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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征》是杜甫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杜甫在这首诗中运用的最突出的手法是“赋”，其特色主要体现在宏大而磅礴的叙事结构、深刻而精微的细节描写以及强烈而沉重的批判等方面。《北征》中层层深入的叙事格局和纷杂深广的内容从整体上构成了该诗史诗性的品格，展示出杜甫对生命个体和国家命运的深度关怀。
关键词：杜甫；“诗史”；《北征》；赋
作者简介：何若宁（1999-），女，汉族，湖南宁乡人，现为湖南省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北征》创作于至德二载（757）秋，是杜甫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亦被一些学者许为杜甫“最重要的代表作”。[1]杜甫在《北征》中运用的最突出的手法是“赋”。故金启华先生在《杜甫<北征>赏析》一文中指出：“《北征》从命题到手法，都是学“赋”的。”[2]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3] “赋”法的主要特点是直叙其事，体物写志。杜甫直面现实，将他在北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既展示了自身不幸的遭遇，也呈现出安史之乱后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熔铸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忧国忧民情怀。杜甫把遭受战乱的忧愁和悲苦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与其独特的“赋”法密切相关。
一、宏大而磅礴的叙事结构
《北征》作为杜甫杰出的“诗史”作品，有着“宏大”的叙事结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叙事井然有序，层次分明，格局谨严。按照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的说法，《北征》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二十句；第二部分自“靡靡逾阡陌”到“残害为异物”，共三十六句；第三部分自“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共三十六句；第四部分自“至尊尚蒙尘”至“皇纲未宜绝”，共二十八句；第五部分自“忆昨狼狈初”至结尾，共二十句。其中，前四个部分主要写现实，最后一部分转而写往昔。杨伦评论说：“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 是始末大章法。”[4]每一部分的叙述各自围绕一个中心，如前四个部分分叙当前形势、北行见闻、家中情形和军事策略。各个部分之间衔接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宏大的叙事格局。
其次，叙事内容深广。《北征》既有叙事背景的铺垫，也有景物的层层渲染，还有个人、家庭和国家命运的反复陈述。如诗歌一开始就对现实处境做了总体的概括——“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朗朗乾坤，战火纷飞，何时才能拨云见日。接下来，他写途中所遇，如“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荒芜人烟的村落似乎被抛弃和遗忘了，众多无辜的受难者伤痕累累，呻吟流血。诗人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儿女衣衫褴褛，遭受坎坷，不禁老泪纵横，悲从中来。就在他惊魂甫定之时，笔锋一转，写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形势，联想到“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兵”。在这过程中虽有诗人的自我伤悼，但更多的是忧国忧民之情。
《北征》前后勾连、层层深入的叙事格局以及纷杂深广的内容从整体上呈现出史诗性的结构。诗人寄寓的或平静，或激烈的情感，从整体上给人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之感。
二、深刻而精微的细节描写
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建构《北征》“诗史”的“骨骼”，那么丰富而繁杂的细节描写则还原了历史本来的“血肉”。这些细节也进一步展示出诗人微妙而真挚的情感。
杜甫着力于对北行途中所见的景物进行精雕细刻。《北征》中有一大段描写：“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杜甫在行进途中，看到一道道的“寒山”、分散各处的“饮马窟”和造型如“猛虎”的石头。这些悲壮而奇特的景物皆透露出路途的艰险。
更为重要的是，杜甫还留意到一些极微小琐碎的事物，如“秋花”“车辙”“青云”“山果”“橡栗”等等，这些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的花花草草、在天空里飘来荡去的浮云以及无人问津的果实都有一种孤独和寂寞。这种命运遭际又何尝不属于杜甫，他看它们似乎就联想到了自己，白描似的景语中实际蕴含着浓郁的不可排解的悲情。
其次，杜甫也通过很多细节来写亲情，以此展示他细腻的心思和五味杂陈的情绪。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杜甫与家人分别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家人的消息，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但大家却在彼此思念。杜甫期待着重逢一刻，但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心里却并不轻松。杜甫没能笑容满面，反倒是与妻子放声痛哭。这哭声里有生活的辛酸，有命运的哀悼，也有真挚的情爱。妻子的一笑一颦、儿女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杜甫的心，他仔细地打量着挚爱的妻子儿女，详细地记录了重逢的场面以及他们的衣着和神态，心中充满了愧疚、仁爱和无奈。这些生动而真实的细节还原了杜甫可亲可爱的自我形象。同时，这些细节描写也牵动着读者的心，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在山河破碎的时代，生命和生存变得难以预测，所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其一）。杜甫一家的遭遇，实乃彼时千万家之缩影，折射出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因此，这种细节的刻画，也就深刻地呈现出历史的真实。
三、愤激的批判与独到的褒扬
杜甫在《北征》中除了用“赋”法记录各类事件，呈现诗史结构和抒发情怀外，还在历史史实的陈述中表达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这种见解通常隐藏在他对某些事件的批判或褒扬中。 杜甫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贯穿整首诗。首先，在诗的开头，他就直言：“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表面上看，杜甫是写皇帝对自己格外开恩，允许自己回家探亲，实际上话里面却有弦外之音。“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暗示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当此之时，仁人志士本图舍生取义，为“大家”舍“小家”。杜甫有很深的忠君报国的信念，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曾自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从长安逃出后，历尽千辛才到达凤翔，他原本对新君充满了期待，希望能获得信任，有所作为。然而，杜甫的愿望却化为泡影。皇帝最终以回家探亲的名义，疏远他，冷落了他。在这里，他将一己之“闲”与朝野之“忙”进行对比，杜甫的不满也就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杜甫也反思了安史之乱带来的深重灾难：“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杜甫看到战场上的累累白骨，联想到昔日的潼关之败，他由此在事件的跳跃和时空的转换中，展示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隐约表明这悲剧的根源是人祸。
唐王朝平定叛乱的过程是艰难的，为了击败叛军，不惜向回纥借兵。《北征》对这一事件也有叙述：“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杜甫平静的描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见解——“此辈少为贵”。他显然对朝廷的策略不以为然。
在《北征》的最后一部分中，杜甫对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也有一番描述，诗云：“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单从表面来看，这句诗似乎有一种庆幸的意味，尽管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发生的时候，虽然一度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毕竟事情的发展不同于古代，没有像夏和殷商一样走向灭亡。然而，若仔细揣摩，这里实际也蕴含着杜甫的一些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因为玄宗宠幸杨贵妃，放纵杨国忠，何以有后来的潼关失守？皇帝怎么会狼狈出逃？马嵬坡上又如何会酿成兵变？杜甫其实将批判的矛头直至最高统治者。这些事件大都相去未远，许多当事人还都健在，杜甫的揭露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可见其内心深处的愤激之情。
杜甫独到的褒扬主要体现在诗的最后一部分。诗云：“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在这里，杜甫借用“周汉获再兴”，来说明唐王朝的拨乱反正，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四点：肃宗英明睿智，陈玄礼深明大义，国人凝心聚力，太宗基业宏达。
其中，有两点颇值得称道。第一，杜甫对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极尽赞美，认为他在危急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发动马嵬坡兵变，处死了乱臣贼子，最终挽救了整个国家，甚至认为没有陈玄礼，也就没有现在的国家。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的功劳无论有多大，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褒奖，因为过分的褒奖始终都无法摆脱功高震主的嫌疑。因此，人们习惯将臣子的功劳归于高高在上的皇帝。然而杜甫却明确指出“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这揭示出陈玄礼在惩处奸佞，消弭兵变，重拾民心，权力交接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第二，杜甫认为“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唐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尽管遇到不少挫折，军队的士气曾一度比较消沉和低落。然而杜甫却坚信唐王朝尚未失去民心，人民期盼着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同时，杜甫也断言太宗所创立的基业并不会就此结束，它一定能够延续下去。这种富有自信和激情的褒扬对于正处于挣扎中的士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鼓动性。事实最终也印证了他的判断。
结语：
有学者指出：“在杜甫之前，在李白、陈子昂那里，唐代诗坛上最推崇的是比兴传统，大家都认为好的诗歌应该用比兴，在诗歌中有寄托，有兴寄，而对于赋，大家一向是不强调的。”[5]以往的诗歌作品大都以抒情为主，似乎还未能有意识地将这一手法作为一种主要手段施之于诗。而杜甫却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法，并以“赋”法写作《北征》，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描写相结合，抚今追昔，深刻地揭示出安史乱后个体的命运遭际、悲欢离合及王朝的兴与衰。同时，杜甫亦常通过叙事来反思历史，因而叙事中往往隐含着一些议论和观点，或批判，或褒扬。这最终成就了《北征》诗史品格，使其成为经典，并代表了同一时期“赋”法所达到的高度。这也充分表明特定艺术手法的“跨界”，可以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
注释：
[1]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2]金启华：《杜甫<北征>赏析》，《名作欣赏》，1983年第5期。
[3]（南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页。
[4]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3页。
[5]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参考文献：
[1]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金启华.杜甫<北征>赏析[J]太原：名作欣赏，1983（5）.
[3]南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关键词：杜甫；“诗史”；《北征》；赋
作者简介：何若宁（1999-），女，汉族，湖南宁乡人，现为湖南省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北征》创作于至德二载（757）秋，是杜甫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亦被一些学者许为杜甫“最重要的代表作”。[1]杜甫在《北征》中运用的最突出的手法是“赋”。故金启华先生在《杜甫<北征>赏析》一文中指出：“《北征》从命题到手法，都是学“赋”的。”[2]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3] “赋”法的主要特点是直叙其事，体物写志。杜甫直面现实，将他在北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既展示了自身不幸的遭遇，也呈现出安史之乱后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熔铸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忧国忧民情怀。杜甫把遭受战乱的忧愁和悲苦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与其独特的“赋”法密切相关。
一、宏大而磅礴的叙事结构
《北征》作为杜甫杰出的“诗史”作品，有着“宏大”的叙事结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叙事井然有序，层次分明，格局谨严。按照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的说法，《北征》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二十句；第二部分自“靡靡逾阡陌”到“残害为异物”，共三十六句；第三部分自“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共三十六句；第四部分自“至尊尚蒙尘”至“皇纲未宜绝”，共二十八句；第五部分自“忆昨狼狈初”至结尾，共二十句。其中，前四个部分主要写现实，最后一部分转而写往昔。杨伦评论说：“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 是始末大章法。”[4]每一部分的叙述各自围绕一个中心，如前四个部分分叙当前形势、北行见闻、家中情形和军事策略。各个部分之间衔接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宏大的叙事格局。
其次，叙事内容深广。《北征》既有叙事背景的铺垫，也有景物的层层渲染，还有个人、家庭和国家命运的反复陈述。如诗歌一开始就对现实处境做了总体的概括——“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朗朗乾坤，战火纷飞，何时才能拨云见日。接下来，他写途中所遇，如“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荒芜人烟的村落似乎被抛弃和遗忘了，众多无辜的受难者伤痕累累，呻吟流血。诗人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儿女衣衫褴褛，遭受坎坷，不禁老泪纵横，悲从中来。就在他惊魂甫定之时，笔锋一转，写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形势，联想到“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兵”。在这过程中虽有诗人的自我伤悼，但更多的是忧国忧民之情。
《北征》前后勾连、层层深入的叙事格局以及纷杂深广的内容从整体上呈现出史诗性的结构。诗人寄寓的或平静，或激烈的情感，从整体上给人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之感。
二、深刻而精微的细节描写
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建构《北征》“诗史”的“骨骼”，那么丰富而繁杂的细节描写则还原了历史本来的“血肉”。这些细节也进一步展示出诗人微妙而真挚的情感。
杜甫着力于对北行途中所见的景物进行精雕细刻。《北征》中有一大段描写：“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杜甫在行进途中，看到一道道的“寒山”、分散各处的“饮马窟”和造型如“猛虎”的石头。这些悲壮而奇特的景物皆透露出路途的艰险。
更为重要的是，杜甫还留意到一些极微小琐碎的事物，如“秋花”“车辙”“青云”“山果”“橡栗”等等，这些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的花花草草、在天空里飘来荡去的浮云以及无人问津的果实都有一种孤独和寂寞。这种命运遭际又何尝不属于杜甫，他看它们似乎就联想到了自己，白描似的景语中实际蕴含着浓郁的不可排解的悲情。
其次，杜甫也通过很多细节来写亲情，以此展示他细腻的心思和五味杂陈的情绪。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杜甫与家人分别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知道家人的消息，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但大家却在彼此思念。杜甫期待着重逢一刻，但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心里却并不轻松。杜甫没能笑容满面，反倒是与妻子放声痛哭。这哭声里有生活的辛酸，有命运的哀悼，也有真挚的情爱。妻子的一笑一颦、儿女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杜甫的心，他仔细地打量着挚爱的妻子儿女，详细地记录了重逢的场面以及他们的衣着和神态，心中充满了愧疚、仁爱和无奈。这些生动而真实的细节还原了杜甫可亲可爱的自我形象。同时，这些细节描写也牵动着读者的心，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在山河破碎的时代，生命和生存变得难以预测，所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其一）。杜甫一家的遭遇，实乃彼时千万家之缩影，折射出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因此，这种细节的刻画，也就深刻地呈现出历史的真实。
三、愤激的批判与独到的褒扬
杜甫在《北征》中除了用“赋”法记录各类事件，呈现诗史结构和抒发情怀外，还在历史史实的陈述中表达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这种见解通常隐藏在他对某些事件的批判或褒扬中。 杜甫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贯穿整首诗。首先，在诗的开头，他就直言：“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表面上看，杜甫是写皇帝对自己格外开恩，允许自己回家探亲，实际上话里面却有弦外之音。“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暗示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当此之时，仁人志士本图舍生取义，为“大家”舍“小家”。杜甫有很深的忠君报国的信念，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曾自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从长安逃出后，历尽千辛才到达凤翔，他原本对新君充满了期待，希望能获得信任，有所作为。然而，杜甫的愿望却化为泡影。皇帝最终以回家探亲的名义，疏远他，冷落了他。在这里，他将一己之“闲”与朝野之“忙”进行对比，杜甫的不满也就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杜甫也反思了安史之乱带来的深重灾难：“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杜甫看到战场上的累累白骨，联想到昔日的潼关之败，他由此在事件的跳跃和时空的转换中，展示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隐约表明这悲剧的根源是人祸。
唐王朝平定叛乱的过程是艰难的，为了击败叛军，不惜向回纥借兵。《北征》对这一事件也有叙述：“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杜甫平静的描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见解——“此辈少为贵”。他显然对朝廷的策略不以为然。
在《北征》的最后一部分中，杜甫对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也有一番描述，诗云：“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单从表面来看，这句诗似乎有一种庆幸的意味，尽管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发生的时候，虽然一度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毕竟事情的发展不同于古代，没有像夏和殷商一样走向灭亡。然而，若仔细揣摩，这里实际也蕴含着杜甫的一些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因为玄宗宠幸杨贵妃，放纵杨国忠，何以有后来的潼关失守？皇帝怎么会狼狈出逃？马嵬坡上又如何会酿成兵变？杜甫其实将批判的矛头直至最高统治者。这些事件大都相去未远，许多当事人还都健在，杜甫的揭露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可见其内心深处的愤激之情。
杜甫独到的褒扬主要体现在诗的最后一部分。诗云：“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在这里，杜甫借用“周汉获再兴”，来说明唐王朝的拨乱反正，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四点：肃宗英明睿智，陈玄礼深明大义，国人凝心聚力，太宗基业宏达。
其中，有两点颇值得称道。第一，杜甫对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极尽赞美，认为他在危急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发动马嵬坡兵变，处死了乱臣贼子，最终挽救了整个国家，甚至认为没有陈玄礼，也就没有现在的国家。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的功劳无论有多大，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褒奖，因为过分的褒奖始终都无法摆脱功高震主的嫌疑。因此，人们习惯将臣子的功劳归于高高在上的皇帝。然而杜甫却明确指出“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这揭示出陈玄礼在惩处奸佞，消弭兵变，重拾民心，权力交接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第二，杜甫认为“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唐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尽管遇到不少挫折，军队的士气曾一度比较消沉和低落。然而杜甫却坚信唐王朝尚未失去民心，人民期盼着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同时，杜甫也断言太宗所创立的基业并不会就此结束，它一定能够延续下去。这种富有自信和激情的褒扬对于正处于挣扎中的士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鼓动性。事实最终也印证了他的判断。
结语：
有学者指出：“在杜甫之前，在李白、陈子昂那里，唐代诗坛上最推崇的是比兴传统，大家都认为好的诗歌应该用比兴，在诗歌中有寄托，有兴寄，而对于赋，大家一向是不强调的。”[5]以往的诗歌作品大都以抒情为主，似乎还未能有意识地将这一手法作为一种主要手段施之于诗。而杜甫却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法，并以“赋”法写作《北征》，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描写相结合，抚今追昔，深刻地揭示出安史乱后个体的命运遭际、悲欢离合及王朝的兴与衰。同时，杜甫亦常通过叙事来反思历史，因而叙事中往往隐含着一些议论和观点，或批判，或褒扬。这最终成就了《北征》诗史品格，使其成为经典，并代表了同一时期“赋”法所达到的高度。这也充分表明特定艺术手法的“跨界”，可以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
注释：
[1]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2]金启华：《杜甫<北征>赏析》，《名作欣赏》，1983年第5期。
[3]（南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页。
[4]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3页。
[5]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参考文献：
[1]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金启华.杜甫<北征>赏析[J]太原：名作欣赏，1983（5）.
[3]南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