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秀成供状》，常为天国的专制与忠王的悲剧感叹。
　　李秀成的遭遇、品格在他的“自供状”中一一表露。天王在深山莽林、边陲僻野举事，其方法，乃荒诞不经的“天父天兄”，秀成也觉愚陋可笑；其效果，智者觉其荒唐，而愚氓从之，“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至于起因，则是洪氏个人久为科举所苦，导致精神失常，乃放纵其狭隘经验与鄙陋想象。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却闹腾最凶，同有病狂热烧之状。洪、杨、萧、冯、韦、石、秦之属，除萧、冯早些年阵亡，其余几个在朝中尔虞我诈，达于白热化，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欲罢不能，终至大开杀戒，分崩离析。对于这样的倾轧，秀成天性排斥、天性无缘。
　　李秀成读书不多，本质上却是个书呆子。权位的金字塔下，众士熙熙，群雄攘攘，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满腔僭主心态，一意抢班夺权，或大开杀戒，或携重兵一走了之。这些人深知权力的优越性。但对李秀成来说，他不仅学不来这些东西，而且对之甚为反感。
　　天王擅长亘古少见的自欺欺人，对毁灭的到来，他充满恐惧。而于秀成，则利用其愚忠以种种手段要挟并役使之。天王的起事本有社会基础，但他消灭了这种基础，更造成了新的深重的苦难。李秀成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使天王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民初扪虱谈虎客说：“（秀成）智勇、义侠，比诸曾、胡，毫无愧色，使更加以学问，真卓然为十九世纪代表中国之一人物。秀成之气度……事事暗合国际法……”此言甚是。秀成有古大臣之风，他是古人；他甚至有现代意识，他是现代人。他不应该是天王肆意拨弄的“那个时代”的人，但他恰恰是。此为悲剧中之悲剧。
　　假如他有十分之一的石达开性格的因子，那他闹出的事端，不知还要大多少倍。
　　李秀成未能多读书，而心地纯善，行为暗合人类共同美德，守持他所认可的道德底线。正像他的供状一样，词气朴拙，读之令人一掬伤怀之泪。其中，见得一个罕、一个憾、一个惨字：罕是秀成的老实诚朴实属罕见；憾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伟岸的人物；惨是秀成结局的悲凉……天国末期，秀成的愚忠可谓历史仅见。秀成对他人忍让，无论是对上、对下，对无助小民、难民，对友、对同僚，俱一视同仁。他被俘后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豪气，并不是他贪生怕死，只因字里行间可见的恂恂自守的善良！他在无边的黑暗中独撑大厦，大厦却逐渐消解，最后坍塌。
　　看唐代姚汝能写的《安禄山事迹》，同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恩宠甚至超过了太子，到了无以复加的离奇地步。临了禄山偏要做拆台的主角。而天王对李秀成动辄叱骂，还要他纵横驰骋。两人同样起自军队下级之微末，起初俱不过侦察兵排长一类角色，不数年以赫赫战功、天才谋略升至大军总指挥。而禄山逐渐骄纵恣睢，他的父亲及家族成员均得以实授地方长官，所获物质利益甚至牵动国家财政；秀成则始终谦抑克己，老母和亲戚幼小多次被天王无端关押以为人质，仍要征战解围四出补漏，甚者砸锅卖铁经营天国基本口粮。安禄山和他比，一个是赛衙内，一个是受气包。至于唐玄宗，他是盲了心；洪天王呢，则是黑了心……两者相似如是，结局却如天渊般悬殊。
　　天国的专制强力摧残个性，秀成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创造的精神，遂由梁柱简化为薄片再虚化为影子，随狂澜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