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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欧洲一体化，不能绕开一个有点偏执的思想巨擘—科耶夫（Kojeve）。这个俄国革命后的流亡者前半生一直在和哲学打交道，曾寓居德国海德堡，后移居巴黎，是“历史终结论”的最早发明人；后半生则代表法国，参与了从“马歇尔计划”到缔造欧洲经济共同体（EC）、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系列重大谈判，还曾作为戴高乐的信使密访中国，直到1967年突然病逝在欧共体会议上。他1945年成文的《法国国是纲要》，是了解今日法德“心结”的一扇窗口。
科耶夫的“拉丁帝国”
《法国国是纲要》今日被公认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设想，但它的初衷却是现实而冷酷的。在科耶夫看来，在二战后到“历史终结”之前的这个中间阶段，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而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苏联-东欧集团和英美联盟）之后，法国要保持政治独立性，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这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包含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法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生活方式，即使在规模上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对抗，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沦为附庸。
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预见到德国复苏的必然性一样，科耶夫也把德国问题视为法国的肘腋之患。他的方案是把德国变成拉丁帝国的附属品：德国除本土开采的铁矿石外，禁止买卖铁矿石，也不准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比例。这就是后来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准大规模生产硫酸，农业所需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获取。按照科耶夫的理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集团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
作为帝国构想的一大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笔墨来描述他所谓“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基于天主教传统和爱“美”的生活方式。这种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想要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后历史时期“普遍均质国家”的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科耶夫是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远比福山笔下堕落的“末人”来得可爱可亲。科耶夫认为，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组织起来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身份平等之间达成平衡，避免它滑向积弊重重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或均平野蛮的苏联国家主义中任何一种歧途。
“马克民族主义”与“新欧洲”
如果说今日的欧洲联盟与科耶夫在理念上构想的“拉丁帝国”、在实践中参与创建的欧共体有何差别的话，那么“法德双核”便是最突出的一项。在拉丁帝国的蓝图中，法国是灵魂，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西北非诸国都是伙伴，而德国只是个无灵魂的煤矿。某种程度上，德国也确实是无灵魂的—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民族主义或者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德国马克这种稳健货币作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扮演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的角色，以至于当2002年马克完全退出市场时，许多德国人痛心不已。但德国政府很快找到新的契机，坐稳了欧盟核心的角色。
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获得救赎。”这种“救赎”在二战结束之际意味着积极参与重建并承担安全和经济义务，以便恢复其道德和政治上的信誉。而在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德国需要在“新欧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科耶夫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最后10年的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把法国抛在后头，与美国和北约的特殊关系也使得它不必仰赖法国的军事保护；作为条顿诸民族（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共同文化身份，更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横亘在德意志与英格兰两大民族间的冰山逐渐消融。
在多方推动的北约东扩进程中，德国找到了塑造欧盟内部政治秩序的新动力。如果说旧欧洲的心脏在西侧，在科耶夫所说的“我们的海”（地中海）周边的话，那么德国就是在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中建立起了新的势力范围。对法国而言，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完全在其意料之外，拉丁帝国也好、旧的欧洲共同体也好，都是以欧洲东西分裂作为前提的，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其获得共同体领导权的保证。但在一个更大的统一欧洲中，这些保证变得不够了。越来越强大的德国则以赞助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在中东欧地区缔造一个共同市场，并在将之纳入欧盟和北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欧盟内的影响力。从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到捷克、匈牙利甚至克罗地亚，东扩后“重归”欧洲的各国显然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于是德国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克民族主义”，成为了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倡导者。与此同时，对秩序自由主义并不感冒的科耶夫的徒子徒孙们则困坐巴黎，目睹着拉丁帝国蓝图的崩坏。
双面雅努斯：欧洲联盟的未来
今日欧盟在债务、货币乃至整个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拉丁帝国”与“新欧洲”，“拉丁民族共有精神”与秩序自由主义，乃至法德两国之间的分歧。我们当然会记起，科耶夫早在1945年就认定“拉丁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确保非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真正畅通……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在195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把这种“排他性地位”进一步发展为“地中海经济统一体”的构想，或者叫“给予型殖民主义”：在科氏看来，“贫穷的顾客往往是坏顾客”，发达国家应当也必须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欠发达国家，以促成整体的工业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均衡，并且这种投资应当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从他的“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出发，我们也不难断定科耶夫会乐见南欧诸国在债务危机爆发前，数年间“不事生计”的经济发展路线，因为这也合于理想的悠闲。
不仅如此，科耶夫版或者说法国版的欧盟在外交路线上的重要坚持，还包括以和缓方式解决伊斯兰世界问题。早在《法国国是纲要》中，科耶夫就认定：“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观点的问题上，通过彼此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未来的拉丁帝国将以经济上的地中海沿岸一体化（这也是科耶夫设计“给予型殖民主义”的出发点之一，即拉丁帝国将来可以向南发展）和观念上的共通性召唤伊斯兰世界，使他们在达成现代民主制诉求的同时，不至于被“美国化”。而观念上的共通也将以移民和劳工政策的宽松化作为体现。
然而在默克尔那里，这一切当然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本质上，德国依旧是一个政治理念与政治理想性都很匮乏的“非民族”国家。在习惯并乐见欧洲由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之余，这种“非政治化”特征还意味着德国将欧盟东扩与内部秩序重组，更多理解为扩大本国经济优势的绩效之争，因而反应更趋直接粗暴。德国并未准备好成为大欧洲的单一领导者，尽管它本身是这个进程的推手。
于是，欧洲联盟内部的这两个国家、两种思想、两套方案，就成为雅努斯（罗马人的门神）的两张脸，各自望向不同的方向。而在经济形势未见改善的背景下，法国要维持“拉丁帝国”的梦想，阻力也越来越大。科耶夫早就预见，“就拉丁帝国来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法国外部，而是在法国内部”。在1945年，只有戴高乐一个人有能力以一种单一政治意志结束共和国“左”、“右”对立的政治传统，而在2012年，连这样一个角色也不存在了。
科耶夫的“拉丁帝国”
《法国国是纲要》今日被公认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设想，但它的初衷却是现实而冷酷的。在科耶夫看来，在二战后到“历史终结”之前的这个中间阶段，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而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苏联-东欧集团和英美联盟）之后，法国要保持政治独立性，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这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包含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法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生活方式，即使在规模上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对抗，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沦为附庸。
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预见到德国复苏的必然性一样，科耶夫也把德国问题视为法国的肘腋之患。他的方案是把德国变成拉丁帝国的附属品：德国除本土开采的铁矿石外，禁止买卖铁矿石，也不准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比例。这就是后来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准大规模生产硫酸，农业所需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获取。按照科耶夫的理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集团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
作为帝国构想的一大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笔墨来描述他所谓“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基于天主教传统和爱“美”的生活方式。这种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想要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后历史时期“普遍均质国家”的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科耶夫是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远比福山笔下堕落的“末人”来得可爱可亲。科耶夫认为，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组织起来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身份平等之间达成平衡，避免它滑向积弊重重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或均平野蛮的苏联国家主义中任何一种歧途。
“马克民族主义”与“新欧洲”
如果说今日的欧洲联盟与科耶夫在理念上构想的“拉丁帝国”、在实践中参与创建的欧共体有何差别的话，那么“法德双核”便是最突出的一项。在拉丁帝国的蓝图中，法国是灵魂，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西北非诸国都是伙伴，而德国只是个无灵魂的煤矿。某种程度上，德国也确实是无灵魂的—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民族主义或者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德国马克这种稳健货币作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扮演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的角色，以至于当2002年马克完全退出市场时，许多德国人痛心不已。但德国政府很快找到新的契机，坐稳了欧盟核心的角色。
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获得救赎。”这种“救赎”在二战结束之际意味着积极参与重建并承担安全和经济义务，以便恢复其道德和政治上的信誉。而在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德国需要在“新欧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科耶夫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最后10年的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把法国抛在后头，与美国和北约的特殊关系也使得它不必仰赖法国的军事保护；作为条顿诸民族（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共同文化身份，更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横亘在德意志与英格兰两大民族间的冰山逐渐消融。
在多方推动的北约东扩进程中，德国找到了塑造欧盟内部政治秩序的新动力。如果说旧欧洲的心脏在西侧，在科耶夫所说的“我们的海”（地中海）周边的话，那么德国就是在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中建立起了新的势力范围。对法国而言，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完全在其意料之外，拉丁帝国也好、旧的欧洲共同体也好，都是以欧洲东西分裂作为前提的，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其获得共同体领导权的保证。但在一个更大的统一欧洲中，这些保证变得不够了。越来越强大的德国则以赞助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在中东欧地区缔造一个共同市场，并在将之纳入欧盟和北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欧盟内的影响力。从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到捷克、匈牙利甚至克罗地亚，东扩后“重归”欧洲的各国显然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于是德国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克民族主义”，成为了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倡导者。与此同时，对秩序自由主义并不感冒的科耶夫的徒子徒孙们则困坐巴黎，目睹着拉丁帝国蓝图的崩坏。
双面雅努斯：欧洲联盟的未来
今日欧盟在债务、货币乃至整个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拉丁帝国”与“新欧洲”，“拉丁民族共有精神”与秩序自由主义，乃至法德两国之间的分歧。我们当然会记起，科耶夫早在1945年就认定“拉丁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确保非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真正畅通……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在195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把这种“排他性地位”进一步发展为“地中海经济统一体”的构想，或者叫“给予型殖民主义”：在科氏看来，“贫穷的顾客往往是坏顾客”，发达国家应当也必须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欠发达国家，以促成整体的工业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均衡，并且这种投资应当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从他的“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出发，我们也不难断定科耶夫会乐见南欧诸国在债务危机爆发前，数年间“不事生计”的经济发展路线，因为这也合于理想的悠闲。
不仅如此，科耶夫版或者说法国版的欧盟在外交路线上的重要坚持，还包括以和缓方式解决伊斯兰世界问题。早在《法国国是纲要》中，科耶夫就认定：“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观点的问题上，通过彼此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未来的拉丁帝国将以经济上的地中海沿岸一体化（这也是科耶夫设计“给予型殖民主义”的出发点之一，即拉丁帝国将来可以向南发展）和观念上的共通性召唤伊斯兰世界，使他们在达成现代民主制诉求的同时，不至于被“美国化”。而观念上的共通也将以移民和劳工政策的宽松化作为体现。
然而在默克尔那里，这一切当然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本质上，德国依旧是一个政治理念与政治理想性都很匮乏的“非民族”国家。在习惯并乐见欧洲由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之余，这种“非政治化”特征还意味着德国将欧盟东扩与内部秩序重组，更多理解为扩大本国经济优势的绩效之争，因而反应更趋直接粗暴。德国并未准备好成为大欧洲的单一领导者，尽管它本身是这个进程的推手。
于是，欧洲联盟内部的这两个国家、两种思想、两套方案，就成为雅努斯（罗马人的门神）的两张脸，各自望向不同的方向。而在经济形势未见改善的背景下，法国要维持“拉丁帝国”的梦想，阻力也越来越大。科耶夫早就预见，“就拉丁帝国来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法国外部，而是在法国内部”。在1945年，只有戴高乐一个人有能力以一种单一政治意志结束共和国“左”、“右”对立的政治传统，而在2012年，连这样一个角色也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