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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时下在海外,诸如“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类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地频繁出现。乱丢垃圾,坐公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多拿多占自助餐,遇有纠纷恶语相向等不文明行为亦常常成为海外媒体的报道花絮。
为何国人的旅行文明素质会如此令人汗颜,乃至一时间令素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竟成了不文明的代名词?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从历史、传统、文化等宏观层面做了不少分析——“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个性化”,“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等等。
这些见解当然都十分精彩,而在笔者看来,部分国人不文明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所以形成,其中的根源或许不必一定都得到历史文化中深挖,当下我们眼前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事实上就能提供很多鲜活具体的答案。
记得日前回国途中经过荷兰阿姆斯特丹,亲眼看到,飞机刚刚进入地面,机舱里的大批中国游客就迫不及待地起身,其中不少人打开行李舱开始搬出随身行李,还有不少人颇为激动,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给家里人报平安。我不知道空中小姐中有没有懂汉语的,只看见她们个个面带惊诧,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是在马德里皇宫附近,一位中国女士与另一位老乡在炫耀自己的异乡生活,大意在絮叨出门在外的得意,她用极其地道的方言说着自己的经历且声音之大足以盖过四周,她高分贝的音量让周围几个排队的老外悄悄与她隔开了距离。当时,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变化,忍不住上前对这个女士善意地提示了一句,不料,惹她好一阵子朝我翻白眼。
这两件小事一直给我一种梗骨在喉的感觉。本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是会遭人侧目的。如果在国内,无论你嗓门多高,毕竟是自家的事情,应了中国人那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但有人却将这种高门大嗓儿带到了国外,可能是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太过分了,过分到外交部不得不发出劝告:中国公民在国外公共场合勿大声说话。
以“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陋习为例,遍览大陆各地城市,不难发现公共场合的嘈杂喧哗、噪音泛滥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基本的城市景观——喧闹奔腾的交通工具、彻夜不息的施工建筑工地、毫无顾忌高分贝叫卖广告的商业场所等等,不一而足。据一项对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的调查显示,50%的居民认为当地存在噪音污染,其中21%认为受到严重的噪音干扰——长期浸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要求国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乃至举止从容淡定,并且将这份优雅的生活习性带到国外,岂不有些苛刻?
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明确了驻外领事官员的职责,并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并且对中国人出国前、后要注意的问题给出了特别提醒。
应该说,这些善意的提醒是从未有过的,但第二天大陆各媒体纷纷将“不要大声说话”作为重点报道,叫国人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在此,不妨来看一下这些年出国的都是些什么人。
第一类,肯定是各级政府官员了。部里的,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不是前不久就有个什么省里的检察长用假邀请信出国公款旅游让一个小国家给逮住了吗?不是有些地方保证处级以上干部原则上一年出国一次的么?中国有多大?官员有多少?而这些人出国往往一大堆,随行人员多。他们平常都是一个单位的头头,作报告、训部属、电视讲话等等,声音小了起不到作用,效果也不好,久而久之,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改是改不了了。出国了,说话的声音仍很大。所以,“不要大声说话”不应该给这些人提醒。
第二类,也就是所谓的精英了。这些人有教授、专家、学者、演艺界明星和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内,他们是“崇洋派”,什么牛津哈佛、比尔·盖茨不离口,常常表现出一种“脱俗”来,外国的什么都好,好不容易出去了,他们马上就将自己变成了“真”的外国人,外国人的规矩他们懂,在公众场合,打死他们也是不会大声说话的,因为那样是“不文明”的举止,所以这类人似乎不用提醒。
第三类,应该是出国务工人员了。这些人都是穷人,卖苦力去了。出国前都被培训过,出国后集体管理,说是在外国,实际上和国内的农民工差不多。不是有很多陕西农民工在苏州打工一年也没去过苏州市区吗?所以这些人家里等钱用,又是集体管理,如果不是恐怖分子有意找麻烦,提醒这些人好象不应该,因为工作中不大声说话怎么行?
第四类,要算那些企业的老板了。这些人,不管是国企的民营的,钱都不是问题,一去一大堆,安全应该不是问题。如刘永好、丁磊、张朝阳等,企业都做到国外了,保镖也一大堆,能有啥安全问题。那些山西的煤老板,农民企业家,在国内连法都敢犯,还在乎大声说话?外交部的提醒他们不会理!
第五类,大概就是普通百姓了。这些人出国后整天小心翼翼,跟着旅游团跑,挨骗、挨训、挨整的都是这些人。当然了,出国了是高兴事。一个团里碰到一个老乡,或在机场碰到熟人,大声说个话又怎么了?怪只怪我们的老祖宗都是猴子变的,感情比较丰富。出一趟国,大声喧哗一下子又怎么了？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大声嚷嚷,难道我们就将人家赶走了不成?外交部的提醒,似乎是给这些人说的。
文明礼仪,本来是个人修养问题,现在却要由外交部专门发文提醒,实在令人汗颜。外交部的提醒,毫不留情地展示着我们国民素质的残缺,惭愧之余,更让人反思,来自礼仪之邦的“国人”为何给人以“不文明”、“粗鲁”的印象?
其实,在国人的心中,也有人认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排队加塞等不文明行为是一种陋习。可是,很多人觉得这是“小节”问题,不值得“上纲上线”。还有的认为,公共场所是“公共的”地盘,反正不是我的小家,脏点儿乱点儿,与我何干?没人指责,彼此彼此,没有舆论压力,形成了一种安全的、从众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说到底,国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公共观念的缺失”。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生活中历来对熟人采用一套规则,而对陌生人则采用另一套规则,“各自清扫门前雪,哪管别人瓦上霜”就是最好的证明。
许多到过发达国家的游客都有这样的感受:马路上,虽然熙熙攘攘,却很干净,没有纸屑,更无痰迹。街旁的公共设施,不仅完好无损,更是洁净如新。公厕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整洁、有序的现象背后,折射出强烈的公德意识。
当我们还存在着“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陋习时,必须痛下决心,自己拿起刀子切去我们身上的痼疾,在全社会持之以恒地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群众运动。我们的陋习,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陋习。著名作家柏杨曾说过贵族血脉的形成,是要一代又一代贵族去积淀，去丰富，去升华的，这样才能真正改造传统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不良“基因”。
在一个交往日渐密切的世界,遵守某种公认的文明规则,是得到他人尊重的前提,而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当下处境,是要加入一个既有的文明秩序,改变自己、适应环境,是我们无可选择的选择。说白了,外交部的家丑外扬并非是无原则的自我轻贱,而是在提倡一种国民言行融入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
真的,物质的富有并不代表精神的高贵。尽管你可以到全世界最豪华的地方去度假旅游,在世界购物天堂采购最时髦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布加迪威龙,住高级别野,吃美味佳肴,但要以文明使者或文明公民的精神气出现在世人面前却非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为何国人的旅行文明素质会如此令人汗颜,乃至一时间令素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竟成了不文明的代名词?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从历史、传统、文化等宏观层面做了不少分析——“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个性化”,“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等等。
这些见解当然都十分精彩,而在笔者看来,部分国人不文明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所以形成,其中的根源或许不必一定都得到历史文化中深挖,当下我们眼前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事实上就能提供很多鲜活具体的答案。
记得日前回国途中经过荷兰阿姆斯特丹,亲眼看到,飞机刚刚进入地面,机舱里的大批中国游客就迫不及待地起身,其中不少人打开行李舱开始搬出随身行李,还有不少人颇为激动,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给家里人报平安。我不知道空中小姐中有没有懂汉语的,只看见她们个个面带惊诧,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是在马德里皇宫附近,一位中国女士与另一位老乡在炫耀自己的异乡生活,大意在絮叨出门在外的得意,她用极其地道的方言说着自己的经历且声音之大足以盖过四周,她高分贝的音量让周围几个排队的老外悄悄与她隔开了距离。当时,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变化,忍不住上前对这个女士善意地提示了一句,不料,惹她好一阵子朝我翻白眼。
这两件小事一直给我一种梗骨在喉的感觉。本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是会遭人侧目的。如果在国内,无论你嗓门多高,毕竟是自家的事情,应了中国人那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但有人却将这种高门大嗓儿带到了国外,可能是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太过分了,过分到外交部不得不发出劝告:中国公民在国外公共场合勿大声说话。
以“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陋习为例,遍览大陆各地城市,不难发现公共场合的嘈杂喧哗、噪音泛滥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基本的城市景观——喧闹奔腾的交通工具、彻夜不息的施工建筑工地、毫无顾忌高分贝叫卖广告的商业场所等等,不一而足。据一项对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的调查显示,50%的居民认为当地存在噪音污染,其中21%认为受到严重的噪音干扰——长期浸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要求国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乃至举止从容淡定,并且将这份优雅的生活习性带到国外,岂不有些苛刻?
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明确了驻外领事官员的职责,并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并且对中国人出国前、后要注意的问题给出了特别提醒。
应该说,这些善意的提醒是从未有过的,但第二天大陆各媒体纷纷将“不要大声说话”作为重点报道,叫国人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在此,不妨来看一下这些年出国的都是些什么人。
第一类,肯定是各级政府官员了。部里的,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不是前不久就有个什么省里的检察长用假邀请信出国公款旅游让一个小国家给逮住了吗?不是有些地方保证处级以上干部原则上一年出国一次的么?中国有多大?官员有多少?而这些人出国往往一大堆,随行人员多。他们平常都是一个单位的头头,作报告、训部属、电视讲话等等,声音小了起不到作用,效果也不好,久而久之,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改是改不了了。出国了,说话的声音仍很大。所以,“不要大声说话”不应该给这些人提醒。
第二类,也就是所谓的精英了。这些人有教授、专家、学者、演艺界明星和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内,他们是“崇洋派”,什么牛津哈佛、比尔·盖茨不离口,常常表现出一种“脱俗”来,外国的什么都好,好不容易出去了,他们马上就将自己变成了“真”的外国人,外国人的规矩他们懂,在公众场合,打死他们也是不会大声说话的,因为那样是“不文明”的举止,所以这类人似乎不用提醒。
第三类,应该是出国务工人员了。这些人都是穷人,卖苦力去了。出国前都被培训过,出国后集体管理,说是在外国,实际上和国内的农民工差不多。不是有很多陕西农民工在苏州打工一年也没去过苏州市区吗?所以这些人家里等钱用,又是集体管理,如果不是恐怖分子有意找麻烦,提醒这些人好象不应该,因为工作中不大声说话怎么行?
第四类,要算那些企业的老板了。这些人,不管是国企的民营的,钱都不是问题,一去一大堆,安全应该不是问题。如刘永好、丁磊、张朝阳等,企业都做到国外了,保镖也一大堆,能有啥安全问题。那些山西的煤老板,农民企业家,在国内连法都敢犯,还在乎大声说话?外交部的提醒他们不会理!
第五类,大概就是普通百姓了。这些人出国后整天小心翼翼,跟着旅游团跑,挨骗、挨训、挨整的都是这些人。当然了,出国了是高兴事。一个团里碰到一个老乡,或在机场碰到熟人,大声说个话又怎么了?怪只怪我们的老祖宗都是猴子变的,感情比较丰富。出一趟国,大声喧哗一下子又怎么了？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大声嚷嚷,难道我们就将人家赶走了不成?外交部的提醒,似乎是给这些人说的。
文明礼仪,本来是个人修养问题,现在却要由外交部专门发文提醒,实在令人汗颜。外交部的提醒,毫不留情地展示着我们国民素质的残缺,惭愧之余,更让人反思,来自礼仪之邦的“国人”为何给人以“不文明”、“粗鲁”的印象?
其实,在国人的心中,也有人认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排队加塞等不文明行为是一种陋习。可是,很多人觉得这是“小节”问题,不值得“上纲上线”。还有的认为,公共场所是“公共的”地盘,反正不是我的小家,脏点儿乱点儿,与我何干?没人指责,彼此彼此,没有舆论压力,形成了一种安全的、从众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说到底,国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公共观念的缺失”。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生活中历来对熟人采用一套规则,而对陌生人则采用另一套规则,“各自清扫门前雪,哪管别人瓦上霜”就是最好的证明。
许多到过发达国家的游客都有这样的感受:马路上,虽然熙熙攘攘,却很干净,没有纸屑,更无痰迹。街旁的公共设施,不仅完好无损,更是洁净如新。公厕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整洁、有序的现象背后,折射出强烈的公德意识。
当我们还存在着“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陋习时,必须痛下决心,自己拿起刀子切去我们身上的痼疾,在全社会持之以恒地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群众运动。我们的陋习,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陋习。著名作家柏杨曾说过贵族血脉的形成,是要一代又一代贵族去积淀，去丰富，去升华的，这样才能真正改造传统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不良“基因”。
在一个交往日渐密切的世界,遵守某种公认的文明规则,是得到他人尊重的前提,而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当下处境,是要加入一个既有的文明秩序,改变自己、适应环境,是我们无可选择的选择。说白了,外交部的家丑外扬并非是无原则的自我轻贱,而是在提倡一种国民言行融入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
真的,物质的富有并不代表精神的高贵。尽管你可以到全世界最豪华的地方去度假旅游,在世界购物天堂采购最时髦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布加迪威龙,住高级别野,吃美味佳肴,但要以文明使者或文明公民的精神气出现在世人面前却非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