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画廊仅仅是支持实验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项目是远远不够的，他很难改变画廊原有的运作方式，如果能够打破这些可能会更有趣。目前大多数画廊在面对制度本身是缺乏自觉性的，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那些国际大博览会平台对于画廊的评判标准，而非画廊自身想要做些什么。
——鲍栋
位于798艺术区的上舍空间是2013年底成立的一家新画廊，今年年初举办了其开幕展“态——当代艺术邀请展”，该展览是基于对2008年后当代艺术生态的观察而策划的，在表明了自己的空间的态度和方向后，3月份该空间推出了3个新展览，同时明确地将画廊空间按功能分成了3个展厅，其中C展厅为常设实验展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画廊会在自己的空间内单独开辟一块为实验性艺术提供展示空间。
2013年初，位于上海M50艺术园区内的五五画廊推出了一个独立项目——黄蚂蚁艺术实验室，该空间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系统推出实验性方案，为艺术家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提供平台，同时也为他们走向国际当代艺术舞台提供机会。画廊总监鞠慧表示早在2008年他就有做一个单纯实验空间的想法，后来了解到泰康空间的艺术项目“51M?”倍受鼓舞，才有了后来的黄蚂蚁。黄蚂蚁实验空间占据整个画廊三分之一的面积，虽不以商业为目的，但对画廊整体的运营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压力，不过鞠慧也坦言，非盈利其实是相对而言的，不以商业为目的并不违背画廊本身的运营性质，主要是该空间内展出的作品本身可能就没法卖。该空间面对的群体是当下比较受追捧的青年艺术家群体（80后艺术家），画廊包吃包住包盘缠，艺术家的创作经费自理。经过一年的操作，今年5月份，黄蚂蚁实验室将推出其首次展览“庆泰，最美的颜色是黄色”。在官方的新闻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2014年3月，黄蚂蚁艺术实验室由原来的项目扩大为个展”，不知是否实验室的空间将蔓延至整个展厅，这样一来这个不以商业为目的实验室占据画廊展览的比重会增大，这一举措很难不让人狭隘的想到五五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了利益，作为画廊获得利益无可厚非，但实验室原本设立的意义将随之削弱，这也是商业机构如此操作必须面对的矛盾，他们依然不能跳出画廊系统，做到真正的独立。一如当年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从非营利机构专为半画廊性质的空间，其实已经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质，只是量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商业性质的艺术机构推出的实验性项目，开辟的实验性空间所呈现的艺术要更有意思，也为机构赢得了声誉。笔者一直对画廊的这种行为非常好奇，不知道一个商业机构开辟实验性空间真正的初衷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愿意认为这或许是从业者在经济危机，以及过度市场化的背景下的一种反思。批评家鲍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画廊仅仅是支持实验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项目是远远不够的，他很难改变画廊原有的运作方式，如果能够打破这些可能会更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画廊是依托艺术市场而生存的。据鲍栋所了解，目前大多数画廊在面对制度本身是缺乏自觉性的，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那些国际大博览会平台对于画廊的评判标准，而非画廊自身想要做些什么。
另类空间或者替代空间则属于另外一种比较纯粹的组织，这些空间最早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成立的动机都很简单，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发表和展示作品的地方。1993年年底，博尔赫斯书店在广州美术学院内创办，创立者是艺术家陈侗，开设这个书店最初的设想只是从书入手，慢慢往前走，当时他们也会和其他书店一起做一些文化活动，1997～2000年书店举办了一系列当代艺术活动，艺术家曹斐、杨勇、蒋志、王宁德等人的第一个个展都是在这里举办的。2007年，当陈侗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时候博尔赫斯当代艺术机构就从书店里独立出来了。博尔赫斯主要做当代艺术和文学的推广，具体工作则是通过出版、讲座和展览等活动来展开。陈侗说，“在所谓的广州艺术生态中，我们一直扮演独立的角色，没有任何机构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不了别的机构。我们的工作或者项目跟当代艺术市场毫无关系，但我们也不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比博尔赫斯更早的还有台北的伊通公园（1989年成立），当时许多留学回来的艺术家有许多想法，但是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供发表，非常需要一个很纯粹的讨论空间，于是就有了伊通公园，伊通公园的第一个十年呈现一种边缘的状态与另类的性格，非常重视艺术家创作态度的纯粹性，为当时的台湾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艺术的好去处。Para/Site也是由艺术家自发组织起来的空间，位于香港，起初只是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提供艺术家自由创作，又具备展览功能的空间，虽然最初空间运转起来不是很专业，但是非常灵活，这种灵活反而带来不同的效应。在上海，比翼艺术中心成立于1998年，成立之初的两年，这里更像是临时的展览空间，活动的策划性比较弱，创始人乐大豆结识了戴汉志后，也给他提供了许多思考，2001年艺术家徐震加入，乐大豆认为比翼做得最有意思的还是2000～2006年，也有许多艺术家的首次个展是在这里举办的，此后随着艺术市场的红火，他感到他们的工作开始变得重复，已经不再那么前卫了。上述这些空间虽然后来都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最起码在成立之初对当地的当代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商业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艺术也不免被卷入这个趋势，当艺术的评判标准开始跟着艺术市场走的时候，势必会阻碍艺术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许多艺术家自发地成立了一些另类空间，这些空间不再是为了提供展示空间而设立，因为此时空间已经不是问题，过剩的空间限制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和独立，这些空间的成立更多是出于对艺术的思考，对僵化制度的批判。2007年，器·Haus空间在重庆成立，2008年，箭厂空间、家作坊在北京成立，上午艺术空间在上海成立，腾挪空间在广州成立，北村独立工厂在成都成立。从那时起，新一批另类空间在各地区纷纷成立，他们各有特色，为当代艺术生态注入活力。
这些空间成立之初几乎都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如上午空间只是为了“交流和认识新朋友”，器·Haus空间只是想做一个关注实验性艺术与青年艺术家的平台，分泌场的成立则是为了免去与商业机构合作那些繁琐的博弈，为年轻人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提供空间，箭厂空间是一个深居日常生活的小型展示场所，这么多年来它为大家呈现了一种当代艺术在生活环境中的可能性。他们大多数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存活”多长时间，想做就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太大的负担，好空间不在面积大小，箭厂空间只有15平方米，而腾挪空间之有6平方米，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创造力得到了激发。箭厂空间的创始人王卫表示，独特的地理空间和展厅其实给艺术家带来的是挑战，但是大多数艺术家在接到空间的邀请时，都非常乐意，而这些创作也直接和周围的环境产生对话，这是那些艺术区乃至美术馆所不能提供的。
除了这些固定的空间，一些实验性质的项目也会给现有的机制一些刺激。2013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黑桥村主街道旁的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上演了一个名为“夜走黑桥”的艺术项目，从2013年6月1日起，8月1日止，受邀艺术家均可来到这间小屋里自由创作，形式不限，只要不破坏房屋结构，同时，其他艺术家乃至观众也可以自由参与。看上去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艺术家的作品都不怎么像作品，比如去展厅看一眼就走，在小屋里开香槟庆祝，在小屋里烧掉自己的作品等。此次活动的策划者崔灿灿将这个“事件性”的项目定义为一种挑衅的态度，以此来打破一些固有的限制，就像这件小屋的名字“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不过事件性玩得过火了最终就有可能只是个事件。
——鲍栋
位于798艺术区的上舍空间是2013年底成立的一家新画廊，今年年初举办了其开幕展“态——当代艺术邀请展”，该展览是基于对2008年后当代艺术生态的观察而策划的，在表明了自己的空间的态度和方向后，3月份该空间推出了3个新展览，同时明确地将画廊空间按功能分成了3个展厅，其中C展厅为常设实验展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画廊会在自己的空间内单独开辟一块为实验性艺术提供展示空间。
2013年初，位于上海M50艺术园区内的五五画廊推出了一个独立项目——黄蚂蚁艺术实验室，该空间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系统推出实验性方案，为艺术家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提供平台，同时也为他们走向国际当代艺术舞台提供机会。画廊总监鞠慧表示早在2008年他就有做一个单纯实验空间的想法，后来了解到泰康空间的艺术项目“51M?”倍受鼓舞，才有了后来的黄蚂蚁。黄蚂蚁实验空间占据整个画廊三分之一的面积，虽不以商业为目的，但对画廊整体的运营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压力，不过鞠慧也坦言，非盈利其实是相对而言的，不以商业为目的并不违背画廊本身的运营性质，主要是该空间内展出的作品本身可能就没法卖。该空间面对的群体是当下比较受追捧的青年艺术家群体（80后艺术家），画廊包吃包住包盘缠，艺术家的创作经费自理。经过一年的操作，今年5月份，黄蚂蚁实验室将推出其首次展览“庆泰，最美的颜色是黄色”。在官方的新闻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2014年3月，黄蚂蚁艺术实验室由原来的项目扩大为个展”，不知是否实验室的空间将蔓延至整个展厅，这样一来这个不以商业为目的实验室占据画廊展览的比重会增大，这一举措很难不让人狭隘的想到五五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了利益，作为画廊获得利益无可厚非，但实验室原本设立的意义将随之削弱，这也是商业机构如此操作必须面对的矛盾，他们依然不能跳出画廊系统，做到真正的独立。一如当年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从非营利机构专为半画廊性质的空间，其实已经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质，只是量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商业性质的艺术机构推出的实验性项目，开辟的实验性空间所呈现的艺术要更有意思，也为机构赢得了声誉。笔者一直对画廊的这种行为非常好奇，不知道一个商业机构开辟实验性空间真正的初衷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愿意认为这或许是从业者在经济危机，以及过度市场化的背景下的一种反思。批评家鲍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画廊仅仅是支持实验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项目是远远不够的，他很难改变画廊原有的运作方式，如果能够打破这些可能会更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画廊是依托艺术市场而生存的。据鲍栋所了解，目前大多数画廊在面对制度本身是缺乏自觉性的，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那些国际大博览会平台对于画廊的评判标准，而非画廊自身想要做些什么。
另类空间或者替代空间则属于另外一种比较纯粹的组织，这些空间最早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成立的动机都很简单，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发表和展示作品的地方。1993年年底，博尔赫斯书店在广州美术学院内创办，创立者是艺术家陈侗，开设这个书店最初的设想只是从书入手，慢慢往前走，当时他们也会和其他书店一起做一些文化活动，1997～2000年书店举办了一系列当代艺术活动，艺术家曹斐、杨勇、蒋志、王宁德等人的第一个个展都是在这里举办的。2007年，当陈侗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时候博尔赫斯当代艺术机构就从书店里独立出来了。博尔赫斯主要做当代艺术和文学的推广，具体工作则是通过出版、讲座和展览等活动来展开。陈侗说，“在所谓的广州艺术生态中，我们一直扮演独立的角色，没有任何机构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不了别的机构。我们的工作或者项目跟当代艺术市场毫无关系，但我们也不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比博尔赫斯更早的还有台北的伊通公园（1989年成立），当时许多留学回来的艺术家有许多想法，但是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供发表，非常需要一个很纯粹的讨论空间，于是就有了伊通公园，伊通公园的第一个十年呈现一种边缘的状态与另类的性格，非常重视艺术家创作态度的纯粹性，为当时的台湾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艺术的好去处。Para/Site也是由艺术家自发组织起来的空间，位于香港，起初只是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提供艺术家自由创作，又具备展览功能的空间，虽然最初空间运转起来不是很专业，但是非常灵活，这种灵活反而带来不同的效应。在上海，比翼艺术中心成立于1998年，成立之初的两年，这里更像是临时的展览空间，活动的策划性比较弱，创始人乐大豆结识了戴汉志后，也给他提供了许多思考，2001年艺术家徐震加入，乐大豆认为比翼做得最有意思的还是2000～2006年，也有许多艺术家的首次个展是在这里举办的，此后随着艺术市场的红火，他感到他们的工作开始变得重复，已经不再那么前卫了。上述这些空间虽然后来都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是最起码在成立之初对当地的当代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商业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艺术也不免被卷入这个趋势，当艺术的评判标准开始跟着艺术市场走的时候，势必会阻碍艺术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许多艺术家自发地成立了一些另类空间，这些空间不再是为了提供展示空间而设立，因为此时空间已经不是问题，过剩的空间限制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和独立，这些空间的成立更多是出于对艺术的思考，对僵化制度的批判。2007年，器·Haus空间在重庆成立，2008年，箭厂空间、家作坊在北京成立，上午艺术空间在上海成立，腾挪空间在广州成立，北村独立工厂在成都成立。从那时起，新一批另类空间在各地区纷纷成立，他们各有特色，为当代艺术生态注入活力。
这些空间成立之初几乎都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如上午空间只是为了“交流和认识新朋友”，器·Haus空间只是想做一个关注实验性艺术与青年艺术家的平台，分泌场的成立则是为了免去与商业机构合作那些繁琐的博弈，为年轻人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提供空间，箭厂空间是一个深居日常生活的小型展示场所，这么多年来它为大家呈现了一种当代艺术在生活环境中的可能性。他们大多数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存活”多长时间，想做就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太大的负担，好空间不在面积大小，箭厂空间只有15平方米，而腾挪空间之有6平方米，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创造力得到了激发。箭厂空间的创始人王卫表示，独特的地理空间和展厅其实给艺术家带来的是挑战，但是大多数艺术家在接到空间的邀请时，都非常乐意，而这些创作也直接和周围的环境产生对话，这是那些艺术区乃至美术馆所不能提供的。
除了这些固定的空间，一些实验性质的项目也会给现有的机制一些刺激。2013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黑桥村主街道旁的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上演了一个名为“夜走黑桥”的艺术项目，从2013年6月1日起，8月1日止，受邀艺术家均可来到这间小屋里自由创作，形式不限，只要不破坏房屋结构，同时，其他艺术家乃至观众也可以自由参与。看上去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艺术家的作品都不怎么像作品，比如去展厅看一眼就走，在小屋里开香槟庆祝，在小屋里烧掉自己的作品等。此次活动的策划者崔灿灿将这个“事件性”的项目定义为一种挑衅的态度，以此来打破一些固有的限制，就像这件小屋的名字“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不过事件性玩得过火了最终就有可能只是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