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寅恪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不少诗作，都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却又贪婪专制的鄙夷情绪，有的甚至是大声谴责。与此同时，陈寅恪则对辗转呻吟于战乱流徙中的人民生存状态深表忧虑和同情。如1938年6月，陈寅恪在云南蒙自闻黄河花园口决堤，“死民若干万人”，即悲从中来，写下五律《蒙自南湖》，尾联云：“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里。”其以《史记·封禅书》“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之典，反讽黄河决口、货币贬值，指出最终受害者是无辜的百姓。“日暮人间”，用庾信《哀江南赋》“日暮途穷，人间何世”意，一语双关：国民党政权已走上穷途末路；而其治下的百姓则生计维艰，不知何日能出头！
1940年元月，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有七律《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其颈联、尾联吟道：“淮南米價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逢。”这是对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状况的写实。诗人感伤国事，暗自落泪，唯以赋诗寄怀，以明心迹。这年4月，陈寅恪在昆明增订旧作《读秦妇吟》（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改名《秦妇吟校笺》，由夫人唐筼题写书名，制成若干线装本分赠友人及学生。《秦妇吟》系唐末韦庄所作七言长篇史诗，用陈寅恪的话来讲，其中心内容是描写唐末战乱中“人民避难之惨状”；矛头所向，则是“残民肥己不急国难”的统治者。陈寅恪此时重订《读秦妇吟》，其意不言自明。俞平伯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回忆道：“昔于戊辰（一九二八）春，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寅恪属（嘱）我写一横幅张诸壁间，以备讽咏，又作一文载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后于庚辰（一九四○年）四月在昆明印为单行本，改名《秦妇吟校笺》。其中论点多与畴昔倾谈有关者。”
1942年夏，陈寅恪在多方营救下，逃离已沦陷的香港，历尽千辛万苦，终至当时的广西省省会桂林市，旋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执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导演了一出向蒋介石献九鼎（据说是受蒋的授意）的闹剧，请人给鼎做铭文。据程千帆回忆，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教育部找到顾颉刚，“他大 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到底促成献鼎之事。消息传到桂林，陈寅恪讶异之余，对顾颉刚颇有不满，以为趋炎附势，有失文人风骨，故在题为《癸未春日感赋》诗中嘲讽道：“九鼎铭辞争颂德……”陈寅恪之所以有责难，还在于“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为了曲逢蒋介石，不惜推翻自己先前的学术观点。后来程千帆读《顾颉刚年谱》，亦认为顾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此事稍后又出现富于戏剧性的反转：原来那九鼎铭文是每鼎一句，最后四句顾氏写作：“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兹九鼎，保于万古。”这四句是竖排，每句头一字连读即成：“我载（在）献（现）保（宝）。”“现宝”是川人挖苦人的话，意味装疯卖傻或出丑、出洋相（今网络语“卖萌”与之语近），如“活现宝”“现活宝”“现世宝”之谓。有朱家骅的政敌知晓四川方言，便向蒋介石说：朱家骅在骂你。蒋介石将那四句连读，果如此，气得一脚把鼎（体积不大）踢翻了。此事弄得朱家骅极狼狈，也令铭文撰拟者顾颉刚以及九鼎设计并监制者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成为学界笑柄。陈寅恪嘲讽顾颉刚的事，后者也知道。他在1943年5月13日日记中写道：“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1]顾颉刚、马衡都是一代学术大家，同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兼职。他俩参与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当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只是倘换做是陈寅恪，那断不会做这事。陈寅恪一贯深恶曲学阿世之人，看重独立人格，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吴宓日记说，他和陈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能舍弃学校，另谋生活”[2]。
1943年底，陈寅恪携全家自桂林辗转半载，终至成都，任教于南迁的燕京大学。翌年正月人日，陈寅恪拜谒杜甫草堂，遂有七律《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一首，其颔联、颈联云：“一树枯楠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此用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及韦庄诗“人心不以经历乱，时运还应却太平”意，表达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及国统区当轴诸公无视民生的怨怼。正是在这种心境里，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万船齐发，横渡长江南下之时，陈寅恪在广州赋七律《己丑夏日》以抒怀：
绿阴长夏亦何为，消得收枰败局棋。
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
群儿只博今朝醉，故老空余后死悲。
玉石崑冈同一烬，劫灰遗恨话当时。
寻绎此诗，个中况味是复杂的：既是对人民苦难已见尽头，可以重见光明的额庆，又是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暴殄天物、自取灭亡的痛惜；既是对历史得以大浪淘沙、改天换日的欢呼，又是对孙中山开创的民国伟业凄怆落幕、无尽悲凉的挽歌。是诗说明，陈寅恪对即将到来的人民政权是心怀忐忑的（有着试试看的意味）；但归根结底，却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于1949年拒绝去台湾，而毅然留在大陆，[3]就是大体看好共产党的治世、执政能力，而对国民党，则是早已看衰了。陈寅恪是历史学大家，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不是不懂，对天命难违与人心向背的力量，不是不识。1935年春，清华大学先后有一二十名学生遭当局逮捕（后得以陆续释放）。陈寅恪后来在谈及此次事件时说：
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4]
这段话，是陈寅恪在上世纪40年代末对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讲的。或许当时陈寅恪也知道他的这两位学生是共产党（至少是共产党的外围吧），故有此言，以示亲近或友好。石泉、李涵回忆说，1948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石泉、李涵都在拟逮捕名单之列。石泉在师友掩护下得以脱身，李涵则遭拘押。陈寅恪闻讯后，“立即表示他愿出面保释”。虽然不久李涵由燕京校方出面保释出来，但却显出陈寅恪对爱徒的一腔仗义；即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陈寅恪的另一位学生王应常亦回忆道，1948年12月1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一时大炮轰鸣，国民党军队一部败逃至清华校园附近。陈寅恪当时正在新林院家中给学生讲“唐史”，立即停讲，与学生一起去校门观看。陈寅恪那时虽已失明，却表现得“很兴奋，激动”。 石泉、李涵的回忆还提到，陈寅恪有一次同他们谈起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十分坦然：
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5]
这条资料很重要：首先，表明了陈寅恪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态度。其次，说明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这个了解，可以上溯至他于1911年在瑞士通读《资本论》和1923年在德国与周恩来的相识。第三，陈寅恪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提出批评，于此可见淵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因为这“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确实行了“一边倒”政策。不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此颇有微词。这之中，就包括陈寅恪、钱锺书、吴宓、龙榆生、胡先骕。1951年，陈寅恪有《改旧句寄北》诗，中有“老父东城剩独忧”句；1953年作《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艾诩人形终傀儡”句；1953年作《咏黄藤手杖》诗，中有“幸免一边倒”句……皆对全面的“一边倒”政策暗含讥讽，有的甚至可谓辛辣讽刺。
历史地看，当年中共的“一边倒”政策实属无奈之举，也是智慧之举，是由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诚如毛泽东于1950年4月11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获中苏两方政府批准生效之际所指出的：“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6]
那么，陈寅恪等为什么激烈反对“一边倒”政策呢？吴宓于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揭示了原因。这年，陈寅恪对来访的吴宓说：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7]陈寅恪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担心中国就此会丧失独立、丧失自主性，也可以说有远见之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控制我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意图渐露端倪，中苏友谊出现裂痕。其中原因，毛泽东归纳为四个方面：“父子关系”“不愿学生超过先生”“留一手”和“搞颠覆活动”。[8] 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邓小平尔后在回顾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的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时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9]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是陈寅恪写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句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魂魄所依。陈寅恪用赤诚的情怀、坦荡的胸襟，运用诗歌这个他十分喜爱的工具，向中国共产党进言、向人民政府进言，尽管有时言辞不当，有的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仍被党和政府包容。因为他是党的朋友、诤友，是一位面似冷峻而心地善良、热情如火的爱国者。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陈寅恪最尊崇白居易，最欣赏白诗。他的诗歌有很大部分也是“讽谕诗”，像白诗一样试图“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这是陈诗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在艺术上，陈诗则兼具白诗的质朴和杜诗的精练，既灵动自如，转换圆润，又顿挫有致，穷极音韵。作为大师级的学者，陈寅恪的诗名常被文名所掩。现代另一位大学者钱锺书晚年就特别喜欢陈寅恪的诗。2003年10月，陈寅恪的学生汪荣祖进京拜访杨绛先生，提及陈寅恪。杨先生讲，钱锺书在逝世前几年曾不无遗憾地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10]
注释：
[1]余英时：《顾颉刚与国民党》引《顾颉刚日记》，转引自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2]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卷（1927年6月29日），转引自郭长城、赵刚等：《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3]陈寅恪于“文化大革命”中口述有《第七次交代底稿》云：“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4][5]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8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批准中苏条约及协定》，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第1版。
[7]转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8]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页。
[9]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10]参见钱之俊：《钱锺书手札中的“酷评”——读〈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札记》，载《光明日报》2015年7月1日，第9版。
1940年元月，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有七律《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其颈联、尾联吟道：“淮南米價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逢。”这是对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状况的写实。诗人感伤国事，暗自落泪，唯以赋诗寄怀，以明心迹。这年4月，陈寅恪在昆明增订旧作《读秦妇吟》（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改名《秦妇吟校笺》，由夫人唐筼题写书名，制成若干线装本分赠友人及学生。《秦妇吟》系唐末韦庄所作七言长篇史诗，用陈寅恪的话来讲，其中心内容是描写唐末战乱中“人民避难之惨状”；矛头所向，则是“残民肥己不急国难”的统治者。陈寅恪此时重订《读秦妇吟》，其意不言自明。俞平伯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回忆道：“昔于戊辰（一九二八）春，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寅恪属（嘱）我写一横幅张诸壁间，以备讽咏，又作一文载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后于庚辰（一九四○年）四月在昆明印为单行本，改名《秦妇吟校笺》。其中论点多与畴昔倾谈有关者。”
1942年夏，陈寅恪在多方营救下，逃离已沦陷的香港，历尽千辛万苦，终至当时的广西省省会桂林市，旋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执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导演了一出向蒋介石献九鼎（据说是受蒋的授意）的闹剧，请人给鼎做铭文。据程千帆回忆，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教育部找到顾颉刚，“他大 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到底促成献鼎之事。消息传到桂林，陈寅恪讶异之余，对顾颉刚颇有不满，以为趋炎附势，有失文人风骨，故在题为《癸未春日感赋》诗中嘲讽道：“九鼎铭辞争颂德……”陈寅恪之所以有责难，还在于“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为了曲逢蒋介石，不惜推翻自己先前的学术观点。后来程千帆读《顾颉刚年谱》，亦认为顾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此事稍后又出现富于戏剧性的反转：原来那九鼎铭文是每鼎一句，最后四句顾氏写作：“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兹九鼎，保于万古。”这四句是竖排，每句头一字连读即成：“我载（在）献（现）保（宝）。”“现宝”是川人挖苦人的话，意味装疯卖傻或出丑、出洋相（今网络语“卖萌”与之语近），如“活现宝”“现活宝”“现世宝”之谓。有朱家骅的政敌知晓四川方言，便向蒋介石说：朱家骅在骂你。蒋介石将那四句连读，果如此，气得一脚把鼎（体积不大）踢翻了。此事弄得朱家骅极狼狈，也令铭文撰拟者顾颉刚以及九鼎设计并监制者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成为学界笑柄。陈寅恪嘲讽顾颉刚的事，后者也知道。他在1943年5月13日日记中写道：“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1]顾颉刚、马衡都是一代学术大家，同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兼职。他俩参与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当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只是倘换做是陈寅恪，那断不会做这事。陈寅恪一贯深恶曲学阿世之人，看重独立人格，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吴宓日记说，他和陈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能舍弃学校，另谋生活”[2]。
1943年底，陈寅恪携全家自桂林辗转半载，终至成都，任教于南迁的燕京大学。翌年正月人日，陈寅恪拜谒杜甫草堂，遂有七律《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一首，其颔联、颈联云：“一树枯楠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此用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及韦庄诗“人心不以经历乱，时运还应却太平”意，表达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及国统区当轴诸公无视民生的怨怼。正是在这种心境里，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万船齐发，横渡长江南下之时，陈寅恪在广州赋七律《己丑夏日》以抒怀：
绿阴长夏亦何为，消得收枰败局棋。
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
群儿只博今朝醉，故老空余后死悲。
玉石崑冈同一烬，劫灰遗恨话当时。
寻绎此诗，个中况味是复杂的：既是对人民苦难已见尽头，可以重见光明的额庆，又是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暴殄天物、自取灭亡的痛惜；既是对历史得以大浪淘沙、改天换日的欢呼，又是对孙中山开创的民国伟业凄怆落幕、无尽悲凉的挽歌。是诗说明，陈寅恪对即将到来的人民政权是心怀忐忑的（有着试试看的意味）；但归根结底，却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于1949年拒绝去台湾，而毅然留在大陆，[3]就是大体看好共产党的治世、执政能力，而对国民党，则是早已看衰了。陈寅恪是历史学大家，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不是不懂，对天命难违与人心向背的力量，不是不识。1935年春，清华大学先后有一二十名学生遭当局逮捕（后得以陆续释放）。陈寅恪后来在谈及此次事件时说：
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4]
这段话，是陈寅恪在上世纪40年代末对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讲的。或许当时陈寅恪也知道他的这两位学生是共产党（至少是共产党的外围吧），故有此言，以示亲近或友好。石泉、李涵回忆说，1948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石泉、李涵都在拟逮捕名单之列。石泉在师友掩护下得以脱身，李涵则遭拘押。陈寅恪闻讯后，“立即表示他愿出面保释”。虽然不久李涵由燕京校方出面保释出来，但却显出陈寅恪对爱徒的一腔仗义；即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陈寅恪的另一位学生王应常亦回忆道，1948年12月1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一时大炮轰鸣，国民党军队一部败逃至清华校园附近。陈寅恪当时正在新林院家中给学生讲“唐史”，立即停讲，与学生一起去校门观看。陈寅恪那时虽已失明，却表现得“很兴奋，激动”。 石泉、李涵的回忆还提到，陈寅恪有一次同他们谈起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十分坦然：
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5]
这条资料很重要：首先，表明了陈寅恪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态度。其次，说明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这个了解，可以上溯至他于1911年在瑞士通读《资本论》和1923年在德国与周恩来的相识。第三，陈寅恪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提出批评，于此可见淵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因为这“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确实行了“一边倒”政策。不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此颇有微词。这之中，就包括陈寅恪、钱锺书、吴宓、龙榆生、胡先骕。1951年，陈寅恪有《改旧句寄北》诗，中有“老父东城剩独忧”句；1953年作《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艾诩人形终傀儡”句；1953年作《咏黄藤手杖》诗，中有“幸免一边倒”句……皆对全面的“一边倒”政策暗含讥讽，有的甚至可谓辛辣讽刺。
历史地看，当年中共的“一边倒”政策实属无奈之举，也是智慧之举，是由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诚如毛泽东于1950年4月11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获中苏两方政府批准生效之际所指出的：“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6]
那么，陈寅恪等为什么激烈反对“一边倒”政策呢？吴宓于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揭示了原因。这年，陈寅恪对来访的吴宓说：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7]陈寅恪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担心中国就此会丧失独立、丧失自主性，也可以说有远见之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控制我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意图渐露端倪，中苏友谊出现裂痕。其中原因，毛泽东归纳为四个方面：“父子关系”“不愿学生超过先生”“留一手”和“搞颠覆活动”。[8] 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邓小平尔后在回顾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的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时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9]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是陈寅恪写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句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魂魄所依。陈寅恪用赤诚的情怀、坦荡的胸襟，运用诗歌这个他十分喜爱的工具，向中国共产党进言、向人民政府进言，尽管有时言辞不当，有的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仍被党和政府包容。因为他是党的朋友、诤友，是一位面似冷峻而心地善良、热情如火的爱国者。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陈寅恪最尊崇白居易，最欣赏白诗。他的诗歌有很大部分也是“讽谕诗”，像白诗一样试图“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这是陈诗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在艺术上，陈诗则兼具白诗的质朴和杜诗的精练，既灵动自如，转换圆润，又顿挫有致，穷极音韵。作为大师级的学者，陈寅恪的诗名常被文名所掩。现代另一位大学者钱锺书晚年就特别喜欢陈寅恪的诗。2003年10月，陈寅恪的学生汪荣祖进京拜访杨绛先生，提及陈寅恪。杨先生讲，钱锺书在逝世前几年曾不无遗憾地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10]
注释：
[1]余英时：《顾颉刚与国民党》引《顾颉刚日记》，转引自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2]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卷（1927年6月29日），转引自郭长城、赵刚等：《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3]陈寅恪于“文化大革命”中口述有《第七次交代底稿》云：“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4][5]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8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批准中苏条约及协定》，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第1版。
[7]转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8]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页。
[9]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10]参见钱之俊：《钱锺书手札中的“酷评”——读〈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札记》，载《光明日报》2015年7月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