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春雨过后，院墙角落里的那些泽兰便越发地绿了。母亲每每望着那些葱绿的泽兰，就会喃喃地说：“那时我好糊涂，好糊涂！”泪水就爬满她沧桑的脸，声音也会抖个不停。
　　这些泽兰其实不是我家种的。我家从德宏迁来昆明入住这所旧宅时，这些泽兰已经长满了院墙的角落。父母不懂花，也没有心思莳花育草，更不知道眼前这些绿草的名字叫泽兰。收拾旧宅时，母亲要把这些泽兰当作杂草铲除，但父亲说院子里有点绿色的植物，视觉上不会显得太单调，这些植物才被保留下来。
　　我10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没有工作，那时候也没有“低保”，母亲只得去捡废纸、粘火柴盒，每月挣一二十块钱，艰难地维持生活。后来又送我上学，家庭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
　　房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我腿上长了个酒杯大的疔疮。母亲将何首乌叶捣烂为我敷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只好背着我去医院。
　　外科的袁医生与她丈夫都是南下老干部，和我母亲认识。袁医生待人很热情，细心地为我切开引流后，开了一些药，费用一共是6.5元。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从身上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把那些零零碎碎的钞票数了一遍又一遍，一共只有4.2元，她的手微微颤动着，脸涨得绯红：“差的钱，我明天……”
　　袁医生宽厚地对母亲笑了笑说：“不要紧，药费我先垫着，但孩子不抓紧治疗可能会落下残疾。”袁医生拿出钱和母亲一起去收费处交了药费后，再一次叮嘱母亲：“最多两天就带孩子来换一次药。”
　　第二天，母亲去火柴厂结算出粘火柴盒的钱，到医院还清所欠药费，又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就再也没去医院。母亲知道袁医生家日子也不宽裕，她不愿意老欠人家的钱。
　　也许是袁医生好久没看到母亲带我去换药的缘故，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她主动找我们来了。她手里提着个药包，一进院子就见到我家院墙角那些绿油油的泽兰。她蹲下身来用手抚摩着那绿得发亮的叶子说：“哟，想不到你家有这么珍贵的兰花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兰花，这是越王勾践当年在绍兴诸山种过的蕙兰呀！”眼神里满是羡慕。
　　听人说，袁医生祖上曾写过《兰言述略》，那是一本关于兰花品种分类及栽培管理的专著，她丈夫也曾经营过兰花，她的话当然权威。袁医生给我换过药后和母亲达成协议：母亲按时带我去打针、换药，把院子里的兰花送她几株，她替母亲拿去花鸟市场卖了折抵药费。她略显郑重地说：“兰花从挖掘到种植都有独特的要求，你不必送过去，合适的时候，我自己来挖就行。”
　　经袁医生这么一说，墙角那些其貌不扬的植物，顿时身价百倍，母亲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于是，母亲心安理得地背我去就诊，袁医生每周也会过来小心地挖走三五株兰花。有时，袁医生还会提来一只鸡或几个鸡蛋，甚至给母亲块儿八毛的钱买油盐，说这是买药后剩下的。
　　母亲靠着那些原本不值钱的植物折抵药费，治好了我的疔疮，我的腿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残疾。
　　第二年，袁医生去世了。母亲带着我去祭奠，却发现袁医生家墙角废纸箱里堆放着许多已经干枯的兰花。母亲熟悉这些兰花，因为每一株都寄托过她莫大的希望。这些珍贵的兰花怎么会放在这里？经过再三询问，母亲才从袁医生女儿嘴里得知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植物其实就叫泽兰，叶子虽与观赏兰相像，但根本就不属于兰科，而属于菊科，昆明野外遍地都是，市场上根本没有人买……
　　那一刻，一向坚强的母亲哭得昏天黑地，拉着我的手，久久地跪在袁医生的灵前。
　　从那时起，袁医生的身影就温暖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那些泽兰时时勃发在我的生命中。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记忆里模糊了故乡弯弯的山路，唇齿间也丢失了童年入耳的乡音，但这段往事一直在我心中清晰如昨。（摘自《博爱》2015年第11期 图：芸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