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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用一个词概括法国导演侯麦(Eric Rohmer)拍了一辈子的电影主题,最恰当的,莫过于罗兰•巴特的书名:恋人絮语。自始至终,他将镜头对准了那些从不超过四十岁的男男女女们,展示他们的邂逅、吸引和克制,并用更多的对白来表露他们心中反反复复的思索和挣扎。
习惯了以身体激情展现爱情的美国人,常在对其评论中惊讶地表示:侯麦电影里的人物永远只在头脑里谈恋爱。诚然,这些主人公们宁可坐在一起探讨康德的先验主义,或者帕斯卡的信神赌注,也不会在肢体欲望上有什么表示。对此侯麦曾阐释:“我不是要探讨人们做什么,而是探讨他们做事情时脑子里想什么。与其说是行动的电影,毋宁说是思想的电影。”
他常常用几个故事组成一个系列,戏言一个主题如果观众不能很好理解,那就拍六次给他们看。“六个道德故事”系列,都在描写已婚或正在追求女友的男人,遇到另一个颇打动人心的女人,如何向往又自我克制,最终回到原来轨道。“喜剧和谚语”系列也是六个故事,从男人视角切换到女人,详述其中期待与失落的波折。“人间四季”则以四个季节为自然背景,讲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爱情。
影片常常是明媚的沙滩、怡人的树林、幽静的别墅,男女们相遇、对谈,没有剧烈的矛盾,没有曲折的情节,一如我们所熟知的城市生活,平淡而小有滋味。就如一部剖析侯麦电影的专著题目:《也许并没有故事》。
这样的古典主义审美情趣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他的罗马天主教家庭背景,他探讨的主题是在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尚未成形的时代,人们如何恪守宗教教导的一夫一妻、忠贞、守信,又如何应对来自人性的、欲望的诱惑。他的主角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靠着道德力量“重回正途”。
他的电影从来没有死人或杀人场景,这种平和很难让人将其归入法国电影新浪潮名下——想想戈达尔、特吕弗,他们的类型电影多么有冲劲、反传统和无所顾忌。然而他恰是新浪潮的主力一员,比他小十几岁的特吕弗等人尊其为老大哥,更有评论者冠之以“新浪潮之父”。
所谓新浪潮一代,本是一群在当时电影资料馆看类型片长大的年轻人搞出的名堂,他们不满意那些靠改变文学名著为生的老导演们慢吞吞的呆板调子,并在杂志《电影手册》上大肆点名批评。侯麦便是《电影手册》上最知名的五大影评人之一,另外四人是戈达尔、特吕弗、里维特、夏布洛尔。
1957年开始,侯麦担任了《电影手册》主编,与其他几位一起致力于“作者论”的建立——创作者应该拿起“摄影机的笔”,拍自己的故事,就像信仰和日记一样,用第一人称来表达。与此同时,他在这批人中最早开始短片实验,1950年便拍摄《无赖日记》,第一部长片《狮子座》在1959年拍完,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乏善可陈。
他的小辈们慢慢走上前台,特吕弗拿出《四百下》,戈达尔拍了《筋疲力尽》,都一鸣惊人。1958年到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新作,《电影手册》五虎将就拍了32部。有媒体记者将这一系列现象命名为“新浪潮”,并迅速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引发了德国、日本乃至香港及台湾地区的新浪潮运动。
小说、教师出身的侯麦始终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六十年代初,他开始拍摄“六个道德故事”,直到1967年其中一部《女收藏家》获得盛名,斩获当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69年,侯麦早期的重要作品《慕德家的一夜》完成,获得197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和1971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提名。
八十年代,侯麦推出“喜剧与谚语”系列,每一部作品围绕法国的一条谚语或格言展开,如《圆月映花都》选取“有两栋房子的人失去了他的头脑,有两个女人的男人失去了他的灵魂。”,《飞行员的妻子》里则是“人不可能什么都不想”。这个系列大受好评,其中《沙滩上的宝莲》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绿光》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九十年代,侯麦以70高龄仍然完成了他最好的一批作品:“人间四季”。此系列中,他将主人公的欢喜忧愁置于季节的漫长延展中,一切幸福与不幸在时间面前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于是人生可以不必执着于一时的苦乐。
主人公还是年轻的男女们,话题还是人生的情感纠葛和道德探讨,他当之无愧是新浪潮一代中创作力最持久、电影观念最坚定的导演,到晚年也不改其风格。除却少数几部片子依赖即兴对话,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自己撰写剧本的。在价值观变动如此剧烈的时代,侯麦却始终能契合年轻人的心境,似乎是罕见的年龄越大人生观越年轻的导演。
电影之外的侯麦并不为人所知,如同侯麦也仅仅是他的笔名而已。他有意要将私人生活和专业生活分离,甚至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他是电影导演,一直以为他在经营某种并不怎么盈利的生意。
在有限的个人报道里,人们得知他出生于1920年,原名让-马里•莫里斯•舍热(Jean-Marie Maurice Scherer),笔名取自他喜爱的导演埃里克•斯特劳亨(Eric von Stroheim)和小说家萨克斯•侯麦(Sax RohMEr)——后者是傅满洲系列的作者。
至于他的出生日期具体是3月21日4月4日,出生地是法国东部还是西部,至今仍有争论,因为他自己也曾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不同答案。他一般拒绝接受采访,认为他要表达的已经通过电影展示出来,在某次去纽约参加电影首映时,还特别贴小胡子伪装,以免被媒体认出。在2001年一家刊物的报道中,记者甚至将其描述为“消费时代的‘禁欲’主义者”,因他不用手机,没有汽车,办公室也拒绝任何装饰性物品。
可以想见,他的片子也并不卖钱,这些年能一直存活下的原因有“政府的补贴,更主要仰赖于大众的支持。当然这支持并不很大,但是好在我的片子也不需要太大成本。”他的作品完全是极简主义:采用自然光,非专业演员,普通的推拉摇移镜头,极度限制音乐的使用,因为没有多余的胶片,所有镜头只拍一条。被称之为侯麦最伟大的作品的《绿光》——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大电影节大奖——甚至全组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工作人员,连剧本都没有……
或许,这正是侯麦与新浪潮精神最一脉贯通之处:独立、自由。他一生拍摄低成本艺术电影,不依靠庞大的电影工业系统,不向商业社会和票房数据妥协(特吕弗和夏布洛尔后来都改拍比较商业性的影片),不受政治压力束缚,永远塑造着自己心仪的精神家园。
这一点恰可成为中国电影的借鉴之处,诸多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王小帅都声称自己颇受侯麦影响,大概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有艺术电影生存空间的愿望。
2010年1月11日,侯麦于巴黎一家医院辞世,病因不详,享年89岁。他一生拍摄了长短片五十多部,最后一部作品《男神和女神的罗曼史》于2007年推出,描绘公元5世纪的牧羊人情侣生活。影片以优雅的风格在幽静的原野风光中重建注重承诺、责任的爱情观,给老导演的创作生涯画上了相称的句号。然而有大量的观众抱怨看不懂,因为对白太多、人物太矫情、情节进展太慢……速食时代里古典爱情观已死,因之始终坚持如此不合时宜的艺术观的大师更让人心生敬意。
习惯了以身体激情展现爱情的美国人,常在对其评论中惊讶地表示:侯麦电影里的人物永远只在头脑里谈恋爱。诚然,这些主人公们宁可坐在一起探讨康德的先验主义,或者帕斯卡的信神赌注,也不会在肢体欲望上有什么表示。对此侯麦曾阐释:“我不是要探讨人们做什么,而是探讨他们做事情时脑子里想什么。与其说是行动的电影,毋宁说是思想的电影。”
他常常用几个故事组成一个系列,戏言一个主题如果观众不能很好理解,那就拍六次给他们看。“六个道德故事”系列,都在描写已婚或正在追求女友的男人,遇到另一个颇打动人心的女人,如何向往又自我克制,最终回到原来轨道。“喜剧和谚语”系列也是六个故事,从男人视角切换到女人,详述其中期待与失落的波折。“人间四季”则以四个季节为自然背景,讲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爱情。
影片常常是明媚的沙滩、怡人的树林、幽静的别墅,男女们相遇、对谈,没有剧烈的矛盾,没有曲折的情节,一如我们所熟知的城市生活,平淡而小有滋味。就如一部剖析侯麦电影的专著题目:《也许并没有故事》。
这样的古典主义审美情趣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他的罗马天主教家庭背景,他探讨的主题是在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尚未成形的时代,人们如何恪守宗教教导的一夫一妻、忠贞、守信,又如何应对来自人性的、欲望的诱惑。他的主角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靠着道德力量“重回正途”。
他的电影从来没有死人或杀人场景,这种平和很难让人将其归入法国电影新浪潮名下——想想戈达尔、特吕弗,他们的类型电影多么有冲劲、反传统和无所顾忌。然而他恰是新浪潮的主力一员,比他小十几岁的特吕弗等人尊其为老大哥,更有评论者冠之以“新浪潮之父”。
所谓新浪潮一代,本是一群在当时电影资料馆看类型片长大的年轻人搞出的名堂,他们不满意那些靠改变文学名著为生的老导演们慢吞吞的呆板调子,并在杂志《电影手册》上大肆点名批评。侯麦便是《电影手册》上最知名的五大影评人之一,另外四人是戈达尔、特吕弗、里维特、夏布洛尔。
1957年开始,侯麦担任了《电影手册》主编,与其他几位一起致力于“作者论”的建立——创作者应该拿起“摄影机的笔”,拍自己的故事,就像信仰和日记一样,用第一人称来表达。与此同时,他在这批人中最早开始短片实验,1950年便拍摄《无赖日记》,第一部长片《狮子座》在1959年拍完,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乏善可陈。
他的小辈们慢慢走上前台,特吕弗拿出《四百下》,戈达尔拍了《筋疲力尽》,都一鸣惊人。1958年到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新作,《电影手册》五虎将就拍了32部。有媒体记者将这一系列现象命名为“新浪潮”,并迅速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引发了德国、日本乃至香港及台湾地区的新浪潮运动。
小说、教师出身的侯麦始终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六十年代初,他开始拍摄“六个道德故事”,直到1967年其中一部《女收藏家》获得盛名,斩获当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69年,侯麦早期的重要作品《慕德家的一夜》完成,获得197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和1971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提名。
八十年代,侯麦推出“喜剧与谚语”系列,每一部作品围绕法国的一条谚语或格言展开,如《圆月映花都》选取“有两栋房子的人失去了他的头脑,有两个女人的男人失去了他的灵魂。”,《飞行员的妻子》里则是“人不可能什么都不想”。这个系列大受好评,其中《沙滩上的宝莲》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绿光》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九十年代,侯麦以70高龄仍然完成了他最好的一批作品:“人间四季”。此系列中,他将主人公的欢喜忧愁置于季节的漫长延展中,一切幸福与不幸在时间面前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于是人生可以不必执着于一时的苦乐。
主人公还是年轻的男女们,话题还是人生的情感纠葛和道德探讨,他当之无愧是新浪潮一代中创作力最持久、电影观念最坚定的导演,到晚年也不改其风格。除却少数几部片子依赖即兴对话,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自己撰写剧本的。在价值观变动如此剧烈的时代,侯麦却始终能契合年轻人的心境,似乎是罕见的年龄越大人生观越年轻的导演。
电影之外的侯麦并不为人所知,如同侯麦也仅仅是他的笔名而已。他有意要将私人生活和专业生活分离,甚至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他是电影导演,一直以为他在经营某种并不怎么盈利的生意。
在有限的个人报道里,人们得知他出生于1920年,原名让-马里•莫里斯•舍热(Jean-Marie Maurice Scherer),笔名取自他喜爱的导演埃里克•斯特劳亨(Eric von Stroheim)和小说家萨克斯•侯麦(Sax RohMEr)——后者是傅满洲系列的作者。
至于他的出生日期具体是3月21日4月4日,出生地是法国东部还是西部,至今仍有争论,因为他自己也曾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不同答案。他一般拒绝接受采访,认为他要表达的已经通过电影展示出来,在某次去纽约参加电影首映时,还特别贴小胡子伪装,以免被媒体认出。在2001年一家刊物的报道中,记者甚至将其描述为“消费时代的‘禁欲’主义者”,因他不用手机,没有汽车,办公室也拒绝任何装饰性物品。
可以想见,他的片子也并不卖钱,这些年能一直存活下的原因有“政府的补贴,更主要仰赖于大众的支持。当然这支持并不很大,但是好在我的片子也不需要太大成本。”他的作品完全是极简主义:采用自然光,非专业演员,普通的推拉摇移镜头,极度限制音乐的使用,因为没有多余的胶片,所有镜头只拍一条。被称之为侯麦最伟大的作品的《绿光》——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大电影节大奖——甚至全组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工作人员,连剧本都没有……
或许,这正是侯麦与新浪潮精神最一脉贯通之处:独立、自由。他一生拍摄低成本艺术电影,不依靠庞大的电影工业系统,不向商业社会和票房数据妥协(特吕弗和夏布洛尔后来都改拍比较商业性的影片),不受政治压力束缚,永远塑造着自己心仪的精神家园。
这一点恰可成为中国电影的借鉴之处,诸多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王小帅都声称自己颇受侯麦影响,大概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有艺术电影生存空间的愿望。
2010年1月11日,侯麦于巴黎一家医院辞世,病因不详,享年89岁。他一生拍摄了长短片五十多部,最后一部作品《男神和女神的罗曼史》于2007年推出,描绘公元5世纪的牧羊人情侣生活。影片以优雅的风格在幽静的原野风光中重建注重承诺、责任的爱情观,给老导演的创作生涯画上了相称的句号。然而有大量的观众抱怨看不懂,因为对白太多、人物太矫情、情节进展太慢……速食时代里古典爱情观已死,因之始终坚持如此不合时宜的艺术观的大师更让人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