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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存在这样一个谜：红军为什么会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而在深入湖南腹地突破桂北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时，却损失巨大？原来，中国工农红军在突破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借道”协议，终于使红军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重兵布防的一道道封锁线。陈济棠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让道”，并悄悄送给对手大量军火？至今仍有很多人不解其中之谜。
而行：“咱们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在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件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找谁做这个“信使”合适呢？陈济棠又犯起了愁。恰巧，他的护卫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并且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惊喜异常，立即给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信一封，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
“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周恩来。
此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临时中央和红军已准备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对如何破围，能否运用党的统战策略，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正是周恩来和朱德连日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
周恩来和朱德刚一说明来意，李德就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势。在他眼里，军阀就是军阀，和军阀合作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周恩来和朱德见此情形，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赶往博古住处。
博古只是静静地听周恩来和朱德说着，一句话不说，面部也毫无反应。周恩来和朱德看得出来，他对与陈济棠谈判也是不抱任何希望。周恩来和朱德不愿放弃这最后一次机会，仍然固执地反复劝说。“好了，好了。退出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问题，有些小题大作。你们看着办吧！”博古最后不耐烦地摆摆手，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陈济棠部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20公里。
之后，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红军签了停战协议，以后就用不着怕蒋介石来压迫我们了。”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
“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开始时，红军计划把整个苏区的家当都搬走。不惜雇了数千名挑夫，捆扎了几千付挑子，连印钞机和兵工厂的机器之类物品都抬上，以“甬道式”的行军和“搬家式”的迁移缓慢行进在赣粤湘边崎岖的山间小道上。
红军这种“搬家式”的突围其实犯了兵家大忌，这也为后来湘江之战的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这时候，陈济棠部就有心腹将领主张乘机消灭红军主力，以夺取头功。陈济棠面对个别爱将的这种蠢蠢欲动，嘿嘿一笑：“看样子今天要重创红军并不是太难。可消灭了红军，老蒋还会发给咱们这么多军饷？我们在老蒋眼里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他腾出了手来，首先要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不肯完全听命于他的杂牌武装啊！”陈济棠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向大家解释他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让道”并送军火给红军的原因。于是大家心领神会，相视一笑。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前线指挥员少将副旅长黄国梁与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商量，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20公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自离开粤北进入湖南腹地后，遇到何键和白崇禧部队的疯狂追堵，形势便马上发生逆转，每过一道关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桂北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同蒋军进行了惨烈的湘江之战，8.6万红军包括牺牲、受伤和走散掉队的，一共损失了5万余人。
而行：“咱们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在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件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找谁做这个“信使”合适呢？陈济棠又犯起了愁。恰巧，他的护卫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并且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惊喜异常，立即给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信一封，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
“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周恩来。
此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临时中央和红军已准备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对如何破围，能否运用党的统战策略，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正是周恩来和朱德连日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
周恩来和朱德刚一说明来意，李德就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势。在他眼里，军阀就是军阀，和军阀合作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周恩来和朱德见此情形，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赶往博古住处。
博古只是静静地听周恩来和朱德说着，一句话不说，面部也毫无反应。周恩来和朱德看得出来，他对与陈济棠谈判也是不抱任何希望。周恩来和朱德不愿放弃这最后一次机会，仍然固执地反复劝说。“好了，好了。退出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问题，有些小题大作。你们看着办吧！”博古最后不耐烦地摆摆手，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陈济棠部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20公里。
之后，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红军签了停战协议，以后就用不着怕蒋介石来压迫我们了。”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
“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开始时，红军计划把整个苏区的家当都搬走。不惜雇了数千名挑夫，捆扎了几千付挑子，连印钞机和兵工厂的机器之类物品都抬上，以“甬道式”的行军和“搬家式”的迁移缓慢行进在赣粤湘边崎岖的山间小道上。
红军这种“搬家式”的突围其实犯了兵家大忌，这也为后来湘江之战的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这时候，陈济棠部就有心腹将领主张乘机消灭红军主力，以夺取头功。陈济棠面对个别爱将的这种蠢蠢欲动，嘿嘿一笑：“看样子今天要重创红军并不是太难。可消灭了红军，老蒋还会发给咱们这么多军饷？我们在老蒋眼里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他腾出了手来，首先要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不肯完全听命于他的杂牌武装啊！”陈济棠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向大家解释他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让道”并送军火给红军的原因。于是大家心领神会，相视一笑。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前线指挥员少将副旅长黄国梁与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商量，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20公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自离开粤北进入湖南腹地后，遇到何键和白崇禧部队的疯狂追堵，形势便马上发生逆转，每过一道关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桂北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同蒋军进行了惨烈的湘江之战，8.6万红军包括牺牲、受伤和走散掉队的，一共损失了5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