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犯罪与一般经济违法的衔接关系，量的区分说及其所依托的秩序法益论不具有实践合理性。秩序法益论的最主要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只见行政管理，不见利益主体”的“利益无主化”现象，甚至会造成市场管理与国民利益的对立；完全依附前置法的形式侧面判断也会使经济犯罪沦为形式犯。利益的可归属性是重塑法益观的基础。在对经济刑法的法益识别中，个人法益论与完全脱离“与人关联”的超个人法益都不合适。在人本法益论指导下，经济刑法意在保护的是市场参与者的具体利益。对于法条未规定危险或实害要素的经济犯罪，可以将其理解为以市场参与者利益为保护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这种设置旨在将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类型予以实质出罪。犯罪认定作为一种规范化叙事，需以犯罪构成要件作为核心依据，“无害”的事实既可以通过对构成要件中“具有法益关联性的概念”的另类解释而体现出来，也可通过增补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而窄化犯罪的外延。如此，便能实现经济犯罪出罪机制的规范依据与理论依据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