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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馆，遇纷争
孙中山的独生子孙科在南京市有两个公馆，一个是位于中山门外小茅山畔的一幢西式别墅，名唤“延晖馆”，另一个就是本文要说的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北路254号的“孙科楼”。
孙科，字哲生，1907年在美国檀香山加入同盟会，1917年回国，先后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广州市首任市长兼治河督办。1927年，孙科赴国外考察，至次年10月归国，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
孙科上任伊始，就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要求拨款兴建铁道部办公大楼，同时开工建造自己的公馆。这两个项目是由同一拨人主持进行的，这拨人凑在一起工作，需要一个名目，放在现在就是“某某工程指挥部”之类的，当时人还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就弄了一个不那么响亮的名称，唤做筹建办公室，简称“筹建办”。
孙科是在美国檀香山上的学，后来又在那里办报，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喜欢接触平民百姓，时不时微服私访搞个调查什么的。这次搞这样大型的土木工程，他当然要亲自过问一下。不但查看了图纸，还要问预算，以及土地来源。了解下来一切都正常后，这才拍板说可以开工了。
开工之后，孙科就不再过问工程方面的事了，由“筹建办”管着。
可是，工程开工不久，就有一封人民来信寄到了铁道部。这是一封挂号函件，信封上写着：“中华民国”铁道部孙科部长亲启，落款是上海特别市法租界金神甫路明德里12号薛瘦梓。
写信人薛瘦梓是前清秀才出身，南京人氏，年轻时对海外传入中国的一些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其中包括鸦片。尽管清政府时不时要禁一下毒，但这对已经染上了鸦片瘾的人来说并无意义。这样，数年下来，薛瘦梓就把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分家所得的一份应该算是有点殷实的家产折腾去了大半。他看看不对头，就决定痛改前非——戒毒。他倒还真有那份毅力，最后竟把鸦片瘾给戒掉了，不过戒毒期间所花费的银两开销很大。戒毒后，他开始经商谋生，为筹足本钱，就想卖掉最后一块地皮。
这块地皮，就是如今建造孙科楼的位置，面积是七分二厘，即0.72亩，合480平方米。薛瘦梓同父异母的哥哥薛瘦松听说后就要买下这块土地，薛瘦梓同意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土地买卖定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十石米一亩地，上下可以浮动，但一般不超过20%。这桩买卖哥哥只要向弟弟支付七八石大米就可以成交了。可是，薛瘦松很是精明，且平时跟这个老弟不大合得来，就故意使了个小心眼，说我眼下手头只有六石米，你先拿去。其余的以后有了再给你如何？薛瘦梓的心眼也精而小，智商不能低估，他考虑下来，寻思自己此刻有六石米已经可以办事了，说那就照六石米的价钱卖给你吧。地契可以给你去过户，不过我要跟你签个契约，说明这块地皮只卖给你六分，剩下的一分二厘还是我的；以后如若你要把地皮出让，那必须得经我点头。薛瘦松表示同意，于是兄弟俩就签约成交了。
当时，薛氏兄弟不曾想到日后为这块地皮还会跟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发生一点纠纷。
薛瘦梓痛改前非的决心很大，戒毒成功，经商也成功了。没几年就把生意做到上海去了，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他的儿子也颇有出息，留学法国，回来后当了法租界广慈医院的医师。而这些年他的老兄薛瘦松的生活状况并无变化，还待在南京，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患着痨病，支撑着病体勉强度日，只等阎王爷发请帖来了。这次，孙科建造公馆，看中了他那块七分二厘的地皮。“筹建办”向当地的保长打听下来，得知这块地皮原属薛瘦梓所有，后来出让给其胞兄薛瘦松了——当初兄弟俩谈这笔交易时，邻居是不清楚详细情况的，哪知还有七分二厘地皮只卖出六分地还保留着一分二厘的内幕，所以保长也以此为准告知“筹建办”的人了。
“筹建办”于是就打听到了薛瘦松的住址，找上门去，说明情由，要求他转让该地。薛瘦松健康状况虽然不佳，但手头并不缺钱，生活是不用担忧的，所以他对出让这块土地并无多大兴趣，一口回绝了。
这下，“筹建办”的办事人员感到麻烦了。按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类似建造国民政府铁道部办公大楼这样的建筑物，那是可以以政府名义向民间征用的，但必须按照市价再提高10%至20%的标准内抬价支付给土地主人现钞，土地主人不得拒绝，但地主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在申明后由征用部门酌情予以解决。而孙科要建造私人公馆，这笔费用就得他自己掏腰包支付了，而对于土地的使用也就没有“征用”之说，必须和寻常百姓一样去跟土地主人协商转让。现在，协商是协商了，可是地主薛瘦松不肯出让，抬出孙公子的牌子也没有用。“筹建办”办事人员商量下来，认为只有用价格杠杆去撬动薛瘦松这块顽石了。
于是，“筹建办”二次登门，主动抬价。哪知，薛瘦松仍是摇头。办事人员以为价钱抬得还不够，于是就说关于价钱那是好商量的，请您说一下您的心理价位吧。可是，薛瘦松似乎懒得答理，挥手下了逐客令。
“筹建办”办事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保长。保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可以去找薛老头的儿子，老头凡事都听儿子的，只要儿子点了头，他肯定就肯出让了。
于是，办事员就去找了薛瘦松的儿子薛小松，他在新街口的一家私营银行供职，听来人说明来意后，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两天后，薛瘦松就跟“筹建办”签订了土地出让合约。薛瘦松寻思老弟已经发迹，不会在乎其中那一分二厘面积的，也就不用通知了，反正以后把他那份地皮的钱给他就是了。地契早在前几年兄弟俩交易时已经办理过户手续了，所以“筹建办”看到的那上面写的是薛瘦松的名字。于是也就不疑有他，签约后唯恐夜长梦多，立马付了钱。
本来，这件事还不知几时才会被提起来，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来天，薛瘦梓恰恰到南京来办事，而且恰恰经过中山北路他那块地皮，于是知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他没有说话，返沪后跟儿子一商量，决定跟孙科说话，要求停止施工，先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再说。于是，就有了这封让孙科亲启的挂号信。
谈判失败，警察抓人 孙科怎么处理这封函件呢？他没有处理。因为他当时出差在外，根本没看到这封信。信落到了“筹建办”主任丁坤一手里，他看过后，立刻去找薛瘦松，了解下来该函所述属实，于是把老头子指责了一顿，然后去问律师应该怎么办。律师说最快而稳妥的法子是先把薛瘦梓的地款付了，回头再跟薛瘦松交涉，让他把多收的钱吐出来。
丁坤一于是就派人去上海，原以为无非是说几句赔礼的话，请对方到饭馆吃顿饭，签约、付款、了事。哪知派去的那位办事员老周却是一事无成，无功而返。
怎么呢？薛瘦梓说是孙科占用了我的土地，让孙科跟我说话。你说是代表孙科来的，请问他授权了吗？证据呢？然后，关门拒客。丁坤一无法，只好向刚返回南京的孙科报告了此事。孙科看了薛瘦梓的来信后，说律师的主意是对的，这事尽管是薛瘦梓的哥哥错在先，我们这边是蒙在鼓里，但是毕竟我们也不在理上，这块土地中有一部分是薛瘦梓的嘛，我出一份授权书，你亲自跑一趟上海，找薛瘦梓把事情解决了。
工程已经开工，丁坤一的忙碌是可想而知，宁沪之间跑一趟加上办事只怕来回一天不够还得搭上半个夜晚，他实在不想出这趟差。可孙科已经发话了，只好硬着头皮上路。
薛瘦梓看了孙科亲笔签署的授权文件，这才承认了来人的代表资格。闲话少说，您老先生报个价吧，支票我已经带来了。薛瘦梓似乎很理解丁主任速战速决的心情，很爽快地吐了口，不过那金额把对方弄了个激灵——让孙部长就付十二石米吧。
丁坤一大吃一惊：“什么？才一分二厘地要十二石米！您这是一块什么地皮啊？”
薛瘦梓淡定地说：“地嘛，自然是一块宝地，否则还入得了你家孙部长的法眼？这样吧，孙部长如果有难处，那就算了，你们多操点儿心，给他另外选一处地皮造公馆吧。”
谈判失败，丁坤一恼怒而沮丧地返回南京。想向孙科汇报，一时又找不着人，也不知是又出差了还是在南京。往下应该怎么办？丁坤一寻思薛瘦梓狮子大开口，是不识抬举，干脆不答理他了吧，于是就把这件事扔到了旁边，一头扎进繁忙的事务中去了。
薛瘦梓呢，认为孙科方面还会跟他联系的，也忙他的生意。这样，双方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星期，薛瘦梓还是没等到消息。终于沉不住气了，再赴南京。到现场只一看，不禁大怒：不但挖好了坑，而且桩子也密密麻麻打了许多了！
薛瘦梓于是就去找施工方的头头，当时称为“营造行老板”，说这块地皮的产权还没搞定，你们怎么就已经开工了？停止施工，立刻给我停下来！营造行老板说，地皮的事儿我不管，我认合约，我跟人家有规定的工期，哪能你老先生说停就停下来了？你有问题，找东家说去。
薛瘦梓想了想，二话不说，立刻做出了反应：先去买了白纸，找了个在学校教书的老朋友借笔墨一用说要写两幅大字帖子。薛老先生本是前清秀才出身，一手毛笔字放在今天就是书法精品了，所谓大字帖子，相当于如今的横幅标语，他一共写了两幅，内容是：“三民主义万岁！”、“请看国父之子霸占草民土地！”
然后，薛瘦梓去人力市场，叫了七八个苏北民工，言明每人一天给一斗米，去工地阻止施工；不必动武，只要把大字帖子高高举起，嘴里再时不时呼喊几句就行了。
民工一出动，工地上就停了工。丁坤一这下恼火了，立刻给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剑刚打电话要求处置。温厅长接到电话，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让出动警察前往现场处置。当下，一干警察赶到工地，也不问情由，直接就抓人，把民工全部关进了看守所。
撤主任，解纠纷
承办警官听说这是涉及确保孙科公馆工程顺利施工的案子，非常卖力。连夜加班加点讯问被捕民工，追查出其后台是薛瘦梓。那么薛瘦梓人呢？原是在工地现场的，见警察来捉民工，早就一溜了之了。
案情报到温剑刚厅长那里，温二话不说立刻签发了一纸拘票，让警察去上海缉拿主犯薛瘦梓。办案警察不知薛瘦梓住在上海哪里，就去找了其兄薛瘦松。薛瘦松还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是由他而生，只道这位老弟真的犯了什么案子，哪敢隐瞒，就老老实实地告诉警察：薛瘦梓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盛德坊十七号。
那几个警察积极性甚高，问毕就去了火车站，搭乘夜班火车前往上海。那时的火车跑得慢，车抵上海已是次日清晨。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警方是不能进入租界捉拿人犯的，须先向租界巡捕房提出引渡要求，获准后由租界巡捕房拘拿人犯后交由中国警察带走。因此，南京警察先去了法租界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哪知南京警察去巡捕房出示公事（当时对“公文”的称谓）后，人家法国巡捕却拒绝办理引渡手续。原来，昨晚薛瘦梓逃回上海后，立刻向儿子述说了情况。儿子虽是做医生的，但对法律也有点知晓，分析说该案涉及孙科，南京警方肯定不会仅仅捉了几个民工就了事，他们还会到上海来捉你。所以，最好是通过私人关系跟法租界巡捕房打个招呼，请他们把引渡手续拖一拖。儿子在广慈医院工作，结识了一些法国朋友，其中有巡捕房的人。于是，连夜打电话找关系托人，果然使老爸免除了一劫。
薛瘦梓父子得知南京警方果然要把这个案子搞大，于是就决定采取相应措施。由儿子出面找了其好友法国律师杜登高，杜听说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孙科，说这事不必诉讼，略施小计就能解决得了的。
杜登高是一个经验丰富、手段高超的律师，受理薛瘦梓的委托后先向新闻媒体放出风声，称其代理一起与国父之子孙科先生有涉的民事案件，从证据材料看来可能会对孙先生不利。然后，他就躲了起来，谁也不见。
一干记者得知消息后，当然极感兴趣，四处打听要找杜登高采访案子详情，但怎么也打听不着杜登高的下落。于是，有几个积极性特高的记者索性跑到南京采访孙科。那时的官员对记者是有些畏惧的，即使没有涉及什么绯闻也不敢得罪记者。再说孙科是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官员，处事时不时还要考虑到维护国父的名誉，因此对大大小小的记者一向都很客气，是新闻界公认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中最好说话的一个。这样，上海记者如愿以偿见到了孙科。
记者一说采访话题，孙科暗吃一惊，直到此时他还不知道薛瘦梓与丁坤一没有谈拢和跑到南京来雇用民工阻拦施工之事。当下立马唤来丁坤一，当着记者的面查问，得知真相后大怒，立刻亲电温剑刚让马上放人并撤销对薛瘦梓的追捕。
然后，孙科撤去了丁坤一的“筹建办”主任之职，让副主任边世辰接任，并命边世辰立刻以孙科本人的名义给薛瘦梓拍发电报，表示同意其十二石米出让一分二厘地的要求，并愿意承担其雇用民工的开支。
这桩土地纠纷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最后的结果是，薛瘦梓并未收取十二石米的土地转让金，而只肯按市价收取两石；而孙科既然把话说出口了，当然也不会少拿出钱来，于是，多出的十石米就送往每年冬天都在夫子庙设立的向无家可归的穷人施粥赠衣的慈善会，作为这年冬天施粥赠衣的部分善款。
孙中山的独生子孙科在南京市有两个公馆，一个是位于中山门外小茅山畔的一幢西式别墅，名唤“延晖馆”，另一个就是本文要说的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北路254号的“孙科楼”。
孙科，字哲生，1907年在美国檀香山加入同盟会，1917年回国，先后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广州市首任市长兼治河督办。1927年，孙科赴国外考察，至次年10月归国，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
孙科上任伊始，就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要求拨款兴建铁道部办公大楼，同时开工建造自己的公馆。这两个项目是由同一拨人主持进行的，这拨人凑在一起工作，需要一个名目，放在现在就是“某某工程指挥部”之类的，当时人还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就弄了一个不那么响亮的名称，唤做筹建办公室，简称“筹建办”。
孙科是在美国檀香山上的学，后来又在那里办报，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喜欢接触平民百姓，时不时微服私访搞个调查什么的。这次搞这样大型的土木工程，他当然要亲自过问一下。不但查看了图纸，还要问预算，以及土地来源。了解下来一切都正常后，这才拍板说可以开工了。
开工之后，孙科就不再过问工程方面的事了，由“筹建办”管着。
可是，工程开工不久，就有一封人民来信寄到了铁道部。这是一封挂号函件，信封上写着：“中华民国”铁道部孙科部长亲启，落款是上海特别市法租界金神甫路明德里12号薛瘦梓。
写信人薛瘦梓是前清秀才出身，南京人氏，年轻时对海外传入中国的一些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其中包括鸦片。尽管清政府时不时要禁一下毒，但这对已经染上了鸦片瘾的人来说并无意义。这样，数年下来，薛瘦梓就把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分家所得的一份应该算是有点殷实的家产折腾去了大半。他看看不对头，就决定痛改前非——戒毒。他倒还真有那份毅力，最后竟把鸦片瘾给戒掉了，不过戒毒期间所花费的银两开销很大。戒毒后，他开始经商谋生，为筹足本钱，就想卖掉最后一块地皮。
这块地皮，就是如今建造孙科楼的位置，面积是七分二厘，即0.72亩，合480平方米。薛瘦梓同父异母的哥哥薛瘦松听说后就要买下这块土地，薛瘦梓同意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土地买卖定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十石米一亩地，上下可以浮动，但一般不超过20%。这桩买卖哥哥只要向弟弟支付七八石大米就可以成交了。可是，薛瘦松很是精明，且平时跟这个老弟不大合得来，就故意使了个小心眼，说我眼下手头只有六石米，你先拿去。其余的以后有了再给你如何？薛瘦梓的心眼也精而小，智商不能低估，他考虑下来，寻思自己此刻有六石米已经可以办事了，说那就照六石米的价钱卖给你吧。地契可以给你去过户，不过我要跟你签个契约，说明这块地皮只卖给你六分，剩下的一分二厘还是我的；以后如若你要把地皮出让，那必须得经我点头。薛瘦松表示同意，于是兄弟俩就签约成交了。
当时，薛氏兄弟不曾想到日后为这块地皮还会跟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发生一点纠纷。
薛瘦梓痛改前非的决心很大，戒毒成功，经商也成功了。没几年就把生意做到上海去了，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他的儿子也颇有出息，留学法国，回来后当了法租界广慈医院的医师。而这些年他的老兄薛瘦松的生活状况并无变化，还待在南京，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患着痨病，支撑着病体勉强度日，只等阎王爷发请帖来了。这次，孙科建造公馆，看中了他那块七分二厘的地皮。“筹建办”向当地的保长打听下来，得知这块地皮原属薛瘦梓所有，后来出让给其胞兄薛瘦松了——当初兄弟俩谈这笔交易时，邻居是不清楚详细情况的，哪知还有七分二厘地皮只卖出六分地还保留着一分二厘的内幕，所以保长也以此为准告知“筹建办”的人了。
“筹建办”于是就打听到了薛瘦松的住址，找上门去，说明情由，要求他转让该地。薛瘦松健康状况虽然不佳，但手头并不缺钱，生活是不用担忧的，所以他对出让这块土地并无多大兴趣，一口回绝了。
这下，“筹建办”的办事人员感到麻烦了。按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类似建造国民政府铁道部办公大楼这样的建筑物，那是可以以政府名义向民间征用的，但必须按照市价再提高10%至20%的标准内抬价支付给土地主人现钞，土地主人不得拒绝，但地主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在申明后由征用部门酌情予以解决。而孙科要建造私人公馆，这笔费用就得他自己掏腰包支付了，而对于土地的使用也就没有“征用”之说，必须和寻常百姓一样去跟土地主人协商转让。现在，协商是协商了，可是地主薛瘦松不肯出让，抬出孙公子的牌子也没有用。“筹建办”办事人员商量下来，认为只有用价格杠杆去撬动薛瘦松这块顽石了。
于是，“筹建办”二次登门，主动抬价。哪知，薛瘦松仍是摇头。办事人员以为价钱抬得还不够，于是就说关于价钱那是好商量的，请您说一下您的心理价位吧。可是，薛瘦松似乎懒得答理，挥手下了逐客令。
“筹建办”办事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保长。保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可以去找薛老头的儿子，老头凡事都听儿子的，只要儿子点了头，他肯定就肯出让了。
于是，办事员就去找了薛瘦松的儿子薛小松，他在新街口的一家私营银行供职，听来人说明来意后，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两天后，薛瘦松就跟“筹建办”签订了土地出让合约。薛瘦松寻思老弟已经发迹，不会在乎其中那一分二厘面积的，也就不用通知了，反正以后把他那份地皮的钱给他就是了。地契早在前几年兄弟俩交易时已经办理过户手续了，所以“筹建办”看到的那上面写的是薛瘦松的名字。于是也就不疑有他，签约后唯恐夜长梦多，立马付了钱。
本来，这件事还不知几时才会被提起来，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来天，薛瘦梓恰恰到南京来办事，而且恰恰经过中山北路他那块地皮，于是知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他没有说话，返沪后跟儿子一商量，决定跟孙科说话，要求停止施工，先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再说。于是，就有了这封让孙科亲启的挂号信。
谈判失败，警察抓人 孙科怎么处理这封函件呢？他没有处理。因为他当时出差在外，根本没看到这封信。信落到了“筹建办”主任丁坤一手里，他看过后，立刻去找薛瘦松，了解下来该函所述属实，于是把老头子指责了一顿，然后去问律师应该怎么办。律师说最快而稳妥的法子是先把薛瘦梓的地款付了，回头再跟薛瘦松交涉，让他把多收的钱吐出来。
丁坤一于是就派人去上海，原以为无非是说几句赔礼的话，请对方到饭馆吃顿饭，签约、付款、了事。哪知派去的那位办事员老周却是一事无成，无功而返。
怎么呢？薛瘦梓说是孙科占用了我的土地，让孙科跟我说话。你说是代表孙科来的，请问他授权了吗？证据呢？然后，关门拒客。丁坤一无法，只好向刚返回南京的孙科报告了此事。孙科看了薛瘦梓的来信后，说律师的主意是对的，这事尽管是薛瘦梓的哥哥错在先，我们这边是蒙在鼓里，但是毕竟我们也不在理上，这块土地中有一部分是薛瘦梓的嘛，我出一份授权书，你亲自跑一趟上海，找薛瘦梓把事情解决了。
工程已经开工，丁坤一的忙碌是可想而知，宁沪之间跑一趟加上办事只怕来回一天不够还得搭上半个夜晚，他实在不想出这趟差。可孙科已经发话了，只好硬着头皮上路。
薛瘦梓看了孙科亲笔签署的授权文件，这才承认了来人的代表资格。闲话少说，您老先生报个价吧，支票我已经带来了。薛瘦梓似乎很理解丁主任速战速决的心情，很爽快地吐了口，不过那金额把对方弄了个激灵——让孙部长就付十二石米吧。
丁坤一大吃一惊：“什么？才一分二厘地要十二石米！您这是一块什么地皮啊？”
薛瘦梓淡定地说：“地嘛，自然是一块宝地，否则还入得了你家孙部长的法眼？这样吧，孙部长如果有难处，那就算了，你们多操点儿心，给他另外选一处地皮造公馆吧。”
谈判失败，丁坤一恼怒而沮丧地返回南京。想向孙科汇报，一时又找不着人，也不知是又出差了还是在南京。往下应该怎么办？丁坤一寻思薛瘦梓狮子大开口，是不识抬举，干脆不答理他了吧，于是就把这件事扔到了旁边，一头扎进繁忙的事务中去了。
薛瘦梓呢，认为孙科方面还会跟他联系的，也忙他的生意。这样，双方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星期，薛瘦梓还是没等到消息。终于沉不住气了，再赴南京。到现场只一看，不禁大怒：不但挖好了坑，而且桩子也密密麻麻打了许多了！
薛瘦梓于是就去找施工方的头头，当时称为“营造行老板”，说这块地皮的产权还没搞定，你们怎么就已经开工了？停止施工，立刻给我停下来！营造行老板说，地皮的事儿我不管，我认合约，我跟人家有规定的工期，哪能你老先生说停就停下来了？你有问题，找东家说去。
薛瘦梓想了想，二话不说，立刻做出了反应：先去买了白纸，找了个在学校教书的老朋友借笔墨一用说要写两幅大字帖子。薛老先生本是前清秀才出身，一手毛笔字放在今天就是书法精品了，所谓大字帖子，相当于如今的横幅标语，他一共写了两幅，内容是：“三民主义万岁！”、“请看国父之子霸占草民土地！”
然后，薛瘦梓去人力市场，叫了七八个苏北民工，言明每人一天给一斗米，去工地阻止施工；不必动武，只要把大字帖子高高举起，嘴里再时不时呼喊几句就行了。
民工一出动，工地上就停了工。丁坤一这下恼火了，立刻给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剑刚打电话要求处置。温厅长接到电话，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让出动警察前往现场处置。当下，一干警察赶到工地，也不问情由，直接就抓人，把民工全部关进了看守所。
撤主任，解纠纷
承办警官听说这是涉及确保孙科公馆工程顺利施工的案子，非常卖力。连夜加班加点讯问被捕民工，追查出其后台是薛瘦梓。那么薛瘦梓人呢？原是在工地现场的，见警察来捉民工，早就一溜了之了。
案情报到温剑刚厅长那里，温二话不说立刻签发了一纸拘票，让警察去上海缉拿主犯薛瘦梓。办案警察不知薛瘦梓住在上海哪里，就去找了其兄薛瘦松。薛瘦松还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是由他而生，只道这位老弟真的犯了什么案子，哪敢隐瞒，就老老实实地告诉警察：薛瘦梓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盛德坊十七号。
那几个警察积极性甚高，问毕就去了火车站，搭乘夜班火车前往上海。那时的火车跑得慢，车抵上海已是次日清晨。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警方是不能进入租界捉拿人犯的，须先向租界巡捕房提出引渡要求，获准后由租界巡捕房拘拿人犯后交由中国警察带走。因此，南京警察先去了法租界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哪知南京警察去巡捕房出示公事（当时对“公文”的称谓）后，人家法国巡捕却拒绝办理引渡手续。原来，昨晚薛瘦梓逃回上海后，立刻向儿子述说了情况。儿子虽是做医生的，但对法律也有点知晓，分析说该案涉及孙科，南京警方肯定不会仅仅捉了几个民工就了事，他们还会到上海来捉你。所以，最好是通过私人关系跟法租界巡捕房打个招呼，请他们把引渡手续拖一拖。儿子在广慈医院工作，结识了一些法国朋友，其中有巡捕房的人。于是，连夜打电话找关系托人，果然使老爸免除了一劫。
薛瘦梓父子得知南京警方果然要把这个案子搞大，于是就决定采取相应措施。由儿子出面找了其好友法国律师杜登高，杜听说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孙科，说这事不必诉讼，略施小计就能解决得了的。
杜登高是一个经验丰富、手段高超的律师，受理薛瘦梓的委托后先向新闻媒体放出风声，称其代理一起与国父之子孙科先生有涉的民事案件，从证据材料看来可能会对孙先生不利。然后，他就躲了起来，谁也不见。
一干记者得知消息后，当然极感兴趣，四处打听要找杜登高采访案子详情，但怎么也打听不着杜登高的下落。于是，有几个积极性特高的记者索性跑到南京采访孙科。那时的官员对记者是有些畏惧的，即使没有涉及什么绯闻也不敢得罪记者。再说孙科是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官员，处事时不时还要考虑到维护国父的名誉，因此对大大小小的记者一向都很客气，是新闻界公认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中最好说话的一个。这样，上海记者如愿以偿见到了孙科。
记者一说采访话题，孙科暗吃一惊，直到此时他还不知道薛瘦梓与丁坤一没有谈拢和跑到南京来雇用民工阻拦施工之事。当下立马唤来丁坤一，当着记者的面查问，得知真相后大怒，立刻亲电温剑刚让马上放人并撤销对薛瘦梓的追捕。
然后，孙科撤去了丁坤一的“筹建办”主任之职，让副主任边世辰接任，并命边世辰立刻以孙科本人的名义给薛瘦梓拍发电报，表示同意其十二石米出让一分二厘地的要求，并愿意承担其雇用民工的开支。
这桩土地纠纷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最后的结果是，薛瘦梓并未收取十二石米的土地转让金，而只肯按市价收取两石；而孙科既然把话说出口了，当然也不会少拿出钱来，于是，多出的十石米就送往每年冬天都在夫子庙设立的向无家可归的穷人施粥赠衣的慈善会，作为这年冬天施粥赠衣的部分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