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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星是媒体奇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内地电视娱乐节目再次将焦点聚集在明星身上，成为明星奇观的重要生产阵地。强大的幕后制作团队加上高科技的设备共同打造了星光熠熠的景象。笔者以《我是歌手》节目为例，从挑选明星、包装明星、推广明星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电视娱乐节目中明星奇观的产制。
【关键词】娱乐节目 明星奇观 《我是歌手》 视觉呈现
2014年4月，中国首档顶级歌手音乐对决节目《我是歌手》第二季完美收官。第二季节目延续了第一季的传统，用逆向思维将“秀”的主体从草根转移到明星身上，展开了主打怀旧牌和实力牌的明星对决真人秀，在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娱乐节目市场激活了观众的兴奋点。高科技的摄影设备、炫目的舞台灯光、震撼的音响效果、强大的幕后制作团队和追逐利益的商家共同打造出奢华梦幻的明星奇观。本文将结合媒体奇观理论，以《我是歌手》节目为例，具体分析电视娱乐节目中明星奇观的产制。
一、明星：媒体奇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是由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基础上提出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高速发展，商品日渐丰富，消费时代悄然到来。德波指出：“当消费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景观就产生了”，“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①在这个“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中，媒体明星成为“景观代理人”②，传递着自己的风格，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生活。
到了20世纪末，信息电子工业和网络社会全新媒介的发展，使媒体文化成为联结人类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轴心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凯尔纳提出“媒体奇观”的概念，即“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③这些媒体文化现象的主角便是明星。
在中国，随着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盛行乃至泛化，媒体成为景观的缔造者和推进者。电视娱乐节目自诞生以来，便充分发挥着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娱乐的职能，歌舞、选秀，甚至是相亲、跳水，都构成层出不穷的超级媒体奇观。明星的加盟更是满足了观众的收视期待，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下面笔者将从挑选明星、包装明星、推广明星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明星奇观的生产。
二、挑选明星：多重标准产制奇观
明星研究的开山鼻祖——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曾提出明星是“被建构的个体”（constructed personage）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⑤，是特定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庞大生产机制的产物。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和传媒市场化的进程，明星的生产除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属性，更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现代科技手段催生了新兴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也使明星的产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政府的政策规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媒体从业者的理念、受众的口味，甚至是明星本人的需求，多重权力关系的博弈始终贯穿着明星奇观生产的全过程。
据《我是歌手》栏目组工作人员称，节目挑选歌手的首要标准是“实力”，是为了“给真唱派、实力派一个更好的展示舞台。”栏目组将《我是歌手》定位为中国首档顶级歌手音乐对决节目，挑选的是乐坛的中流砥柱、资深唱将以及新生代的佼佼者。第一期的羽泉、林志炫、杨宗纬、尚雯婕以及第二期的韩磊、周笔畅、张宇、邓紫棋等来自大陆和港台地区，覆盖不同年龄段，深情曲风和摇滚曲风兼具。此外，节目的音乐总监是香港著名制作人梁翘柏，键盘手刘卓、贝斯手单立文、调音师何彪、和声胡维纳也都是圈内首屈一指的音乐人。超一流的歌手，顶级的团队，保证了殿堂级音乐秀的标准。
《我是歌手》节目吸引观众的除了呈现高品质的音乐饕餮之宴，其节目环节设置也别出心裁，充满悬念。淘汰一名歌手后，需要一名新的歌手进行补位，补位歌手的选择标准是避免与已有歌手曲风类型重复，保证多样化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偏好。栏目组在挑选明星时还要充分考虑其背景和私生活，以制造歌唱竞技之外的噱头。此外，政府规制在背后也影响着明星的挑选与生产。2013年10月，广电总局下发加强版“限娱令”，规定每季度总局通过评议择优选择一档歌唱类选拔节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其余不得安排在19：30至22：30之间播出。这便要求“唯一的”歌唱节目必须做精做强，做出最高的水平，挑选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明星。
三、包装明星：打造炫目的奇观效果
德波指出，景观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转变，追求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景观垄断性的普遍存在和炫示操控了人们的眼球。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其他媒介影像通过包装明星，打造出绚丽的奇观效果，影响着观众们的认知与行为。电视娱乐节目对明星奇观的包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星的服饰、妆容以及表情动作构成奇观效果的基础
在视觉中心主义社会里，明星们顾盼神飞的双眸和曼妙优雅的身姿是吸引注意力的第一要素。《我是歌手》第二季节目中，马来西亚国宝级女歌手茜拉具有异域风情的整体形象令人们眼前一亮。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茜拉出场总戴有美丽的头巾，加上立体的五官和精雕细琢的妆容，让观众不由得评价“每次都能感受到阵阵傲视感”。在最后的“巅峰之夜”对决中，茜拉披戴黑色头巾，身着黑色半透明礼服长裙，粉红色的唇膏，淡紫色的眼影，长而浓密的睫毛，加上动情的演出神态和肢体语言，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和冲击力。
2、娱乐节目现场灯光、音响、道具的使用渲染了奇观场景
《我是歌手》启用了顶级的音响设备，如英国DiGiCo品牌的调音台、森海skm5200麦克风。歌手黄贯中和周晓鸥演唱时使用了舒尔顶级的UHF-R/Beta58无线话筒。林志炫更是在舒尔专业工程师的推荐下选用KSM9话筒头搭配UHF-R无线系统，以便更好捕捉与呈现声音的动态。在灯光方面，节目组借用85台明道电脑摇头光束灯，打造出流光四溢的舞台，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力都提升了观众参与的热情度。奢侈的投入换来完美的奇观场景，美轮美奂的视听享受被高科技的设备渲染到极致。 3、节目编排和后期剪辑加强了奇观影像的呈现
不同于以往的选秀类节目，参与《我是歌手》对决赛的都是已经成名、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明星。比起关注草根追梦者在台上实现人生转折的瞬间，《我是歌手》更多地将镜头聚焦在舞台之外。节目每期长达两个小时，歌手站在台上唱歌的时间却不足三分之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在播出选手排练、赛前赛后采访以及专业乐评人的点评过程。这种新颖的编排方式将明星的后台生活和普通人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节目更加新奇、有看点。
《我是歌手》在一期节目中，台前幕后共使用了38台摄像机，决赛用了47台，每期节目录制的素材料长达400个小时。每位歌手的房间，从幕后到前台的走廊，几乎每个角落都布有机位，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丰富的影像材料使得后期剪辑的选择性更强，歌手以及观众的每个表情、细微的动作都被捕捉下来，通过后期剪辑中镜头的组接、频繁的特写和字幕的使用，加强了奇观影像的呈现。
四、推广明星：多方位缔造明星奇观
新媒体环境下，娱乐节目生产者不遗余力地通过多媒体平台进行话题宣传，全方位、多角度地构建出荧幕上和荧幕之外的明星奇观。
1、议程设置的涟漪效应
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证明了大众媒介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某些议题的存在，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或强调会引起公众的重视。媒体奇观的缔造者们深谙设置议程的重要性，通过多个平台来强化议题的传播。湖南卫视除了在本台播放《我是歌手》节目的宣传短片，还借助已有的优势节目进行宣传。2014年2月，《我是歌手2》激战正酣，吸引了全国观众的注意力。此时湖南卫视加紧发力，在收视长红的《快乐大本营》播出了《我是歌手2》专场。节目邀请了尚雯婕、曹格、邓紫棋，紧紧围绕着《我是歌手》展开话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此外，《我是歌手》节目在新浪微博上设置了官方微博，成为新媒介上议程设置的重要阵地。从播出前到播出后，《我是歌手》中的明星长期占据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的前列。多平台、高频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与节目明星相关的话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激发出连锁反应。
2、舆论领袖的扩散效果
自媒体时代，明星本人不需要通过报纸、电视等受时间、内容限制的媒体就能随时随地和广大观众进行直接交流。新浪微博为各界明星加上了醒目的“V”认证，这便是他们舆论领袖身份的标志。邓紫棋、周笔畅、张杰等人在微博上都拥有上千万的粉丝，他们在节目播出前转发《我是歌手》官方微博的内容，播出时积极发布现场照片，播出后仍继续参与节目互动，不仅推广了节目，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歌手的角色。除了参与节目的明星，一些名主持人、行业领袖、草根名博都会发布有关内容，将节目和节目中明星的相关信息传递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去。
3、多媒体平台的聚合作用
在新媒体语境下，电视节目若仍固守传统媒体的阵地，是无法收到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的，必须借助多个媒体平台，共同聚合形成奇观。《我是歌手》节目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的多媒体促销方案。节目与腾讯QQ空间进行了整体合作，其官方认证空间的关注量超过千万。QQ音乐也将《我是歌手》中的歌曲推至首页。新浪微博官方平台每天都发布几十条相关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观众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最新的歌手新闻，参与投票、爆料、报名、听歌等一系列互动活动。百度贴吧、视频网站上也呈现出火热的状态。湖南卫视的视频网站芒果TV、自制的移动应用“呼啦”，也成为台网跨界合作宣传的重要阵地。此外，《我是歌手》的决赛之夜在全国11个城市的万达影院直播放映，节目本身所具备的视听效果加上影院的大屏幕和音响设备，使巅峰对决战呈现出奇幻的大片效果。□
参考文献
①②居伊·德波 著，王昭凤 译：《景观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3
③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
④理查德·戴尔 著，严敏 译：《明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
责编：周蕾
【关键词】娱乐节目 明星奇观 《我是歌手》 视觉呈现
2014年4月，中国首档顶级歌手音乐对决节目《我是歌手》第二季完美收官。第二季节目延续了第一季的传统，用逆向思维将“秀”的主体从草根转移到明星身上，展开了主打怀旧牌和实力牌的明星对决真人秀，在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娱乐节目市场激活了观众的兴奋点。高科技的摄影设备、炫目的舞台灯光、震撼的音响效果、强大的幕后制作团队和追逐利益的商家共同打造出奢华梦幻的明星奇观。本文将结合媒体奇观理论，以《我是歌手》节目为例，具体分析电视娱乐节目中明星奇观的产制。
一、明星：媒体奇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是由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基础上提出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高速发展，商品日渐丰富，消费时代悄然到来。德波指出：“当消费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景观就产生了”，“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①在这个“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中，媒体明星成为“景观代理人”②，传递着自己的风格，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生活。
到了20世纪末，信息电子工业和网络社会全新媒介的发展，使媒体文化成为联结人类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轴心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凯尔纳提出“媒体奇观”的概念，即“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③这些媒体文化现象的主角便是明星。
在中国，随着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盛行乃至泛化，媒体成为景观的缔造者和推进者。电视娱乐节目自诞生以来，便充分发挥着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娱乐的职能，歌舞、选秀，甚至是相亲、跳水，都构成层出不穷的超级媒体奇观。明星的加盟更是满足了观众的收视期待，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下面笔者将从挑选明星、包装明星、推广明星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明星奇观的生产。
二、挑选明星：多重标准产制奇观
明星研究的开山鼻祖——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曾提出明星是“被建构的个体”（constructed personage）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⑤，是特定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庞大生产机制的产物。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和传媒市场化的进程，明星的生产除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属性，更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现代科技手段催生了新兴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也使明星的产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政府的政策规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媒体从业者的理念、受众的口味，甚至是明星本人的需求，多重权力关系的博弈始终贯穿着明星奇观生产的全过程。
据《我是歌手》栏目组工作人员称，节目挑选歌手的首要标准是“实力”，是为了“给真唱派、实力派一个更好的展示舞台。”栏目组将《我是歌手》定位为中国首档顶级歌手音乐对决节目，挑选的是乐坛的中流砥柱、资深唱将以及新生代的佼佼者。第一期的羽泉、林志炫、杨宗纬、尚雯婕以及第二期的韩磊、周笔畅、张宇、邓紫棋等来自大陆和港台地区，覆盖不同年龄段，深情曲风和摇滚曲风兼具。此外，节目的音乐总监是香港著名制作人梁翘柏，键盘手刘卓、贝斯手单立文、调音师何彪、和声胡维纳也都是圈内首屈一指的音乐人。超一流的歌手，顶级的团队，保证了殿堂级音乐秀的标准。
《我是歌手》节目吸引观众的除了呈现高品质的音乐饕餮之宴，其节目环节设置也别出心裁，充满悬念。淘汰一名歌手后，需要一名新的歌手进行补位，补位歌手的选择标准是避免与已有歌手曲风类型重复，保证多样化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偏好。栏目组在挑选明星时还要充分考虑其背景和私生活，以制造歌唱竞技之外的噱头。此外，政府规制在背后也影响着明星的挑选与生产。2013年10月，广电总局下发加强版“限娱令”，规定每季度总局通过评议择优选择一档歌唱类选拔节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其余不得安排在19：30至22：30之间播出。这便要求“唯一的”歌唱节目必须做精做强，做出最高的水平，挑选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明星。
三、包装明星：打造炫目的奇观效果
德波指出，景观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转变，追求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景观垄断性的普遍存在和炫示操控了人们的眼球。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其他媒介影像通过包装明星，打造出绚丽的奇观效果，影响着观众们的认知与行为。电视娱乐节目对明星奇观的包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星的服饰、妆容以及表情动作构成奇观效果的基础
在视觉中心主义社会里，明星们顾盼神飞的双眸和曼妙优雅的身姿是吸引注意力的第一要素。《我是歌手》第二季节目中，马来西亚国宝级女歌手茜拉具有异域风情的整体形象令人们眼前一亮。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茜拉出场总戴有美丽的头巾，加上立体的五官和精雕细琢的妆容，让观众不由得评价“每次都能感受到阵阵傲视感”。在最后的“巅峰之夜”对决中，茜拉披戴黑色头巾，身着黑色半透明礼服长裙，粉红色的唇膏，淡紫色的眼影，长而浓密的睫毛，加上动情的演出神态和肢体语言，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和冲击力。
2、娱乐节目现场灯光、音响、道具的使用渲染了奇观场景
《我是歌手》启用了顶级的音响设备，如英国DiGiCo品牌的调音台、森海skm5200麦克风。歌手黄贯中和周晓鸥演唱时使用了舒尔顶级的UHF-R/Beta58无线话筒。林志炫更是在舒尔专业工程师的推荐下选用KSM9话筒头搭配UHF-R无线系统，以便更好捕捉与呈现声音的动态。在灯光方面，节目组借用85台明道电脑摇头光束灯，打造出流光四溢的舞台，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力都提升了观众参与的热情度。奢侈的投入换来完美的奇观场景，美轮美奂的视听享受被高科技的设备渲染到极致。 3、节目编排和后期剪辑加强了奇观影像的呈现
不同于以往的选秀类节目，参与《我是歌手》对决赛的都是已经成名、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明星。比起关注草根追梦者在台上实现人生转折的瞬间，《我是歌手》更多地将镜头聚焦在舞台之外。节目每期长达两个小时，歌手站在台上唱歌的时间却不足三分之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在播出选手排练、赛前赛后采访以及专业乐评人的点评过程。这种新颖的编排方式将明星的后台生活和普通人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节目更加新奇、有看点。
《我是歌手》在一期节目中，台前幕后共使用了38台摄像机，决赛用了47台，每期节目录制的素材料长达400个小时。每位歌手的房间，从幕后到前台的走廊，几乎每个角落都布有机位，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丰富的影像材料使得后期剪辑的选择性更强，歌手以及观众的每个表情、细微的动作都被捕捉下来，通过后期剪辑中镜头的组接、频繁的特写和字幕的使用，加强了奇观影像的呈现。
四、推广明星：多方位缔造明星奇观
新媒体环境下，娱乐节目生产者不遗余力地通过多媒体平台进行话题宣传，全方位、多角度地构建出荧幕上和荧幕之外的明星奇观。
1、议程设置的涟漪效应
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证明了大众媒介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某些议题的存在，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或强调会引起公众的重视。媒体奇观的缔造者们深谙设置议程的重要性，通过多个平台来强化议题的传播。湖南卫视除了在本台播放《我是歌手》节目的宣传短片，还借助已有的优势节目进行宣传。2014年2月，《我是歌手2》激战正酣，吸引了全国观众的注意力。此时湖南卫视加紧发力，在收视长红的《快乐大本营》播出了《我是歌手2》专场。节目邀请了尚雯婕、曹格、邓紫棋，紧紧围绕着《我是歌手》展开话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此外，《我是歌手》节目在新浪微博上设置了官方微博，成为新媒介上议程设置的重要阵地。从播出前到播出后，《我是歌手》中的明星长期占据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的前列。多平台、高频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与节目明星相关的话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激发出连锁反应。
2、舆论领袖的扩散效果
自媒体时代，明星本人不需要通过报纸、电视等受时间、内容限制的媒体就能随时随地和广大观众进行直接交流。新浪微博为各界明星加上了醒目的“V”认证，这便是他们舆论领袖身份的标志。邓紫棋、周笔畅、张杰等人在微博上都拥有上千万的粉丝，他们在节目播出前转发《我是歌手》官方微博的内容，播出时积极发布现场照片，播出后仍继续参与节目互动，不仅推广了节目，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歌手的角色。除了参与节目的明星，一些名主持人、行业领袖、草根名博都会发布有关内容，将节目和节目中明星的相关信息传递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去。
3、多媒体平台的聚合作用
在新媒体语境下，电视节目若仍固守传统媒体的阵地，是无法收到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的，必须借助多个媒体平台，共同聚合形成奇观。《我是歌手》节目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的多媒体促销方案。节目与腾讯QQ空间进行了整体合作，其官方认证空间的关注量超过千万。QQ音乐也将《我是歌手》中的歌曲推至首页。新浪微博官方平台每天都发布几十条相关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观众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最新的歌手新闻，参与投票、爆料、报名、听歌等一系列互动活动。百度贴吧、视频网站上也呈现出火热的状态。湖南卫视的视频网站芒果TV、自制的移动应用“呼啦”，也成为台网跨界合作宣传的重要阵地。此外，《我是歌手》的决赛之夜在全国11个城市的万达影院直播放映，节目本身所具备的视听效果加上影院的大屏幕和音响设备，使巅峰对决战呈现出奇幻的大片效果。□
参考文献
①②居伊·德波 著，王昭凤 译：《景观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3
③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
④理查德·戴尔 著，严敏 译：《明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