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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笔江，名筠，原籍江苏镇江，1881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江都县一个钱庄店员家庭，自幼在小钱庄里当学徒。后经天津花旗买办王筱庵介绍，到陆军部办的公益银号任副经理。
随后胡笔江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由于得到交通银行总经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赏识，他连连晋级，从交通银行总行稽核、北京分行副经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1914年，他升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成为交通银行的新秀。
1920年，胡笔江利用北洋政府发行短期公债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但也因此受到了京津金融界人士的严厉指责，胡笔江不得不匆匆辞职，离开了交通银行。正当胡笔江陷入困境时，他结识了准备在国内筹办银行的南洋华侨黄奕柱，黄奕柱立即委托胡笔江在上海筹办中南银行。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黄奕柱为董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胡笔江大展宏图，先后在北京、厦门、汉口、天津、南京等地设立分行，建立起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汉为据点的互相呼应的银行业务网。
鉴于北京地区为北京政府所在地，消息灵通，又是北方游资聚集之地，因此，胡笔江一开始亲自北上，在京津设立办事处，大力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扩大中南银行的影响。而厦门为南方重要商业之区，黄奕柱在这里有深厚的影响，与南洋华侨联络很多，便于吸收存款。1921年8月，胡笔江又在厦门设立分行，因僑胞存款汇兑异常踊跃，每年的盈利都超过了京沪各行。此外，汉口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商埠，1923年6月，胡笔江又设立汉口分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失时机地在南京设立分行。
为了扩大银行业务，与当时许多金融家一样，胡笔江广泛结纳权贵名流，使中南银行获得了巨大利润。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上，胡笔江认为分支机构责权加重后，主持这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成为决定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对他们选择不当或总行对他们督察不严，便会酿成营私舞弊的大祸，甚至连累总行受损。
1931年7月，胡笔江决定撤销总经理处，成立总管理处，将上海总行改为分行，增加总管理处的职员人数和职责，增强对各分行机构的管辖。这样，胡笔江一方面免去了事无巨细都须过问的烦累，可以掌握大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各分支机构的控制和管理。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波，给胡笔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到，为了避免政局变故带来的挤兑风波，必须有充足的现金准备。但这样做开支太重，单靠中南银行一家独力难支，必须与其他民营银行联手才行。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从海外游历归来，途经上海会晤胡笔江，告诉他外国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互相联合，互相调剂，很少发生金融风波。而国内银行各自为谋，难以与之匹敌，建议盐业银行与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胡笔江的中南银行联手经营，群策群力联合发展。他的这一建议正中胡笔江的下怀，胡笔江当即同意合作。
毕竟盐业和金城两行在华北已有相当基础，吴鼎昌、周作民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三行联营，南北呼应，互相支持，不仅可以壮大声势、巩固根基，还对三行发展都有好处。胡笔江在征得黄奕柱的同意后，于1921年11月宣布盐业、中南、金城三行联合营业，吴鼎昌担任主任办事员。中南银行将发行权归联合事务所共有，钞票字样仍冠名中南，但一切发行准备事宜悉由各行共同办理。
1922年7月，内地银行加入，改为四行联营，四行为联合发行钞券，专门设立四行准备库，办理中南钞票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胡笔江担任总监。1922年11月，中南钞票首先在天津发行，到1932年11月间，四行准备库发行的钞票总额在全国钞券发行额中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中南钞票名声日隆，促进了中南银行业务的开展。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通过《现金集中条例》，只允许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流通市面，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所有在武汉的各银行库存现银一律禁止外流。这一条例，致使汉口银根陡然抽紧，商业停滞，钱庄因周转不灵纷纷倒闭。中南银行汉口分行在武汉地区对钱庄放款很多，此时也受其牵连，损失很大。7月间，武汉国民政府又因抽发军费，分两次全部提借各银行被封存的现银，中南银行汉口分行账面受损及利息亏损达230万元之巨。另外，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破产，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向它承做的各项押汇贷款也蒙受巨大损失，亏损达280万元。而此时津行资金总额才150万元，全部用作亏损尚不敷用，陷于危机。
1928年12月19日，胡笔江总结中南银行数年来的经营经验，分析当时面临的困境，向董事会提出了10条建议，终于挽救了中南银行这场内外交困的危机。经此风波，胡笔江更为中南银行董事会所倚重。1934年，他被推为中南银行董事，次年又被选为常务董事，地位稳步上升。他所经营的中南银行也步出困境，走上正轨，进入鼎盛时期。
1933年，交通银行高层再次改组，胡笔江借宋子文的力量，重归交通银行并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执掌交通银行后，他又通过董事会修改交行组织章程，将交行总处改为总行，撤销发行总库和上海分行。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政策。作为著名的金融家，胡笔江敏锐地意识到，中南银行因发钞权的终止，将会带来不小损失；而从长远看，这次币制改革是无法阻止的，对统一全国金融秩序具有战略性作用，故坚决拥护币制改革，将四行准备库已印券10300万元，连同四行准备库整个地移交给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接收。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各商业银行移交最顺利、最有秩序的银行，胡笔江也因此更受国民政府信任。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改订章程，将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大大增加了董事长的权力。从此，胡笔江成为交通银行最高当权者和全国金融界瞩目的巨子。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董事长共同研究战时金融政策。胡笔江根据自己长期的思索，昼夜伏案，就敌占区、邻近敌区省份、距敌较远省份、大后方等各种金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对策，备受国民政府和金融界称赞，并在抗战时期一一付诸实施。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外炮火纷飞，胡笔江坚持留在上海主持交通银行工作，誓不撤退。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国民政府机构和要员们纷纷撤离，交通银行总行也奉命改为总管理处，撤往汉口。胡笔江与宋子文、徐新六等人乘法国轮船离沪赴港，在香港遥控指挥交通银行事务。国民政府为筹划战时经济，对胡笔江颇为器重，任命他为金融顾问第四组委员和全国农产调整委员会常委等职。
1938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电召正在香港的胡笔江到重庆商讨战时金融问题。8月24日，胡笔江与准备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的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等14人，登上中国航空公司内部邮机“桂林号”，准备飞往梧州，转赴重庆。当“桂林号”飞到广东珠江口上空时，突遭5架日机追逐扫射，胡笔江等人不幸殉难，时年58岁。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租界当局及上海各界团体于8月28日降半旗志哀，以悼念这位饱经坎坷、为民族金融业献身的爱国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出褒扬令，追认胡笔江为烈士，宋子文在香港追悼会上，亲自主祭，对胡笔江的不幸遇难深表惋惜。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向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悼，胡笔江等人亦成为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第一批著名金融家。
随后胡笔江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由于得到交通银行总经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赏识，他连连晋级，从交通银行总行稽核、北京分行副经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1914年，他升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成为交通银行的新秀。
1920年，胡笔江利用北洋政府发行短期公债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但也因此受到了京津金融界人士的严厉指责，胡笔江不得不匆匆辞职，离开了交通银行。正当胡笔江陷入困境时，他结识了准备在国内筹办银行的南洋华侨黄奕柱，黄奕柱立即委托胡笔江在上海筹办中南银行。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黄奕柱为董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胡笔江大展宏图，先后在北京、厦门、汉口、天津、南京等地设立分行，建立起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汉为据点的互相呼应的银行业务网。
鉴于北京地区为北京政府所在地，消息灵通，又是北方游资聚集之地，因此，胡笔江一开始亲自北上，在京津设立办事处，大力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扩大中南银行的影响。而厦门为南方重要商业之区，黄奕柱在这里有深厚的影响，与南洋华侨联络很多，便于吸收存款。1921年8月，胡笔江又在厦门设立分行，因僑胞存款汇兑异常踊跃，每年的盈利都超过了京沪各行。此外，汉口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商埠，1923年6月，胡笔江又设立汉口分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失时机地在南京设立分行。
为了扩大银行业务，与当时许多金融家一样，胡笔江广泛结纳权贵名流，使中南银行获得了巨大利润。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上，胡笔江认为分支机构责权加重后，主持这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成为决定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对他们选择不当或总行对他们督察不严，便会酿成营私舞弊的大祸，甚至连累总行受损。
1931年7月，胡笔江决定撤销总经理处，成立总管理处，将上海总行改为分行，增加总管理处的职员人数和职责，增强对各分行机构的管辖。这样，胡笔江一方面免去了事无巨细都须过问的烦累，可以掌握大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各分支机构的控制和管理。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波，给胡笔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到，为了避免政局变故带来的挤兑风波，必须有充足的现金准备。但这样做开支太重，单靠中南银行一家独力难支，必须与其他民营银行联手才行。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从海外游历归来，途经上海会晤胡笔江，告诉他外国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互相联合，互相调剂，很少发生金融风波。而国内银行各自为谋，难以与之匹敌，建议盐业银行与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胡笔江的中南银行联手经营，群策群力联合发展。他的这一建议正中胡笔江的下怀，胡笔江当即同意合作。
毕竟盐业和金城两行在华北已有相当基础，吴鼎昌、周作民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三行联营，南北呼应，互相支持，不仅可以壮大声势、巩固根基，还对三行发展都有好处。胡笔江在征得黄奕柱的同意后，于1921年11月宣布盐业、中南、金城三行联合营业，吴鼎昌担任主任办事员。中南银行将发行权归联合事务所共有，钞票字样仍冠名中南，但一切发行准备事宜悉由各行共同办理。
1922年7月，内地银行加入，改为四行联营，四行为联合发行钞券，专门设立四行准备库，办理中南钞票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胡笔江担任总监。1922年11月，中南钞票首先在天津发行，到1932年11月间，四行准备库发行的钞票总额在全国钞券发行额中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中南钞票名声日隆，促进了中南银行业务的开展。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通过《现金集中条例》，只允许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流通市面，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所有在武汉的各银行库存现银一律禁止外流。这一条例，致使汉口银根陡然抽紧，商业停滞，钱庄因周转不灵纷纷倒闭。中南银行汉口分行在武汉地区对钱庄放款很多，此时也受其牵连，损失很大。7月间，武汉国民政府又因抽发军费，分两次全部提借各银行被封存的现银，中南银行汉口分行账面受损及利息亏损达230万元之巨。另外，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破产，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向它承做的各项押汇贷款也蒙受巨大损失，亏损达280万元。而此时津行资金总额才150万元，全部用作亏损尚不敷用，陷于危机。
1928年12月19日，胡笔江总结中南银行数年来的经营经验，分析当时面临的困境，向董事会提出了10条建议，终于挽救了中南银行这场内外交困的危机。经此风波，胡笔江更为中南银行董事会所倚重。1934年，他被推为中南银行董事，次年又被选为常务董事，地位稳步上升。他所经营的中南银行也步出困境，走上正轨，进入鼎盛时期。
1933年，交通银行高层再次改组，胡笔江借宋子文的力量，重归交通银行并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执掌交通银行后，他又通过董事会修改交行组织章程，将交行总处改为总行，撤销发行总库和上海分行。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政策。作为著名的金融家，胡笔江敏锐地意识到，中南银行因发钞权的终止，将会带来不小损失；而从长远看，这次币制改革是无法阻止的，对统一全国金融秩序具有战略性作用，故坚决拥护币制改革，将四行准备库已印券10300万元，连同四行准备库整个地移交给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接收。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各商业银行移交最顺利、最有秩序的银行，胡笔江也因此更受国民政府信任。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改订章程，将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大大增加了董事长的权力。从此，胡笔江成为交通银行最高当权者和全国金融界瞩目的巨子。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董事长共同研究战时金融政策。胡笔江根据自己长期的思索，昼夜伏案，就敌占区、邻近敌区省份、距敌较远省份、大后方等各种金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对策，备受国民政府和金融界称赞，并在抗战时期一一付诸实施。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外炮火纷飞，胡笔江坚持留在上海主持交通银行工作，誓不撤退。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国民政府机构和要员们纷纷撤离，交通银行总行也奉命改为总管理处，撤往汉口。胡笔江与宋子文、徐新六等人乘法国轮船离沪赴港，在香港遥控指挥交通银行事务。国民政府为筹划战时经济，对胡笔江颇为器重，任命他为金融顾问第四组委员和全国农产调整委员会常委等职。
1938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电召正在香港的胡笔江到重庆商讨战时金融问题。8月24日，胡笔江与准备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的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等14人，登上中国航空公司内部邮机“桂林号”，准备飞往梧州，转赴重庆。当“桂林号”飞到广东珠江口上空时，突遭5架日机追逐扫射，胡笔江等人不幸殉难，时年58岁。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租界当局及上海各界团体于8月28日降半旗志哀，以悼念这位饱经坎坷、为民族金融业献身的爱国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出褒扬令，追认胡笔江为烈士，宋子文在香港追悼会上，亲自主祭，对胡笔江的不幸遇难深表惋惜。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向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悼，胡笔江等人亦成为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第一批著名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