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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法国的奢侈品牌爱马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办了一场名为“奇境漫步”的展览,却引得城中艺术青年们排起长队观展,这便有些有趣了——毕竟普罗大众们提起“爱马仕”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些价格不菲的包包和丝巾。但其实爱马仕也是个十分热爱与艺术“联姻”的品牌,经常与全球顶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合作具有当地特色或个人风格的艺术展,比如在此之前就曾经与中国艺术家丁乙合作,推出了名为“中国韵律”的丝巾图案,灵感提炼自中国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而这一次在上海的“奇境漫步”主题展,是品牌自2015年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一个同题系列——从伦敦到巴黎、从迪拜到首尔,虽然是相同的主题,但每一站,都会选择一位当地的艺术家参与进来,体现不同文化的美妙交融。这一次在上海,为了更好地在东方语境之中阐释“漫步”的真谛,纯粹地展示一段能够引起中国漫步者共鸣的旅程,爱马仕选择了年轻的艺术家文那。
爱马仕对艺术家的选择是挑剔的,这不禁让人好奇,是怎样一个年轻人会得此青睐?文那这一次展出的壁画作品名为《巴黎—上海》,听起来十分摩登现代,所以我想象中的画风和画家都应该是“洋气”的,也许是浪漫的巴洛克风,也许是看不懂的色块。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当我随着轻快的音乐走进展厅时,眼前那一整面墙上布满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神仙、妖怪、异兽们,只不过有的穿着摩登的衣服,有的戴着耳机抱着宠物,不管是大小神仙还是怪兽们都拿着地铁票——从巴黎到上海,一条地铁足矣。“这简直就是《山海经》的世界嘛。”我惊叹于画家的奇思妙想。“不是哦,这是《文那经》的世界。”一旁的女画家细声细气却不容置疑的解釋。再看看眼前的画家,更是个半点“不洋气”的姑娘,黑黑瘦瘦,梳得光溜溜的发髻上随意插着木簪,却穿着耀眼的大红布裙,一笑就特别坦然地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色彩浓烈,情绪欢畅,却又很东方,这人和画倒是“花面交相映”的。
别看现在这么天马行空,文那却是个科班出身的好学生,大学在清华工艺美院学版画,毕业以后在《北京青年报》做美术编辑,这一切看起来顺利又稳妥,但文那却日复一日地感受到,自己想要的不止于此。“当时我在工作之余还在画着插画,虽然并没有觉得插画就是我艺术的终极理想,但首先的目标是要出版一个自己的绘本。”那时候绘本还没有在中国流行,手绘插画的市场也并不算好,最常见的需求来自出版社,为儿童书做插图。“大概150元一张吧,当时有些插图画家接这样的工作是用电脑快速量产的,但我一直坚持纯手绘,画一幅水彩画的投入与稿费所得并不成比例。记得有一次因为本子好,我自己也喜欢,就特别认真的画了三张,结果出版社拿去看了,还没要。”但文那也没生气,“毕竟我在报社有稳定的工作,不愁生计,我愿意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文那一边做好美编的本职工作,一边进行插画创作,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里,一来为了积累插画的素材,另外也是兴趣所致,文那慢慢的收集了很多关于古典文化的图片资料,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无意而为,现在想来,《文那经》的世界雏形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积累起来的。“我总是对那种古旧的东西很有印象,还有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物件的细节我也能无意识地记住,记不住我也能编得很具体。比如以前第一次要画一个公共汽车,我就能连门的开合器和后面的散热器位置栓都画到。如果要我画一个房间,里面桌子的木架结构我能把铆钉的位置都弄得很复杂也很合理。”一开始这些都是靠天分,当要画到某个细节的时候,文那总是连回忆带编的,完全靠脑子想,不怎么专门去找什么资料看。后来机缘巧合,她认识了一个专门卖外籍旧版书的书商,去过他的仓库几次后,就迷上了那些风格迥异的旧书,里面什么都有,建筑,绘画,中世纪,或者印度的寺庙。“我买了几十大本,渐渐就觉得,这个世界太丰盛了。比如有一本书是关于老式车的,就分了老爷车、房车、赛车等几大本,全部是图片。于是我就开始着迷于收集资料,因为一旦用了起来,就发现有资料特别舒适,而且有的东西你没见过是永远想不到的,我想我以后还会热衷于收集资料。”就这样,文那在十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图片素材,比如考古、天体物理、地理,以及历史里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国的马王堆、山海经图鉴,在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潜意识里,这些古今中外的奇思妙想一点一点的堆积、潜伏,渐渐成为她自己的精神图腾,默默等待着苏醒的时机。
这时机很快就出现了,那是2008年的一次江西景德镇之行。“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是去了景德镇。当时和同事一起‘说走就走’,在那里认识了三宝村的陶艺家李见深老师,我为了能在这个美丽的村子里找到待下去的机会,就急中生智把我的线稿用马克笔画到了墙上。”在文那的记忆里,人与人的相遇就像一支画笔与一面墙的缘分,从此之后,在她的眼前就再也没有“缺少过墙”。景德镇的“三宝村”其实是个国际交流的艺术中心,全世界的艺术家在那里来来往往、走走停停,驻场、工作、交流。艺术村的主人李见深在看了文那的马克笔作品后,便邀请她再去景德镇,想画什么都可以准备。“我说:那您就给我准备一个碗,一面墙,我就带一根笔去。我给您做一碗红烧肉,再给您画一面墙。李老师真的给我砌了一面墙,然后我就开始画了我的第一幅壁画。”站在三宝村温柔的风里,面对最原始自然的材料,文那定了定神,选择了神仙的元素:灶王爷、杜康、陆羽。淳朴的山村让她忆起神明,她希望酒神和茶神能在这里一直庇佑,就这样,她在三宝村画了一面又一面的墙。
2010年底,意大利阿拉香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去了景德镇参观三宝村,看到了文那画在那里的壁画,十分惊叹,便和李见深提出邀请,希望下次他去意大利的时候也能请这位画家同去,给他们的艺术中心画一幅壁画。2011年6月,文那便两手空空去了阿拉香,当场根据当地的空间“现编”了两位洋神仙“牵山”“照海”,把一众当地人迷得不行,也因此在西方引起了关注,连续几年受邀去意大利、荷兰、新西兰等地的艺术馆开展。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认真地询问,如今的文那也会认真地回答你,阿拉香是在地中海海湾里的一座小山上的小镇,所以“牵山照海”其实就是山神和海神,“牵山”的音自然是取“千山万水”,而她手中有绳,又有牵引的意思,表示移山千里,指一线牵之的举重若轻的无穷力量。“照海”则是因为在阿拉香的夜里,月光照在海上,有一大片反光,那必定是因为有个海神,每天都负责把海面照亮。但其实当年的真相是这样的:“我从画第一张壁画就没有打稿,但是之前至少脑子里还是有一点谱的,比如之前画在纸上的某张画,而那次,画画第一天,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清晨很美好,可是我头疼得要命,好多人看着,又不能不画,所以我在画第一笔的时候,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也根本不知道我会画成什么样子。但是没想到画得还是很顺利,那之后我又画过几次壁画,就根本连腹稿都不打了,完全信任自己的手,哈哈。” 这一次来到上海,爱马仕给出的主题是“巴黎—上海”,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要求,把一切发挥的空间都交给艺术家。而面对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那一整面的白墙,文那也并不慌张。“和以前一樣,这一次的画也并没有草稿,我只是想了一下,从巴黎到上海,需要什么来连通双城?”答案很快就有了,地铁。于是,在文那的这一列地铁上,乘客们有来自印度的湿婆和来自中国的李靖组成的家庭:湿婆是柔美的家庭女性,李靖是白发老绅士的样子,湿婆的五只手上一手抓着香水、一手端着巴黎标志性咖啡、一手推车、一手用簪子整理头发,还有一只手拿着手机。李靖则两只手一个拿拐杖,另一个拿法棍。他们的孩子是六只手臂的哪吒,一手是流行的丑娃,一手甜甜圈,一手代表火的中国拨浪鼓,一手代表水的奶瓶,一手代表气的游戏机,还有一手上抓着一家三口的地铁票。乘客中还有粉色的象神和浑身触手的“束手”在下棋,束手的手里拿着国际象棋,象棋,日本将棋,围棋以及各种棋子,以及巴黎象征的羊角面包,薰衣草,还有三张票。还有围观的巨灵神,巨灵神的双腿在云雾中只露出一小截,却显示出了这列地铁里无限的空间……作品完成,爱马仕的艺术团队十分满意:“文那显然是最适合我们展览的艺术家,她的创作有很多根植于佛教以及神话的因素,另外她所传递的信息有一种从古代的神话一直延续至今的延续感,一种永存的联系,这也很符合爱马仕的精髓。”
在文那看来,壁画是有生命的,壁画与它本身的建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随着载体的老去而变化,画在户外的壁画尤是,时间会迅速改变它的样貌。直到它附身之物有一天不复存在了,它也就从此消失了。每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但壁画会任其自然生长,自然老去,消散在时间中,这分与众不同的浪漫,正与自己画的这些传世的神仙的主题又重合又矛盾。“在我画壁画的前段,我只是根据当地的特色,画一些不那么严谨的想象中的神仙。我也会给他们命名,再固执地编一些歪歪扭扭的故事或者诗句。这样画了三年,我突然发现有些形象会重复的出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山神,海神这样有世界共性的神仙,还有一些独特的只能在特殊的地方出现的神仙,我就想也许并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看到我所有壁画里出现的人物,也许我应该做一本合集,把我所有的神仙形象、故事都整理在里面,至于名字我就随便想了“文那经”,然后就一直用了。”就这样,她的《文那经》诞生了。从此,文那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她以前画过的形象,把故事规规整整地记录下来,或者先创造人物,再编故事,然后再等待需要它的地方。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壁画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文那经》才是。它期待着每一种形式的呈现,而我也是。”于是就有了这一车厢的大小神仙,火锅棋局,热热闹闹从上海到巴黎,也从东方到世界,以梦为马,越走越远。
爱马仕对艺术家的选择是挑剔的,这不禁让人好奇,是怎样一个年轻人会得此青睐?文那这一次展出的壁画作品名为《巴黎—上海》,听起来十分摩登现代,所以我想象中的画风和画家都应该是“洋气”的,也许是浪漫的巴洛克风,也许是看不懂的色块。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当我随着轻快的音乐走进展厅时,眼前那一整面墙上布满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神仙、妖怪、异兽们,只不过有的穿着摩登的衣服,有的戴着耳机抱着宠物,不管是大小神仙还是怪兽们都拿着地铁票——从巴黎到上海,一条地铁足矣。“这简直就是《山海经》的世界嘛。”我惊叹于画家的奇思妙想。“不是哦,这是《文那经》的世界。”一旁的女画家细声细气却不容置疑的解釋。再看看眼前的画家,更是个半点“不洋气”的姑娘,黑黑瘦瘦,梳得光溜溜的发髻上随意插着木簪,却穿着耀眼的大红布裙,一笑就特别坦然地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色彩浓烈,情绪欢畅,却又很东方,这人和画倒是“花面交相映”的。
别看现在这么天马行空,文那却是个科班出身的好学生,大学在清华工艺美院学版画,毕业以后在《北京青年报》做美术编辑,这一切看起来顺利又稳妥,但文那却日复一日地感受到,自己想要的不止于此。“当时我在工作之余还在画着插画,虽然并没有觉得插画就是我艺术的终极理想,但首先的目标是要出版一个自己的绘本。”那时候绘本还没有在中国流行,手绘插画的市场也并不算好,最常见的需求来自出版社,为儿童书做插图。“大概150元一张吧,当时有些插图画家接这样的工作是用电脑快速量产的,但我一直坚持纯手绘,画一幅水彩画的投入与稿费所得并不成比例。记得有一次因为本子好,我自己也喜欢,就特别认真的画了三张,结果出版社拿去看了,还没要。”但文那也没生气,“毕竟我在报社有稳定的工作,不愁生计,我愿意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文那一边做好美编的本职工作,一边进行插画创作,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里,一来为了积累插画的素材,另外也是兴趣所致,文那慢慢的收集了很多关于古典文化的图片资料,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无意而为,现在想来,《文那经》的世界雏形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积累起来的。“我总是对那种古旧的东西很有印象,还有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物件的细节我也能无意识地记住,记不住我也能编得很具体。比如以前第一次要画一个公共汽车,我就能连门的开合器和后面的散热器位置栓都画到。如果要我画一个房间,里面桌子的木架结构我能把铆钉的位置都弄得很复杂也很合理。”一开始这些都是靠天分,当要画到某个细节的时候,文那总是连回忆带编的,完全靠脑子想,不怎么专门去找什么资料看。后来机缘巧合,她认识了一个专门卖外籍旧版书的书商,去过他的仓库几次后,就迷上了那些风格迥异的旧书,里面什么都有,建筑,绘画,中世纪,或者印度的寺庙。“我买了几十大本,渐渐就觉得,这个世界太丰盛了。比如有一本书是关于老式车的,就分了老爷车、房车、赛车等几大本,全部是图片。于是我就开始着迷于收集资料,因为一旦用了起来,就发现有资料特别舒适,而且有的东西你没见过是永远想不到的,我想我以后还会热衷于收集资料。”就这样,文那在十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图片素材,比如考古、天体物理、地理,以及历史里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国的马王堆、山海经图鉴,在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潜意识里,这些古今中外的奇思妙想一点一点的堆积、潜伏,渐渐成为她自己的精神图腾,默默等待着苏醒的时机。
这时机很快就出现了,那是2008年的一次江西景德镇之行。“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是去了景德镇。当时和同事一起‘说走就走’,在那里认识了三宝村的陶艺家李见深老师,我为了能在这个美丽的村子里找到待下去的机会,就急中生智把我的线稿用马克笔画到了墙上。”在文那的记忆里,人与人的相遇就像一支画笔与一面墙的缘分,从此之后,在她的眼前就再也没有“缺少过墙”。景德镇的“三宝村”其实是个国际交流的艺术中心,全世界的艺术家在那里来来往往、走走停停,驻场、工作、交流。艺术村的主人李见深在看了文那的马克笔作品后,便邀请她再去景德镇,想画什么都可以准备。“我说:那您就给我准备一个碗,一面墙,我就带一根笔去。我给您做一碗红烧肉,再给您画一面墙。李老师真的给我砌了一面墙,然后我就开始画了我的第一幅壁画。”站在三宝村温柔的风里,面对最原始自然的材料,文那定了定神,选择了神仙的元素:灶王爷、杜康、陆羽。淳朴的山村让她忆起神明,她希望酒神和茶神能在这里一直庇佑,就这样,她在三宝村画了一面又一面的墙。
2010年底,意大利阿拉香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去了景德镇参观三宝村,看到了文那画在那里的壁画,十分惊叹,便和李见深提出邀请,希望下次他去意大利的时候也能请这位画家同去,给他们的艺术中心画一幅壁画。2011年6月,文那便两手空空去了阿拉香,当场根据当地的空间“现编”了两位洋神仙“牵山”“照海”,把一众当地人迷得不行,也因此在西方引起了关注,连续几年受邀去意大利、荷兰、新西兰等地的艺术馆开展。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认真地询问,如今的文那也会认真地回答你,阿拉香是在地中海海湾里的一座小山上的小镇,所以“牵山照海”其实就是山神和海神,“牵山”的音自然是取“千山万水”,而她手中有绳,又有牵引的意思,表示移山千里,指一线牵之的举重若轻的无穷力量。“照海”则是因为在阿拉香的夜里,月光照在海上,有一大片反光,那必定是因为有个海神,每天都负责把海面照亮。但其实当年的真相是这样的:“我从画第一张壁画就没有打稿,但是之前至少脑子里还是有一点谱的,比如之前画在纸上的某张画,而那次,画画第一天,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清晨很美好,可是我头疼得要命,好多人看着,又不能不画,所以我在画第一笔的时候,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的,也根本不知道我会画成什么样子。但是没想到画得还是很顺利,那之后我又画过几次壁画,就根本连腹稿都不打了,完全信任自己的手,哈哈。” 这一次来到上海,爱马仕给出的主题是“巴黎—上海”,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要求,把一切发挥的空间都交给艺术家。而面对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那一整面的白墙,文那也并不慌张。“和以前一樣,这一次的画也并没有草稿,我只是想了一下,从巴黎到上海,需要什么来连通双城?”答案很快就有了,地铁。于是,在文那的这一列地铁上,乘客们有来自印度的湿婆和来自中国的李靖组成的家庭:湿婆是柔美的家庭女性,李靖是白发老绅士的样子,湿婆的五只手上一手抓着香水、一手端着巴黎标志性咖啡、一手推车、一手用簪子整理头发,还有一只手拿着手机。李靖则两只手一个拿拐杖,另一个拿法棍。他们的孩子是六只手臂的哪吒,一手是流行的丑娃,一手甜甜圈,一手代表火的中国拨浪鼓,一手代表水的奶瓶,一手代表气的游戏机,还有一手上抓着一家三口的地铁票。乘客中还有粉色的象神和浑身触手的“束手”在下棋,束手的手里拿着国际象棋,象棋,日本将棋,围棋以及各种棋子,以及巴黎象征的羊角面包,薰衣草,还有三张票。还有围观的巨灵神,巨灵神的双腿在云雾中只露出一小截,却显示出了这列地铁里无限的空间……作品完成,爱马仕的艺术团队十分满意:“文那显然是最适合我们展览的艺术家,她的创作有很多根植于佛教以及神话的因素,另外她所传递的信息有一种从古代的神话一直延续至今的延续感,一种永存的联系,这也很符合爱马仕的精髓。”
在文那看来,壁画是有生命的,壁画与它本身的建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随着载体的老去而变化,画在户外的壁画尤是,时间会迅速改变它的样貌。直到它附身之物有一天不复存在了,它也就从此消失了。每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但壁画会任其自然生长,自然老去,消散在时间中,这分与众不同的浪漫,正与自己画的这些传世的神仙的主题又重合又矛盾。“在我画壁画的前段,我只是根据当地的特色,画一些不那么严谨的想象中的神仙。我也会给他们命名,再固执地编一些歪歪扭扭的故事或者诗句。这样画了三年,我突然发现有些形象会重复的出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山神,海神这样有世界共性的神仙,还有一些独特的只能在特殊的地方出现的神仙,我就想也许并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看到我所有壁画里出现的人物,也许我应该做一本合集,把我所有的神仙形象、故事都整理在里面,至于名字我就随便想了“文那经”,然后就一直用了。”就这样,她的《文那经》诞生了。从此,文那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她以前画过的形象,把故事规规整整地记录下来,或者先创造人物,再编故事,然后再等待需要它的地方。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壁画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文那经》才是。它期待着每一种形式的呈现,而我也是。”于是就有了这一车厢的大小神仙,火锅棋局,热热闹闹从上海到巴黎,也从东方到世界,以梦为马,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