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两大亮点一经提出便引发了舆论聚焦，其一是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其二是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明确“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随着老龄化迫近，关于“未富先老”的议论近年来屡有所闻。但是，对于人口结构，尤其是青年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于创新能力的影响，还需加强认识。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不仅将改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长远来看也将助力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双双进入了“新常态”。这两个新常态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

　　简而言之，经济新常态，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人口也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形态。人口新常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人口增长率处于5%左右的低水平，并将在本世纪30年代末转为负增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开始提高;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四是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五是人口城乡分布格局改变，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几乎同步进入新常态并非偶然，因为生育率、死亡率、增长率、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分布变化等人口诸要素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
　　人口变化的新常态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从历史看，每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动态发生转折性或结构性变化时，都会给经济带来显著的重要影响。例如：20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人口增长趋缓使其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二战以后东亚各经济体先后取得的经济“奇迹”则得益于人口快速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长期陷于低生育率陷阱和高度老龄化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将美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更可以感受到年龄和经济的密切关系。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美国这年的中位年龄为30岁。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7年开始超过美国，1992年达到38.5岁，而美国1992年仅33.4岁;2014年日本46.4岁，美国37.6岁，日本现在比美国整整大了8.8岁。
　　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速低于美国，2014年人均收入降到美国的71%。1951～2014年，随着日本与美国的中位年龄差从比美国小8岁到比美国大8.8岁，日本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差也由1951～1966年的年均5.63%下降到1971～1990年的年均1.15%、1995～2014年的年均负0.65%。纵然这与当时日美两国的经济政策和汇率浮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速差之间的强相关性。
　　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大致是一种正态分布，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年龄段一般是25～34岁和35～44岁。这意味着，如果劳动力出现了老龄化，那么由于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拖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青年是创新主力
　　青年人占据人口的比重，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亦关系密切。
　　青年必然是创新创业的主力。经济新常态是产业结构优化期，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后，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用“中国创造”护驾“中国制造”。其实“制造”和“创造”都有赖于年轻人的体力和智力。年轻人成本低、跳得高、学得快，是非常优质的低龄劳动人口，有很长的潜在就业年限。中国很多地方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是没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衰退，例如东北地区，就是因为老龄化程度严峻。现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特指中国广大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当一个地区只剩下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再提转型升级、创新创业都是徒劳的，因为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养老保险、安度晚年。
　　相比传统社会以经验主导生产，现代社会将知识创造独立于生产过程，并以高度密集的试错实验在短期内提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因此，青年得以通过教育，跨过漫长低效的经验积累，代之以理论知识的高效学习，实现对年长者的“弯道超车”。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然后又迅速进入信息时代。这一过程中，技术成为最大的变量。而在理解、接受和掌握新技术方面，年长者的经验甚至成为障碍。可以说，青年对以新技术为主的创新创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契合度。
　　经济新常态是技术快速变革期，年长的劳动者一般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知识经济对劳动者的自身能力和知识更新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很难适应这样的变化，这就导致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领域，老年人被迅速地淘汰了，最典型的两个行业就是IT业和金融业（这也是创新创业最热门的领域）。
　　人口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和培训制度，年长劳动者因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缺乏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保持原有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和即将成为老年人的人口都是在1960年以前出生的，他们的工作生命周期阶段都是在中国仍处于低收入时期度过。同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人口红利的制度“兜袋”。因此，他们在老年时期的经济实力不足，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因而也会降低青年的经济能力。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使得夫妻双方要供养四个老人以及一到两个孩子，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大。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青年在创新创业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阻力，亦将对整个青年群体的创新能力造成影响。
　　因此，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由年轻的创新人群决定，整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亦将对整体创新能力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到，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正是因此，他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而从国家创新能力来看，这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
　　（作者系全国青联常委，对外经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