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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上，包惠僧常常成为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因为他的一大代表资格颇受争议，而其后的经历也令人嗟叹。但在新闻出版界，他却至今都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包惠僧曾经是一名记者，也因为工作的需要当过编辑，办过刊物。
生活所迫，权当记者谋生
包惠僧，原名包道亭，化名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鲍一德、鲍怀珠、弁有德，笔名僧、雷、鸣、亦愚、栖梧老人。因包惠僧情绪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斗殴，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又有一个绰号曰“大炮”。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就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伍力。伍力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包惠僧尽管有顾虑，但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从此包惠僧进入了新闻出版业。
包惠僧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半个月后，竟然获得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这几家报馆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后来，他又兼写外埠各报的通讯稿。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落了脚，靠赚稿费得以衣食无忧。
崇尚正义，坚持报道原则
在采访中，包惠僧逐渐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从而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过去只把当记者作为谋生的手段，现在则要将它变成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
当时，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惠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因而惹怒和刺伤了一些人。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而他申辩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可见，包惠僧有着自己的报道原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旁人说什么。
不久，包惠僧即遇到麻烦，无缘无故被取消了稿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五四运动平静下来后，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起来，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约越来越难以刊发，靠稿费生活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只得暂返黄冈老家。
1920年2月初，包惠僧返回武漢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通讯社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宣传工具。虽然在这个通讯社里待遇很高，但他不愿昧着良心为反动军阀作嫁衣，于是当即向社长提出辞呈，决计不干。
辞职后，包惠僧开始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1921年底参与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他都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陈独秀的结识也缘于他的记者身份。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
革命初期，间或兼做编辑
成为革命者后，由于曾经做过记者，包惠僧间或被组织上委以编辑任务。
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陈公博任总编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自称是做撰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包惠僧和张国焘、李震瀛、李启汉等负责编辑，包惠僧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这个刊物开支很大，但收效不多。
1922年5月，包惠僧等5人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军阀交通部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23年，包惠僧被选为北京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兼北京《宪报》总编辑。“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等人被交通部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
1926年九十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退党后，包惠僧疏远了革命，到了上海，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卖文为生。期间，他曾主编《现代中国》杂志至1931年，并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也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职务。1948年夏，包惠僧携家小前往澳门。1949年9月，包惠僧回到人民的怀抱。晚年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一书。这些回忆录的撰写、发表和出版，亦得益于早年记者生涯的历练。○
（摘自《新闻爱好者》）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生活所迫，权当记者谋生
包惠僧，原名包道亭，化名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鲍一德、鲍怀珠、弁有德，笔名僧、雷、鸣、亦愚、栖梧老人。因包惠僧情绪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斗殴，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又有一个绰号曰“大炮”。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就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伍力。伍力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包惠僧尽管有顾虑，但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从此包惠僧进入了新闻出版业。
包惠僧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半个月后，竟然获得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这几家报馆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后来，他又兼写外埠各报的通讯稿。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落了脚，靠赚稿费得以衣食无忧。
崇尚正义，坚持报道原则
在采访中，包惠僧逐渐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从而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过去只把当记者作为谋生的手段，现在则要将它变成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
当时，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惠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因而惹怒和刺伤了一些人。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而他申辩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可见，包惠僧有着自己的报道原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旁人说什么。
不久，包惠僧即遇到麻烦，无缘无故被取消了稿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五四运动平静下来后，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起来，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约越来越难以刊发，靠稿费生活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只得暂返黄冈老家。
1920年2月初，包惠僧返回武漢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通讯社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宣传工具。虽然在这个通讯社里待遇很高，但他不愿昧着良心为反动军阀作嫁衣，于是当即向社长提出辞呈，决计不干。
辞职后，包惠僧开始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1921年底参与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他都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陈独秀的结识也缘于他的记者身份。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
革命初期，间或兼做编辑
成为革命者后，由于曾经做过记者，包惠僧间或被组织上委以编辑任务。
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陈公博任总编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自称是做撰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包惠僧和张国焘、李震瀛、李启汉等负责编辑，包惠僧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这个刊物开支很大，但收效不多。
1922年5月，包惠僧等5人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军阀交通部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23年，包惠僧被选为北京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兼北京《宪报》总编辑。“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等人被交通部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
1926年九十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退党后，包惠僧疏远了革命，到了上海，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卖文为生。期间，他曾主编《现代中国》杂志至1931年，并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也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职务。1948年夏，包惠僧携家小前往澳门。1949年9月，包惠僧回到人民的怀抱。晚年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一书。这些回忆录的撰写、发表和出版，亦得益于早年记者生涯的历练。○
（摘自《新闻爱好者》）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