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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裁已进入“汰旧更新”期，似为一项工商界应予重视的趋向。
加拿大传媒大亨、贺灵格国际大股东兼行政总裁布力克爵爷（Lord Black of Crossnarbour）被除名（被迫辞职），是因为布力克中饱原属全体股东所有的3200万美元。以该公司的规模，此数额有限，操作手法未至犯法，但布力克仍不得不辞去坐了22年的CEO宝座。大家应注意的是，企业负责人为豪取巧夺、攫取非分的金钱而下台，所涉数目多寡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因此失去股东的信任，只有鞠躬而去。
布力克在任内缔造了一个包括多家著名报刊如伦敦《每日电讯》、《周日电讯》、美国 《芝加哥太阳时报》及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传媒帝国。不过，对他本人来说，最成功的却是组织了一个知名度高、有公信力而又不懂业务或对他完全放心（因而对公司业务不闻不问）的董事局。
贺灵格的执行董事是布力克夫妇（其夫人是著名保守专栏作家芭芭拉•爱美尔）和三名高级成员，布力克有“说完算数”的权威，彰彰明甚；而非执行董事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从1996年起，他每年出席董事会会议不会超过一次，年礼金35000美元——每次会议的费用，以基辛格的收费标准，不算高）、里根时代驻德国大使毕特、伊利诺州前共和党州长汤普逊、力主入侵伊拉克的前五角大楼军事顾问帕尔——他们中有些人和布力克有“其他商业联系”，即可从贺灵格的子公司中获得利益。这样的董事会，讨论伊拉克局势比搞传媒更在行，对公司的运作比较陌生，等于董事会摆出堂堂之阵，但任由布力克摆布。布力克此次所以阴沟翻船，是因为在一名争取股东权益甚力的股东布朗力争下组成的“局外人特别委员会”进行独立审计，揭发布力克不少“合法侵占股东权益”事例亦提出对他极为不利的证据。
布力克被迫辞职，是近月来连串同类事件中比较惹人注目的一例（料与他是传媒大亨及有才子之名因而被广泛报道有关），事实上，经过安然、环球电讯和Tyco等丑闻之后，公众已对管理层失去信心，那些过去炙手可热威迫董事会为其加薪及大派红股（认股权证）花红自肥的总裁，不仅被视为“霍伯氏型人物”（霍伯氏，17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以形容政府为“巨灵”出名，霍伯氏型人物是“卑鄙、无情和短视”的代名词），亦因假公济把本身利益凌驾股东权益之上而令其可信赖性（trustworthy）降至最低。
据2003年9月中旬《华尔街日报》与民调公司Gfk Ad Hoc调查，CEO的可信赖性比政客还差（有趣的是，现在要由更不值得信赖的政客立法规范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大气候下，企业总裁被股东赶下台的消息便时有所闻。波音、达美航空和瑞典最大保险公司Skandia的总裁，以至较早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格拉索合约未满便灰头土脸去职，都是传媒大事报道渲染的新闻，其中尤以格拉索的事较值一提，他“当红”时设法令董事（理事）会的“薪津委员会”给他高达一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的酬金，虽然每次“加薪”、每个步骤都合理合法，有的甚至是委员会“自动献身”，但此事看出他贪婪无厌，失去股东（会员经纪）的“信托”，其自肥第一、股东利益次之的“住续”，令股东对他能否尽忠职守为公众服务有所怀疑。
总裁地位今非昔比的另一例子是正在债务重组的美国航空，债权银行已与员工达成秘密协议，条件是总裁卡地（D.CARTY）辞职才生效，这即是说，卡地若仍在位，不管员工作出什么让步，债权人亦要把之清盘，所以如此，皆因卡地此前千方百计令董事会给他过高的薪酬。
管理学元老德鲁克（Peter Drucker)近来一再指出，CEO贪财之念“是近百年来罕见最愚蠢的行为”（stupidest actions），意谓CEO致力自肥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过去CEO尽力为股东服务，然后由董事会“论功行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CEO“骑劫”董事会，以炒高股价作为其报酬的一部分，结果形势大乱。如今管理层与股东似乎站在对立面，在这种气氛下，CEO遂有腹背受敌之苦。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去年11月访问1000名商界人士（包括369名CEO），结果显示普遍对CEO有所不满，而76％被访的CEO表示有“去意”。当公司负责人失去顾客、雇员和股东的信赖而被认为不可信托时，公司管理层便生巨变。这种“与时并进”的巨变，必会加强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监察最终增进公司的利益，被视为企业治理结构的一大进步。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
加拿大传媒大亨、贺灵格国际大股东兼行政总裁布力克爵爷（Lord Black of Crossnarbour）被除名（被迫辞职），是因为布力克中饱原属全体股东所有的3200万美元。以该公司的规模，此数额有限，操作手法未至犯法，但布力克仍不得不辞去坐了22年的CEO宝座。大家应注意的是，企业负责人为豪取巧夺、攫取非分的金钱而下台，所涉数目多寡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因此失去股东的信任，只有鞠躬而去。
布力克在任内缔造了一个包括多家著名报刊如伦敦《每日电讯》、《周日电讯》、美国 《芝加哥太阳时报》及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传媒帝国。不过，对他本人来说，最成功的却是组织了一个知名度高、有公信力而又不懂业务或对他完全放心（因而对公司业务不闻不问）的董事局。
贺灵格的执行董事是布力克夫妇（其夫人是著名保守专栏作家芭芭拉•爱美尔）和三名高级成员，布力克有“说完算数”的权威，彰彰明甚；而非执行董事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从1996年起，他每年出席董事会会议不会超过一次，年礼金35000美元——每次会议的费用，以基辛格的收费标准，不算高）、里根时代驻德国大使毕特、伊利诺州前共和党州长汤普逊、力主入侵伊拉克的前五角大楼军事顾问帕尔——他们中有些人和布力克有“其他商业联系”，即可从贺灵格的子公司中获得利益。这样的董事会，讨论伊拉克局势比搞传媒更在行，对公司的运作比较陌生，等于董事会摆出堂堂之阵，但任由布力克摆布。布力克此次所以阴沟翻船，是因为在一名争取股东权益甚力的股东布朗力争下组成的“局外人特别委员会”进行独立审计，揭发布力克不少“合法侵占股东权益”事例亦提出对他极为不利的证据。
布力克被迫辞职，是近月来连串同类事件中比较惹人注目的一例（料与他是传媒大亨及有才子之名因而被广泛报道有关），事实上，经过安然、环球电讯和Tyco等丑闻之后，公众已对管理层失去信心，那些过去炙手可热威迫董事会为其加薪及大派红股（认股权证）花红自肥的总裁，不仅被视为“霍伯氏型人物”（霍伯氏，17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以形容政府为“巨灵”出名，霍伯氏型人物是“卑鄙、无情和短视”的代名词），亦因假公济把本身利益凌驾股东权益之上而令其可信赖性（trustworthy）降至最低。
据2003年9月中旬《华尔街日报》与民调公司Gfk Ad Hoc调查，CEO的可信赖性比政客还差（有趣的是，现在要由更不值得信赖的政客立法规范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大气候下，企业总裁被股东赶下台的消息便时有所闻。波音、达美航空和瑞典最大保险公司Skandia的总裁，以至较早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格拉索合约未满便灰头土脸去职，都是传媒大事报道渲染的新闻，其中尤以格拉索的事较值一提，他“当红”时设法令董事（理事）会的“薪津委员会”给他高达一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的酬金，虽然每次“加薪”、每个步骤都合理合法，有的甚至是委员会“自动献身”，但此事看出他贪婪无厌，失去股东（会员经纪）的“信托”，其自肥第一、股东利益次之的“住续”，令股东对他能否尽忠职守为公众服务有所怀疑。
总裁地位今非昔比的另一例子是正在债务重组的美国航空，债权银行已与员工达成秘密协议，条件是总裁卡地（D.CARTY）辞职才生效，这即是说，卡地若仍在位，不管员工作出什么让步，债权人亦要把之清盘，所以如此，皆因卡地此前千方百计令董事会给他过高的薪酬。
管理学元老德鲁克（Peter Drucker)近来一再指出，CEO贪财之念“是近百年来罕见最愚蠢的行为”（stupidest actions），意谓CEO致力自肥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过去CEO尽力为股东服务，然后由董事会“论功行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CEO“骑劫”董事会，以炒高股价作为其报酬的一部分，结果形势大乱。如今管理层与股东似乎站在对立面，在这种气氛下，CEO遂有腹背受敌之苦。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去年11月访问1000名商界人士（包括369名CEO），结果显示普遍对CEO有所不满，而76％被访的CEO表示有“去意”。当公司负责人失去顾客、雇员和股东的信赖而被认为不可信托时，公司管理层便生巨变。这种“与时并进”的巨变，必会加强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监察最终增进公司的利益，被视为企业治理结构的一大进步。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