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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笔者随广州大学带队的“中学校长赴台湾教育考察参访团”赴台湾地区，分别对“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高雄市立凤林国民中学”和“国立台中教育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等五个学校进行了为期10天的教育考察，从而对台湾地区的教育现状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将其与内地的中学教育进行对照，发现其中的很多有益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鲜明的办学文化
1.“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文化治校理念
孔夫子堪称一代教育鼻祖，他创立的儒学文化一直是我们文化育人的源泉。在“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操场上矗立着孔夫子的全身塑像，可见这所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大学对儒学文化的一贯尊崇。
已有110年历史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其校训表述、巨幅标语以及校史馆的建设均凸显了该校文化治校的理念。“忠、毅、勤、勉”是该校的校训，意即忠敬职守，毅力有恒，勤奋勉行，朴俭实在。校训虽短，却寓意深刻，且涵盖极广。“教育是人们创造幸福的源泉”是该校学生公寓楼外墙的巨幅标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联想，教师是启迪学生的导师，即创造幸福之源泉之源泉。此外，该校的“校史馆”也通过大量的史料，反映了其文化发展的历史。例如，校徽的演变和校训的文化内涵等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2．“高雄市立凤林中学”的校园文化和教育特色
历史并不悠久的“高雄市立凤林中学”非常注重以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去教育学生。一进校门，就能看见教学楼大厅正面矗立的一个石碑，上面有校长王文霖对校名的诠释：“成龙成凤上林梢，育才泽国众中遨”，意喻每个学生都要有成龙成凤的志向和勇气，而“高雄市立凤林中学”则是他们成才的基地。
从教育特色来看，“高雄市立凤林中学”旨在激发学生的多元发展（与我们大陆所倡导的全面发展意义相通），并创设绿色环保的育人之地。鉴于“高雄市立凤林中学”在绿色环保育人方面的突出的贡献，马英九先生专门给该校校长颁发了“绿色环保奖”，并与他合影留念。
3.“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文化治校理念和文化育人氛围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彰显着极强的文化治校理念，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第一，全部校舍均以育人理念命名。这些校舍分别被命名为：“博雅楼”“勤学楼”“诚信楼”“公正楼”，这种文化元素的植入，对学生产生强烈的品德冲击波，使学生一进校便直接感受到学校的育人理念和办学宗旨。第二，学校的校名与办学理念有机结合。例如，“大未来，理担当”的办学理念，每句的第一个字“大”和“理”构成了这所高级中学的校名，一方面激励学生一入校就树立远大未来的理想，同时要主动承担对社会的责任。这所当年在国民党军队迁徙到台湾后建立起来的学校，虽只有50多年的历史，但他们的教育成效，通过摆放在会议室背景墙位置看到的将近100多座各类教育成果的奖杯足以说明他们办学的成功。第三，美丽、干净的校园令我们参访团一致感到惊叹，全校占地近五万平方米，包括五幢建筑物(含体育馆)，建筑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的校园居然没有聘请物业公司的清洁工，全校的厕所及操场各处均由各班学生每周或每月轮流打扫，而教学楼的学生公用厕所的卫生和美化程度可与高档宾馆的公用卫生间相媲美，这使我联想到内地的一些中学，几乎没有哪间学校会安排学生轮流去厕所打扫。这是教育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我们的劳动教育、品德教育和爱校教育等是否与当今的教育脱节？我们的教育方向、我们的育人目标到底有无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素质教育与台湾的学校在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上的差距所在吧。
二、国民教育的首要地位
台湾地区的国民教育与内地所谈的德育也有共通之处，并且其被摆在了首要地位。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开展的“全人教育”和“三生教育”相当扎实、有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提出的“全人教育、实践全人”之理念非常有哲理。“全人教育”即完整而全面的教育，包括思想、品格、文化知识和公民意识等；“实践全人”即有理想没文化不行，有文化无公民责任不行，生活富裕而缺少个人品格不行，要实践全人，必须具备“全人”所应有的素质，这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有相通之处。
笔者所在的中学，教学大楼上也用大红字写出了“求知致用，全面发展”“德育为首，教学为中心”的标语，讲起来很容易，真正落实起来就矛盾重重。因节假日被冲掉的“文化课”可以用“班会课”来取代，为了增加课时，课余活动的时间可有可无，正常的活动课程都必须为主科文化课让路，最后的教学评估以学科成绩为第一位，毕业班的成绩成为学校划分各类等级的主要依据，等等，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地方亟待改进。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三生教育”，即“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能教育”，这与大陆倡导的“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发展”的育人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我们的课程、课时和师资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很难落到实处，而台湾的中学由于“教学评估”不与高考、中考的毕业考试和招生录取率直接挂钩，所以学校的“三生教育”开展得有板有眼、扎实稳健，全面开花。在校园内，学生见到师长都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和提高生活能力成为学生的追求和理想。
另外，“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校园内，其文化宣传氛围也颇具特色。校门左侧大楼外墙写着：“教育是艺术也是科学”“品格是高层次的竞争”；“勤学楼”的中央写着：“负责任的学习行为”，下端写着“大未来 理担当”。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学校的育人理念与教育思想，同时也彰显出该校的“文化育人”和“思想育人”的优异成果。
从以上种种见闻来看，台湾地区的学校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建设，文化育人的理念特别清晰，确实给学生创设出了真正一流的育人环境，这给笔者所在的中学正在施行的“文化治校”和“文化育人”理念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教育评估与指导办学、责任办学挂钩，而与中考、高考招生脱钩
经过认真的参观、听课和校长座谈等考察活动，我们了解到台湾地区的学校在国民教育和品德教育方面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的教学评估制度。
1.学校的教育评估不与中考、高考招生挂钩
学校的教育评估不与中考、高考招生挂钩，即与多少人报考高中、大学，考试的成绩有多高，最后的录取率有多少完全脱钩。他们的校长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评估督导应该是教学过程的评价。例如，教学所需的课程是否足够，课时是否完成，教学过程是否顺畅，等等。
2.对于教育质量的综合评价
在台湾的中学评估制度里，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侧重于：本年度各学科的平均分比较，市区统一考试的成绩在当地的排名，家长的投诉，当地社区居民的口碑，学校取得的各项奖励；校长在责任办学上的业绩，活动课程的完成结果，学生的违规，等等。总之，对于教育质量的评估是采取综合评价的方式。
3.督导部门与学校、校长以及家长委员会的定时沟通
督导部门定时与学校、校长以及家长委员会取得联系，对学校的办学及时提出修正意见，让学校及时整改；对家长的教导提出相关的指导性意见，让家长立刻调整。
以上的评价内容相对于大陆一些中学的评价制度，显得既科学又客观。在大陆的某些中学，应试的指挥棒依然在发挥着核心作用，成绩评估绝对与中考、高考和招生录取率挂钩，评价的结果及排名予以系统内公布，最终导致学校的等级划分，既给学校造成很大的压力，又严重束缚了学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自主权，也对学生的思维力和创造力造成了限制，严重影响了学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如此一来，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方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就难于落到实处。
就成绩评估是否要与中考、高考和招生录取率挂钩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李校长。他认为：教学任务是否完成、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坏、教学的过程是否顺畅，这是学校的责任；但学生报考哪类学校，这是学校所不能支配的，也不是学校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家长和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把这部分内容与学校办学质量挂钩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合理的。基于此，“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每天仍维持在七节课内，每周上五天课，总节数在35节以内，学生的学习生活安排得很轻松，社会综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而笔者所在的中学，每天安排的课时都在九节课以上，平均每周在45节以上，试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教师还能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研究和育人工作上吗，我们的学生还能有轻松的课余生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吗？相反，“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管理层则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监督和指导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校长也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调控整个学年的办学情况以及平衡学生的学业压力，从而使学校教育始终在一种常态下有序进行，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力和创造力，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最终达到育人的真正目的。
四、家长委员会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台湾，每所学校都有家长委员会，并设有家长委员会的办公室，家长委员会的主席（主任）每周都会在学校上班，他们在学校的教育和办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家长委员会严格监督学校的办学过程，监督校长的决策和教师的教育行为
每年，家长委员会都要经过家长大会推选出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家长委员会主任必须出席学校举行的重大活动和仪式，校长的重大决策行为都必须征得家长委员会的同意。此外，家长委员会的委员均由学生家长代表组成，原本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由于他们的孩子在该校读书，且他们每年均给学校以金钱或物质的支持，所以这些委员对学校的一举一动格外关心。
2.家长委员会的支持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李校长说：“家长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确实，家长委员会筹集到的经费全部交给学校使用。当然，家长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取薪酬的，不过他们筹集到的所有费用均由专人负责，其经费的使用完全在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这就确保资金全部用在学校的建设上，有效地促进学校的教育发展。
3.家长与校长经常沟通
校长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定期与家长委员会进行沟通交流，使学校的办学理念在家长及社会的监督下进行，有助于校长在教育和教学上的决策，及时地调整学校的办学行为，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另外，校长与家长的直接对话成了普通的日常交流的一部分，这也促进了学校发展的良性循环。
反观大陆的某些中学，其家长委员会仅仅是一种形式，很难执行其具体职责。家长们总说有自己的工作，没时间参与学校的管理；而学校的占地及使用面积有限，不可能腾出专门的办公室给家长委员会的委员办公；更重要的是，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的支持，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都非常有限。因此，在大陆，就目前而言，家长委员会在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作用很难突显出来，这就使学校的教育工作与家长、社区的联系脱节。
诚然，台湾的教育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在教师队伍中，如发现不称职的教师，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不太容易解聘他，还得学校自己解决，以至在用人方面，校长很头疼。第二，如果在校长和家长委员会的沟通过程中出现了分歧，校长便很难执行，这对学校的正常发展也有阻碍。
10天的考察虽然时间较短，在每所学校停留的时间多则一天，少则半天，不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台湾地区的教育制度确实给人以影响和启迪。作为一个有着36年教龄的教育工作者，笔者愿意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学校的文化和发展等问题，只要我们执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教育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知用中学）
（责任编辑：梁金）
一、鲜明的办学文化
1.“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文化治校理念
孔夫子堪称一代教育鼻祖，他创立的儒学文化一直是我们文化育人的源泉。在“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操场上矗立着孔夫子的全身塑像，可见这所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大学对儒学文化的一贯尊崇。
已有110年历史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其校训表述、巨幅标语以及校史馆的建设均凸显了该校文化治校的理念。“忠、毅、勤、勉”是该校的校训，意即忠敬职守，毅力有恒，勤奋勉行，朴俭实在。校训虽短，却寓意深刻，且涵盖极广。“教育是人们创造幸福的源泉”是该校学生公寓楼外墙的巨幅标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联想，教师是启迪学生的导师，即创造幸福之源泉之源泉。此外，该校的“校史馆”也通过大量的史料，反映了其文化发展的历史。例如，校徽的演变和校训的文化内涵等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2．“高雄市立凤林中学”的校园文化和教育特色
历史并不悠久的“高雄市立凤林中学”非常注重以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去教育学生。一进校门，就能看见教学楼大厅正面矗立的一个石碑，上面有校长王文霖对校名的诠释：“成龙成凤上林梢，育才泽国众中遨”，意喻每个学生都要有成龙成凤的志向和勇气，而“高雄市立凤林中学”则是他们成才的基地。
从教育特色来看，“高雄市立凤林中学”旨在激发学生的多元发展（与我们大陆所倡导的全面发展意义相通），并创设绿色环保的育人之地。鉴于“高雄市立凤林中学”在绿色环保育人方面的突出的贡献，马英九先生专门给该校校长颁发了“绿色环保奖”，并与他合影留念。
3.“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文化治校理念和文化育人氛围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彰显着极强的文化治校理念，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第一，全部校舍均以育人理念命名。这些校舍分别被命名为：“博雅楼”“勤学楼”“诚信楼”“公正楼”，这种文化元素的植入，对学生产生强烈的品德冲击波，使学生一进校便直接感受到学校的育人理念和办学宗旨。第二，学校的校名与办学理念有机结合。例如，“大未来，理担当”的办学理念，每句的第一个字“大”和“理”构成了这所高级中学的校名，一方面激励学生一入校就树立远大未来的理想，同时要主动承担对社会的责任。这所当年在国民党军队迁徙到台湾后建立起来的学校，虽只有50多年的历史，但他们的教育成效，通过摆放在会议室背景墙位置看到的将近100多座各类教育成果的奖杯足以说明他们办学的成功。第三，美丽、干净的校园令我们参访团一致感到惊叹，全校占地近五万平方米，包括五幢建筑物(含体育馆)，建筑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的校园居然没有聘请物业公司的清洁工，全校的厕所及操场各处均由各班学生每周或每月轮流打扫，而教学楼的学生公用厕所的卫生和美化程度可与高档宾馆的公用卫生间相媲美，这使我联想到内地的一些中学，几乎没有哪间学校会安排学生轮流去厕所打扫。这是教育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我们的劳动教育、品德教育和爱校教育等是否与当今的教育脱节？我们的教育方向、我们的育人目标到底有无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素质教育与台湾的学校在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上的差距所在吧。
二、国民教育的首要地位
台湾地区的国民教育与内地所谈的德育也有共通之处，并且其被摆在了首要地位。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开展的“全人教育”和“三生教育”相当扎实、有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提出的“全人教育、实践全人”之理念非常有哲理。“全人教育”即完整而全面的教育，包括思想、品格、文化知识和公民意识等；“实践全人”即有理想没文化不行，有文化无公民责任不行，生活富裕而缺少个人品格不行，要实践全人，必须具备“全人”所应有的素质，这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有相通之处。
笔者所在的中学，教学大楼上也用大红字写出了“求知致用，全面发展”“德育为首，教学为中心”的标语，讲起来很容易，真正落实起来就矛盾重重。因节假日被冲掉的“文化课”可以用“班会课”来取代，为了增加课时，课余活动的时间可有可无，正常的活动课程都必须为主科文化课让路，最后的教学评估以学科成绩为第一位，毕业班的成绩成为学校划分各类等级的主要依据，等等，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地方亟待改进。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三生教育”，即“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能教育”，这与大陆倡导的“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发展”的育人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我们的课程、课时和师资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很难落到实处，而台湾的中学由于“教学评估”不与高考、中考的毕业考试和招生录取率直接挂钩，所以学校的“三生教育”开展得有板有眼、扎实稳健，全面开花。在校园内，学生见到师长都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和提高生活能力成为学生的追求和理想。
另外，“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校园内，其文化宣传氛围也颇具特色。校门左侧大楼外墙写着：“教育是艺术也是科学”“品格是高层次的竞争”；“勤学楼”的中央写着：“负责任的学习行为”，下端写着“大未来 理担当”。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学校的育人理念与教育思想，同时也彰显出该校的“文化育人”和“思想育人”的优异成果。
从以上种种见闻来看，台湾地区的学校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建设，文化育人的理念特别清晰，确实给学生创设出了真正一流的育人环境，这给笔者所在的中学正在施行的“文化治校”和“文化育人”理念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教育评估与指导办学、责任办学挂钩，而与中考、高考招生脱钩
经过认真的参观、听课和校长座谈等考察活动，我们了解到台湾地区的学校在国民教育和品德教育方面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的教学评估制度。
1.学校的教育评估不与中考、高考招生挂钩
学校的教育评估不与中考、高考招生挂钩，即与多少人报考高中、大学，考试的成绩有多高，最后的录取率有多少完全脱钩。他们的校长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评估督导应该是教学过程的评价。例如，教学所需的课程是否足够，课时是否完成，教学过程是否顺畅，等等。
2.对于教育质量的综合评价
在台湾的中学评估制度里，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侧重于：本年度各学科的平均分比较，市区统一考试的成绩在当地的排名，家长的投诉，当地社区居民的口碑，学校取得的各项奖励；校长在责任办学上的业绩，活动课程的完成结果，学生的违规，等等。总之，对于教育质量的评估是采取综合评价的方式。
3.督导部门与学校、校长以及家长委员会的定时沟通
督导部门定时与学校、校长以及家长委员会取得联系，对学校的办学及时提出修正意见，让学校及时整改；对家长的教导提出相关的指导性意见，让家长立刻调整。
以上的评价内容相对于大陆一些中学的评价制度，显得既科学又客观。在大陆的某些中学，应试的指挥棒依然在发挥着核心作用，成绩评估绝对与中考、高考和招生录取率挂钩，评价的结果及排名予以系统内公布，最终导致学校的等级划分，既给学校造成很大的压力，又严重束缚了学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自主权，也对学生的思维力和创造力造成了限制，严重影响了学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如此一来，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方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就难于落到实处。
就成绩评估是否要与中考、高考和招生录取率挂钩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李校长。他认为：教学任务是否完成、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坏、教学的过程是否顺畅，这是学校的责任；但学生报考哪类学校，这是学校所不能支配的，也不是学校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家长和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把这部分内容与学校办学质量挂钩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合理的。基于此，“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每天仍维持在七节课内，每周上五天课，总节数在35节以内，学生的学习生活安排得很轻松，社会综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而笔者所在的中学，每天安排的课时都在九节课以上，平均每周在45节以上，试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教师还能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研究和育人工作上吗，我们的学生还能有轻松的课余生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吗？相反，“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管理层则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监督和指导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校长也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调控整个学年的办学情况以及平衡学生的学业压力，从而使学校教育始终在一种常态下有序进行，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力和创造力，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最终达到育人的真正目的。
四、家长委员会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台湾，每所学校都有家长委员会，并设有家长委员会的办公室，家长委员会的主席（主任）每周都会在学校上班，他们在学校的教育和办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家长委员会严格监督学校的办学过程，监督校长的决策和教师的教育行为
每年，家长委员会都要经过家长大会推选出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家长委员会主任必须出席学校举行的重大活动和仪式，校长的重大决策行为都必须征得家长委员会的同意。此外，家长委员会的委员均由学生家长代表组成，原本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由于他们的孩子在该校读书，且他们每年均给学校以金钱或物质的支持，所以这些委员对学校的一举一动格外关心。
2.家长委员会的支持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台北市立大理高级中学”的李校长说：“家长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确实，家长委员会筹集到的经费全部交给学校使用。当然，家长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取薪酬的，不过他们筹集到的所有费用均由专人负责，其经费的使用完全在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这就确保资金全部用在学校的建设上，有效地促进学校的教育发展。
3.家长与校长经常沟通
校长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定期与家长委员会进行沟通交流，使学校的办学理念在家长及社会的监督下进行，有助于校长在教育和教学上的决策，及时地调整学校的办学行为，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另外，校长与家长的直接对话成了普通的日常交流的一部分，这也促进了学校发展的良性循环。
反观大陆的某些中学，其家长委员会仅仅是一种形式，很难执行其具体职责。家长们总说有自己的工作，没时间参与学校的管理；而学校的占地及使用面积有限，不可能腾出专门的办公室给家长委员会的委员办公；更重要的是，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的支持，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都非常有限。因此，在大陆，就目前而言，家长委员会在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作用很难突显出来，这就使学校的教育工作与家长、社区的联系脱节。
诚然，台湾的教育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在教师队伍中，如发现不称职的教师，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不太容易解聘他，还得学校自己解决，以至在用人方面，校长很头疼。第二，如果在校长和家长委员会的沟通过程中出现了分歧，校长便很难执行，这对学校的正常发展也有阻碍。
10天的考察虽然时间较短，在每所学校停留的时间多则一天，少则半天，不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台湾地区的教育制度确实给人以影响和启迪。作为一个有着36年教龄的教育工作者，笔者愿意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学校的文化和发展等问题，只要我们执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教育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知用中学）
（责任编辑：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