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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5月前，王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故宫钟表修复师，每天早上8点准时走进北京故宫的西三所，在这个原来被称为“冷宫”的地方，“啪嗒”一声关掉和外界的联系，埋头只干一件事儿——修表。但是，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走在街上，他会被人们认出，还会有人追着他要签名。对此，王津露出意外的神色说：“我就是埋头干活的钟表匠，一辈子就做一件事，这也能出名？”
我是被故宫“照顾”进去的
王津的爷爷曾是故宫图书馆馆长，他的曾祖父曾经在故宫管理清军的后勤。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的王津，去故宫就像去自己家，只不过，爷爷经常教育他：“别看你能出入自由，但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是国家的，必须爱护。”他总是似懂非懂地认真点头。
1977年12月，16岁的王津中学毕业，准备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下乡插队。可是，望着床上病重的爷爷，再看看离家不远处的紫禁城，王津试探性地说：“要不就让我去那儿上班吧，正好接您的班，闲暇还能回来照顾您。”爷爷去世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领导便“照顾”他，让他进了故宫。
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那天，领导带着他们那批新员工在各个部门转悠。在钟表修复组参观时，正在修复座镀金座钟的马玉良摘下厚厚的眼镜片，朝人群中望了一眼，便相中了年龄最小却又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的王津。马玉良问他：“小伙子，你平时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呢？”
“我喜欢动的，喜欢拆自行车链条，我们家的车子我都拆过好几遍了。我把链条拆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还挺有意思的。”王津一脸稚气地回答。马玉良一听就乐了，这和他们修表的行当也差不离呀，于是当即决定收他为徒。王津四处打量了一番这间即将伴随他的屋子——灯光暗淡，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亮着师父手中的钟表。师父拧好发条，钟里就传出了音乐，钟上的小人还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那时的故宫是安静的，门票才一角钱，但游客很少。王津每天上班就坐在钟表室的桌子前，师父递给他两个残破的小闹钟，让他拆完了装上，装上了又拆。如此反反复复干了一年多，马玉良才让他接触故宫里的文物。
1982年，广东的五羊博物馆有一座钟需要修复，他们向故宫的专家求助。马玉良将手一挥，说：“让我徒弟王津去吧，他的手艺我信得过。”王津受宠若惊，但心里还是有几分忐忑。那是他第一次不在师父的眼皮底下工作，他战战兢兢地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活干完。当看着亲手修好的座钟响起音乐、小人会动，并能“滴答滴答”报时时，玉津彻底爱上了这个行当：“花点工夫，一群玩意就在眼前活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回到故宫后，王津慢慢开始修复“大物件儿”。2009年，故宫文保科技部派给他一件“大活儿”：修复一座相当有难度的“老人变戏法钟”。这座古董钟是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公元1829年制造的，是一件孤品。王津拆开一看，这座钟至少上百年没被动过了，应该是上一次的修复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零件被散乱地放在里面，机芯坏了，链条断了，杆子也折了，气囊也被虫子咬烂了。在王津的眼里，再难也没有修不好的钟，无非就是慢点。他和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零件拆下来，然后除锈、清洗、组装，最后才调试出了精彩的效果：戏法老人手中的豆子、小球会变色，钟顶的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的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不断地变色转动……看着这座古董钟恢复了曾经的活力，王津觉得幸福极了。
传业、授徒、慢节奏，这样挺好
今年55岁的王津没跳过槽，没搬过家，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换过地儿。他每天早上8点左右到故宫，8点半打完热水开始工作，中午11点半吃午饭。为了保证下午工作的高效，他午饭后会休息一个小时，下午1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每天只工作7个多小时，从不加班。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39年，王津并不想改变，因为他觉得在故宫做一名“工匠”挺好，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幸福感”。干了大半辈子，有两件事他最为欣慰：一是收了亓昊南做徒弟，二是儿子也干了修表这个行当。
亓昊南性格外向，大学毕业初来故宫工作时喜欢热闹。王津跟他说：“当我的徒弟，只有两个要求，第一是心静，没有安静、平和的心，你干不了这个；第二是心净，要甘于寂寞，抵住诱惑，别长一点儿本事，就琢磨转行挣大钱。你要能做到这两点，你就留下。”
亓昊南想了想，还是决定跟着王津。亓昊南刚入行时，王津找来一些非文物的小型钟表，做拆装示范，让他锉个销子或修整小零件并反复练习。师徒俩在一个屋子却很少说话，总是师父干着活，徒弟在旁边看着。刚开始，亓昊南每天会问许多问题，可王津很少回答，他说得最多的是：“你仔细看就知道了。”慢慢地，亓昊南才明白学修复钟表需要的是看，专注地看、看得多了就能找到感觉了。跟着师父几年下来，亓昊南慢慢习惯了这种节奏。
王津不仅这样教徒弟，对儿子也是这样。王津的儿子王光苏今年26岁。和王津一样，他从小也是常出入故宫，常看父亲修表。他也爱提问，可王津总是让他耐心地看，别急着问。渐渐地，他也爱上了这个行当，大学毕业后便应聘到了颐和园文物修复部做了一名钟表修复师。
子承父业让父子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王光苏修表的时候遇到难题，就火速用微信向父亲求救。王津则立刻画出草图，拍照发过去，还简单附上几条语音说明。晚上回家后，父子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一起探讨各自解决的技术难题。他们常常为了谁修的难度高、价值大而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却又相视一笑。王津知道儿子对于这份手艺不仅有兴趣，还有感情，就说：“那就好好干，这可不仅仅是一份能拿工资、能填饱肚子的工作……”
“要细致，要手巧，要耐得住寂寞。”王津经常这样劝诫儿子。当然，他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王津养成一种习惯：因为害怕过多的灰尘柳絮飞进来影响机械运转，所以，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把屋子的门紧闭。屋子里很安静，大家在低头忙着手里的活计，从外面几乎感觉不到屋里有人。王津工作台的抽屉永远是拉开的，这样即使手里的钟表零件掉了，也是掉进抽屉里。他的桌子前方还围着一块白色的木板，防止零件飞出去；桌上放着一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装满煤油的老式黄色搪瓷面盆。他经常要用煤油清洗机芯，又担心橡胶会和煤油发生反应，所以从不带手套。也正因此，他的手常年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修好的钟还需不定期维护和保养，但一些突发事件也是猝不及防的。2013年5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把王津叫了过去。原来，一名游客击碎了故宫翊坤宫正殿的玻璃，临窗陈设的清代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也被误伤，以致水法柱及原配玻璃罩破碎，钟锤与一朵转花脱落，金属部件变形，本体与底座分离，一共涉及五大部分的修复。这项紧急任务自然落到了王津身上。
故宫钟表的修复有条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预。”所以，接到任务后，王津立刻着手研究钟表的基本结构，然后向博单霁翔提出了一个要求：“给我45天。”被允许后，他就闷头干活。那段时间，他几乎不跟别人说话，一进馆就直奔工作台。45天之后，当王津把修好的座钟交给单霁翔时，单霁翔长吁了一口气，对别人说：“他跟我说需要45天，我真是一点儿也不敢催呀。”
“由于宫廷钟表大都是孤品，没有配件可换，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信息，所以尽量不换新配件。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的规定要求我们在修前、修中、修后都要有照片存档和书面记录，但真正组装起来是不需要图纸和照片的，拆卸之前我们就要明白钟表是怎样运转的，拆卸的时候再观察各零件的功能，基本都能装回去。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如果真干不下去了，那就到外面溜达一圈，回来再干。”说起这些，王津总是兴致勃勃。
出名也不错，这样找儿媳妇就不愁了
2016年1月，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开始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当有爱好者将它上传到年轻人云集的网站上后，纪录片就广为人知了，点击率高达几十万次。王津独特的匠人精神和不疾不徐的语调打动了很多观众，他突然就成了“网红”。有一次，在北京103路公交车上，两个年轻人认出了他，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说：“王师父，我们在纪录片里看到过您，特别崇拜您。我们也是学机械制造的，能到您哪里应聘吗？你们的收入高吗？”
碰到这样的年轻粉丝，王津总是哭笑不得，他只好耐心回答：“我一个月就六七千元。你们要是想做这行还不如去钟表奢侈品店做售后呢，工资起码能翻一番。”虽然，换个工作会更轻松，收入会更高，但对王津而言，什么都比不上修好一座钟的成就感大。修钟表时，他总在想：“也许修好的这座钟曾经是哪个皇帝的心爱之物呢！”这样想着，他就干劲十足。隔着文物和古人对话的感觉对王津而言特别有成就感，他说：“看到一座历史感厚重的钟表，就想把它修好，等它会走、能被观赏时，心里就特舒坦。”
有一次，王津因为接待一个来故宫访问的英国钟表界的参观团，就把他们带到了钟表馆。刚讲解完毕，他就被一对母女拦住了。那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一见到王津就高兴地喊道：“王津伯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您在片子里说看到这些修好的钟表很心疼呢？”王津笑了，因为很多人问过他这句话，那个镜头戳中了大部分人的泪点。于是，他对小姑娘说：“你看我们辛辛苦苦修好的钟表都是很干净的，还很漂亮。但是现在我们的展柜密封性都不太好，容易落灰尘，所以我很心疼呀。不过，等你长大了，再来故宫的时候，我们钟表馆肯定会做得更好，环境也会变得更好。”
其实，不仅如此，王津之所以心疼还因为修好的钟只能安静地陈列在那里，真正精彩的演绎过程并没有展示出来。所以，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今后每修好一座钟就拍一段视频，在展示柜旁贴上一个二维码，让游客用手机一扫码，就能看到这些独一无二的钟表在表演、在歌唱。
别看对钟表馆环境改造的想法前卫，生活中的王津其实是个很保守的人。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吵着要给他当儿媳妇。沉浸在钟表世界的王津对于网络上这种赞美之词还不太适应，他好奇地问同事：“你说，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儿子的？”同事都笑他像是一个穿越来的古人。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冷幽默，笑笑说：“这样也好，那我儿子找媳妇就不愁了。”
王津专注的事只是钟表，有人说他的生活就像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慢慢悠悠不着急，锉个螺丝都得一点一点来。故宫收藏的钟表约有1500件。39年前，王津进入故宫时，他的师父和师兄就在修复这些钟表。39年过去了，经他手修复的钟表有300多座。如今，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钟表蒙着尘埃安静地待在故宫地库里等待修复。王津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但他无法提前规划每年的工作量，因为一年下来他只能修十来个普通的钟，大型的钟能修五六个，有时候碰到难的就只能修一两个。不过，他有自己的节奏：“这活是急不得的，如今小亓也能带徒弟了。我修不完的钟就让小亓他们接着慢慢来，总有修完的一天。不过，我也希望它们能早点被修好，起码我也能看看啊！”
不久的将来，故宫北院区新建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就要投入使用了，王津也要离开那个待了将近40年的屋子。现在，王津特别珍惜每天上班的那段时光，从故宫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往西走上一小段，在一个窄窄的巷口拐入，顺着路就走到了过去“退休老太妃们”居住的西三所……
“这样的生活很安宁，挺好！”王津说。
我是被故宫“照顾”进去的
王津的爷爷曾是故宫图书馆馆长，他的曾祖父曾经在故宫管理清军的后勤。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的王津，去故宫就像去自己家，只不过，爷爷经常教育他：“别看你能出入自由，但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是国家的，必须爱护。”他总是似懂非懂地认真点头。
1977年12月，16岁的王津中学毕业，准备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下乡插队。可是，望着床上病重的爷爷，再看看离家不远处的紫禁城，王津试探性地说：“要不就让我去那儿上班吧，正好接您的班，闲暇还能回来照顾您。”爷爷去世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领导便“照顾”他，让他进了故宫。
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那天，领导带着他们那批新员工在各个部门转悠。在钟表修复组参观时，正在修复座镀金座钟的马玉良摘下厚厚的眼镜片，朝人群中望了一眼，便相中了年龄最小却又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的王津。马玉良问他：“小伙子，你平时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呢？”
“我喜欢动的，喜欢拆自行车链条，我们家的车子我都拆过好几遍了。我把链条拆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还挺有意思的。”王津一脸稚气地回答。马玉良一听就乐了，这和他们修表的行当也差不离呀，于是当即决定收他为徒。王津四处打量了一番这间即将伴随他的屋子——灯光暗淡，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亮着师父手中的钟表。师父拧好发条，钟里就传出了音乐，钟上的小人还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那时的故宫是安静的，门票才一角钱，但游客很少。王津每天上班就坐在钟表室的桌子前，师父递给他两个残破的小闹钟，让他拆完了装上，装上了又拆。如此反反复复干了一年多，马玉良才让他接触故宫里的文物。
1982年，广东的五羊博物馆有一座钟需要修复，他们向故宫的专家求助。马玉良将手一挥，说：“让我徒弟王津去吧，他的手艺我信得过。”王津受宠若惊，但心里还是有几分忐忑。那是他第一次不在师父的眼皮底下工作，他战战兢兢地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活干完。当看着亲手修好的座钟响起音乐、小人会动，并能“滴答滴答”报时时，玉津彻底爱上了这个行当：“花点工夫，一群玩意就在眼前活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回到故宫后，王津慢慢开始修复“大物件儿”。2009年，故宫文保科技部派给他一件“大活儿”：修复一座相当有难度的“老人变戏法钟”。这座古董钟是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公元1829年制造的，是一件孤品。王津拆开一看，这座钟至少上百年没被动过了，应该是上一次的修复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零件被散乱地放在里面，机芯坏了，链条断了，杆子也折了，气囊也被虫子咬烂了。在王津的眼里，再难也没有修不好的钟，无非就是慢点。他和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零件拆下来，然后除锈、清洗、组装，最后才调试出了精彩的效果：戏法老人手中的豆子、小球会变色，钟顶的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的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不断地变色转动……看着这座古董钟恢复了曾经的活力，王津觉得幸福极了。
传业、授徒、慢节奏，这样挺好
今年55岁的王津没跳过槽，没搬过家，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换过地儿。他每天早上8点左右到故宫，8点半打完热水开始工作，中午11点半吃午饭。为了保证下午工作的高效，他午饭后会休息一个小时，下午1点开始工作，5点下班。每天只工作7个多小时，从不加班。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39年，王津并不想改变，因为他觉得在故宫做一名“工匠”挺好，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幸福感”。干了大半辈子，有两件事他最为欣慰：一是收了亓昊南做徒弟，二是儿子也干了修表这个行当。
亓昊南性格外向，大学毕业初来故宫工作时喜欢热闹。王津跟他说：“当我的徒弟，只有两个要求，第一是心静，没有安静、平和的心，你干不了这个；第二是心净，要甘于寂寞，抵住诱惑，别长一点儿本事，就琢磨转行挣大钱。你要能做到这两点，你就留下。”
亓昊南想了想，还是决定跟着王津。亓昊南刚入行时，王津找来一些非文物的小型钟表，做拆装示范，让他锉个销子或修整小零件并反复练习。师徒俩在一个屋子却很少说话，总是师父干着活，徒弟在旁边看着。刚开始，亓昊南每天会问许多问题，可王津很少回答，他说得最多的是：“你仔细看就知道了。”慢慢地，亓昊南才明白学修复钟表需要的是看，专注地看、看得多了就能找到感觉了。跟着师父几年下来，亓昊南慢慢习惯了这种节奏。
王津不仅这样教徒弟，对儿子也是这样。王津的儿子王光苏今年26岁。和王津一样，他从小也是常出入故宫，常看父亲修表。他也爱提问，可王津总是让他耐心地看，别急着问。渐渐地，他也爱上了这个行当，大学毕业后便应聘到了颐和园文物修复部做了一名钟表修复师。
子承父业让父子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王光苏修表的时候遇到难题，就火速用微信向父亲求救。王津则立刻画出草图，拍照发过去，还简单附上几条语音说明。晚上回家后，父子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一起探讨各自解决的技术难题。他们常常为了谁修的难度高、价值大而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却又相视一笑。王津知道儿子对于这份手艺不仅有兴趣，还有感情，就说：“那就好好干，这可不仅仅是一份能拿工资、能填饱肚子的工作……”
“要细致，要手巧，要耐得住寂寞。”王津经常这样劝诫儿子。当然，他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王津养成一种习惯：因为害怕过多的灰尘柳絮飞进来影响机械运转，所以，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把屋子的门紧闭。屋子里很安静，大家在低头忙着手里的活计，从外面几乎感觉不到屋里有人。王津工作台的抽屉永远是拉开的，这样即使手里的钟表零件掉了，也是掉进抽屉里。他的桌子前方还围着一块白色的木板，防止零件飞出去；桌上放着一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装满煤油的老式黄色搪瓷面盆。他经常要用煤油清洗机芯，又担心橡胶会和煤油发生反应，所以从不带手套。也正因此，他的手常年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修好的钟还需不定期维护和保养，但一些突发事件也是猝不及防的。2013年5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把王津叫了过去。原来，一名游客击碎了故宫翊坤宫正殿的玻璃，临窗陈设的清代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也被误伤，以致水法柱及原配玻璃罩破碎，钟锤与一朵转花脱落，金属部件变形，本体与底座分离，一共涉及五大部分的修复。这项紧急任务自然落到了王津身上。
故宫钟表的修复有条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预。”所以，接到任务后，王津立刻着手研究钟表的基本结构，然后向博单霁翔提出了一个要求：“给我45天。”被允许后，他就闷头干活。那段时间，他几乎不跟别人说话，一进馆就直奔工作台。45天之后，当王津把修好的座钟交给单霁翔时，单霁翔长吁了一口气，对别人说：“他跟我说需要45天，我真是一点儿也不敢催呀。”
“由于宫廷钟表大都是孤品，没有配件可换，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信息，所以尽量不换新配件。故宫博物院文保科研部的规定要求我们在修前、修中、修后都要有照片存档和书面记录，但真正组装起来是不需要图纸和照片的，拆卸之前我们就要明白钟表是怎样运转的，拆卸的时候再观察各零件的功能，基本都能装回去。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如果真干不下去了，那就到外面溜达一圈，回来再干。”说起这些，王津总是兴致勃勃。
出名也不错，这样找儿媳妇就不愁了
2016年1月，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开始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当有爱好者将它上传到年轻人云集的网站上后，纪录片就广为人知了，点击率高达几十万次。王津独特的匠人精神和不疾不徐的语调打动了很多观众，他突然就成了“网红”。有一次，在北京103路公交车上，两个年轻人认出了他，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说：“王师父，我们在纪录片里看到过您，特别崇拜您。我们也是学机械制造的，能到您哪里应聘吗？你们的收入高吗？”
碰到这样的年轻粉丝，王津总是哭笑不得，他只好耐心回答：“我一个月就六七千元。你们要是想做这行还不如去钟表奢侈品店做售后呢，工资起码能翻一番。”虽然，换个工作会更轻松，收入会更高，但对王津而言，什么都比不上修好一座钟的成就感大。修钟表时，他总在想：“也许修好的这座钟曾经是哪个皇帝的心爱之物呢！”这样想着，他就干劲十足。隔着文物和古人对话的感觉对王津而言特别有成就感，他说：“看到一座历史感厚重的钟表，就想把它修好，等它会走、能被观赏时，心里就特舒坦。”
有一次，王津因为接待一个来故宫访问的英国钟表界的参观团，就把他们带到了钟表馆。刚讲解完毕，他就被一对母女拦住了。那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一见到王津就高兴地喊道：“王津伯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您在片子里说看到这些修好的钟表很心疼呢？”王津笑了，因为很多人问过他这句话，那个镜头戳中了大部分人的泪点。于是，他对小姑娘说：“你看我们辛辛苦苦修好的钟表都是很干净的，还很漂亮。但是现在我们的展柜密封性都不太好，容易落灰尘，所以我很心疼呀。不过，等你长大了，再来故宫的时候，我们钟表馆肯定会做得更好，环境也会变得更好。”
其实，不仅如此，王津之所以心疼还因为修好的钟只能安静地陈列在那里，真正精彩的演绎过程并没有展示出来。所以，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今后每修好一座钟就拍一段视频，在展示柜旁贴上一个二维码，让游客用手机一扫码，就能看到这些独一无二的钟表在表演、在歌唱。
别看对钟表馆环境改造的想法前卫，生活中的王津其实是个很保守的人。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吵着要给他当儿媳妇。沉浸在钟表世界的王津对于网络上这种赞美之词还不太适应，他好奇地问同事：“你说，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儿子的？”同事都笑他像是一个穿越来的古人。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冷幽默，笑笑说：“这样也好，那我儿子找媳妇就不愁了。”
王津专注的事只是钟表，有人说他的生活就像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慢慢悠悠不着急，锉个螺丝都得一点一点来。故宫收藏的钟表约有1500件。39年前，王津进入故宫时，他的师父和师兄就在修复这些钟表。39年过去了，经他手修复的钟表有300多座。如今，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钟表蒙着尘埃安静地待在故宫地库里等待修复。王津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但他无法提前规划每年的工作量，因为一年下来他只能修十来个普通的钟，大型的钟能修五六个，有时候碰到难的就只能修一两个。不过，他有自己的节奏：“这活是急不得的，如今小亓也能带徒弟了。我修不完的钟就让小亓他们接着慢慢来，总有修完的一天。不过，我也希望它们能早点被修好，起码我也能看看啊！”
不久的将来，故宫北院区新建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就要投入使用了，王津也要离开那个待了将近40年的屋子。现在，王津特别珍惜每天上班的那段时光，从故宫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往西走上一小段，在一个窄窄的巷口拐入，顺着路就走到了过去“退休老太妃们”居住的西三所……
“这样的生活很安宁，挺好！”王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