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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经济学作为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理论依据，彰显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运用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周转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堵点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有效性亟待提高;产业升级缓慢，产能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品质和效率亟待提升;低端产品过剩和高端产品不足并存，商品资本职能实现困难，扩大内需亟待落实。打通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要在利用资本循环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本配置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周转;经济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54-05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对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1]厘清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采取切实手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周转模型，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梳理出其中的堵点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有益探索。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基本依据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资本运动，提出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资本职能转化的过程和前提条件。产业循环和商品流通在市场上是交错进行的，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理论源泉、核心和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
（一）政治經济学资本循环理论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依据
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是货币资本循环，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A代表劳动力，Pm代表生产资料）
其中第一阶段G—W和第三阶段W′— G′处于流通领域，产业资本在企业外部市场上流通，表明企业的生产过程受宏观经济环境制约。第二阶段W…P… W′处于生产领域，产业资本退出流通在企业内部进行循环，资本循环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为了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极为高效，产出非常庞大，但其原材料购买和制成品销售则依赖于市场流通。如果外部市场环境恶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则难以完成职能转化，现有的循环便可能发生中断。由此，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即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为了揭示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内在联系，大卫·科茨认为资本循环原理是分析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对于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所有框架而言，资本循环无疑是最全面的框架，这个框架由马克思发明。”[3]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叠加新冠疫情暴发的不利局面，运用资本循环周转模型分析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微观层面上梳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流转堵点，有利于破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障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遵循《资本论》关于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交换与实现理论、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深刻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4]
（二）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运动的客观条件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依据
依据资本循环周转模型，经济双循环可以理解为资本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的双向运动，是两个方向的资本循环之间的互通互补。内循环是我国不同经济领域、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业循环，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均在国内市场进行，通过产业关联依次完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的转化。尽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但仅靠内循环难以完全保持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外循环是我国企业基于本国优势产业，在外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产业循环，通过输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利用国际市场完成这部分资本职能的转化，进而促进内循环的连续性和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是主导，外循环是内循环的必要延伸。
经济双循环是适应世界经济周期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疲软，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兴起，迫使各国调整原有的产业循环模式，由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转变为向本国内部寻求发展动力，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增长发生了周期性变化[5]。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经济发展本土化和区域化倾向加剧，各国产业循环更加趋向于国内市场。我国经济经过近70年工业化的积累，特别是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因而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够将依靠外需带动的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拉动的增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的时机已经到来。
构建经济双循环的客观条件蕴含于资本循环周转规律之中。第一，外循环的客观条件是国际资本循环的需求。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殖，“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6]70。至今国际资本的本质仍然是获得剩余价值，这是经济外循环始终可以为我国所用的根本逻辑。第二，内循环的客观条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全产业链的超大生产规模和巨量消费需求，以及广阔的国土面积和较大的地域经济差异，使得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都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为把内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双循环统一的客观条件是我国产业链具有稳固的产业基础优势。我国拥有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和高端新兴产业，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带动各种生产要素流入中国市场，在更多依靠自主创新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利用外循环解决高端制造业“卡脖子”的问题。 二、我国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分析
微观层面上资本循环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堵点都会影响到整个循环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6]63我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市场消费需求结构明显升级。由于供给体系的调整具有滞后性，供求结构脱节现象在高技术和高端商品领域凸显，并因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和疫情的影响而加剧，接连形成了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流转堵点，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由此陷入困境，产业循环在一些经济领域受阻。依据资本循环周转模型，能够从微观层面對此现象予以具体准确的分析。
（一）要素市场存在堵点，货币资本职能转化难以符合资本有机构成比例
购买阶段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在市场上购买符合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A和Pm），二者有机结合构成生产资本的物质形态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进入生产阶段。如果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配比达不到资本有机构成的要求，货币资本则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资本，导致企业资本闲置、开工不足或低配生产，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我国要素市场供给在两个方面都有结构性不足问题：一方面，市场上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了我国当前人力资源的构成状况，成年劳动人口的数量接近9亿，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六成以上，其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在两亿人以上[7]。目前我国劳动人口数量仍居全球第一，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基础雄厚，但在实际用工市场上高端科技开发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不足，大学生就业面临困难。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我国物产丰富但资源利用率不高，部分资源高度依赖进口，资源短缺制约着相关产业的发展。高技术要素产品短缺现象长期存在，是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高端商品生产不足的直接原因。
（二）供给侧存在堵点，生产资本职能转化质量和效率不高
进入生产阶段的劳动力在企业内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生产资本随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目前在生产端存在的供给堵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供给问题造成企业难以招聘到适合的员工，致使生产中科技研发受阻或生产加工水准降低，高端产品制造受限，出现产能过剩与产能短缺并存问题，难以适应消费升级时代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市场供给的堵点和原材料利用率不高，引起生产阶段出现产能闲置、成本和能耗较高等问题。例如，我国铜资源需求量很大，但国内铜矿资源短缺，近年来铜矿资源进口不足使相关企业生产线闲置现象严重，类似的矿产资源供给不足现象在工业生产领域普遍存在。众所周知，由于美国限制全球半导体产业向华为供货，导致麒麟系列芯片无法生产，对华为高端手机硬件出货影响巨大。作为关键零部件的芯片短缺困局对诸多依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兴产业负面影响很大，高科技产业瓶颈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速度。
（三）商品市场存在堵点，商品资本职能实现中结构性困难严重
在销售阶段，以待售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执行着商品资本的职能，商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需要通过市场销售把商品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投资和利润最终完成资本循环。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循环过程就会发生中断，市场流通的情况限制着资本循环的速度。目前我国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错位问题突出。首先，消费市场规模超量且潜力巨大，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层次跨度很大，几乎涵盖所有高中低档商品，为各类企业的销售提供了市场机会，但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导致消费人群实际购买力失衡进而造成部分商品销售困难。其次，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销售渠道多元化发展且各种销售创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企业销售商品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市场平台，但平台经济垄断、消费市场内卷的无序状况使部分生产企业获利较低、生存艰难，小微企业更是不堪重负，恶性市场竞争威胁着产业的良性发展。最后，市场供需结构问题突出，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低端产品却过剩滞销，既无法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又造成企业库存积压，投资收回受阻。资本循环三个阶段的堵点所累积的问题集中体现在销售阶段，解决商品销售难问题成为打通流转瓶颈的切入点。
构建经济双循环的立足点是内循环。斯蒂格利茨研究发现：“现在看来也许是令人吃惊的，但对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对外贸易水平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来说都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们可以忽略对外贸易。的确，为了简化分析，他们把美国经济看作是一个封闭经济，或者是一个不进行贸易的经济。”[8]虽然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美国经济一直主要是由内生动力推动的经济循环系统。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说明，大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根本动力，外源动力起辅助作用。当大国经济发展到超大体量并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之后，技术创新和消费拉动只能依靠本国，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国内经济循环的关联畅通，外循环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为内循环疏通堵点、弥补短板服务。
三、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存在的堵点，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缓慢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打通堵点需要从资本循环的前提条件入手改革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循环三个阶段中对资本配置的引导作用。
（一）立足内循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经济双循环的市场前提
资本循环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要保持在空间上并存，另一个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要保持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要求资本按照一定比例同时停留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中，保持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种循环同时进行。这两个前提条件既是个别资本循环的规律，也是一国产业循环的物质基础和内在要求。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为自觉利用资本循环规律提供了现实条件。 首先，精准提高货币资本投入，优化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第一，逐步改变人力市场资源供需不匹配的局面。加大高职教育改革和支持力度，吸引社会优质人才进入制造业，并利用国有企业的技术体系优势完善一线工人的培育机制，为社会输送高端技术人员，满足制造业高水平发展的人才需求;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高校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力度，激发高端科技创新人才和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精准增加基础教育投入，顺应教育教学规律，切实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国民文明素养和科学素养，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第二，加大资源利用投资力度和资源利用机制改革力度。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和循环经济，缓解国内生产资料供给短缺问题，减少资源对外依存度。第三，集举国科技资源尽快解决高技术“卡脖子”难题。不仅要提高国有企业科技投入，还应以配套资金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注重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力。
其次，控制生产资本总量，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生产阶段，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所带来的内需变化，尽快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第一，压缩落后产能对生产资本的占用和耗费，扩大高科技和高端消费产品的生产规模。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激发央企、国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打通命脉产业的堵点和瓶颈。第二，完善金融服务和降低税费，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鼓励民间中小资本创业创新，成为个性新型消费品生产的主力军。第三，发展大都市圈产业集群，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都市圈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可以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有利于研发资金和创新人才的市场化集中，以在高端科技领域和新产品开发中产生聚变效应。
最后，建立现代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扩大内需，改善消费发展落后于生产发展的现状。长期以来，消费滞后的困局造成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主要依靠外循环销售商品，外贸企业受制于人、盈利水平低，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出口受阻，外贸企业就难以经营下去。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动力源，是实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根本途径，要推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消费与生产的协调发展。第一，在个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坚持向工资收入倾斜。通过创造就业和加大社保投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和其它收入，并通过大幅度降低税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激励城乡居民消费。第二，持续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新基建覆盖范围以改善消费结构;通过立法规范网络平台经济，鼓励针对消费模式多元化创新消费市场。第三，长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幅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鼓励、引导和规范向农业农村投资;培育地方特色主导产业，以绿色美丽乡村发展吸引城市人群，促进消费下沉带动社会财富分配流动。第四，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依托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商业集聚效应和便捷交通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并辐射周边地区实现消费升级。
（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借力外循环打通内循环堵点
疫情危机之下，在共赢的基础上启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众望所归。我国与全球各个经济体在产业循环的三个阶段互补性都很强，优势在于超大经济规模和全产业链制造能力，吸引着全球资源和商品融入，具有启动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实力，但也存在着原材料和高技术生产要素短缺的劣势。
首先，稳定货币资本外循环，缓解生产要素供给短缺。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层次经济合作，稳定资源性商品输入。尽力保持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动，用稳定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开放的诚意，争取外资投入以引进高技术要素产品。持续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创造条件在资源优势国家进行投资开发合作，缓解国内要素市场堵点。
其次，巩固生产资本外循环，助力过剩产能有效转化。我国的中高端工业品产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高端工业品产能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与多数国家合作的市场前景广阔。要契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对标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所需，本着共享共建共赢的理念，积极同各国开展生产合作与技术合作，提高国内企业的周转速度，抓住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依托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关税互惠平台，提高商品资本实现速度。2019年底暴发的疫情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增高，收入急剧下降的情况普遍存在。然而，在此空前困难的背景下，我国依托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关税互惠平台，加快商品资本实现速度，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都在快速增长，这充分证明我国无论在消费端還是在生产端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大力推动经济双循环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是布局经济双循环战略的现实基础，资本循环周转理论是研究经济双循环的科学方法。针对构建经济双循环过程中出现的堵点和瓶颈问题，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机遇，自觉利用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调动全社会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06）.
[2]李震，昌忠泽，等.双循环相互促进：理论逻辑、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J].上海经济研究，2021（4）.
[3]大卫·科茨.利润率、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J].理论经济学，2013（5）.
[4]刘立云，孔祥利. 基于《资本论》视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阐释与当代价值[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9）.
[5]王晋斌，厉妍彤.“双循环”战略是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J].教学与研究，2021（4）.
[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国家统计局.全国超218亿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EB/OL].中国教育在线，（2021-05-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446283391638119&wfr=spider&for=pc.
[8]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9.
【责任编辑：何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周转;经济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54-05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对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1]厘清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采取切实手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周转模型，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梳理出其中的堵点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有益探索。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基本依据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资本运动，提出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资本职能转化的过程和前提条件。产业循环和商品流通在市场上是交错进行的，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理论源泉、核心和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
（一）政治經济学资本循环理论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依据
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是货币资本循环，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A代表劳动力，Pm代表生产资料）
其中第一阶段G—W和第三阶段W′— G′处于流通领域，产业资本在企业外部市场上流通，表明企业的生产过程受宏观经济环境制约。第二阶段W…P… W′处于生产领域，产业资本退出流通在企业内部进行循环，资本循环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为了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极为高效，产出非常庞大，但其原材料购买和制成品销售则依赖于市场流通。如果外部市场环境恶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则难以完成职能转化，现有的循环便可能发生中断。由此，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即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为了揭示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内在联系，大卫·科茨认为资本循环原理是分析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对于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所有框架而言，资本循环无疑是最全面的框架，这个框架由马克思发明。”[3]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叠加新冠疫情暴发的不利局面，运用资本循环周转模型分析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微观层面上梳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流转堵点，有利于破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障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遵循《资本论》关于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交换与实现理论、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深刻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4]
（二）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运动的客观条件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依据
依据资本循环周转模型，经济双循环可以理解为资本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的双向运动，是两个方向的资本循环之间的互通互补。内循环是我国不同经济领域、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业循环，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均在国内市场进行，通过产业关联依次完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的转化。尽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但仅靠内循环难以完全保持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外循环是我国企业基于本国优势产业，在外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产业循环，通过输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利用国际市场完成这部分资本职能的转化，进而促进内循环的连续性和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是主导，外循环是内循环的必要延伸。
经济双循环是适应世界经济周期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疲软，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兴起，迫使各国调整原有的产业循环模式，由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转变为向本国内部寻求发展动力，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增长发生了周期性变化[5]。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经济发展本土化和区域化倾向加剧，各国产业循环更加趋向于国内市场。我国经济经过近70年工业化的积累，特别是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因而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够将依靠外需带动的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拉动的增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的时机已经到来。
构建经济双循环的客观条件蕴含于资本循环周转规律之中。第一，外循环的客观条件是国际资本循环的需求。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殖，“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6]70。至今国际资本的本质仍然是获得剩余价值，这是经济外循环始终可以为我国所用的根本逻辑。第二，内循环的客观条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全产业链的超大生产规模和巨量消费需求，以及广阔的国土面积和较大的地域经济差异，使得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都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为把内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双循环统一的客观条件是我国产业链具有稳固的产业基础优势。我国拥有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和高端新兴产业，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带动各种生产要素流入中国市场，在更多依靠自主创新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利用外循环解决高端制造业“卡脖子”的问题。 二、我国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分析
微观层面上资本循环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堵点都会影响到整个循环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6]63我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市场消费需求结构明显升级。由于供给体系的调整具有滞后性，供求结构脱节现象在高技术和高端商品领域凸显，并因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和疫情的影响而加剧，接连形成了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流转堵点，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由此陷入困境，产业循环在一些经济领域受阻。依据资本循环周转模型，能够从微观层面對此现象予以具体准确的分析。
（一）要素市场存在堵点，货币资本职能转化难以符合资本有机构成比例
购买阶段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在市场上购买符合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A和Pm），二者有机结合构成生产资本的物质形态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进入生产阶段。如果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配比达不到资本有机构成的要求，货币资本则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资本，导致企业资本闲置、开工不足或低配生产，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我国要素市场供给在两个方面都有结构性不足问题：一方面，市场上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了我国当前人力资源的构成状况，成年劳动人口的数量接近9亿，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六成以上，其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在两亿人以上[7]。目前我国劳动人口数量仍居全球第一，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基础雄厚，但在实际用工市场上高端科技开发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不足，大学生就业面临困难。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我国物产丰富但资源利用率不高，部分资源高度依赖进口，资源短缺制约着相关产业的发展。高技术要素产品短缺现象长期存在，是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高端商品生产不足的直接原因。
（二）供给侧存在堵点，生产资本职能转化质量和效率不高
进入生产阶段的劳动力在企业内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生产资本随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目前在生产端存在的供给堵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供给问题造成企业难以招聘到适合的员工，致使生产中科技研发受阻或生产加工水准降低，高端产品制造受限，出现产能过剩与产能短缺并存问题，难以适应消费升级时代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市场供给的堵点和原材料利用率不高，引起生产阶段出现产能闲置、成本和能耗较高等问题。例如，我国铜资源需求量很大，但国内铜矿资源短缺，近年来铜矿资源进口不足使相关企业生产线闲置现象严重，类似的矿产资源供给不足现象在工业生产领域普遍存在。众所周知，由于美国限制全球半导体产业向华为供货，导致麒麟系列芯片无法生产，对华为高端手机硬件出货影响巨大。作为关键零部件的芯片短缺困局对诸多依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兴产业负面影响很大，高科技产业瓶颈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速度。
（三）商品市场存在堵点，商品资本职能实现中结构性困难严重
在销售阶段，以待售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执行着商品资本的职能，商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需要通过市场销售把商品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投资和利润最终完成资本循环。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循环过程就会发生中断，市场流通的情况限制着资本循环的速度。目前我国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错位问题突出。首先，消费市场规模超量且潜力巨大，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层次跨度很大，几乎涵盖所有高中低档商品，为各类企业的销售提供了市场机会，但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导致消费人群实际购买力失衡进而造成部分商品销售困难。其次，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销售渠道多元化发展且各种销售创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企业销售商品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市场平台，但平台经济垄断、消费市场内卷的无序状况使部分生产企业获利较低、生存艰难，小微企业更是不堪重负，恶性市场竞争威胁着产业的良性发展。最后，市场供需结构问题突出，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低端产品却过剩滞销，既无法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又造成企业库存积压，投资收回受阻。资本循环三个阶段的堵点所累积的问题集中体现在销售阶段，解决商品销售难问题成为打通流转瓶颈的切入点。
构建经济双循环的立足点是内循环。斯蒂格利茨研究发现：“现在看来也许是令人吃惊的，但对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对外贸易水平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来说都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们可以忽略对外贸易。的确，为了简化分析，他们把美国经济看作是一个封闭经济，或者是一个不进行贸易的经济。”[8]虽然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美国经济一直主要是由内生动力推动的经济循环系统。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说明，大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根本动力，外源动力起辅助作用。当大国经济发展到超大体量并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之后，技术创新和消费拉动只能依靠本国，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国内经济循环的关联畅通，外循环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为内循环疏通堵点、弥补短板服务。
三、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存在的堵点，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缓慢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打通堵点需要从资本循环的前提条件入手改革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循环三个阶段中对资本配置的引导作用。
（一）立足内循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经济双循环的市场前提
资本循环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要保持在空间上并存，另一个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要保持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要求资本按照一定比例同时停留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中，保持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种循环同时进行。这两个前提条件既是个别资本循环的规律，也是一国产业循环的物质基础和内在要求。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为自觉利用资本循环规律提供了现实条件。 首先，精准提高货币资本投入，优化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第一，逐步改变人力市场资源供需不匹配的局面。加大高职教育改革和支持力度，吸引社会优质人才进入制造业，并利用国有企业的技术体系优势完善一线工人的培育机制，为社会输送高端技术人员，满足制造业高水平发展的人才需求;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高校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力度，激发高端科技创新人才和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精准增加基础教育投入，顺应教育教学规律，切实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国民文明素养和科学素养，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第二，加大资源利用投资力度和资源利用机制改革力度。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和循环经济，缓解国内生产资料供给短缺问题，减少资源对外依存度。第三，集举国科技资源尽快解决高技术“卡脖子”难题。不仅要提高国有企业科技投入，还应以配套资金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注重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力。
其次，控制生产资本总量，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生产阶段，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所带来的内需变化，尽快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第一，压缩落后产能对生产资本的占用和耗费，扩大高科技和高端消费产品的生产规模。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激发央企、国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打通命脉产业的堵点和瓶颈。第二，完善金融服务和降低税费，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鼓励民间中小资本创业创新，成为个性新型消费品生产的主力军。第三，发展大都市圈产业集群，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都市圈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可以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有利于研发资金和创新人才的市场化集中，以在高端科技领域和新产品开发中产生聚变效应。
最后，建立现代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扩大内需，改善消费发展落后于生产发展的现状。长期以来，消费滞后的困局造成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主要依靠外循环销售商品，外贸企业受制于人、盈利水平低，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出口受阻，外贸企业就难以经营下去。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动力源，是实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根本途径，要推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消费与生产的协调发展。第一，在个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坚持向工资收入倾斜。通过创造就业和加大社保投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和其它收入，并通过大幅度降低税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激励城乡居民消费。第二，持续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新基建覆盖范围以改善消费结构;通过立法规范网络平台经济，鼓励针对消费模式多元化创新消费市场。第三，长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幅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鼓励、引导和规范向农业农村投资;培育地方特色主导产业，以绿色美丽乡村发展吸引城市人群，促进消费下沉带动社会财富分配流动。第四，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依托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商业集聚效应和便捷交通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并辐射周边地区实现消费升级。
（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借力外循环打通内循环堵点
疫情危机之下，在共赢的基础上启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众望所归。我国与全球各个经济体在产业循环的三个阶段互补性都很强，优势在于超大经济规模和全产业链制造能力，吸引着全球资源和商品融入，具有启动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实力，但也存在着原材料和高技术生产要素短缺的劣势。
首先，稳定货币资本外循环，缓解生产要素供给短缺。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层次经济合作，稳定资源性商品输入。尽力保持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动，用稳定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开放的诚意，争取外资投入以引进高技术要素产品。持续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创造条件在资源优势国家进行投资开发合作，缓解国内要素市场堵点。
其次，巩固生产资本外循环，助力过剩产能有效转化。我国的中高端工业品产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高端工业品产能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与多数国家合作的市场前景广阔。要契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对标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所需，本着共享共建共赢的理念，积极同各国开展生产合作与技术合作，提高国内企业的周转速度，抓住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依托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关税互惠平台，提高商品资本实现速度。2019年底暴发的疫情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增高，收入急剧下降的情况普遍存在。然而，在此空前困难的背景下，我国依托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关税互惠平台，加快商品资本实现速度，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都在快速增长，这充分证明我国无论在消费端還是在生产端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大力推动经济双循环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是布局经济双循环战略的现实基础，资本循环周转理论是研究经济双循环的科学方法。针对构建经济双循环过程中出现的堵点和瓶颈问题，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机遇，自觉利用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调动全社会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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