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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伦理研究旨在考察制度本身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新闻制度伦理研究，旨在用道德哲学的方法来审视新闻制度的道德与否，或从人权伦理学视角去评析何种新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新闻诸权，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使新闻业成为真正道德的行业。新闻制度的道德水平决定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道德表现。道德的新闻业也需道德的从业者去实践，制度之善和职业美德缺一不可。
关键词制度伦理职业美德中国语境“泛西方”语境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当前我国新闻制度伦理建设与从业者职业道德关系研究”（13XNH207）科研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历程已证明，制度创新是传媒业获得高速增长的主因，而传媒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恰恰是由制度性障碍造成的。[1]就新闻道德问题而言，这种“制度性的障碍”显而易见，且无法回避。反观国内新闻伦理、道德研究，大都集中在一个层面，即伦理的制度化研究，或者说大家讨论问题的范式，基本是基于职业规范的视角去审视、反思或批判新闻报道活动中的伦理失范问题。对于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新闻制度伦理，学界鲜有关注，甚或避而不谈。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该问题的严肃性并做出了勇敢而谨慎的尝试：学者杨保军在其著作《新闻道德论》中毫无讳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我们只有建立起道德的新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新闻道德。”[2]商娜红在《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一书中结合英美新闻自律状况，从新闻职业主义角度论及了新闻制度伦理问题。[3]另外，丁和根从我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现实出发，考察了传媒制度与媒体效益（主要涉及经济效益）的关系。[4]最后，在一些学术会议或非正式场合，有一些学者也提出过新闻制度伦理问题。总体而言，关于新闻制度伦理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鉴于新闻制度伦理涉及的关系和理论过于宏大，需更大的篇幅去论述，本文只对其作一简明扼要的概括，并拟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分析新闻职业道德的生成机制：新闻制度伦理指对构成新闻业的正式组织，即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5]简言之，新闻制度伦理是对新闻正式组织制度的道德考究，这些正式组织制度包括媒体的所有制和属性、组织原则和管理模式、实施策略和基本方法路径等。讨论新闻制度伦理，即用道德哲学的方法来审视现存新闻制度的道德与否，或从人权伦理学视角去评析何种新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新闻诸权，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使新闻业成为真正道德的行业。
一、研究背景、思路：美德伦理向制度伦理的转向
制度伦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洛克的宪政哲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系，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更是从道德角度全面研究了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利益或责任之划分等诸方面的正义问题，堪称制度伦理的经典之作。当然，也有国内学者将古希腊圣贤们对德行、公义等伦理概念的探讨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周礼、儒家、法家等治国理想也纳入制度伦理的思想源头进行考察。[6]当然，制度伦理思想和基于其上的学术研究又是两个概念。“制度伦理”概念，如高兆明所言，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学界，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使人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认识到宣传教育对于社会道德精神建设的局限性，认识到了美德口号下的虚伪人性，进而将视野由个体美德转向社会制度。[7]
探讨新闻制度伦理，须以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为依托和参照，但同时应予以批判的眼光和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制度伦理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诠释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更是批判研究的范式。这里的“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并不特指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有的新闻制度或新闻现实，而是尽量囊括所有影响全球传播格局的新闻实践活动。作为崛起和转型中的大国，中国的新闻实践无疑是世界传播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国外新闻传播格局的类型化也很明显，所以这里将分而论述国内语境和“泛西方”语境下的新闻制度伦理及新闻职业道德等问题。总之，在研究方法上，“语境化”是必要的考察手段，但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去语境化”才能廓清新闻制度伦理的核心问题。
二、中心论点：新闻制度伦理是建构新闻职业美德的基石
“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之善。”[8]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和影响力更为强大，更为深远。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对于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给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9]就新闻领域而言，“能否构建起符合新闻活动本性、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制度体系，是新闻活动在整体上保证道德性的重要前提。在不合理或缺乏足够道德性的新闻制度下，尽管仍会有具体道德的新闻活动存在和展开，但那必定是例外，而非常态”。[10]新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道德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换句话说，新闻制度伦理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道德土壤和最重要的生成背景。
制度伦理的优先性不容置疑，没有道德的新闻制度，只是一味地苛责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失公允。由社会环境确定的新闻制度的道德性，将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影响职业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道德性。[11]一定的制度体系会有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评价标准，若这些道德标准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去谈新闻业或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性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从本质上看，只有在新闻工作者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12]而只有道德的新闻制度才能真正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才能让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从内心产生职业认同和职业自律意识。
三、现实关照：新闻制度伦理和职业美德的勾连
1. 中国语境：核心问题及对策
学者陈力丹将我国新闻伦理失范的原因归为体制转型、商业利益、行业内混岗、人事关系混乱等四大类。[13]这里的“体制转型”是根本新闻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他三类可理解为微观制度或者管理层面的因素。毫无疑问，“转型”是国内最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但“转型期”也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又是个很“投机”的概念。既是转型，就为旧的制度和观念的继续生存留下了很大的借口，同时又给了新观念和新社会因子可能的生长空间。转型期是新旧双方都可接受的思维框架，也为很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路径。[14]“转型”是个近乎万能的话语体系，可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不能深刻说明任何一个单独问题。另外，“新闻体制”意在中观层面指向新闻业具体的管理形式和实施路径方面的改革，而“新闻制度”则更宏观地指向“组织和协调新闻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15]国内语境下的“体制转型”已无法更深刻地解释新闻伦理的诸多复杂性命题，从新闻职业道德成为一个真命题，到新闻职业道德的核心体系搭建，再到新闻职业道德的生成完善以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制度化保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只有追溯到制度层面去俯瞰、去挖掘，才能有所发现。
中国现存新闻制度的核心或新闻意识整合的核心力量是政治力量，即新闻服务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使得一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实践中扭曲了应对路径，真实、客观、公正等新闻逻辑常常让位于“新闻、旧闻、不闻”的“三闻”原则、丧事喜办的报道模式、假大空的所谓“正面报道”等等政治逻辑。久而久之，使整个新闻业根本无法自证其行业的道德合法性，遑论得到公众的尊重和拥戴。
中国现存的以宣传喉舌为核心功能的新闻制度，其渊源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实践，三是苏联的新闻体制模式。[16]沿袭杨保军的思路，这里的“渊源”可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者最大的道德根据。这种道德根据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虽具有暂时的历史合理性，却远不具永恒合理性。把历史或社会的特殊性、文化特殊性作为借口，用来压制新闻传播规律的任何做法都是反历史的，当然也是不道德的。[17]事实上，经过30多年重在盘活物质的社会改革，中国社会早已不是现存新闻制度初建之时的面貌，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上，冷战思维早已烟消云散，全球化浪潮接连袭来；国内，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早非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新闻体制的局部松动，新闻职业主义等理念得以重新启蒙和蔓延，职业道德规范成为热门讨论话题。而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是新闻业自立的前提和基础条件，[18]也是职业道德有意义的前提预设。因此，从根本上杜绝新闻伦理乱象，须先树立起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道德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势必要求核心新闻制度的逐步调适。从长远来看，新闻行业的独立和自治是大势所趋，也是促成新闻道德自觉自主性的必由之路。
制度伦理对于新闻职业道德，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了道德的新闻制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道德的媒体，所有的职业新闻工作者都是道德的新闻人，而只能说，新闻活动的道德性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新闻活动更易于走上道德的轨道。[19]真正道德的新闻业更需道德的从业者去实践，制度伦理和职业美德缺一不可。
中国语境下，新闻职业美德的构建和完善首先有待于新闻职业意识的普遍觉醒。而其概念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社会学特征，它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力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于公众福祉的自觉态度。陆晔、潘忠党等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不同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作为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20]转型期中国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对抗市场诱惑和政治控制模式的作用，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专业社区、启蒙和“解放”新闻行业的作用。但受困于新闻制度及整体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滞后，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中仅仅以碎片化和局域化态势呈现。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同语境中只强调那些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方面的专业水准，而忽略了涉及媒体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和责任的部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首先寄希望于新闻根本制度的改善、社会总体结构关系的调整。正如胡适所言：“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21]当代新闻人若想获得道德的自主权，成就一个民主自由和谐的新闻业、一个适应社会良性发展的新闻业，须构建起道德的新闻制度，绝不能坐享其成。
此外，新闻职业道德的彻底兑现有待于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自律。当新闻业及其新闻从业者获得了道德自主权，并创建道德的新闻制度后，虽不大可能再出现大面积的伦理失范或太失水准的职业表现，但个别的职业缺德行为却在所难免，此时的行业自律显得格外重要。
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律行为，会促成新闻职业伦理的进一步完善。新闻自律可最大程度地保护新闻自由。2005年，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表达自由”为主题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与会的欧洲学者罗娜·布拉迪（Ronan Brady）、萨拉·布坎南（Sara Buchanan）等发表了《自由与责任：通过媒介自律来保护新闻自由》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宣称：“在整个行业建立自律机制，是为确保一个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方式来维护和完善媒介的伦理道德，使媒介成为真正对公众负责的媒介，通过自律来保护和实现新闻自由。”[22]由于该报告是在对东南欧几个国家的新闻业所做的调研基础上形成的，而东南欧国家也正好经历着类似中国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因此，报告结论颇具借鉴意义。到目前为止，尽管新闻业的改革只停留在报道和经营业务领域，但较改革前的新闻业却有不小的进步，可以说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获得了报道和经营的自主权。若是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去善待和珍惜这份自主性，无法形成行业内自律而去搞一些诸如“金元新闻”、三俗报道或干脆无视他人合法权利而去揭人隐私等等这样的名堂，势必会招致政府或其他组织的“他律”。政府的管理具有强制性，某一项法令或判决可能导致整个新闻事业的损失，导致对某项权利的限制。[23]因此，转型期语境下，中国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律便具有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的双重意义，前者是说新闻自律有助于良好的新闻职业规范的形成，后者则在说新闻自律会使政府或新闻管理部门愿意出让部分管制权，从而最终为实现新闻制度的道德自主性创造条件。
2. “泛西方”语境：理性批判及纠偏
英美媒介在某些方面被尊称为民主的典范。其职业精神和报道理念漂洋过海，传到南半球国家和苏联集团的后专制主义国家和正在进行民主化的“转型社会”。然在英美国家本土，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及媒介，尤其是被新闻业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时，对主流媒介的结构和运作就会感到越来越失望。[24]同样的情绪甚至出现在新闻界，在英美同行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这一次轮到谁请客了（Who）？要吃些什么（What）？那个酒吧在什么地方（Where）？它什么时候开门（When）？为什么不去另外一家呢（Why）？[25]
招待、馈赠和赞助甚至贿赂记者和媒介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媒介自律体系较为完善的英美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英美学者和市民活动家编写了一本关于媒介企业巨头、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权力与背叛”的卷宗。人们本来是期待着这些机构能够站在公众的立场来管理媒介的，但媒介不仅没能为实现以下民主价值观，如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发动公共活动、报道多元观点、使人们能够作出真正的决策助力，反而媒介自身都正在成为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障碍。[26]美国著名学者约翰·A.兰特博士也对美国新闻界的职业操守表示了忧虑：超级重商主义及企业集团化和新闻琐碎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媒介新闻的功能由于毫无根据的评论而贬值，对公共事务的虚构和轻视，言论自由因政府和媒介联手操纵当今事务而受到严重威胁，对个人隐私的极大侵犯，娱乐至上，将美国人的兴趣从富有意义的事务议题上转移开来，影视节目被低劣无聊的广告所蹂躏。[27]
虽说以上罗列的若干英美国家的媒介“顽疾”蕴涵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但将所有矛头指向自由主义理念和市场运作模式却有失公允。“泛西方”国家媒介的根本制度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媒介理念和媒介制度已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型：其一，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向社会责任模式的转型；其二，社会责任模式向民主参与理论的转型。这两次转型，或更准确地说是新闻制度和理念的“修正”，可被视为“泛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自我救赎。不论是社会责任传媒体制，还是后来的社会民主模式，都将“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作为核心观念和基本出发点。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彻底摒弃管制，并认为市场是“自由的王国”，将政府看做政治高压的黑色地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责任模式和民主参与模式，两者都在极力避免财团和商业力量对新闻客观公正等品质的伤害。尤其是民主参与的大众传媒模式，是当代西方社会转型和新传媒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对私人或公共垄断的大众传媒不断反思的理论成果，其中心意旨是强调社会众多利益团体、区域、文化，尤其是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亚文化及社会基层组织，共同参与大众传播活动的重要性，反对商业资本、政府强权或社会精英一统大众传媒的趋势等。[28]
新闻制度在宏观层面指向的是理论和设计方面的指导原则和基本价值，在微观层面指向的是实体的媒介具体的组织架构形式和管理体系。经过两次转型之后，“泛西方”国家的新闻制度在宏观层面上沿袭了维系民主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诉求，或者说追求自由与多元，避免社会某一势力集团对大众传媒的绝对支配，这一西方传媒制度的基本价值文化，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加强。但在具体的媒介组织和架构方面，却始终缺少卓有成效的突破，而这正是新闻职业道德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曾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曾被很多人视为“第三条道路”甚或救命稻草，但如今也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危机。[29]所以，如何在媒介具体的组织架构层面，实现对强权和商业的双重拒绝，便是“泛西方”语境下制度伦理要思考的问题。
结语
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0]“泛西方”语境下的超级重商主义媒体正在成为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障碍；而国内语境下，行政主导下的媒体无法完全释放出新闻业应有的“社会公器”之社会建设力和批判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3月访俄期间向世人传达了坚定的改革信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31]新闻制度的伦理建设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提升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先决条件，也是提升社会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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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伦理职业美德中国语境“泛西方”语境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当前我国新闻制度伦理建设与从业者职业道德关系研究”（13XNH207）科研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历程已证明，制度创新是传媒业获得高速增长的主因，而传媒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恰恰是由制度性障碍造成的。[1]就新闻道德问题而言，这种“制度性的障碍”显而易见，且无法回避。反观国内新闻伦理、道德研究，大都集中在一个层面，即伦理的制度化研究，或者说大家讨论问题的范式，基本是基于职业规范的视角去审视、反思或批判新闻报道活动中的伦理失范问题。对于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新闻制度伦理，学界鲜有关注，甚或避而不谈。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该问题的严肃性并做出了勇敢而谨慎的尝试：学者杨保军在其著作《新闻道德论》中毫无讳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我们只有建立起道德的新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新闻道德。”[2]商娜红在《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一书中结合英美新闻自律状况，从新闻职业主义角度论及了新闻制度伦理问题。[3]另外，丁和根从我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现实出发，考察了传媒制度与媒体效益（主要涉及经济效益）的关系。[4]最后，在一些学术会议或非正式场合，有一些学者也提出过新闻制度伦理问题。总体而言，关于新闻制度伦理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鉴于新闻制度伦理涉及的关系和理论过于宏大，需更大的篇幅去论述，本文只对其作一简明扼要的概括，并拟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分析新闻职业道德的生成机制：新闻制度伦理指对构成新闻业的正式组织，即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5]简言之，新闻制度伦理是对新闻正式组织制度的道德考究，这些正式组织制度包括媒体的所有制和属性、组织原则和管理模式、实施策略和基本方法路径等。讨论新闻制度伦理，即用道德哲学的方法来审视现存新闻制度的道德与否，或从人权伦理学视角去评析何种新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新闻诸权，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使新闻业成为真正道德的行业。
一、研究背景、思路：美德伦理向制度伦理的转向
制度伦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洛克的宪政哲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系，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更是从道德角度全面研究了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利益或责任之划分等诸方面的正义问题，堪称制度伦理的经典之作。当然，也有国内学者将古希腊圣贤们对德行、公义等伦理概念的探讨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周礼、儒家、法家等治国理想也纳入制度伦理的思想源头进行考察。[6]当然，制度伦理思想和基于其上的学术研究又是两个概念。“制度伦理”概念，如高兆明所言，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学界，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使人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认识到宣传教育对于社会道德精神建设的局限性，认识到了美德口号下的虚伪人性，进而将视野由个体美德转向社会制度。[7]
探讨新闻制度伦理，须以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为依托和参照，但同时应予以批判的眼光和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制度伦理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诠释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更是批判研究的范式。这里的“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并不特指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有的新闻制度或新闻现实，而是尽量囊括所有影响全球传播格局的新闻实践活动。作为崛起和转型中的大国，中国的新闻实践无疑是世界传播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国外新闻传播格局的类型化也很明显，所以这里将分而论述国内语境和“泛西方”语境下的新闻制度伦理及新闻职业道德等问题。总之，在研究方法上，“语境化”是必要的考察手段，但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去语境化”才能廓清新闻制度伦理的核心问题。
二、中心论点：新闻制度伦理是建构新闻职业美德的基石
“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之善。”[8]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和影响力更为强大，更为深远。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对于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给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9]就新闻领域而言，“能否构建起符合新闻活动本性、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制度体系，是新闻活动在整体上保证道德性的重要前提。在不合理或缺乏足够道德性的新闻制度下，尽管仍会有具体道德的新闻活动存在和展开，但那必定是例外，而非常态”。[10]新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道德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换句话说，新闻制度伦理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道德土壤和最重要的生成背景。
制度伦理的优先性不容置疑，没有道德的新闻制度，只是一味地苛责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失公允。由社会环境确定的新闻制度的道德性，将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影响职业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道德性。[11]一定的制度体系会有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评价标准，若这些道德标准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去谈新闻业或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性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从本质上看，只有在新闻工作者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12]而只有道德的新闻制度才能真正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才能让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从内心产生职业认同和职业自律意识。
三、现实关照：新闻制度伦理和职业美德的勾连
1. 中国语境：核心问题及对策
学者陈力丹将我国新闻伦理失范的原因归为体制转型、商业利益、行业内混岗、人事关系混乱等四大类。[13]这里的“体制转型”是根本新闻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他三类可理解为微观制度或者管理层面的因素。毫无疑问，“转型”是国内最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但“转型期”也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又是个很“投机”的概念。既是转型，就为旧的制度和观念的继续生存留下了很大的借口，同时又给了新观念和新社会因子可能的生长空间。转型期是新旧双方都可接受的思维框架，也为很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路径。[14]“转型”是个近乎万能的话语体系，可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不能深刻说明任何一个单独问题。另外，“新闻体制”意在中观层面指向新闻业具体的管理形式和实施路径方面的改革，而“新闻制度”则更宏观地指向“组织和协调新闻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15]国内语境下的“体制转型”已无法更深刻地解释新闻伦理的诸多复杂性命题，从新闻职业道德成为一个真命题，到新闻职业道德的核心体系搭建，再到新闻职业道德的生成完善以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制度化保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只有追溯到制度层面去俯瞰、去挖掘，才能有所发现。
中国现存新闻制度的核心或新闻意识整合的核心力量是政治力量，即新闻服务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使得一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实践中扭曲了应对路径，真实、客观、公正等新闻逻辑常常让位于“新闻、旧闻、不闻”的“三闻”原则、丧事喜办的报道模式、假大空的所谓“正面报道”等等政治逻辑。久而久之，使整个新闻业根本无法自证其行业的道德合法性，遑论得到公众的尊重和拥戴。
中国现存的以宣传喉舌为核心功能的新闻制度，其渊源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实践，三是苏联的新闻体制模式。[16]沿袭杨保军的思路，这里的“渊源”可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者最大的道德根据。这种道德根据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虽具有暂时的历史合理性，却远不具永恒合理性。把历史或社会的特殊性、文化特殊性作为借口，用来压制新闻传播规律的任何做法都是反历史的，当然也是不道德的。[17]事实上，经过30多年重在盘活物质的社会改革，中国社会早已不是现存新闻制度初建之时的面貌，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上，冷战思维早已烟消云散，全球化浪潮接连袭来；国内，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早非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新闻体制的局部松动，新闻职业主义等理念得以重新启蒙和蔓延，职业道德规范成为热门讨论话题。而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是新闻业自立的前提和基础条件，[18]也是职业道德有意义的前提预设。因此，从根本上杜绝新闻伦理乱象，须先树立起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道德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势必要求核心新闻制度的逐步调适。从长远来看，新闻行业的独立和自治是大势所趋，也是促成新闻道德自觉自主性的必由之路。
制度伦理对于新闻职业道德，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了道德的新闻制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道德的媒体，所有的职业新闻工作者都是道德的新闻人，而只能说，新闻活动的道德性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新闻活动更易于走上道德的轨道。[19]真正道德的新闻业更需道德的从业者去实践，制度伦理和职业美德缺一不可。
中国语境下，新闻职业美德的构建和完善首先有待于新闻职业意识的普遍觉醒。而其概念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社会学特征，它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力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于公众福祉的自觉态度。陆晔、潘忠党等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不同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作为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20]转型期中国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对抗市场诱惑和政治控制模式的作用，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专业社区、启蒙和“解放”新闻行业的作用。但受困于新闻制度及整体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滞后，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中仅仅以碎片化和局域化态势呈现。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同语境中只强调那些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方面的专业水准，而忽略了涉及媒体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和责任的部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首先寄希望于新闻根本制度的改善、社会总体结构关系的调整。正如胡适所言：“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21]当代新闻人若想获得道德的自主权，成就一个民主自由和谐的新闻业、一个适应社会良性发展的新闻业，须构建起道德的新闻制度，绝不能坐享其成。
此外，新闻职业道德的彻底兑现有待于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自律。当新闻业及其新闻从业者获得了道德自主权，并创建道德的新闻制度后，虽不大可能再出现大面积的伦理失范或太失水准的职业表现，但个别的职业缺德行为却在所难免，此时的行业自律显得格外重要。
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律行为，会促成新闻职业伦理的进一步完善。新闻自律可最大程度地保护新闻自由。2005年，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表达自由”为主题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与会的欧洲学者罗娜·布拉迪（Ronan Brady）、萨拉·布坎南（Sara Buchanan）等发表了《自由与责任：通过媒介自律来保护新闻自由》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宣称：“在整个行业建立自律机制，是为确保一个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方式来维护和完善媒介的伦理道德，使媒介成为真正对公众负责的媒介，通过自律来保护和实现新闻自由。”[22]由于该报告是在对东南欧几个国家的新闻业所做的调研基础上形成的，而东南欧国家也正好经历着类似中国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因此，报告结论颇具借鉴意义。到目前为止，尽管新闻业的改革只停留在报道和经营业务领域，但较改革前的新闻业却有不小的进步，可以说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获得了报道和经营的自主权。若是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去善待和珍惜这份自主性，无法形成行业内自律而去搞一些诸如“金元新闻”、三俗报道或干脆无视他人合法权利而去揭人隐私等等这样的名堂，势必会招致政府或其他组织的“他律”。政府的管理具有强制性，某一项法令或判决可能导致整个新闻事业的损失，导致对某项权利的限制。[23]因此，转型期语境下，中国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律便具有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的双重意义，前者是说新闻自律有助于良好的新闻职业规范的形成，后者则在说新闻自律会使政府或新闻管理部门愿意出让部分管制权，从而最终为实现新闻制度的道德自主性创造条件。
2. “泛西方”语境：理性批判及纠偏
英美媒介在某些方面被尊称为民主的典范。其职业精神和报道理念漂洋过海，传到南半球国家和苏联集团的后专制主义国家和正在进行民主化的“转型社会”。然在英美国家本土，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及媒介，尤其是被新闻业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时，对主流媒介的结构和运作就会感到越来越失望。[24]同样的情绪甚至出现在新闻界，在英美同行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这一次轮到谁请客了（Who）？要吃些什么（What）？那个酒吧在什么地方（Where）？它什么时候开门（When）？为什么不去另外一家呢（Why）？[25]
招待、馈赠和赞助甚至贿赂记者和媒介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媒介自律体系较为完善的英美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英美学者和市民活动家编写了一本关于媒介企业巨头、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权力与背叛”的卷宗。人们本来是期待着这些机构能够站在公众的立场来管理媒介的，但媒介不仅没能为实现以下民主价值观，如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发动公共活动、报道多元观点、使人们能够作出真正的决策助力，反而媒介自身都正在成为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障碍。[26]美国著名学者约翰·A.兰特博士也对美国新闻界的职业操守表示了忧虑：超级重商主义及企业集团化和新闻琐碎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媒介新闻的功能由于毫无根据的评论而贬值，对公共事务的虚构和轻视，言论自由因政府和媒介联手操纵当今事务而受到严重威胁，对个人隐私的极大侵犯，娱乐至上，将美国人的兴趣从富有意义的事务议题上转移开来，影视节目被低劣无聊的广告所蹂躏。[27]
虽说以上罗列的若干英美国家的媒介“顽疾”蕴涵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但将所有矛头指向自由主义理念和市场运作模式却有失公允。“泛西方”国家媒介的根本制度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媒介理念和媒介制度已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型：其一，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向社会责任模式的转型；其二，社会责任模式向民主参与理论的转型。这两次转型，或更准确地说是新闻制度和理念的“修正”，可被视为“泛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自我救赎。不论是社会责任传媒体制，还是后来的社会民主模式，都将“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作为核心观念和基本出发点。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彻底摒弃管制，并认为市场是“自由的王国”，将政府看做政治高压的黑色地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责任模式和民主参与模式，两者都在极力避免财团和商业力量对新闻客观公正等品质的伤害。尤其是民主参与的大众传媒模式，是当代西方社会转型和新传媒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对私人或公共垄断的大众传媒不断反思的理论成果，其中心意旨是强调社会众多利益团体、区域、文化，尤其是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亚文化及社会基层组织，共同参与大众传播活动的重要性，反对商业资本、政府强权或社会精英一统大众传媒的趋势等。[28]
新闻制度在宏观层面指向的是理论和设计方面的指导原则和基本价值，在微观层面指向的是实体的媒介具体的组织架构形式和管理体系。经过两次转型之后，“泛西方”国家的新闻制度在宏观层面上沿袭了维系民主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诉求，或者说追求自由与多元，避免社会某一势力集团对大众传媒的绝对支配，这一西方传媒制度的基本价值文化，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加强。但在具体的媒介组织和架构方面，却始终缺少卓有成效的突破，而这正是新闻职业道德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曾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曾被很多人视为“第三条道路”甚或救命稻草，但如今也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危机。[29]所以，如何在媒介具体的组织架构层面，实现对强权和商业的双重拒绝，便是“泛西方”语境下制度伦理要思考的问题。
结语
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0]“泛西方”语境下的超级重商主义媒体正在成为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障碍；而国内语境下，行政主导下的媒体无法完全释放出新闻业应有的“社会公器”之社会建设力和批判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3月访俄期间向世人传达了坚定的改革信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31]新闻制度的伦理建设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提升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先决条件，也是提升社会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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