.4 万元接济。由于东方汇理银行兑现的数额越来越大，富滇银行蒙自分行无力兑现，东方汇理银行眼看时机成熟，便提出由富滇银行总行在省城兑现，富滇银行总行被迫同意由总行兑现。于是东方汇理银行趁机于 1918 年在昆明广聚街（金碧路）设立办事处，专办滇币兑换业务。东方汇理银行非法在昆明设立机构，民国政府与云南省地方当局曾多次进行交涉，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从此，东方汇理银行的业务逐渐扩展到云南全省。”
东方汇理银行的强行兑现行为通过打压富滇银行获得云南金融的掌控权，同时用兑现的银元牟利。“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每月兑取大量现金，究何所用，一般人认为是不喜欢富行纸币。但是事实并不如此，真正原因，系当时越南银币在滇省者数目甚巨（这项越南银币，在修筑滇越铁路滇段时期，运来发工资的数目即达七百五十万元，尚有修路前后流入滇者数亦不少），法国汇理银行要把这项流通在云南的越洋收运回越，所以当时一方面禁银出口，一方面则成立蒙自汇理支行，来吸收越洋运回。这个支行，既负有这样使命，因而每月即利用滇越铁路所收富滇纸币兑取现金，并用现金又向各方掉换越洋，源源运回东京。这是当时真实情况。后因欧战影响，香港、上海均发生指贱银贵情况，这时东方汇理蒙自支行就不只运回越洋，并将所兑得的银洋，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全部向香港、上海外运谋利”据统计，“自民国三年至十九年这十一年间，东方汇理银行由云南搜罗运回东京的越南银元13062 799元，运往上海的墨西哥银元和中国银元1 469 500元，共计14 599 299元，值关平银9 726 312两。”与此同时，东方汇理银行入侵昆明，1919年8月，由其买办梁子惠出面，在昆明广聚街三十四、三十五号挂出了“蒙自东方汇理银行办事处”招牌， 1921年7月，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派出法籍经理人员正式开业， 1931年经当局批准才正式改称为“东方汇理银行昆明分行”。
而自护国战争开始富滇银行发行的滇币已开始贬值，唐继尧政权末期的富滇银行滥发钞票、币信低落，至1921年货币危机已初现。“铜币为辅币之一种，即为之一项，现在富、殖两银行，每日求兑银币者拥挤不得，因而转购诸辅币，紧急万状。”此后富滇银行纸币挤兑之风甚炽。
富滇银行成立时只有资本金50余万元，而发行纸币60万元，第二年增到300余万元，准备金不足，兑现发生困难。根据富滇银行要求，唐继尧命令将云南铁路局滇蜀铁路股款50万元移作富行股本。由于云南三迤绅商激烈反对，富滇银行只好以年息6厘长期“借用”此款。至民国五年（1916），富滇银行增发护国纪念纸币100万元， 富滇银行发行纸币已达400万元，兑现愈发困难。如此一来，云南的金融就被东方汇理银行掌握了，“西南一隅临近法属安南，抗战之前地僻人稀，故只有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一家。该行在昆明把持外汇市场垂二十余年，造中国银行在该地设立分行后，该行势力渐被削弱。其后安南沦敌，该行以业务清淡，卒告停业。”
此种情况直至龙云政权确立，于1932年把富滇银行改为富滇新银行，通过各种办法收回外汇控制权之后才改变。甚至东方汇理银行与富滇新银行在1935年6月达成协议，以东方汇理银行承认“不妨碍本省金融与富滇新银行所承办之一切金融政策，并赞助富滇新银行发展一切业务，安定本省金融”为条件，由富滇新银行以优惠价格卖给东方汇理银行和滇越铁路公司一定的外汇。最后富滇新银行占上风，为云南地方金融带来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为发展云南地方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2010级研究生）
关键词 银行 近代 云南 法国
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资本在远东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实际上也是实施殖民扩张的殖民机构，业务活动范围逐步扩张到中国、日本及太平洋地区。中法战争后，云南蒙自辟为商埠，滇越铁路又于1910年建成通车，东方汇理银行即于1914年1月在蒙自设立分行。
云南富滇银行于1912年成立，是云南割据势力所办的一家地方性银行，为事实上的云南中央银行。为了抵制东方汇理银行，争夺滇南金融市场而在蒙自设立富滇银行蒙自分行，经营汇兑、存贷款等，同时承担着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的兑现业务。1917年，云南省宣布禁止银元出口，但汇理银行以滇越铁路营业收入的滇币必须换成银元或外汇才能购买铁路器材和燃料为借口，强迫富滇银行保证兑现或供给外汇。“民国三年（1914）春间，云南富滇总行派周心斋到蒙自设立分行，普经成立，蒙自东方汇理支行即采取毒辣手段进行打击破坏，第一次以一万六千元富滇纸币来向富滇分行兑现，弄得该行总经理周心斋四处张罗现金，应付以后，每十天或半月，汇理支行即来大宗兑换一次。当时考查，才知蒙自东方汇理支行系将滇越铁路所收富滇纸币，随时集中，即来兑现，以致蒙自富滇分行，随时要准备大量现金，难于应付。”富滇银行外汇紧缺，无法供给，不得不兑现银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方汇理银行进一步加紧对富滇银行的打压，极力挤兑。这样一方面冲破了云南省禁止银元出口的禁令，搜运银元出境；另一方面，大量的挤兑使富滇银行蒙自分行无力维持兑现，被迫同意改由省总行直接兑现，这就为东方汇理银行进入昆明提供了借口。
“1914 年 8 月至 11 月，3 个月的时间内富滇银行蒙自分行连续 5 次向省总行告急，请求紧急解运 35 万银元救急，省总行实际解运 31.4 万元接济。由于东方汇理银行兑现的数额越来越大，富滇银行蒙自分行无力兑现，东方汇理银行眼看时机成熟，便提出由富滇银行总行在省城兑现，富滇银行总行被迫同意由总行兑现。于是东方汇理银行趁机于 1918 年在昆明广聚街（金碧路）设立办事处，专办滇币兑换业务。东方汇理银行非法在昆明设立机构，民国政府与云南省地方当局曾多次进行交涉，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从此，东方汇理银行的业务逐渐扩展到云南全省。”
东方汇理银行的强行兑现行为通过打压富滇银行获得云南金融的掌控权，同时用兑现的银元牟利。“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每月兑取大量现金，究何所用，一般人认为是不喜欢富行纸币。但是事实并不如此，真正原因，系当时越南银币在滇省者数目甚巨（这项越南银币，在修筑滇越铁路滇段时期，运来发工资的数目即达七百五十万元，尚有修路前后流入滇者数亦不少），法国汇理银行要把这项流通在云南的越洋收运回越，所以当时一方面禁银出口，一方面则成立蒙自汇理支行，来吸收越洋运回。这个支行，既负有这样使命，因而每月即利用滇越铁路所收富滇纸币兑取现金，并用现金又向各方掉换越洋，源源运回东京。这是当时真实情况。后因欧战影响，香港、上海均发生指贱银贵情况，这时东方汇理蒙自支行就不只运回越洋，并将所兑得的银洋，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全部向香港、上海外运谋利”据统计，“自民国三年至十九年这十一年间，东方汇理银行由云南搜罗运回东京的越南银元13062 799元，运往上海的墨西哥银元和中国银元1 469 500元，共计14 599 299元，值关平银9 726 312两。”与此同时，东方汇理银行入侵昆明，1919年8月，由其买办梁子惠出面，在昆明广聚街三十四、三十五号挂出了“蒙自东方汇理银行办事处”招牌， 1921年7月，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派出法籍经理人员正式开业， 1931年经当局批准才正式改称为“东方汇理银行昆明分行”。
而自护国战争开始富滇银行发行的滇币已开始贬值，唐继尧政权末期的富滇银行滥发钞票、币信低落，至1921年货币危机已初现。“铜币为辅币之一种，即为之一项，现在富、殖两银行，每日求兑银币者拥挤不得，因而转购诸辅币，紧急万状。”此后富滇银行纸币挤兑之风甚炽。
富滇银行成立时只有资本金50余万元，而发行纸币60万元，第二年增到300余万元，准备金不足，兑现发生困难。根据富滇银行要求，唐继尧命令将云南铁路局滇蜀铁路股款50万元移作富行股本。由于云南三迤绅商激烈反对，富滇银行只好以年息6厘长期“借用”此款。至民国五年（1916），富滇银行增发护国纪念纸币100万元， 富滇银行发行纸币已达400万元，兑现愈发困难。如此一来，云南的金融就被东方汇理银行掌握了，“西南一隅临近法属安南，抗战之前地僻人稀，故只有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一家。该行在昆明把持外汇市场垂二十余年，造中国银行在该地设立分行后，该行势力渐被削弱。其后安南沦敌，该行以业务清淡，卒告停业。”
此种情况直至龙云政权确立，于1932年把富滇银行改为富滇新银行，通过各种办法收回外汇控制权之后才改变。甚至东方汇理银行与富滇新银行在1935年6月达成协议，以东方汇理银行承认“不妨碍本省金融与富滇新银行所承办之一切金融政策，并赞助富滇新银行发展一切业务，安定本省金融”为条件，由富滇新银行以优惠价格卖给东方汇理银行和滇越铁路公司一定的外汇。最后富滇新银行占上风，为云南地方金融带来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为发展云南地方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