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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闻“备前烧”之名的人,可能会对这略带神秘感的名字小有疑惑。作为12世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出现在冈山县备前市伊部一带的制陶方式,它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这种陶器以其朴实平和,闲寂幽雅受到人们的喜爱。最近,本刊记者采访到日本备前烧大师山根彰正,听他讲起了他和备前烧的那些事儿。
备前烧,大朴不雕的古陶艺
第一眼见到山根彰正,就被他温润儒雅的气质所吸引。今年63岁的他,一脸孩子般干净的笑容,一个简单的握手,把初次见面的生分化解于无形。
出生于日本陶艺世家的山根彰正,3岁时从兵库搬到了冈山县,从此与备前烧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日本六大千年古窑之一,备前烧以其地理得名,备前,冈山地名也,烧,意指烧制——这个介于兵库与神户之间的地方,连接四国,靠近濑户内海,其优良的水土,为烧制陶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传统的备前烧不上釉、不绘彩,全靠火焰和手艺烧制,它以“赤松木”为燃料,在1250摄氏度的高温里炼造十多天,让赤松木的油脂与灰烬自然落在陶器上,形成天然沉静的古彩。
“一般来说,一窑会用去200万日元的柴,加上温度难以掌控,目前烧制更多的是使用电窑。”山根先生告诉笔者,“现在,备前烧主要作香炉用于庙宇和祭祀,也可以作茶器和花器。用备前烧盛放食物保鲜时间长,盛放啤酒还会有很多泡沫,饮用起来口感细滑。而因为备前烧偏于碱性,长期使用也会对人体的健康有益。不过,因为备前烧价格昂贵,日本一般家庭使用得并不多。”
山根彰正从中学时期开始学习备前烧,师从日本备前烧五大国宝级人物之首的金重陶阳。毕业后,他亦有幸拜访了不少大师,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尝试制陶的风格化。
在山根彰正的房间,我看到了加有玻璃粉烧制的备前烧赤褐色随形大盘,盘中微凹处,绿中隐蓝、蓝中透紫、冰润莹透,若百年之物,如同清泉在深潭涌动,又疑似九寨沟五彩湖再现,着实好看。
山根先生介绍说,“这是在烧制陶器坯时,撒上日本特制的玻璃粉末实现的。我在泥土里添加了淡灰、粉绿、黛青、晶白等颜色的玻璃粉,试着创新烧制方法,而玻璃粉的使用,让它跟传统的备前烧感觉很不一样,传统的备前烧气质朴实,而这样的方式则为它带来了非常亮丽的效果,算是古陶新法的尝试。”
双城记,东瀛古陶缘结上海
为了在制陶艺术上走得更远,山根先生6年前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挺低潮的,朋友们都觉得备前烧的样子不够好看,没人愿意买。”他回忆说,打不开中国市场的时候,他做过服装生意,结果落下了被人卷款而逃的结局,“但我自己始终是自信的,觉得情况一定会变好。”在大板道茶馆,他认识了赏识他的朋友,然后开始转运。在那里,他的作品得以向公众展示,此外,他还在茶馆里成立了陶艺教室,教人做陶。
2009年末,他被邀请担任清华大学陶艺专业的客座教授,并在北京举办了陶艺展。2010年,山根与画家彭鸣亮的结识,为他的陶艺事业打开了一个新出口:二人开始了首度合作——以彭鸣亮的抽象画符号为创意,山根彰正古朴精到的备前烧技艺为呈现,“去定格一种有新生命意义的备前烧古陶器艺术品”。
“当时两个人一拍即合,彭鸣亮想突破平面的限制,尝试艺术衍生品,而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山根彰正说,“他的画线条飘逸秀美,结构舒展灵动,块面明亮通透,隐约可见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痕迹。”
第一次合作的作品是一个茶壶,不过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合作却困难重重。作为平面画家,彭鸣亮对于创作成型的东西有着近乎完美主义的要求,但在实践成型过程中,山根又不得不克服一些技术和操作上的困难去平衡与折中,“以一起制作茶壶为例,他来提出抽象的造型概念,而我则要从茶壶的正面、侧面各个角度去考虑茶壶的立体呈现,做出来之后,他又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因而不满意。所以当时做得很辛苦。另外,因为陶器本身对于烧炉的严格要求,我的作品烧制都需要带回日本完成,合作的那大半年,我们两个人就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聊天啊沟通啊,挺不容易的。”
尽管制作的过程不乏艰辛,但成形后的古陶茶壶,壶式雅致,颇有古意,让人耳目一新。它打破了中国茶壶传统的、重心在中间、追求平衡与完美的方式,在不平衡中追求平衡,整个壶身富有一种向前冲的力量感,颇具现代审美情趣。
而在材质上,它抛弃了紫砂或瓷器的局限,用日本国宝级的陶土来调整水质,真正做到了“中国设计,日本制造”。而多少年前,彭鸣亮曾被人鼓励道,“哪一天你按你油画上那个饱满的‘臀部’弧线设计一把茶壶,也许会很好看呢。”嘿,生活的走向真是巧妙,当年的一句期望就在这个茶壶中实现了。
随着彼此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两人之后的合作顺利了不少。“我已经学会了从彭先生的状态和精神上去理解他的想法和设计、创作作品的灵感与初衷。所以挺开心的。”山根说。
千年窑,漫漫的回归创新路
山根先生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只要水灵的地方他都很倾心,尤其喜欢云南和苏州。他年轻时喜欢开车,现在的爱好则是收藏手表,“手表的机械制作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陶艺创作的启发,我曾经制作过做工精细、装饰性强的香炉,就是从手表设计上获得的灵感。”山根先生收藏的手表多种多样,有百达翡利、爱彼等世界顶尖品牌,也有很时髦可爱的卡通造型的手表。
创作的时候,山根并没有十分固定的作息时间,基本上以灵感为引导,灵感来了就开始工作,有时一做就十多个小时。创作之外,他还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最爱看漫画。山根也很喜欢打高尔夫,年轻的时候能够打下80 杆,如今保持在100 杆左右,他说自己还曾制作过一系列高尔夫球袋状的酒壶。
作为备前烧制作的大师,山根坦言,随着技艺的日臻成熟,整个人心会更沉着自信,他信仰佛教、爱谈禅,他把备前烧比喻成自己的孩子,“我通过制作备前烧,能够体会女人们孕育生命的感觉。在做的过程中,什么都不想,只是纯粹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做备前烧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想好的东西未必会如期成型,它们在窑里随着温度发生着窑变,有时会有意料之外的发青、发金,这是种偶然的创造性的喜悦,但又不是一切都听从于偶然,窑火从哪里通过,灰尘怎样落下,泥坯放在何处以及如何放置,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形。有时你会看到非人力之巧所能及之奇色。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
当问起他对中国陶瓷的看法时,山根先生露出了学生一样谦卑的态度:“我对中国的陶瓷文化非常尊重乃至是崇拜,也在中国学习到了很多,我一直认为真正的陶瓷在中国。像中国1000多年前制作出的天目茶碗,现在的濑户烧、常滑烧仍然在模仿和学习,但至今日本无人能及。包括我现在所做的备前烧,也是属于中国1200年时的烧制工艺,由中国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只是如今中国人已经忘记了,日本还留存着。而如今,正是中国古陶瓷回归的脉络。”山根补充说:“景德镇的瓷艺和宜兴的陶艺在世界上都很出名。不过在我看来,陶和瓷还是应该向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发展,比如瓷器应该精准细腻,陶器则强调质朴刚健。但现在的中国,好像陶和瓷都在向着瓷器的方向在发展。”
对于当下日本与中国艺术的看法,山根谈道,两国的气质不大一样,日本艺术发展稳步缓慢,中国特别是上海则是透露着现代时尚的气息。“这从两国年轻人的眼光里就能看出来,中国、上海还会大步向前发展,日本可能会发展比较缓慢,所以我选择在上海成就事业。”
对于未来的创作状态,山根说自己希望能进一步拓宽想象力,打破常规,探索新的未知的领域:“我会从宏观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创作,比如太阳升降、地球的公转自转会如何影响温度、湿度、泥土等等,毕竟,我是在宇宙空间里用女娲造人的泥在重塑新生命。”
备前烧,大朴不雕的古陶艺
第一眼见到山根彰正,就被他温润儒雅的气质所吸引。今年63岁的他,一脸孩子般干净的笑容,一个简单的握手,把初次见面的生分化解于无形。
出生于日本陶艺世家的山根彰正,3岁时从兵库搬到了冈山县,从此与备前烧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日本六大千年古窑之一,备前烧以其地理得名,备前,冈山地名也,烧,意指烧制——这个介于兵库与神户之间的地方,连接四国,靠近濑户内海,其优良的水土,为烧制陶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传统的备前烧不上釉、不绘彩,全靠火焰和手艺烧制,它以“赤松木”为燃料,在1250摄氏度的高温里炼造十多天,让赤松木的油脂与灰烬自然落在陶器上,形成天然沉静的古彩。
“一般来说,一窑会用去200万日元的柴,加上温度难以掌控,目前烧制更多的是使用电窑。”山根先生告诉笔者,“现在,备前烧主要作香炉用于庙宇和祭祀,也可以作茶器和花器。用备前烧盛放食物保鲜时间长,盛放啤酒还会有很多泡沫,饮用起来口感细滑。而因为备前烧偏于碱性,长期使用也会对人体的健康有益。不过,因为备前烧价格昂贵,日本一般家庭使用得并不多。”
山根彰正从中学时期开始学习备前烧,师从日本备前烧五大国宝级人物之首的金重陶阳。毕业后,他亦有幸拜访了不少大师,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尝试制陶的风格化。
在山根彰正的房间,我看到了加有玻璃粉烧制的备前烧赤褐色随形大盘,盘中微凹处,绿中隐蓝、蓝中透紫、冰润莹透,若百年之物,如同清泉在深潭涌动,又疑似九寨沟五彩湖再现,着实好看。
山根先生介绍说,“这是在烧制陶器坯时,撒上日本特制的玻璃粉末实现的。我在泥土里添加了淡灰、粉绿、黛青、晶白等颜色的玻璃粉,试着创新烧制方法,而玻璃粉的使用,让它跟传统的备前烧感觉很不一样,传统的备前烧气质朴实,而这样的方式则为它带来了非常亮丽的效果,算是古陶新法的尝试。”
双城记,东瀛古陶缘结上海
为了在制陶艺术上走得更远,山根先生6年前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挺低潮的,朋友们都觉得备前烧的样子不够好看,没人愿意买。”他回忆说,打不开中国市场的时候,他做过服装生意,结果落下了被人卷款而逃的结局,“但我自己始终是自信的,觉得情况一定会变好。”在大板道茶馆,他认识了赏识他的朋友,然后开始转运。在那里,他的作品得以向公众展示,此外,他还在茶馆里成立了陶艺教室,教人做陶。
2009年末,他被邀请担任清华大学陶艺专业的客座教授,并在北京举办了陶艺展。2010年,山根与画家彭鸣亮的结识,为他的陶艺事业打开了一个新出口:二人开始了首度合作——以彭鸣亮的抽象画符号为创意,山根彰正古朴精到的备前烧技艺为呈现,“去定格一种有新生命意义的备前烧古陶器艺术品”。
“当时两个人一拍即合,彭鸣亮想突破平面的限制,尝试艺术衍生品,而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山根彰正说,“他的画线条飘逸秀美,结构舒展灵动,块面明亮通透,隐约可见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痕迹。”
第一次合作的作品是一个茶壶,不过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合作却困难重重。作为平面画家,彭鸣亮对于创作成型的东西有着近乎完美主义的要求,但在实践成型过程中,山根又不得不克服一些技术和操作上的困难去平衡与折中,“以一起制作茶壶为例,他来提出抽象的造型概念,而我则要从茶壶的正面、侧面各个角度去考虑茶壶的立体呈现,做出来之后,他又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因而不满意。所以当时做得很辛苦。另外,因为陶器本身对于烧炉的严格要求,我的作品烧制都需要带回日本完成,合作的那大半年,我们两个人就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聊天啊沟通啊,挺不容易的。”
尽管制作的过程不乏艰辛,但成形后的古陶茶壶,壶式雅致,颇有古意,让人耳目一新。它打破了中国茶壶传统的、重心在中间、追求平衡与完美的方式,在不平衡中追求平衡,整个壶身富有一种向前冲的力量感,颇具现代审美情趣。
而在材质上,它抛弃了紫砂或瓷器的局限,用日本国宝级的陶土来调整水质,真正做到了“中国设计,日本制造”。而多少年前,彭鸣亮曾被人鼓励道,“哪一天你按你油画上那个饱满的‘臀部’弧线设计一把茶壶,也许会很好看呢。”嘿,生活的走向真是巧妙,当年的一句期望就在这个茶壶中实现了。
随着彼此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两人之后的合作顺利了不少。“我已经学会了从彭先生的状态和精神上去理解他的想法和设计、创作作品的灵感与初衷。所以挺开心的。”山根说。
千年窑,漫漫的回归创新路
山根先生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只要水灵的地方他都很倾心,尤其喜欢云南和苏州。他年轻时喜欢开车,现在的爱好则是收藏手表,“手表的机械制作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陶艺创作的启发,我曾经制作过做工精细、装饰性强的香炉,就是从手表设计上获得的灵感。”山根先生收藏的手表多种多样,有百达翡利、爱彼等世界顶尖品牌,也有很时髦可爱的卡通造型的手表。
创作的时候,山根并没有十分固定的作息时间,基本上以灵感为引导,灵感来了就开始工作,有时一做就十多个小时。创作之外,他还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最爱看漫画。山根也很喜欢打高尔夫,年轻的时候能够打下80 杆,如今保持在100 杆左右,他说自己还曾制作过一系列高尔夫球袋状的酒壶。
作为备前烧制作的大师,山根坦言,随着技艺的日臻成熟,整个人心会更沉着自信,他信仰佛教、爱谈禅,他把备前烧比喻成自己的孩子,“我通过制作备前烧,能够体会女人们孕育生命的感觉。在做的过程中,什么都不想,只是纯粹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做备前烧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想好的东西未必会如期成型,它们在窑里随着温度发生着窑变,有时会有意料之外的发青、发金,这是种偶然的创造性的喜悦,但又不是一切都听从于偶然,窑火从哪里通过,灰尘怎样落下,泥坯放在何处以及如何放置,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形。有时你会看到非人力之巧所能及之奇色。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
当问起他对中国陶瓷的看法时,山根先生露出了学生一样谦卑的态度:“我对中国的陶瓷文化非常尊重乃至是崇拜,也在中国学习到了很多,我一直认为真正的陶瓷在中国。像中国1000多年前制作出的天目茶碗,现在的濑户烧、常滑烧仍然在模仿和学习,但至今日本无人能及。包括我现在所做的备前烧,也是属于中国1200年时的烧制工艺,由中国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只是如今中国人已经忘记了,日本还留存着。而如今,正是中国古陶瓷回归的脉络。”山根补充说:“景德镇的瓷艺和宜兴的陶艺在世界上都很出名。不过在我看来,陶和瓷还是应该向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发展,比如瓷器应该精准细腻,陶器则强调质朴刚健。但现在的中国,好像陶和瓷都在向着瓷器的方向在发展。”
对于当下日本与中国艺术的看法,山根谈道,两国的气质不大一样,日本艺术发展稳步缓慢,中国特别是上海则是透露着现代时尚的气息。“这从两国年轻人的眼光里就能看出来,中国、上海还会大步向前发展,日本可能会发展比较缓慢,所以我选择在上海成就事业。”
对于未来的创作状态,山根说自己希望能进一步拓宽想象力,打破常规,探索新的未知的领域:“我会从宏观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创作,比如太阳升降、地球的公转自转会如何影响温度、湿度、泥土等等,毕竟,我是在宇宙空间里用女娲造人的泥在重塑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