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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君特·格拉斯,1927年出生,2015年4月13日去世。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国作家,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等。
作为德语译者,笔者很幸运,因为从1979年就机缘巧合地与君特·格拉斯结下缘分。定居德国后,更是接触颇深。格拉斯总是在书里讲述晦涩、严肃、残酷的故事,而笔者眼中的他,却是一位性格鲜明、富于艺术气息的老头。4月13日,老头离世,世界文坛又少了一抹睿智的灵魂。
1979年9月,格拉斯带着新作《比目鱼》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德国驻华使馆为这位著名作家专门举办了活动,出席的中国名人里,也没几个人真正明白格拉斯是谁。
在华期间,格拉斯先后去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德国战后文学,并朗读了《比目鱼》的部分章节。当时笔者只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大二学生,并不能理解《比目鱼》的深奥,“凑热闹”地去见了这位作家,对他的大胡子印象深刻,压根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他的译者。
格拉斯的作品一直关注德国满目疮痍的二战史,因为他自己就成长于一个满目疮痍的年代。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德国正值纳粹统治时期。格拉斯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进战争,充当法西斯的炮灰。17岁的青葱少年,却在前线受伤被俘。这段经历,在格拉斯心中留下了毕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离开战俘营,先后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年初,他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和雕刻。最终则登上文坛。
格拉斯曾说:“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此不难理解格拉斯创作长篇小说《铁皮鼓》的初衷,他想告诉人们:政治错误需要反思,细数伤疤才能不忘过去。
《铁皮鼓》以格拉斯的家乡但泽以及战后的联邦德国为背景,再现了德国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历史。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奥斯卡的小男孩,目睹纳粹的猖獗,母亲和表舅的偷情,认为周围人都疯了,发誓不再长大,整天敲打一只鼓。
小说出版后,评论界对《铁皮鼓》评价甚高,认为它“浓缩了几乎整个二战史”。格拉斯随后出版了《猫与鼠》《狗年月》等一系列作品。在以他为首的作家倡导下,二战后的德国文坛开始回溯历史,形成了反思文学的传统。
1990年,笔者来德国求学,其间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1995年4月25日,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原野》。当时,二战结束已经50周年,战争的硝烟似乎远去了,政界与历史学家渐渐有淡化杀戮的倾向。格拉斯偏要逆风而行,用饱含忧患的历史哲学书写东德与西德,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认为这是格拉斯批判德国社会和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批评者如评论家拉尼茨基,则公开在《明镜周刊》封面上以双手将这本书撕成两半来表达自己的批评。
1999年3月底,笔者因参加格拉斯作品《我的世纪》翻译讨论会,有幸与他们夫妇亲密接触3天,同住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馆,每日讨论文学。当时他72岁,依旧终日不离烟斗。说到书里出现的一些经典老歌,他常常会轻声吟唱,尽管夫人乌特几次都说他“跑调”。当谈到跳舞的章节时,擅长于此的格拉斯更是眉飞色舞:“我个头矮小,年轻时,没有女士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她们更喜欢那些个子高的活泼的男人。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这样我才有机会跳舞,熟能生巧!”
格拉斯喜欢烹饪,据说最早参加这种讨论会的译者都曾有口福吃过他做的比目鱼。提到一种烈性酒时,格拉斯对笔者说,这就像你们中国的茅台。他对访华期间看人表演用火点燃茅台记忆犹新,回德国后进中餐馆也会要一杯,还曾为孙子孙女模仿过。告别那天,我提出要给他寄一瓶茅台,他也没有客气,留下了地址。
这次告别之后大概半年,就从瑞典传来消息: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拉斯。颁奖理由是,他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
诺贝尔文学奖是“幸运之星”,也被人看成是“死亡之吻”。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江郎才尽的作家,不止一位。川端康成、海明威甚至都在得奖后自杀。格拉斯在得奖后,却很难得地超越了自我。
2002年,他发表了小说《蟹行》,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1945年1月30日,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满载1万多名难民和士兵从古滕港启航,不料当天夜里就被苏联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17岁的怀孕女子图拉,侥幸脱险。后来,儿子保尔降生,母子俩一起在东德艰难地生活。保尔长大后逃到了西德。两德统一之后,保尔的儿子康拉德回到家乡,见到了祖母图拉,在听她讲述当年的海难后开始信奉新纳粹主义,并杀害了一个犹太青年。小说旨在提醒世人:在欧洲,新纳粹主义是如何重新抬头。书名“蟹行”隐喻历史总是在前进和倒退的交替中进行。书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续数月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周内售出25万册。
2006年,格拉斯又一次成为文坛焦点。自传《剥洋葱》出版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了格拉斯,把书中他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这段经历大肆渲染。这一消息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间,年过八旬的格拉斯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因为此前,他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在二战后期当过防空炮兵。
面对责问,格拉斯在一些公开场合给出解释。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做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
读者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没多久也原谅了老人。不仅因为他的勇气,更因为他多年来的坚持——格拉斯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甚至连写作之余的绘画,他也希望能同样承载反思与救赎的主题。他几乎年年举办画展,最多时一年达11次。有人评价他的画风“有面对残酷生活而又能翱翔于梦幻之上的勇气”。
数十年来,格拉斯一直对当代德国时政直抒己见,甚至好几次为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四处演讲。晚年,他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子贝伦道夫,除了继续从事他最早的职业画画和雕塑外,还出版了《在德国途中》等著作。86岁时,他曾宣布封笔,但据格拉斯的出版人称,前不久,格拉斯刚刚完成一本新作,书名是《论有限性》。在去世前两周,即2015年3月28日,他还亲自参加了《铁皮鼓》舞台剧的首演活动。
在中国大众读者群里,对格拉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最初无人知晓;1980年根据《铁皮鼓》改编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格拉斯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再到后来他得诺奖,新作不断译成中文出版,“粉丝”越来越多。作家王小波曾将格拉斯视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大师虽离去,但他的作品永远连着我们之间的不解缘分。愿大师一路走好。
作为德语译者,笔者很幸运,因为从1979年就机缘巧合地与君特·格拉斯结下缘分。定居德国后,更是接触颇深。格拉斯总是在书里讲述晦涩、严肃、残酷的故事,而笔者眼中的他,却是一位性格鲜明、富于艺术气息的老头。4月13日,老头离世,世界文坛又少了一抹睿智的灵魂。
细数伤疤才能不忘过去
1979年9月,格拉斯带着新作《比目鱼》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德国驻华使馆为这位著名作家专门举办了活动,出席的中国名人里,也没几个人真正明白格拉斯是谁。
在华期间,格拉斯先后去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德国战后文学,并朗读了《比目鱼》的部分章节。当时笔者只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大二学生,并不能理解《比目鱼》的深奥,“凑热闹”地去见了这位作家,对他的大胡子印象深刻,压根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他的译者。
格拉斯的作品一直关注德国满目疮痍的二战史,因为他自己就成长于一个满目疮痍的年代。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德国正值纳粹统治时期。格拉斯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进战争,充当法西斯的炮灰。17岁的青葱少年,却在前线受伤被俘。这段经历,在格拉斯心中留下了毕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离开战俘营,先后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年初,他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和雕刻。最终则登上文坛。
格拉斯曾说:“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此不难理解格拉斯创作长篇小说《铁皮鼓》的初衷,他想告诉人们:政治错误需要反思,细数伤疤才能不忘过去。
《铁皮鼓》以格拉斯的家乡但泽以及战后的联邦德国为背景,再现了德国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历史。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奥斯卡的小男孩,目睹纳粹的猖獗,母亲和表舅的偷情,认为周围人都疯了,发誓不再长大,整天敲打一只鼓。
小说出版后,评论界对《铁皮鼓》评价甚高,认为它“浓缩了几乎整个二战史”。格拉斯随后出版了《猫与鼠》《狗年月》等一系列作品。在以他为首的作家倡导下,二战后的德国文坛开始回溯历史,形成了反思文学的传统。
对中国的茅台印象深刻
1990年,笔者来德国求学,其间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1995年4月25日,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原野》。当时,二战结束已经50周年,战争的硝烟似乎远去了,政界与历史学家渐渐有淡化杀戮的倾向。格拉斯偏要逆风而行,用饱含忧患的历史哲学书写东德与西德,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认为这是格拉斯批判德国社会和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批评者如评论家拉尼茨基,则公开在《明镜周刊》封面上以双手将这本书撕成两半来表达自己的批评。
1999年3月底,笔者因参加格拉斯作品《我的世纪》翻译讨论会,有幸与他们夫妇亲密接触3天,同住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馆,每日讨论文学。当时他72岁,依旧终日不离烟斗。说到书里出现的一些经典老歌,他常常会轻声吟唱,尽管夫人乌特几次都说他“跑调”。当谈到跳舞的章节时,擅长于此的格拉斯更是眉飞色舞:“我个头矮小,年轻时,没有女士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她们更喜欢那些个子高的活泼的男人。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这样我才有机会跳舞,熟能生巧!”
格拉斯喜欢烹饪,据说最早参加这种讨论会的译者都曾有口福吃过他做的比目鱼。提到一种烈性酒时,格拉斯对笔者说,这就像你们中国的茅台。他对访华期间看人表演用火点燃茅台记忆犹新,回德国后进中餐馆也会要一杯,还曾为孙子孙女模仿过。告别那天,我提出要给他寄一瓶茅台,他也没有客气,留下了地址。
这次告别之后大概半年,就从瑞典传来消息: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拉斯。颁奖理由是,他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
最大的勇气是面对自己
诺贝尔文学奖是“幸运之星”,也被人看成是“死亡之吻”。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江郎才尽的作家,不止一位。川端康成、海明威甚至都在得奖后自杀。格拉斯在得奖后,却很难得地超越了自我。
2002年,他发表了小说《蟹行》,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1945年1月30日,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满载1万多名难民和士兵从古滕港启航,不料当天夜里就被苏联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17岁的怀孕女子图拉,侥幸脱险。后来,儿子保尔降生,母子俩一起在东德艰难地生活。保尔长大后逃到了西德。两德统一之后,保尔的儿子康拉德回到家乡,见到了祖母图拉,在听她讲述当年的海难后开始信奉新纳粹主义,并杀害了一个犹太青年。小说旨在提醒世人:在欧洲,新纳粹主义是如何重新抬头。书名“蟹行”隐喻历史总是在前进和倒退的交替中进行。书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续数月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周内售出25万册。
2006年,格拉斯又一次成为文坛焦点。自传《剥洋葱》出版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了格拉斯,把书中他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这段经历大肆渲染。这一消息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间,年过八旬的格拉斯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因为此前,他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在二战后期当过防空炮兵。
面对责问,格拉斯在一些公开场合给出解释。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做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
读者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没多久也原谅了老人。不仅因为他的勇气,更因为他多年来的坚持——格拉斯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甚至连写作之余的绘画,他也希望能同样承载反思与救赎的主题。他几乎年年举办画展,最多时一年达11次。有人评价他的画风“有面对残酷生活而又能翱翔于梦幻之上的勇气”。
数十年来,格拉斯一直对当代德国时政直抒己见,甚至好几次为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四处演讲。晚年,他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子贝伦道夫,除了继续从事他最早的职业画画和雕塑外,还出版了《在德国途中》等著作。86岁时,他曾宣布封笔,但据格拉斯的出版人称,前不久,格拉斯刚刚完成一本新作,书名是《论有限性》。在去世前两周,即2015年3月28日,他还亲自参加了《铁皮鼓》舞台剧的首演活动。
在中国大众读者群里,对格拉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最初无人知晓;1980年根据《铁皮鼓》改编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格拉斯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再到后来他得诺奖,新作不断译成中文出版,“粉丝”越来越多。作家王小波曾将格拉斯视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大师虽离去,但他的作品永远连着我们之间的不解缘分。愿大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