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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逐渐步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
在刚刚过去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指出业已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时值岁末交替，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显然需要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在哪、“常”在哪？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找到哪些支撑点？
应着眼于效率的提高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两方面争议：一是基于概念本身，多数声音认为“新常态”就是降低增速，从高速增长变成了中速增长，甚至GDP增长率还会进一步降低。二是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或建立起“新常态”。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参加央视《对话》栏目录制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这并不是新常态的一项指标。要真正建立起“新常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效率要提高。“我对‘新常态’的定义是，效率有所提高，速度有所降低。这样一个态势才能够稳定下来，才能持续。”
可以看到，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靠人口红利、靠改革开放、靠城镇化。吴敬琏认为，现在，“如果你还是用老办法用投资去拉动增长，而效率没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减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
以中国铁路投资来说，短板不在客运而在货运，如果从提高效率的投资考虑，首先应该想办法把货运的那些卡口地段打通。然而，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却与效率需求背道而驰。
《财经界》记者获悉，目前西部多个省市自治区发改委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一些新的客运专项项目。其中贵州提出了贵阳到郑州、贵阳到南宁的客运专线项目;甘肃发改委也在研究兰州到银川、兰州到西安、兰州到太原等新的客运专线项目。
“我就有点怀疑，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应该投到效率提升可能性更大的地方。”吴敬琏坦言。
事实上，吴敬琏对高铁建设的质疑早已有之。在他看来，依靠国家的强力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目标，高铁建设尽管短期内可能营造出看起来颇为辉煌的政绩，但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不可持续，又将造成严重后患。
而且，从整体投资情况来看，投资报酬递减这一经济规律在最近三年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吴敬琏说：“三年的强刺激下，保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10个季度 8%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一路下滑，时效也越来越短，今年第二季度的刺激政策力度并不小，但是连一个季度都没有保持住。”
“不能再这样干了。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杠杆率已经太高了，这么下去非常危险。”吴敬琏指出，适应和建立新常态，中国经济更需要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中速或低速的增长。西方国家4%的增长率也能运转良好，原因就在于它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11月13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10月份的工业、投资、房地产、消费数据。记者注意到，尽管从曲线图来看，这四项数据的增长率仍然在下降，但曲线已由之前比较陡峭变得较为平坦。
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有趋稳的迹象。但更为关键的是，未来一年，如何去维持这一平稳态势。
需要一个好的机制
吴敬琏指出，中国要建立起效率较高的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就需要设计一个好的体制。不只是经济体制，还包括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等。
一句话，仍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为什么需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Eric Maskin教授曾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分蛋糕理论：假如说你有一个蛋糕想分给两个孩子，并确保每一个孩子至少得到一半。如果根据你自己的办法，即把它一切为二，然后平均分配。但孩子们也许并不认可这样的方法，因为孩子看问题的角度和成人不同。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孩子切，另一个孩子先挑。为什么呢？因为切蛋糕的孩子有很强的意愿要平均分配，而另一个孩子又有优先选择权，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由此不难看出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事实上，处于改革阶段的中国，很多时候都面临着分蛋糕问题。而出现的诸多矛盾，背后都是因为蛋糕分配得不好，没有找到或者是确立一个特别好的分配机制。
就中国这一庞大的经济体而言，Eric Maskin认为，政府不应自己去切蛋糕，而应将这个权利以有序的方式下放给企业，从而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表明了新一届决策者坚定改革的决定和决心。
但期望与实效有时并不吻合。“我觉得有进步，但并没有达到我们原来全部预期的目标。”吴敬琏说。
比如，“政府不再干预市场”这一项。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要建立一个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从1994年到本世纪初，这项改革取得很多的进展。可是，现在却因一些问题而停顿不前。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一是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驾驭。 随着后一种声音成为主导，政府重新变得越来越强势。吴敬琏认为，特别是在2004年发生了经济过热以后，更强化了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从而导致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中国改革的道路依然长且艰巨。但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为了更好地推动简政放权等重要改革，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和制度设计。
除了机制设计，还要促进落实。“能不能落实，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吴敬琏强调。
创新机制破解现实难题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出不了大师？为什么我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为什么房价越调越高……随着改革的深度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随着这些矛盾的集中显现，人们更加期待机制设计上的变革创新，以破解这些现实难题。
比如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吴敬琏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即提升全民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完善当前的教育体制。
针对反腐，吴敬琏认为制度建设更加重要，秉承“标本兼治，用治标的办法来赢得时间，再从容的治本”这一原则，用打苍蝇打老虎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对于腐败行为具有强势威慑的机制。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治标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现在需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治本上。”吴敬琏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利太大，官员们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体制，能铲除一切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把权力关进法制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如何才能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在吴敬琏看来，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考察时说，“负面清单实际上支撑着政府的责任清单，要求政府要对负面清单更加熟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
本届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审批改革，取消了很多项目的审批。吴敬琏认为这一决策意义重大。“把权力限制起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取消审批的就取消，这样才可以使得腐败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事实上，机制设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如廉政建设高效的新加坡就是以“高薪养廉”及严格的监管等机制将很多腐败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决策层也在积极谋划，不断完善各项机制设计。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一系列新理念，三中全会又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理念和具体制度要求。“关键还要看落实，不合理的地方也要及时调整。”吴敬琏强调。
在刚刚过去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指出业已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时值岁末交替，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显然需要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在哪、“常”在哪？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找到哪些支撑点？
应着眼于效率的提高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两方面争议：一是基于概念本身，多数声音认为“新常态”就是降低增速，从高速增长变成了中速增长，甚至GDP增长率还会进一步降低。二是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或建立起“新常态”。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参加央视《对话》栏目录制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这并不是新常态的一项指标。要真正建立起“新常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效率要提高。“我对‘新常态’的定义是，效率有所提高，速度有所降低。这样一个态势才能够稳定下来，才能持续。”
可以看到，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靠人口红利、靠改革开放、靠城镇化。吴敬琏认为，现在，“如果你还是用老办法用投资去拉动增长，而效率没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减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
以中国铁路投资来说，短板不在客运而在货运，如果从提高效率的投资考虑，首先应该想办法把货运的那些卡口地段打通。然而，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却与效率需求背道而驰。
《财经界》记者获悉，目前西部多个省市自治区发改委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一些新的客运专项项目。其中贵州提出了贵阳到郑州、贵阳到南宁的客运专线项目;甘肃发改委也在研究兰州到银川、兰州到西安、兰州到太原等新的客运专线项目。
“我就有点怀疑，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应该投到效率提升可能性更大的地方。”吴敬琏坦言。
事实上，吴敬琏对高铁建设的质疑早已有之。在他看来，依靠国家的强力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目标，高铁建设尽管短期内可能营造出看起来颇为辉煌的政绩，但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不可持续，又将造成严重后患。
而且，从整体投资情况来看，投资报酬递减这一经济规律在最近三年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吴敬琏说：“三年的强刺激下，保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10个季度 8%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一路下滑，时效也越来越短，今年第二季度的刺激政策力度并不小，但是连一个季度都没有保持住。”
“不能再这样干了。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杠杆率已经太高了，这么下去非常危险。”吴敬琏指出，适应和建立新常态，中国经济更需要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中速或低速的增长。西方国家4%的增长率也能运转良好，原因就在于它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11月13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10月份的工业、投资、房地产、消费数据。记者注意到，尽管从曲线图来看，这四项数据的增长率仍然在下降，但曲线已由之前比较陡峭变得较为平坦。
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有趋稳的迹象。但更为关键的是，未来一年，如何去维持这一平稳态势。
需要一个好的机制
吴敬琏指出，中国要建立起效率较高的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就需要设计一个好的体制。不只是经济体制，还包括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等。
一句话，仍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为什么需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Eric Maskin教授曾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分蛋糕理论：假如说你有一个蛋糕想分给两个孩子，并确保每一个孩子至少得到一半。如果根据你自己的办法，即把它一切为二，然后平均分配。但孩子们也许并不认可这样的方法，因为孩子看问题的角度和成人不同。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孩子切，另一个孩子先挑。为什么呢？因为切蛋糕的孩子有很强的意愿要平均分配，而另一个孩子又有优先选择权，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由此不难看出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事实上，处于改革阶段的中国，很多时候都面临着分蛋糕问题。而出现的诸多矛盾，背后都是因为蛋糕分配得不好，没有找到或者是确立一个特别好的分配机制。
就中国这一庞大的经济体而言，Eric Maskin认为，政府不应自己去切蛋糕，而应将这个权利以有序的方式下放给企业，从而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表明了新一届决策者坚定改革的决定和决心。
但期望与实效有时并不吻合。“我觉得有进步，但并没有达到我们原来全部预期的目标。”吴敬琏说。
比如，“政府不再干预市场”这一项。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要建立一个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从1994年到本世纪初，这项改革取得很多的进展。可是，现在却因一些问题而停顿不前。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一是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驾驭。 随着后一种声音成为主导，政府重新变得越来越强势。吴敬琏认为，特别是在2004年发生了经济过热以后，更强化了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从而导致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中国改革的道路依然长且艰巨。但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为了更好地推动简政放权等重要改革，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和制度设计。
除了机制设计，还要促进落实。“能不能落实，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吴敬琏强调。
创新机制破解现实难题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出不了大师？为什么我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为什么房价越调越高……随着改革的深度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随着这些矛盾的集中显现，人们更加期待机制设计上的变革创新，以破解这些现实难题。
比如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吴敬琏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即提升全民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完善当前的教育体制。
针对反腐，吴敬琏认为制度建设更加重要，秉承“标本兼治，用治标的办法来赢得时间，再从容的治本”这一原则，用打苍蝇打老虎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对于腐败行为具有强势威慑的机制。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治标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现在需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治本上。”吴敬琏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利太大，官员们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体制，能铲除一切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把权力关进法制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如何才能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在吴敬琏看来，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考察时说，“负面清单实际上支撑着政府的责任清单，要求政府要对负面清单更加熟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率。”
本届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审批改革，取消了很多项目的审批。吴敬琏认为这一决策意义重大。“把权力限制起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取消审批的就取消，这样才可以使得腐败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事实上，机制设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如廉政建设高效的新加坡就是以“高薪养廉”及严格的监管等机制将很多腐败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决策层也在积极谋划，不断完善各项机制设计。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一系列新理念，三中全会又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理念和具体制度要求。“关键还要看落实，不合理的地方也要及时调整。”吴敬琏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