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朋友圈哀嚎：再网购就剁手，结果引来一片附和声，原来这样的毒誓人人都发过呀。
　　虽然我深知“虚荣就是最大的原罪”，但我还是间歇性就会染上购物狂病毒。不过，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好歹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比如说，以前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困难症，购物车全满了，还挑来挑去也挑不上一件；后来明白了，发病原因就是缺钱。如果像章小蕙那样，看中一条裙子，就把五个色都买了；像某些土豪那样，进了奢侈品店，随手拿起两个包，说：除了这两个包，其他一样一个都买了，帮我装起来。人家怎么会有选择困难症？
　　世上也没有“性价比”一说，也是缺钱：如果十万元一个的铂金包随便买，谁会考虑“实用又好背”的PU手袋啊？
　　华而不实的东西，才谈得上品味。
　　有时，某路人飘过，我就会眼前一亮：啊，他的包包值四万。啊，一辆车的钱背在她的肩膀上！有时想想都觉得自己的嘴脸太乡下人了。但自我安慰一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段子“伐开心，买包包”流行起来以前，我就发现，包包已经成了不少都市女性的新宗教了。有好友说：自从发誓不再买包包之后，想要退休的心与日俱增——所以她决定不退休，继续买包包。拉磨的驴子头上往往悬着根胡萝卜，我也有我庸俗的梦想充当指路明灯：再写一篇稿，再写一篇稿，就可以买包包啦。
　　似乎包包已成了一种硬通货，消费主义被视为现代化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目的和精神面貌：当然，是贬义的。举个例子，香港人一看女明星的包包，是不是新款，是不是限量版，就能判断她红不红了。贵妇不好当啊，华服上有褶痕，都要冒着被认出穿的是样衣还是订制的风险，随时会被势利眼踩到地上。
　　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难免会被这种消费主义狂潮席卷进去。纳闷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这种每个螺丝每个线头都是自己买的独立女性如此，那些论坛或微博里无穷无尽地炫富的十多二十岁女孩也是如此，不知为何却能殊途同归。记得，我在她们这个岁数时还在读大学，那时我的计量工具是食堂里的大排，八毛钱一份；买什么东西，我就会默默地想，嗯，这可以换算成多少块大排。
　　改革开放之后，也曾经有一些名牌特别流行，比如皮尔卡丹、梦特娇、花花公子或金利来。那些在国外十八线的名牌，一度是我们这里的万元户才能穿得起的，尤其在配上狗项链一样粗的金链之后，人生才显得完美。大家景仰的座驾，也一步步从小面包车过渡到宝马奔驰，到超跑，不知不觉中，已经和这个世界同步了。
　　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忽然间中国就成了大国了，据说还是第二大经济体，一夜间，顶级品牌都向中国人露齿欢笑，一脸的谄媚相。全球超模榜上中国模特爬得飞快，最高是全球第三；美国的维密天使里出现了一溜儿的中国面孔；顶级大牌开始找中国明星当全球代言人；好莱坞的超级大片里纷纷找中国女星作女配。
　　与这种地位相匹配的，是香港、巴黎、纽约、伦敦、瑞士的奢侈品店都给中国人搬空了，节假日的时候，黄种人顾客排队能排到街道拐角。又不是不要钱。
　　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消费主义的观点现在看来还是颇有意思的。他坚持认为，在高级资本主义阶段，消费主义已经控制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现代世界还是一种激进的内爆形式，社会阶级、性别和政治差异以及昔日的社会和文化的自主王国，如今坍塌进入彼此，抹擦掉了先前固有的界限和差别。
　　當下的中国成了最后现代的时尚景观了。消费的符号化如此明显，以至于符号变成了货币的本身，在特定场域内流通。这种符号，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是名画、可能是名表，以完成利益的勾兑和升值；而女性，就是包包。这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或者是虚拟意义上的名媛俱乐部的门匙，人人都应该拥有，人人都可拥有。
　　但说起来，奢侈品就是为了与普通人的消费进行市场区隔的；以中国人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有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这种矛盾，制造出了两个中国式的奇观：包包，一方面成为类似于“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中的缠头，客官缠头的多少，意味着女孩身价的高低；另一方面，则激发出中国人在仿品和A货上举世无双的创造力，甚至仿得比真品质量都要好。
　　于是乎，一个包包“一辈子只用一次”的富婆还是“一辈子只买一次”的穷人，巨大的差异似乎在中国式的消费奇观当中抹平了。但真的抹平了吗？
　　我们知道，公众认可的奢侈品牌全都是舶来品，连消费社会这种概念也是西化的，我们似乎被西方文化影响和入侵了。但不要紧，中国不是还有“大国价值观的输出”吗？中国人除了买光了海外景点的奢侈品之外，我们还能成功地降低当地的购物体验和服务水平；而且，从新闻报导中还能看到，时有国外富有的大明星来中国走穴，也会疯狂地扫购中国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赝品。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终于抹平了差距，帮助全世界一起进入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