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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以下简称《耳语者》）一书中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反应的描写，确实令人动容。
1953年3月5日，一代统治者斯大林死了。依据《耳语者》一书的描述，一部分受到斯大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反应是非常戏剧性的，它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斯大林对他们的灵魂的控制达到了什么程度。
最典型的是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是名噪一时的著名苏联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2年加入苏共，同时参加卫国战争，并大量描写了这场战争。后任《文学报》主编、《新世界》杂志编委、《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一方面，西蒙诺夫深深地崇拜、敬畏斯大林，参与了战后迫害犹太人和整肃知识分子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活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对斯大林的很多做法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可以说，西蒙诺夫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与自己的知识分子良知之间痛苦挣扎。
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走出斯大林迷信的人，这样谈到自己在听到斯大林死讯后的感受：“我的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部分开始了。”这里，“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是一个关键词：极权主义领袖、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已经成为西蒙诺夫身体和灵魂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就像一个带癌生存的人），这决定了他对于斯大林的感情，绝不是简单的热爱或者痛恨能够概括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也决定了他对斯大林及其极权主义的反思不可能像一个西方（比如美国）的思想家那么轻松、彻底和简单：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听到斯大林死的噩耗，西蒙诺夫彻底失去了方向感，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思想。他开始写悼念诗，“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任何事情”。据他后来回忆，写着写着，“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泪流满面”。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哭泣。”原来哭泣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惊感在身体上、生理上的反应。
西蒙诺夫还写到自己作为护卫斯大林遗体的卫兵，见到的那些前来瞻仰遗容者的反应：“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症。”这种所谓的“精神痉挛”，很难说是因为仍然盲目地、无条件地爱着、崇拜着斯大林，而只能证明这个独裁者对人们的精神控制达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即使他把你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你无缘无故地坐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牢狱，但你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他控制着！在《耳语者》的作者看来，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到”。
还有西蒙诺夫的同行，那些同样被斯大林迫害得死去活来的作家、艺术家，也有类似的感受，也就是说，“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受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了悲伤”。
在大恐怖时代被斯大林迫害而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诗句：“我们的心脏在出血，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抱着你的头颅，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很多艺术家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反应，“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然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拉斯金回忆：“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我觉得这些解释是非常准确的。一个长期控制你思想的一个精神教父，即使残酷地迫害了你，你却仍然无法摆脱他，即使在他死后，就像无法摆脱你自己身上长了几十年的毒瘤，一下子被切除也会觉得不知所措，若有所失。甚至，在你已经初步觉醒，理智上对他的本质有所认识了，也仍然如此。正如《耳语者》的作者指出的：“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机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这是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一下子方向感和安全感没有了。必须承认，安全感并不都是什么好东西。一个人即使在监狱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虽然不同于民主、自由、法制社会的那种安全感。在监狱中，你或许还可以预测：明天的生活依然是按部就班的劳动改造。但是斯大林死后却完全不同了，这种感觉的最准确表达就是“不知所措”。与不知所措相伴随的还有恐惧感：天哪，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啊？就如一个苏联的裁缝在斯大林死后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斯大林去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
1953年3月5日，一代统治者斯大林死了。依据《耳语者》一书的描述，一部分受到斯大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反应是非常戏剧性的，它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斯大林对他们的灵魂的控制达到了什么程度。
最典型的是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是名噪一时的著名苏联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2年加入苏共，同时参加卫国战争，并大量描写了这场战争。后任《文学报》主编、《新世界》杂志编委、《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一方面，西蒙诺夫深深地崇拜、敬畏斯大林，参与了战后迫害犹太人和整肃知识分子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活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对斯大林的很多做法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可以说，西蒙诺夫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与自己的知识分子良知之间痛苦挣扎。
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走出斯大林迷信的人，这样谈到自己在听到斯大林死讯后的感受：“我的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部分开始了。”这里，“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是一个关键词：极权主义领袖、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已经成为西蒙诺夫身体和灵魂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就像一个带癌生存的人），这决定了他对于斯大林的感情，绝不是简单的热爱或者痛恨能够概括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也决定了他对斯大林及其极权主义的反思不可能像一个西方（比如美国）的思想家那么轻松、彻底和简单：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听到斯大林死的噩耗，西蒙诺夫彻底失去了方向感，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思想。他开始写悼念诗，“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任何事情”。据他后来回忆，写着写着，“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泪流满面”。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哭泣。”原来哭泣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惊感在身体上、生理上的反应。
西蒙诺夫还写到自己作为护卫斯大林遗体的卫兵，见到的那些前来瞻仰遗容者的反应：“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症。”这种所谓的“精神痉挛”，很难说是因为仍然盲目地、无条件地爱着、崇拜着斯大林，而只能证明这个独裁者对人们的精神控制达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即使他把你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你无缘无故地坐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牢狱，但你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他控制着！在《耳语者》的作者看来，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到”。
还有西蒙诺夫的同行，那些同样被斯大林迫害得死去活来的作家、艺术家，也有类似的感受，也就是说，“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受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了悲伤”。
在大恐怖时代被斯大林迫害而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诗句：“我们的心脏在出血，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抱着你的头颅，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很多艺术家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反应，“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然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拉斯金回忆：“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我觉得这些解释是非常准确的。一个长期控制你思想的一个精神教父，即使残酷地迫害了你，你却仍然无法摆脱他，即使在他死后，就像无法摆脱你自己身上长了几十年的毒瘤，一下子被切除也会觉得不知所措，若有所失。甚至，在你已经初步觉醒，理智上对他的本质有所认识了，也仍然如此。正如《耳语者》的作者指出的：“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机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这是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一下子方向感和安全感没有了。必须承认，安全感并不都是什么好东西。一个人即使在监狱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虽然不同于民主、自由、法制社会的那种安全感。在监狱中，你或许还可以预测：明天的生活依然是按部就班的劳动改造。但是斯大林死后却完全不同了，这种感觉的最准确表达就是“不知所措”。与不知所措相伴随的还有恐惧感：天哪，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啊？就如一个苏联的裁缝在斯大林死后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斯大林去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