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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2007～2013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提取控制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索税收及收入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补贴于公司成长性影响显著；收入补贴于上市公司成长性影响不显著，且对公司成长性发展水平存在负效应。政府应当减少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的直接帮扶，鼓励引导企业挖掘自身潜力，不断提高自我发展水平。
关键词 农业上市公司；成长性；主成分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27-305-04
Subsidy Policies Affecting the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Model
LI N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data of the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3，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extract control variables and using the panel data model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ax subsidies and income subsidies’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tax subsid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growth of listed companies， but income support for the listed company earnings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 is even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the enterprise. Admitting that government subsidy can help to increase the current profits， it hinders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 the long te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direct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make their own efforts for survival.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Grow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anel data model
我國农业上市公司在推进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标准化生产中发挥着引导作用，代表农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都大力扶持农业上市公司发展。地方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补贴政策的覆盖面从1998年的49%，到现在的除个别企业个别年份外，政府补贴目前已惠及绝大多数农业类上市公司，几乎达到100%[1]。补贴政策随历史进程的逐步普及是否会拉动企业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助力，在种类繁多的补贴政策中，各类补贴政策将如何发挥作用，是该研究关键议题。
关于补贴对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文献，陈晓等[1]揭示了在资本市场环境中，地方政府通过补贴优惠政策积极参与公司盈余管理操纵的现象，这不仅极大地扭曲了会计信息，同时也导致了税务不公平竞争。他们也对地方政府此行为的动力、手段与作用作了详细阐述，并表示，若非地方政府扶持，近一半已配股公司难获得配股资格。沈晓明等[2]研究了农业类上市公司补贴的现状与特点，他们统计发现半数上市公司获得收入补贴，且企业受其影响程度约为2成，反映出农业类上市公司真实成长水平较差的问题。同时，他们通过量化研究，得出应重新调整政府与上市公司间的关系，调整补贴政策，以及实现农业类上市公司自我调整的结论。林万龙等[3]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财政优惠政策缺乏效率，地方政府的扶持既不能对当地农产品原料产销的发挥带动作用，也无法直接拉动所期望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的增长。冷建飞[4]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国家财政补贴及税收补贴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盈利性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对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方法要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其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带有较强主观色彩。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处理时间序列与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存在的优越性，该研究运用此模型研究补贴政策对于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并在企业资源成长论与企业能力成长论的理论基础上，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视角，辅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控制变量的选择。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指标度量
该研究采用Tobin Q值衡量上市公司成长性。Tobin Q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Tobin于1969年提出，用以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度量。以Tobin Q值作为公司成长机会替代变量的国内外研究有很多，如Larry Lang等[5]、曾红洪[6]、孙烨[7]、祝继高等[8]、张福明[9]等。Q值越大，表征公司成长机会价值占比越大，企业成长机会越多。计算公式为： Tobin Q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值）（1）
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主要来源分为2类，一是直接的收入补贴，该指标可以查找企业年报里营业外收入明细中的政府补助项；二是税收补贴，在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税收补贴中，所得税收入扶持占绝大比重，故采用所得税补贴度量税收补贴因素。计算公式为：
税收补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2）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选择沪深板块证监会行业分类下CSRC农、林、牧、渔业共4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ST公司1家；为避免会计准则差异和防止股票市值计算中出现困难剔除A、B股并发的上市公司1家；由于2006年的大部分农业类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为避免该事件对财务数据的影响，选取2007～2013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2007年后上市的公司6家；结合指标选取剔除数据缺损公司共13家。最终剩余21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公司的各项指标测度主要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并以同花顺软件、新浪财经网数据作为补充备查，2007～2013年各上市公司年报采用按新准则编制的合并原始报表。计量分析软件采用Spss Statistics17.0和Eviews6.0。
研究假设1：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税收补贴的函数，两者为正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2：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收入补贴的函数，两者为正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3：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的函数，且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与公司成长性同时呈正相关的关系。
2 控制变量数据处理
在对中西方重要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后，遴选出对上市公司成长性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控制变量，进行归纳整理，将16个控制变量划分为5个层面，见表1。
为避免控制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所选16个控制变量指标进行筛选，由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与特征根决定因子取舍情况。由表2可知，初始因子解的前7个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它们共同解释了中国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的68.203%，能够基本反映原始数据所提供的信息。
选择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最大正交旋转，对上述7个因子进行提取与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能够在不改变原有累计解释总方差百分比的前提下，重新分配原解释变量的方差，使得新因子方差更为接近，同时也更易于解释，旋转在19次迭代后收敛，见表3。
用Fi（i=1～7）命名旋转后的7个主成分。利用旋转载荷矩阵可以建立各主成分的函数：
F1=-0.269X1+0.094X2-0.305X3-0.384X4-0.662X5+0.008X6+0.166X7+0.450X8+0.693X9-0.068X10+0.733X11-0.008X12+0.008X13+0.031X14-0.057X15-0.043X16（3）
同理可得F2～F7的表达式。以7个主成分作为自变量，选取托宾Q值作为因变量代表公司成长性，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α0+α1F1+α2F2+α3F3+α4F4+α5F5+α6F6+α7F7+ε（4）
上述回归模型的复相关系数R为0.599，判定系数R2为0.359，调整判定系数为0.327。DW统计量为1.505，表明模型的自相关性较小。Anova方差分析中F统计量为11.136，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有较强的显著性。由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故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相关性等问题。除F3和F5外，其余5個主成分在5%水平下均显著。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0.007-0.3F1-0.136F2+0.039F3-0.394F4-0.043F5-0.242F6+0.183F7（5）
将各成分系数还原到16个影响因素中，得出影响因素系数表。根据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列见上表。为了保证5个层面均包含至少一个控制变量，选取前10项指标开展研究。
即最终选取资产负债率、发起人持股占比、国有股占比、无形资产占比、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营业成本率、综合杠杆、资产总计、期间费用率10项指标作为最终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影响程度系数见表4。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选择
为实现3个研究假设的检验，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TS+μ（6）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IS+μ（7）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TS+β12IS+μ（8）
模型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Tobin Q值，β0为截距项，βi（i=1，2，3，…，12）为模型回归系数，Xi为控制变量，TS（Tax Subsidies）为税收补贴，IS（Income Subsidies）为收入补贴，μ为随机变量，表征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未决因素。模型（6）研究税收补贴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模型（7）研究收入补贴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模型（8）检验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共同交互作用下对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
3.2 模型检验 对模型（6）～（8）进行Hausman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结果见表5。
就个体层面而言，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Hausman检验能够判断样本数据应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原假设为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个体效应对回归变量无影响。此次检验中3个模型的Hausman值均较大，其P值均小于5%，应拒绝原假设，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在样本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窗口中进行似然比检验，并采用GLS权重法，旨在通过加权克服异方差影响。似然比检验能够对样本数据在建立个体混合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间进行判断，其原假设为应当建立混合效应模型。此次检验中3个模型的F值均较大，P值均远小于5%，应拒绝原假设，检验结果仍然支持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3 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6）～（8）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加权条件下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均大于77%，调整判定系数在71%以上，表明所有变量至少可以对公司成长性指标托宾Q值的71%作出解释，模型的拟合优度好。DW统计量均在为2附近，表明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性。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方面，F统计量在为12左右，sig值均为0.00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3个模型有好的显著性。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面，模型（6）中税收补贴系数为0.007 499，且其P值在5%水平下显著，这支持了研究假设1，表明税收补贴会对公司成长性产生正向影响。模型（7）中收入补贴系数为-0.070，且其P值不显著，这并未支持研究假设2，表明收入补贴并不能够拉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模型（8）中税收补贴系数为0.006，其P值在10%水平下显著，收入补贴系数为-0.060，且其P值不显著，表明税收补贴可以正向促进企业成长，收入补贴并不能够拉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通过3个模型补贴系数绝对值的比对情况得知，模型（8）中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的交互作用会减弱各自对于企业的正向或负向效应，并未支持研究假设3。
4 研究结论
税收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但这种拉动作用尽管存在，但影响能力微弱。税收补贴对于企业成长性影响的t统计量在5%水平下显著，但其系数十分的小。所以笔者认为，税收补贴对于提高企业成长性以及其竞争力的作用仍有待开发。为防止公司养成惰性习惯，促进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政府应将税收补贴与公司绩效挂钩，充分发挥税收补贴政策对于提振企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收入补贴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提高无明显帮助。研究发现收入补贴对公司成长性影响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且其对企业成长性的系数也都很小，系数为负，表明收入补贴增加会阻碍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或仅是单纯从增加企业利润角度而言，收入补贴无益于上市公司发展，无益于其市场竞争意识的提高，更无益于公司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对公司而言，可谓是其发展的一种“慢性毒药”。
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政策的并向使用将会导致两者对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作用产生抵消效应，即税收补贴对于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被弱化，收入补贴的负效应也同时被减弱。政府应改变以往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的帮扶形式，可以逐步适当减少直接补贴，更多地在营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上下功夫，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对于农业类公司的研发支出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倾斜，帮助企业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使农业类上市公司盡早走上自我发展的成长之路。
农业类上市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要转变思路，利用好政府的补贴扶持政策，并减少对其的过分依赖。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应当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对股东负责，提高其市场竞争力、长短期盈利水平及公司成长性水平。事实上，政府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政策优惠可能是为了让公司分享政府的公益性任务，若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则无助于其集中精力搞经营，无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晓，李静.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1（12）：20-28.
[2] 沈晓明，谭再刚，伍朝晖.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与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2002（6）：20-23.
[3] 林万龙，张莉琴.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J].农业与技术，2003（12）：18-24.
[4] 冷建飞.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07（2）：134-137.
[5] LANG L，OFEK E，STULZ E M.Leverage，investment，and firm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40（1）：3-29.
[6] 曾江洪.中小上市公司治理与成长性的关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7.
[7] 孙烨.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成长能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8] 祝继高，陆正飞.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现金持有水平变化[J].管理世界，2009（3）：152-158.
[9] 张福明.企业成长与生产率、盈利能力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
关键词 农业上市公司；成长性；主成分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27-305-04
Subsidy Policies Affecting the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Model
LI N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data of the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3，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extract control variables and using the panel data model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ax subsidies and income subsidies’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tax subsid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growth of listed companies， but income support for the listed company earnings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 is even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the enterprise. Admitting that government subsidy can help to increase the current profits， it hinders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 the long te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direct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make their own efforts for survival.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Grow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anel data model
我國农业上市公司在推进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标准化生产中发挥着引导作用，代表农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都大力扶持农业上市公司发展。地方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补贴政策的覆盖面从1998年的49%，到现在的除个别企业个别年份外，政府补贴目前已惠及绝大多数农业类上市公司，几乎达到100%[1]。补贴政策随历史进程的逐步普及是否会拉动企业成长，为公司发展提供助力，在种类繁多的补贴政策中，各类补贴政策将如何发挥作用，是该研究关键议题。
关于补贴对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文献，陈晓等[1]揭示了在资本市场环境中，地方政府通过补贴优惠政策积极参与公司盈余管理操纵的现象，这不仅极大地扭曲了会计信息，同时也导致了税务不公平竞争。他们也对地方政府此行为的动力、手段与作用作了详细阐述，并表示，若非地方政府扶持，近一半已配股公司难获得配股资格。沈晓明等[2]研究了农业类上市公司补贴的现状与特点，他们统计发现半数上市公司获得收入补贴，且企业受其影响程度约为2成，反映出农业类上市公司真实成长水平较差的问题。同时，他们通过量化研究，得出应重新调整政府与上市公司间的关系，调整补贴政策，以及实现农业类上市公司自我调整的结论。林万龙等[3]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财政优惠政策缺乏效率，地方政府的扶持既不能对当地农产品原料产销的发挥带动作用，也无法直接拉动所期望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的增长。冷建飞[4]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国家财政补贴及税收补贴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盈利性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对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方法要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其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带有较强主观色彩。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处理时间序列与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存在的优越性，该研究运用此模型研究补贴政策对于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并在企业资源成长论与企业能力成长论的理论基础上，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视角，辅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控制变量的选择。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指标度量
该研究采用Tobin Q值衡量上市公司成长性。Tobin Q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Tobin于1969年提出，用以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度量。以Tobin Q值作为公司成长机会替代变量的国内外研究有很多，如Larry Lang等[5]、曾红洪[6]、孙烨[7]、祝继高等[8]、张福明[9]等。Q值越大，表征公司成长机会价值占比越大，企业成长机会越多。计算公式为： Tobin Q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值）（1）
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主要来源分为2类，一是直接的收入补贴，该指标可以查找企业年报里营业外收入明细中的政府补助项；二是税收补贴，在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税收补贴中，所得税收入扶持占绝大比重，故采用所得税补贴度量税收补贴因素。计算公式为：
税收补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2）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选择沪深板块证监会行业分类下CSRC农、林、牧、渔业共4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ST公司1家；为避免会计准则差异和防止股票市值计算中出现困难剔除A、B股并发的上市公司1家；由于2006年的大部分农业类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为避免该事件对财务数据的影响，选取2007～2013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2007年后上市的公司6家；结合指标选取剔除数据缺损公司共13家。最终剩余21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公司的各项指标测度主要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并以同花顺软件、新浪财经网数据作为补充备查，2007～2013年各上市公司年报采用按新准则编制的合并原始报表。计量分析软件采用Spss Statistics17.0和Eviews6.0。
研究假设1：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税收补贴的函数，两者为正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2：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收入补贴的函数，两者为正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3：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的函数，且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与公司成长性同时呈正相关的关系。
2 控制变量数据处理
在对中西方重要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后，遴选出对上市公司成长性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控制变量，进行归纳整理，将16个控制变量划分为5个层面，见表1。
为避免控制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所选16个控制变量指标进行筛选，由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与特征根决定因子取舍情况。由表2可知，初始因子解的前7个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它们共同解释了中国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的68.203%，能够基本反映原始数据所提供的信息。
选择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最大正交旋转，对上述7个因子进行提取与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能够在不改变原有累计解释总方差百分比的前提下，重新分配原解释变量的方差，使得新因子方差更为接近，同时也更易于解释，旋转在19次迭代后收敛，见表3。
用Fi（i=1～7）命名旋转后的7个主成分。利用旋转载荷矩阵可以建立各主成分的函数：
F1=-0.269X1+0.094X2-0.305X3-0.384X4-0.662X5+0.008X6+0.166X7+0.450X8+0.693X9-0.068X10+0.733X11-0.008X12+0.008X13+0.031X14-0.057X15-0.043X16（3）
同理可得F2～F7的表达式。以7个主成分作为自变量，选取托宾Q值作为因变量代表公司成长性，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α0+α1F1+α2F2+α3F3+α4F4+α5F5+α6F6+α7F7+ε（4）
上述回归模型的复相关系数R为0.599，判定系数R2为0.359，调整判定系数为0.327。DW统计量为1.505，表明模型的自相关性较小。Anova方差分析中F统计量为11.136，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有较强的显著性。由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故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相关性等问题。除F3和F5外，其余5個主成分在5%水平下均显著。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0.007-0.3F1-0.136F2+0.039F3-0.394F4-0.043F5-0.242F6+0.183F7（5）
将各成分系数还原到16个影响因素中，得出影响因素系数表。根据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列见上表。为了保证5个层面均包含至少一个控制变量，选取前10项指标开展研究。
即最终选取资产负债率、发起人持股占比、国有股占比、无形资产占比、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营业成本率、综合杠杆、资产总计、期间费用率10项指标作为最终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影响程度系数见表4。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选择
为实现3个研究假设的检验，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TS+μ（6）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IS+μ（7）
Y=β0+β1X9+β2X3+β3X2+β4X1+β5X11+β6X10+β7X13+β8X7+β9X8+β14X14+β11TS+β12IS+μ（8）
模型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Tobin Q值，β0为截距项，βi（i=1，2，3，…，12）为模型回归系数，Xi为控制变量，TS（Tax Subsidies）为税收补贴，IS（Income Subsidies）为收入补贴，μ为随机变量，表征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未决因素。模型（6）研究税收补贴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模型（7）研究收入补贴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模型（8）检验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共同交互作用下对于公司成长性的函数关系。
3.2 模型检验 对模型（6）～（8）进行Hausman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结果见表5。
就个体层面而言，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Hausman检验能够判断样本数据应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原假设为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个体效应对回归变量无影响。此次检验中3个模型的Hausman值均较大，其P值均小于5%，应拒绝原假设，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在样本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窗口中进行似然比检验，并采用GLS权重法，旨在通过加权克服异方差影响。似然比检验能够对样本数据在建立个体混合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间进行判断，其原假设为应当建立混合效应模型。此次检验中3个模型的F值均较大，P值均远小于5%，应拒绝原假设，检验结果仍然支持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3 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6）～（8）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加权条件下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均大于77%，调整判定系数在71%以上，表明所有变量至少可以对公司成长性指标托宾Q值的71%作出解释，模型的拟合优度好。DW统计量均在为2附近，表明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性。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方面，F统计量在为12左右，sig值均为0.00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3个模型有好的显著性。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面，模型（6）中税收补贴系数为0.007 499，且其P值在5%水平下显著，这支持了研究假设1，表明税收补贴会对公司成长性产生正向影响。模型（7）中收入补贴系数为-0.070，且其P值不显著，这并未支持研究假设2，表明收入补贴并不能够拉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模型（8）中税收补贴系数为0.006，其P值在10%水平下显著，收入补贴系数为-0.060，且其P值不显著，表明税收补贴可以正向促进企业成长，收入补贴并不能够拉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成长。通过3个模型补贴系数绝对值的比对情况得知，模型（8）中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的交互作用会减弱各自对于企业的正向或负向效应，并未支持研究假设3。
4 研究结论
税收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但这种拉动作用尽管存在，但影响能力微弱。税收补贴对于企业成长性影响的t统计量在5%水平下显著，但其系数十分的小。所以笔者认为，税收补贴对于提高企业成长性以及其竞争力的作用仍有待开发。为防止公司养成惰性习惯，促进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政府应将税收补贴与公司绩效挂钩，充分发挥税收补贴政策对于提振企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收入补贴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提高无明显帮助。研究发现收入补贴对公司成长性影响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且其对企业成长性的系数也都很小，系数为负，表明收入补贴增加会阻碍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或仅是单纯从增加企业利润角度而言，收入补贴无益于上市公司发展，无益于其市场竞争意识的提高，更无益于公司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对公司而言，可谓是其发展的一种“慢性毒药”。
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政策的并向使用将会导致两者对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作用产生抵消效应，即税收补贴对于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被弱化，收入补贴的负效应也同时被减弱。政府应改变以往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成长的帮扶形式，可以逐步适当减少直接补贴，更多地在营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上下功夫，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对于农业类公司的研发支出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倾斜，帮助企业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使农业类上市公司盡早走上自我发展的成长之路。
农业类上市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要转变思路，利用好政府的补贴扶持政策，并减少对其的过分依赖。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应当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对股东负责，提高其市场竞争力、长短期盈利水平及公司成长性水平。事实上，政府对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政策优惠可能是为了让公司分享政府的公益性任务，若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则无助于其集中精力搞经营，无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晓，李静.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1（12）：20-28.
[2] 沈晓明，谭再刚，伍朝晖.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与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2002（6）：20-23.
[3] 林万龙，张莉琴.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J].农业与技术，2003（12）：18-24.
[4] 冷建飞.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07（2）：134-137.
[5] LANG L，OFEK E，STULZ E M.Leverage，investment，and firm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40（1）：3-29.
[6] 曾江洪.中小上市公司治理与成长性的关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7.
[7] 孙烨.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成长能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8] 祝继高，陆正飞.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现金持有水平变化[J].管理世界，2009（3）：152-158.
[9] 张福明.企业成长与生产率、盈利能力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