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2011-2015）”发展规划的着力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攻坚战。能源强度目标和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节能减碳目标）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十分有效的抓手。要制定怎样的节能减碳目标和实施措施才能产生实效，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中心任务呢？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
中国能源强度的后发优势
《绿色中国》：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历史轨迹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经济对能源的强度曲线（每单位GDP产值需要消费的能源量，也称能源强度。）有一个上升阶段，达到顶峰后快速的下降。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与能源的发展规律。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在处于一种怎样的阶段呢？
杨富强：从中国1952年到2009年期间能源强度的轨迹来看，1977年为峰值，前28年为能源强度“上升爬坡”阶段。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在1978年后三十多年里，中国改革开放，狠抓“节能优先”的能源战略，开展国际交流和贸易，能源强度的后发优势显现出来，能源强度迅速下降。2002年以后，能源强度上升了，有些学者官员认为是新的二次爬坡阶段，能源强度或者是保持经济增长的能源投入比例需要加大，这种提法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很多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企业管理者认为，现在既然处于爬坡阶段，所以能源的过度消费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是“打隧道”和“削峰”等观点的出现，这些提法和论断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迅速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强度下降20%的节能目标，能源强度与2005年相比，“十一五”期间下降了18%以上。这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政府强有力政策的叠加效应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的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爬坡阶段和顶峰已经过去了，现在经济发展的规律是，能源强度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仍将进一步下降。在这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的起伏。要评价一个爬坡阶段的存在要有至少十年以上的且上升显著的数据支持，因此一个大的二次爬坡阶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存在。
从国内外的发展轨迹来看，能源强度下降的趋势仍将继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能源强度（按购买力平价（PPP）,并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在2003-2007年期间的比较。明显看出，中国2007年的能源强度是发达国家1.5至2.5倍，甚至比巴西和印度都高80%左右，是世界能源强度平均值的1.5倍。假定中国能源强度15年后赶上发达国家2007年的平均值，中国能源强度每年需下降4.7%，高于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能源强度20%目标的年下降率4.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里能源强度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如果用美元汇率计算，潜在的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要高许多。由此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在今后15-20内仍将发挥巨大作用，加上中国自己本身的技术发展和结构调整，在今后15-20年内，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潜力空间是很大的，高目标的设定是有依据的。
“十二五”节能空间
潜力仍然很大
《绿色中国》：我国把高能源强度的2005年作为节能的基准年，是不是预示着今后将有更多节能的空间？
杨富强：是的。中国2005年是在能源强度的高位上运转。2005年比2000年能源强度上升1.8%。即使“十五”节能率为负数，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能源强度仍下降47%。2005年能耗强度的高位也暗示着“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节能率能够下降的比较快，2005-2020的第二个15年间有可能达到前15年同样程度的节能率，甚至超过。
1980年到1990年，能源强度下降35%，1990年到2000年能源强度下降更快，达到50%。1981年，中国政府提出能源增长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发展战略。实际数字是能源强度下降了68%，也就是说能源没有增加100%，只增加了70%左右，保证了经济增长翻了两番。中国政府在2001年又提出2000年到2020年经济增长翻两番，能源只翻一番。但是，“十五”期间没有做到。如果2005到2020年这十五年，如果每个五年规划的节能目标都坚决贯彻20%的话，2020年能源强度可以下降49%。也就是说即使“十五”节能率负增长的情况下，2000年到2020年仍然能够达到能耗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将创造世界节能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将能源强度目标下降到每五年16%，2005-2020年十五年期间仅仅下降41%，达不到“翻一番保两番”的战略目标。
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数据和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十一五”的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的比重变化。有关研究结论指出，在2020年以前，经济结构变化的节能量比重可以达到60%，技术节能量只占到40%。从2020年以后，技术节能量可上升至50%或更高。“十一五”结构节能量在2006年节能总量中是负18%，2010年估算是负30%。其中节能率比较高的2008年，节能结构的贡献率最高也只达到35%。“十一五”总的结构节能在节能总量少于10%，技术节能占绝大多数。“十二五”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重点，显然经济结构节能将会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因此“十二五”的节能目标要定的高些，才能指导和狠抓结构节能。
《绿色中国》：那么“十二五”在贯彻节能减碳的目标时与“十一五”相比处于怎样一个条件下？
杨富强：中央政府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能源强度在“十一五”规划中下降20%左右的目标，如果将20%的目标按年度目标分配，能源强度的年下降率应为4.4%。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2006年度节能目标只达到了2.74%，假定年初就实施贯彻这个政策目标，年度节能率可能上升到3.5%。2007和2008年是正常经济发展，年度节能率分别达到5.0%和5.2%，比预期的4.4%要高许多。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和节能目标的实施冲击非常大。2009年度节能率只达到3.61%。假定2008年底没有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节能率可能上升到5.0。由于尚未有正式公布的2010年节能率，我们假设2010年度达到3%。在中央政府四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投资带动下，地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十几万亿投资中，相当多的投资投到高耗能部门。如果没有高耗能的过度投资所引起的能源过度消费，2010年达到4.5%的年度节能目标是可能的。“十一五”能源强度下降估计在18%以上，而假定正常的情况下，能源强度下降21%。如果“十二五”经济正常发展的话（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可能每几年出现一次，否則世界经济会陷入一个大调整和大动荡的阶段），“十一五”期间出台的各种节能减排措施进一步完善落实，并在“十二五”期间陆续推出更有力的市场机制和激励措施（价格、税收、碳市场、奖励、碳税等），“十二五”达到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节能目标是有保证的。
“十二五”节能减碳
应设定高目标
《绿色中国》：您认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设定怎样的减排目标才能保证实现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
杨富强：中国“六五”节能率达到23%，“七五”节能率11.9%，“八五”节能率上升到25.5%，“九五”节能率达到26.7%，“十五”节能率是负的1.8%，“十一五”估计达到18%以上。因此，“十二五”节能率定在20%是有历史依据的，是可行的。认真总结从“六五”到“十一五”各个五年规划中节能目标完成的情况。采用算数平均的方法，从1980至2010年的每五年规划的节能率为18%。重化工等高耗能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飞速发展，如钢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4%，水泥占50%以上。据有关部门研究，重化工和高耗能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放缓。加上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和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整，能耗增长速度将会降低。如果在“十二五”采用低于18%的节能目标，即靠经济发展的“惯性”就可达到，就会失去了政策目标的指导意义，不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在“十一五”的节能目标考核中，政府基本上采用到最后一年算总帐的方法。我认为目前这种方法需要改进。新的五年算总账的方法中，应增加节能总量或碳排放总量。如果在第五年前各年节能率低，五年算总账时，尽管能源强度（碳强度）下降的指示达到了，但会多消费能源和多排放CO2。我认为在考核节能目标(碳强度指标)的同时，要考核节能或碳排放总量的目标。年度目标也应制定，引导企业在灵活制定自己年进度目标的时候有参照物，做到总量控制。这在碳市场的交易中尤为突出和重要。企业在碳交易中惯常是把前一年节碳量进行交易，核实时，如无参照的年节能率，是很难进行的。参与碳市场交易的各方，如果没有遵循节能总量计量的话，不确定因素将使碳市场交易很难建立和运行。
中国承诺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40%目标对应的在三个五年规划中每五年下降16%，45%对应的是每五年下降18%。把节能的目标与减碳的目标合二为一是不妥的。如果将节能目标降低至16%便失去了政策目标的指导意义。节能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核心。节能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节能还应对能源供应安全。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55%，到“十二五”中国石油依存度很可能达到60%，快要赶上美国63%的石油依存度了。节能目标同时也是实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利抓手。即使是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面临可开采资源储备不足、优质煤炭资源枯竭和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的困扰。
《绿色中国》：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力量、投资能力都相差很多，如果将节能目标和碳强度目标定的太高，会不会影响到有些地方的发展？
杨富强：近来，各省市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纷纷提出了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在各地的2011年GDP的增速目标中，大部分省区的GDP增幅都很高，GDP增幅明显地呈现出东部低，中部高，西部更高的特征。而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些地方的2011年的万元产值能耗下降为3.5%（五年节能目标为16%左右），个别省市为4%（五年节能目标为18%）。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地方克服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想法，重新设定GDP增速。我认为各地区根据本地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出经济发展目标，但必须在满足有法律约束力的高目标（例如20%）的基础上做出的。换句话说，在贯彻执行并且确定完成约束性的高目标（例如20%）的条件上，而不是无目标或根据低目标（例如小于18%），制定GDP经济增长速度。在高目标的约束下，GDP增长速度能高则高，不能高则低，这才是可持续发展规划之要。
2000-20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实力全面得到提升。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人大会议上提出有法律约束力的20%节能目标，是个好抓手，好政策，扭转了能源强度上升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步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十二五”的节能减碳目标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受人关注，如果节能减碳目标过低的话，例如16%，将不利于实现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的承诺。在地区目标的分解上，我们认为节能减碳目标应遵循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适中的办法。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要求。但必须是满足高目标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长效机制的建立上，通过公众的参与和推动，逐步将中央的强制性要求转变成地方政府自身的要求。约束性的地方指標不能低于中央的指导性指标。
中国能源强度的后发优势
《绿色中国》：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历史轨迹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经济对能源的强度曲线（每单位GDP产值需要消费的能源量，也称能源强度。）有一个上升阶段，达到顶峰后快速的下降。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与能源的发展规律。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在处于一种怎样的阶段呢？
杨富强：从中国1952年到2009年期间能源强度的轨迹来看，1977年为峰值，前28年为能源强度“上升爬坡”阶段。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在1978年后三十多年里，中国改革开放，狠抓“节能优先”的能源战略，开展国际交流和贸易，能源强度的后发优势显现出来，能源强度迅速下降。2002年以后，能源强度上升了，有些学者官员认为是新的二次爬坡阶段，能源强度或者是保持经济增长的能源投入比例需要加大，这种提法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很多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企业管理者认为，现在既然处于爬坡阶段，所以能源的过度消费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是“打隧道”和“削峰”等观点的出现，这些提法和论断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迅速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强度下降20%的节能目标，能源强度与2005年相比，“十一五”期间下降了18%以上。这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政府强有力政策的叠加效应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的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爬坡阶段和顶峰已经过去了，现在经济发展的规律是，能源强度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仍将进一步下降。在这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的起伏。要评价一个爬坡阶段的存在要有至少十年以上的且上升显著的数据支持，因此一个大的二次爬坡阶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存在。
从国内外的发展轨迹来看，能源强度下降的趋势仍将继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能源强度（按购买力平价（PPP）,并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在2003-2007年期间的比较。明显看出，中国2007年的能源强度是发达国家1.5至2.5倍，甚至比巴西和印度都高80%左右，是世界能源强度平均值的1.5倍。假定中国能源强度15年后赶上发达国家2007年的平均值，中国能源强度每年需下降4.7%，高于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能源强度20%目标的年下降率4.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里能源强度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如果用美元汇率计算，潜在的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要高许多。由此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在今后15-20内仍将发挥巨大作用，加上中国自己本身的技术发展和结构调整，在今后15-20年内，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潜力空间是很大的，高目标的设定是有依据的。
“十二五”节能空间
潜力仍然很大
《绿色中国》：我国把高能源强度的2005年作为节能的基准年，是不是预示着今后将有更多节能的空间？
杨富强：是的。中国2005年是在能源强度的高位上运转。2005年比2000年能源强度上升1.8%。即使“十五”节能率为负数，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能源强度仍下降47%。2005年能耗强度的高位也暗示着“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节能率能够下降的比较快，2005-2020的第二个15年间有可能达到前15年同样程度的节能率，甚至超过。
1980年到1990年，能源强度下降35%，1990年到2000年能源强度下降更快，达到50%。1981年，中国政府提出能源增长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发展战略。实际数字是能源强度下降了68%，也就是说能源没有增加100%，只增加了70%左右，保证了经济增长翻了两番。中国政府在2001年又提出2000年到2020年经济增长翻两番，能源只翻一番。但是，“十五”期间没有做到。如果2005到2020年这十五年，如果每个五年规划的节能目标都坚决贯彻20%的话，2020年能源强度可以下降49%。也就是说即使“十五”节能率负增长的情况下，2000年到2020年仍然能够达到能耗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将创造世界节能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将能源强度目标下降到每五年16%，2005-2020年十五年期间仅仅下降41%，达不到“翻一番保两番”的战略目标。
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数据和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十一五”的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的比重变化。有关研究结论指出，在2020年以前，经济结构变化的节能量比重可以达到60%，技术节能量只占到40%。从2020年以后，技术节能量可上升至50%或更高。“十一五”结构节能量在2006年节能总量中是负18%，2010年估算是负30%。其中节能率比较高的2008年，节能结构的贡献率最高也只达到35%。“十一五”总的结构节能在节能总量少于10%，技术节能占绝大多数。“十二五”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重点，显然经济结构节能将会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因此“十二五”的节能目标要定的高些，才能指导和狠抓结构节能。
《绿色中国》：那么“十二五”在贯彻节能减碳的目标时与“十一五”相比处于怎样一个条件下？
杨富强：中央政府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能源强度在“十一五”规划中下降20%左右的目标，如果将20%的目标按年度目标分配，能源强度的年下降率应为4.4%。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2006年度节能目标只达到了2.74%，假定年初就实施贯彻这个政策目标，年度节能率可能上升到3.5%。2007和2008年是正常经济发展，年度节能率分别达到5.0%和5.2%，比预期的4.4%要高许多。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和节能目标的实施冲击非常大。2009年度节能率只达到3.61%。假定2008年底没有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节能率可能上升到5.0。由于尚未有正式公布的2010年节能率，我们假设2010年度达到3%。在中央政府四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投资带动下，地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十几万亿投资中，相当多的投资投到高耗能部门。如果没有高耗能的过度投资所引起的能源过度消费，2010年达到4.5%的年度节能目标是可能的。“十一五”能源强度下降估计在18%以上，而假定正常的情况下，能源强度下降21%。如果“十二五”经济正常发展的话（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可能每几年出现一次，否則世界经济会陷入一个大调整和大动荡的阶段），“十一五”期间出台的各种节能减排措施进一步完善落实，并在“十二五”期间陆续推出更有力的市场机制和激励措施（价格、税收、碳市场、奖励、碳税等），“十二五”达到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节能目标是有保证的。
“十二五”节能减碳
应设定高目标
《绿色中国》：您认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设定怎样的减排目标才能保证实现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
杨富强：中国“六五”节能率达到23%，“七五”节能率11.9%，“八五”节能率上升到25.5%，“九五”节能率达到26.7%，“十五”节能率是负的1.8%，“十一五”估计达到18%以上。因此，“十二五”节能率定在20%是有历史依据的，是可行的。认真总结从“六五”到“十一五”各个五年规划中节能目标完成的情况。采用算数平均的方法，从1980至2010年的每五年规划的节能率为18%。重化工等高耗能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飞速发展，如钢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4%，水泥占50%以上。据有关部门研究，重化工和高耗能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放缓。加上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和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整，能耗增长速度将会降低。如果在“十二五”采用低于18%的节能目标，即靠经济发展的“惯性”就可达到，就会失去了政策目标的指导意义，不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在“十一五”的节能目标考核中，政府基本上采用到最后一年算总帐的方法。我认为目前这种方法需要改进。新的五年算总账的方法中，应增加节能总量或碳排放总量。如果在第五年前各年节能率低，五年算总账时，尽管能源强度（碳强度）下降的指示达到了，但会多消费能源和多排放CO2。我认为在考核节能目标(碳强度指标)的同时，要考核节能或碳排放总量的目标。年度目标也应制定，引导企业在灵活制定自己年进度目标的时候有参照物，做到总量控制。这在碳市场的交易中尤为突出和重要。企业在碳交易中惯常是把前一年节碳量进行交易，核实时，如无参照的年节能率，是很难进行的。参与碳市场交易的各方，如果没有遵循节能总量计量的话，不确定因素将使碳市场交易很难建立和运行。
中国承诺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40%目标对应的在三个五年规划中每五年下降16%，45%对应的是每五年下降18%。把节能的目标与减碳的目标合二为一是不妥的。如果将节能目标降低至16%便失去了政策目标的指导意义。节能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核心。节能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节能还应对能源供应安全。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55%，到“十二五”中国石油依存度很可能达到60%，快要赶上美国63%的石油依存度了。节能目标同时也是实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利抓手。即使是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面临可开采资源储备不足、优质煤炭资源枯竭和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的困扰。
《绿色中国》：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力量、投资能力都相差很多，如果将节能目标和碳强度目标定的太高，会不会影响到有些地方的发展？
杨富强：近来，各省市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纷纷提出了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在各地的2011年GDP的增速目标中，大部分省区的GDP增幅都很高，GDP增幅明显地呈现出东部低，中部高，西部更高的特征。而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些地方的2011年的万元产值能耗下降为3.5%（五年节能目标为16%左右），个别省市为4%（五年节能目标为18%）。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地方克服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想法，重新设定GDP增速。我认为各地区根据本地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出经济发展目标，但必须在满足有法律约束力的高目标（例如20%）的基础上做出的。换句话说，在贯彻执行并且确定完成约束性的高目标（例如20%）的条件上，而不是无目标或根据低目标（例如小于18%），制定GDP经济增长速度。在高目标的约束下，GDP增长速度能高则高，不能高则低，这才是可持续发展规划之要。
2000-20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实力全面得到提升。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人大会议上提出有法律约束力的20%节能目标，是个好抓手，好政策，扭转了能源强度上升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步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十二五”的节能减碳目标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受人关注，如果节能减碳目标过低的话，例如16%，将不利于实现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下降40%—45%的承诺。在地区目标的分解上，我们认为节能减碳目标应遵循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适中的办法。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要求。但必须是满足高目标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长效机制的建立上，通过公众的参与和推动，逐步将中央的强制性要求转变成地方政府自身的要求。约束性的地方指標不能低于中央的指导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