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西方，特别是美欧政治变化，看起来不仅无序，而且难以理解。传统的政治界线一般分为右翼、左翼、中间派。支持者的界线也很分明，支持右翼的是富人阶级，即资本家；支持左翼的是劳动阶级，即工薪阶层；支持中间派的是中产阶级，即白领、精英。但是，如今世道变了，“乱了套”，支持右翼的是工薪阶层，就像2016年美国大选，支持右翼政党共和党特朗普的是所谓“铁锈地带”的工薪阶层；在法国，支持极右翼勒庞的是工薪阶层；在英国，支持保守党脱欧政策的是受教育低的劳动者、非就业者；在荷兰、奥地利，支持保守势力右翼的大多是工薪阶层、失业者、年轻人……传统的左翼政党影响式微，在法国，像奥朗德这样的社会党人支持率降到了个位；在美国，被称之为“左翼”的民主党，其传统铁杆支持者是劳动阶级，即工薪阶层，但在2016年大选中他们却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在意大利，反对现行政治体制、被认为是欧洲左翼政治影子的“五星运动”，在新一轮大选中一举拿下近1/3的议会席位，支持的中坚力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者；在英国，脱欧投票的组织主席竟然是左翼工党议员。
　　政治结构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结构和支持该结构的利益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最近20年，美欧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劳动阶级，即工薪阶层。由于传统产业衰落，他們的就业和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为数众多的人靠社会救济，也有不少人不得不换工作，接受低收入就业。这些人对以往的政治和执政者的政策不满，成为“民粹主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而支持打着“本国第一”旗号的保守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而实现了“小康生活”的中产阶级，即白领、精英阶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多人失去工作，滑入低收入阶层，甚至变得“贫困”。在美国，过去20多年中，“中产阶级”群体滑落，被称之为“没落的阶层”。中产阶级原本支持稳定政治和有序的社会政策，如今，也变得极端，支持极端政治。老龄化也是美欧社会的重要变化，原本，老年人支持中间派或者左翼政治，支持政治的连续性，如今，由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因而变得保守，甚至民粹。比如，在英国，60岁以上的人群支持脱欧的比例很高。
　　如今，政治家“玩政治”的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绕过传统的政治运作架构，用“激情政治”赢得基层选民，由此，打破传统的政治力量组合。比如，特朗普就是靠网络聚众，靠在“推特”上发微博来上下通达。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利用网络发动群众，特别是聚集青年力量，被称之为在“传统政治外的地方”搞政治。他们搞的不是“党派政治，而是运动政治”，参与运动政治的人，大多被认为是“对现行体制失去信心，对未来悲观的人”。在法国，标榜“不左不右”的马克龙赢得大选，不是因为他持有中间派立场，而是因为他打出了改变的旗号，靠年轻魅力动员选民。
　　在传统政治下，制度分界往往是民主对专政，前者被认定为是好政治，后者是劣政治。而在“新政治”下，则转为建制对变革，大体而言，前者被怀疑，后者得到支持，如今，选择后者的反而增多，人们希望通过改变传统政治而从中受益，尽管很多人对未来抱有怀疑。这就是为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那些打着变革的政治人物都会走红，甚至当选的原因。事实上，支持改变的群体成分也很复杂，有普通工薪阶层，有失业者，有白领，有民粹分子，也有极端势力。也有人认为，就政治立场而言，不再是“左”与“右”的对立，而是“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势力的对立；就群体构成而言，界线不是“平民”与“精英”之分，而是“人民”与“寡头”之分，是“99%”与“1%”之别。
　　导致上述政治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些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分析，有些需要从美欧社会发展转变的进程去认识，也有些可能需要从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从制度角度看，传统的选举政治不能很好地反映变化了的人群对利益的关注，选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原来设计的分权制衡是对权力的制约，但不能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从社会发展转变看，阶级、阶层的构成与认定标准并不是固化的，传统界线随动而变。还有，从一般规律看，发展（经济、技术）本身也会导致一系列转变，不仅是欧美，其他国家也会如此。总之，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有认识变、接受变，顺势而动，方可顺势而为。
　　（周建恒荐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