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比起其他的中国传统戏剧，越剧是个年轻的剧种，它诞生于1906年的浙江嵊县农村，1917年才进入上海。然而仅仅30余年，越剧就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小剧种缘何会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以及周恩来的关心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越剧大师袁雪芬曾评述道：“越剧是幸运的，它较早地得到党的关怀，尤其是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周恩来不仅关心越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也给予了袁雪芬这位越剧艺术家以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
周恩来初次接触越剧是在1946年9月。这年5月，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同名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而袁雪芬却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8月27日，袁雪芬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伙流氓抛粪，继而又收到了带有子弹的恐吓信。9月14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国共和谈的周恩来来到了上海，当他得知袁雪芬因演出《祥林嫂》受到迫害的情况后，十分关心，便决定亲自去看看“雪声剧团”的演出。15日晚，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下车后徒步走过狭窄的碎石子小弄堂，绕过日本人留下的碉堡和铁丝网，来到了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不动声色地坐在后排观看演出。这天演的是历史悲剧《凄凉辽宫月》，剧场中热烈的气氛，无数潸然泪下的观众，都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戏回来，周恩来把上海文委的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于伶找了过来，谈起了“雪声剧团”。周恩来一再强调越剧演员大多都是穷苦出身，没有生路才学唱戏的，要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周恩来还叮嘱于伶，“不能性急，要全盘考虑，抓住重点。这件事，我们党不关心，就会被敌人利用。”接着，周恩来又特别强调了要关心袁雪芬，并对她的大无畏精神深表敬佩，对她的境况则深表忧虑。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上海秘密党组织加强了对袁雪芬和其他越剧界人士的工作，陆续派出了吴琛、钱英郁等人到“丹桂”、“玉兰”剧团担任编导，后来又派刘厚生到“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并主持剧务部。于伶对袁雪芬也很关心，遇到重大问题常给她出主意，田汉则亲自给“雪声剧团”写了借古喻今、抨击四大家族的剧本《珊瑚引》。渐渐地，上海几个主要越剧团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剧种和剧团处境艰难，越剧团却生气勃勃，深受观众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当天，五大越剧团立即组成宣传队宣传演出，欢迎解放军。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受党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百忙之中，邓颖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赶到了在九星戏院演出《雪声进行曲》的“雪声剧团”，专程看望袁雪芬。邓颖超握着袁雪芬的手说道：“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展开斗争，我们都晓得了，这是不容易的。这次来对你们慰问，周恩来同志叫我带信向你慰问。”接着，邓颖超和许广平一道观看了《祥林嫂》中的两场戏和其他节目。
这是袁雪芬和邓颖超初次相见，也是她首次得到周恩来的问候。
二
过了一阵子，一天，袁雪芬正在剧场后台忙碌着，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位领导和中国剧协副主席于伶来到了后台。袁雪芬与于伶是老相识了，彼此间说话也很随便。一看到于伶，袁雪芬便问：“于先生，您今天怎么来了？”“找侬有事哩！”于伶操着一口上海话回答道，接着又把统战部的那位领导介绍给了袁雪芬。袁雪芬是个急性子，她大惑不解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请我跟你们去演戏？”
统战部的领导认真地解释道：“新中国即将成立了，经周恩来同志提名和组织研究，邀请你作为代表去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可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啊！”
周恩来！袁雪芬的眼睛顿时一亮，这个名字早就熟悉了，但自己从未和他见过面。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袁雪芬历经坎坷，遇到过不少挫折，可在政治方面还从未多想过，她有些不解地问那位领导：“让我参加政治协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对这也不感兴趣，我只会演戏，这活动我不想参加。”
眼见袁雪芬一口回绝了，统战部的领导有点不知所措，便看了看于伶。还是于伶有经验，他不紧不慢地问袁雪芬：“雪芬，你去过北平吗？”袁雪芬摇了摇头。“阿拉早就知道侬没有去过，北平可有意思啦！”接着，于伶便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袁雪芬越听越有神，眨着一双大眼睛问：“北平真有这么热闹啊？”“阿拉还能骗侬呀！”于伶摆出一副认真的模样，“要不是侬没去过北平，阿拉和这位领导还不来找侬呢！”
袁雪芬被说乐了，但转念一想，她又摇起了头：“在上海我要演戏，我有舞台和观众，到了北平不是就不行了吗？”这下轮到于伶乐了，他一拍大腿：“哎！雪芬，侬真是死脑袋瓜子，到了北平照样演戏！这次梅兰芳、程砚秋他们都参加，并且还要演拿手好戏，阿拉看侬过去也演过许多进步戏，这回侬也去赶考，考个状元回来！这还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哩！”醉心于越剧艺术的袁雪芬终于心动了，当即表示同意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27岁的袁雪芬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袁雪芬住在六国饭店，每天早上服务员都会给她送来一杯牛奶和两个鸡蛋。袁雪芬非常奇怪，心想怎么会有人知道她早上爱吃牛奶和鸡蛋的习惯呢，她便向服务员询问了此事。服务员回答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
又是周恩来！袁雪芬不禁激动万分。解放前，老板为赚钱哪管过她的死活，甚至有几次吐血还要一天演出两场戏。如今，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如此关心着自己这个地方戏演员的健康，这怎能不使袁雪芬感动呢！几天后，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要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消息传到了袁雪芬住地，她和其他许多与会代表一样都很激动。“周恩来一定是个威严高大的人……”袁雪芬默默地想着。
周恩来和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等领导人准时来到了代表们中间。那天，周恩来身着一件孔雀蓝色的中山装，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微笑着和40余名代表一一握手叙谈。“原来周副主席好漂亮、好英俊、好气派哟！”周恩来给袁雪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更对周恩来非凡的记忆力赞叹不已，40余名代表，他都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得和他（她）们第一次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谈过什么话。眼见周恩来和大多数代表都很熟，袁雪芬心中不由地生出一丝遗憾：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不料，细心的周恩来似乎看透了袁雪芬的心思，信步走到她跟前，热情地伸出手说：“你就是袁雪芬，我早就认识你了！”袁雪芬握着周恩来温暖的手，心中直犯嘀咕：奇怪了，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呢？见袁雪芬没有反应过来，周恩来便提醒道：“我在1946年离开上海前看过你的戏。”袁雪芬依旧摇了摇头，她还是不理解周恩来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周恩来见袁雪芬满脸窘迫，便微笑着把那天看戏的时间和地点，看戏座位是多少排，袁雪芬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路上日本人留下的铁丝网等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袁雪芬听。袁雪芬这才恍然大悟，笑了起来：“对了，我想起来了，第二天报纸上还登消息说中共代表看越剧演出了。”袁雪芬开心极了，没想到三言两语就缩短了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的距离，她想表达什么，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只是从心里感觉，此次进京能见到周恩来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简直是太幸运了！
三
能和周恩来面对面地交谈，让袁雪芬备感意外，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还不止这一件。按照会议议程，会议期间有一天休息，在休息前一天的下午，袁雪芬意外地收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她来家里做客的邀请。当天晚上，袁雪芬兴奋得一夜没睡好，一会儿想明天该穿什么衣服去，一会儿又想周恩来的家是个什么样子，见到他们夫妇该说些什么话……
天终于亮了，袁雪芬坐上了开往周恩来家的轿车。车一边开，袁雪芬一边想，周恩来住的房子一定很大很豪华，房内的摆设肯定是国内一流的，周恩来又是个有文化的人，家里古玩字画也一定不会少。想着想着，车在周恩来的住地前面停了下来。袁雪芬进屋一看大吃一惊，周恩来的家和自己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房间不大，房内陈设也很朴素、简单，古玩字画一件也没有。更令袁雪芬吃惊的是，周恩来放在椅子上的衬衫，领口上居然还有补丁。袁雪芬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她没想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是如此的简朴。
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拉着袁雪芬坐下，邓颖超就像是见到小妹妹一样地问长问短。过一会儿，周恩来突然笑着说：“雪芬，我给你听张唱片。”
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袁雪芬在《凄凉辽宫月》中清脆悦耳的越剧唱段。“周副主席，这不是我的唱片吗？您是从哪里弄来的呀？”袁雪芬急切地问道。“哎，不是你送给我的吗？”袁雪芬一听就知道总理又在考自己了，好在这一次她没有被难倒，她想了一会儿便认真地说：“对了，这唱片是于伶先生转送给您的！”原来，1948年于伶即将离开上海时，曾找到袁雪芬要一张她灌制的唱片。当时市面上唱片很少，袁雪芬自己也是很少送人的。但由于她和于伶很熟，自己每每遇到困难和麻烦，于伶总是主动给予帮助，于是，袁雪芬便爽快地送给了于伶一张。
没想到，事隔一年后，自己居然会在周恩来的家里见到这张唱片，袁雪芬的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从前在上海每每遇到挫折时，之所以会有许多人前来关心和帮助自己，那是因为周恩来很早之前就关心她了。周恩来接着说道：“这唱片到我手很不容易，于伶先生是将它带出上海后到日本，又由日本到香港，转了一大圈才到了我手里的。”
袁雪芬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了，眼眶里闪着泪花说道：“周副主席，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以后我一定争取录更好的唱片送给您。”周恩来听了，也高兴地说道：“好啊，那我就等着这一天喽！
此后，袁雪芬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望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一次，袁雪芬去周恩来家，周恩来问她为什么越剧都是女演员。袁雪芬说，那是由于过去农村贫困，女孩子没有出路，只有去学戏，周恩来听后感慨地说道：“京剧男演女，越剧女演男，这都是旧社会造成的，在新社会要逐渐结束了。”接着，他又问起了越剧与绍兴大班有什么不同。袁雪芬先唱了一段绍兴大班。袁雪芬刚唱罢，周恩来就兴致勃勃地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叫绍兴高调。”说罢，周恩来便唱了一句，引得袁雪芬咯咯直笑。
四
1950年，袁雪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之后，她又参加了中国青年访苏团。在苏联访问的3个月使袁雪芬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深感自己懂得太少，需要学习。因此，当袁雪芬得知代表团翻译孙维世要留下来学习戏剧导演后，便打算回去后请周恩来批准，自己也留在苏联学习。
一回国，袁雪芬就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11岁就离家演戏，从来没有机会学习，这次我想学习。”
周恩来说：“你想学习很好。想到什么地方学习？”
“我想和孙维世一样去苏联学习。”
周恩来摇了摇头：“你跟孙维世不一样，她是学俄语的，现在还没有专业，但是你已有了专业，工作也是学习嘛。”
袁雪芬一听这话，不乐意了，争辩道：“我还年轻，不像梅兰芳他们岁数大了，我还想进步提高，将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你这些想法我都不反对，但现在正是观众需要你的时候，我现在怎么能同意你脱产离开舞台、离开观众呢？”周恩来耐心地说着。
袁雪芬并不甘心，声音逐渐大了起来：“反正，我要学习，我要学习！”
周恩来见状，又好气又好笑，便委婉地说：“放心，以后有你的学习机会！”
“总理，让我只学一年还不行吗？”袁雪芬继续讨价还价。
“一年也不行！”
袁雪芬一下子从沙发上起来，继续固执地说：“我就是要去，就是要去！”
周恩来见袁雪芬如此不听劝，也火了，倏地站起来，板着面孔大声说道：“袁雪芬！你还有没有组织原则性！”
总理发火了！袁雪芬一下子就呆住了，在她看来，总理永远都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和蔼，在她这个小妹妹面前是不会较真和发火的。未曾想这一次，总理动了肝火，袁雪芬这才停了口。事后，袁雪芬小心翼翼地对邓颖超说：“大姐，我第一次见总理发火，当时我好害怕噢。”邓颖超笑着指了指袁雪芬的鼻子：“谁让你那么不听话呢。”
周恩来的这次发火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冲袁雪芬发火，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减少了对袁雪芬的关心和爱护。他曾三次到过袁雪芬的家中。第一次是1956年，周恩来参加上海文艺界的晚会后，独自一人来到袁雪芬的家中与她全家亲切交谈。第二次是1957年袁雪芬产假中，周恩来在送走外宾回北京之前，专门到她家看望，并叮嘱她：“要注意身体，你以前生过肺病，趁产假里把身体养好，以后才能更好地工作。”第三次是1963年，这天晚上9点多钟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突然出现在了袁雪芬的家中，说是要看看孩子。袁雪芬的大儿子才5岁，睡在床上听说有人要看他，吓得直往被子里钻，袁雪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了出来，给他穿好衣服。孩子怕生，一动不动，周恩来一把将他抱起来，笑呵呵地说：“你不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吗？给周伯伯看看，行不行？你会打枪吗？打给我看看，我教你瞄准。”孩子不再害怕了，便无拘无束地和周恩来玩起了玩具手枪。
五
1963年，上海市委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文艺只局限于表现社会主义生活题材的作品，把越剧批为“挖社会主义墙角”。袁雪芬想不通，便利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扩大会议的机会，特意去问周恩来：只演“十三”年对不对？周恩来当即答复：“也不能那样嘛！如果只写十三年，那不连我们党的历史也否定了？现在文化部正在审定200个剧目。”袁雪芬这才放下心来。
“文化大革命”中，袁雪芬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一样，受到了诬陷、迫害。她遭受了上百次的批斗、毒打，长期被隔离审查，然而，袁雪芬挺过来了，而且她的思想更坚定、更成熟了。支撑着袁雪芬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她对周恩来的崇敬和爱戴，她相信只要有周恩来在，自己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周恩来同样也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越剧艺术家，1971年他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时，就专门问起了袁雪芬的情况。正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袁雪芬才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放”，避免了更大的厄运。
1974年，袁雪芬的大儿子中学毕业去农场前，要去一趟北京，袁雪芬便写了一封信，让他代自己看望周伯伯、邓妈妈。此时的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颖超便把信念给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听，周恩来听完后说道：“好，她经受了这场考验。”袁雪芬知道总理的这句话后，提笔想给总理再写信，倾诉自己这些年来憋在心里的千言万语，但最后她含着热泪只写下了一句话：“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然而，袁雪芬最不敢听、也不愿听的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1月9日这天，她正带着越剧院的学生们在上海国棉九厂深入生活，周恩来逝世的噩耗突然传来。袁雪芬悲痛欲绝，只觉得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她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表达全家人对周恩来的沉痛悼念，并希望亲自去北京看望邓大姐。袁雪芬的这封信辗转20余天才到了邓颖超的手中，邓颖超马上嘱咐秘书给袁雪芬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表达了对袁雪芬的谢意。
1977年10月底，袁雪芬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回到北京。一下飞机，负责接待的同志就对她说：“邓颖超同志要见你。”袁雪芬买了一束菊花就赶往周恩来生前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一进房间，她就感到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在这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多次与她交谈。袁雪芬正捧着菊花举目寻找着周恩来的遗像，这时，邓颖超走出了内室。一见到朝思夜想的邓大姐，袁雪芬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犹如一个受苦受难的孩子回到了亲人身边。
邓颖超边招呼袁雪芬坐下边诙谐地说：“我们今天见面，我叫你一个人来，是想互相谈谈，你这样激动的话，我们今天可一句也谈不成了哟。”袁雪芬这才止住了泪水，邓颖超一边拿出手帕给袁雪芬擦眼睛，一边高兴地说：“过去我跟恩来同志常讲，雪芬这孩子在性格上总有悲剧的成分。不过，当我从电视里看到你后，觉得通过这些年的锻炼，你坚强了，悲剧性格去掉了，我很高兴。”接着，邓颖超又让袁雪芬谈谈她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邓颖超那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深深地感染着袁雪芬。
谈话间，邓颖超还告诉袁雪芬一件高兴的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袁雪芬家时抄去的周恩来和她写给袁雪芬的30余封信，都找到了。“这些信都是你的，要还给你。不过，现在先不给你，我要复印一下保留下来，原件通过组织还给你。”邓颖超笑着对袁雪芬说。果然，袁雪芬回上海后不久就收到了这些信件。
看着这些信件，袁雪芬心潮澎湃，周恩来、邓颖超关心、教诲自己的一幕幕，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了出来，她时常对人提起：“周总理、邓大姐确实是我们党内的一对模范夫妻，是我们民族的伟人。他们不但言传，而且用身教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么活着，应该树立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是做人的楷模，他们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一
周恩来初次接触越剧是在1946年9月。这年5月，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同名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而袁雪芬却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8月27日，袁雪芬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伙流氓抛粪，继而又收到了带有子弹的恐吓信。9月14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国共和谈的周恩来来到了上海，当他得知袁雪芬因演出《祥林嫂》受到迫害的情况后，十分关心，便决定亲自去看看“雪声剧团”的演出。15日晚，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下车后徒步走过狭窄的碎石子小弄堂，绕过日本人留下的碉堡和铁丝网，来到了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不动声色地坐在后排观看演出。这天演的是历史悲剧《凄凉辽宫月》，剧场中热烈的气氛，无数潸然泪下的观众，都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戏回来，周恩来把上海文委的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于伶找了过来，谈起了“雪声剧团”。周恩来一再强调越剧演员大多都是穷苦出身，没有生路才学唱戏的，要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周恩来还叮嘱于伶，“不能性急，要全盘考虑，抓住重点。这件事，我们党不关心，就会被敌人利用。”接着，周恩来又特别强调了要关心袁雪芬，并对她的大无畏精神深表敬佩，对她的境况则深表忧虑。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上海秘密党组织加强了对袁雪芬和其他越剧界人士的工作，陆续派出了吴琛、钱英郁等人到“丹桂”、“玉兰”剧团担任编导，后来又派刘厚生到“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并主持剧务部。于伶对袁雪芬也很关心，遇到重大问题常给她出主意，田汉则亲自给“雪声剧团”写了借古喻今、抨击四大家族的剧本《珊瑚引》。渐渐地，上海几个主要越剧团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剧种和剧团处境艰难，越剧团却生气勃勃，深受观众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当天，五大越剧团立即组成宣传队宣传演出，欢迎解放军。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受党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百忙之中，邓颖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赶到了在九星戏院演出《雪声进行曲》的“雪声剧团”，专程看望袁雪芬。邓颖超握着袁雪芬的手说道：“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展开斗争，我们都晓得了，这是不容易的。这次来对你们慰问，周恩来同志叫我带信向你慰问。”接着，邓颖超和许广平一道观看了《祥林嫂》中的两场戏和其他节目。
这是袁雪芬和邓颖超初次相见，也是她首次得到周恩来的问候。
二
过了一阵子，一天，袁雪芬正在剧场后台忙碌着，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位领导和中国剧协副主席于伶来到了后台。袁雪芬与于伶是老相识了，彼此间说话也很随便。一看到于伶，袁雪芬便问：“于先生，您今天怎么来了？”“找侬有事哩！”于伶操着一口上海话回答道，接着又把统战部的那位领导介绍给了袁雪芬。袁雪芬是个急性子，她大惑不解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请我跟你们去演戏？”
统战部的领导认真地解释道：“新中国即将成立了，经周恩来同志提名和组织研究，邀请你作为代表去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可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啊！”
周恩来！袁雪芬的眼睛顿时一亮，这个名字早就熟悉了，但自己从未和他见过面。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袁雪芬历经坎坷，遇到过不少挫折，可在政治方面还从未多想过，她有些不解地问那位领导：“让我参加政治协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对这也不感兴趣，我只会演戏，这活动我不想参加。”
眼见袁雪芬一口回绝了，统战部的领导有点不知所措，便看了看于伶。还是于伶有经验，他不紧不慢地问袁雪芬：“雪芬，你去过北平吗？”袁雪芬摇了摇头。“阿拉早就知道侬没有去过，北平可有意思啦！”接着，于伶便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袁雪芬越听越有神，眨着一双大眼睛问：“北平真有这么热闹啊？”“阿拉还能骗侬呀！”于伶摆出一副认真的模样，“要不是侬没去过北平，阿拉和这位领导还不来找侬呢！”
袁雪芬被说乐了，但转念一想，她又摇起了头：“在上海我要演戏，我有舞台和观众，到了北平不是就不行了吗？”这下轮到于伶乐了，他一拍大腿：“哎！雪芬，侬真是死脑袋瓜子，到了北平照样演戏！这次梅兰芳、程砚秋他们都参加，并且还要演拿手好戏，阿拉看侬过去也演过许多进步戏，这回侬也去赶考，考个状元回来！这还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哩！”醉心于越剧艺术的袁雪芬终于心动了，当即表示同意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27岁的袁雪芬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袁雪芬住在六国饭店，每天早上服务员都会给她送来一杯牛奶和两个鸡蛋。袁雪芬非常奇怪，心想怎么会有人知道她早上爱吃牛奶和鸡蛋的习惯呢，她便向服务员询问了此事。服务员回答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
又是周恩来！袁雪芬不禁激动万分。解放前，老板为赚钱哪管过她的死活，甚至有几次吐血还要一天演出两场戏。如今，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如此关心着自己这个地方戏演员的健康，这怎能不使袁雪芬感动呢！几天后，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要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消息传到了袁雪芬住地，她和其他许多与会代表一样都很激动。“周恩来一定是个威严高大的人……”袁雪芬默默地想着。
周恩来和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等领导人准时来到了代表们中间。那天，周恩来身着一件孔雀蓝色的中山装，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微笑着和40余名代表一一握手叙谈。“原来周副主席好漂亮、好英俊、好气派哟！”周恩来给袁雪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更对周恩来非凡的记忆力赞叹不已，40余名代表，他都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得和他（她）们第一次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谈过什么话。眼见周恩来和大多数代表都很熟，袁雪芬心中不由地生出一丝遗憾：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不料，细心的周恩来似乎看透了袁雪芬的心思，信步走到她跟前，热情地伸出手说：“你就是袁雪芬，我早就认识你了！”袁雪芬握着周恩来温暖的手，心中直犯嘀咕：奇怪了，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呢？见袁雪芬没有反应过来，周恩来便提醒道：“我在1946年离开上海前看过你的戏。”袁雪芬依旧摇了摇头，她还是不理解周恩来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周恩来见袁雪芬满脸窘迫，便微笑着把那天看戏的时间和地点，看戏座位是多少排，袁雪芬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路上日本人留下的铁丝网等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袁雪芬听。袁雪芬这才恍然大悟，笑了起来：“对了，我想起来了，第二天报纸上还登消息说中共代表看越剧演出了。”袁雪芬开心极了，没想到三言两语就缩短了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的距离，她想表达什么，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只是从心里感觉，此次进京能见到周恩来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简直是太幸运了！
三
能和周恩来面对面地交谈，让袁雪芬备感意外，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还不止这一件。按照会议议程，会议期间有一天休息，在休息前一天的下午，袁雪芬意外地收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她来家里做客的邀请。当天晚上，袁雪芬兴奋得一夜没睡好，一会儿想明天该穿什么衣服去，一会儿又想周恩来的家是个什么样子，见到他们夫妇该说些什么话……
天终于亮了，袁雪芬坐上了开往周恩来家的轿车。车一边开，袁雪芬一边想，周恩来住的房子一定很大很豪华，房内的摆设肯定是国内一流的，周恩来又是个有文化的人，家里古玩字画也一定不会少。想着想着，车在周恩来的住地前面停了下来。袁雪芬进屋一看大吃一惊，周恩来的家和自己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房间不大，房内陈设也很朴素、简单，古玩字画一件也没有。更令袁雪芬吃惊的是，周恩来放在椅子上的衬衫，领口上居然还有补丁。袁雪芬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她没想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是如此的简朴。
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拉着袁雪芬坐下，邓颖超就像是见到小妹妹一样地问长问短。过一会儿，周恩来突然笑着说：“雪芬，我给你听张唱片。”
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袁雪芬在《凄凉辽宫月》中清脆悦耳的越剧唱段。“周副主席，这不是我的唱片吗？您是从哪里弄来的呀？”袁雪芬急切地问道。“哎，不是你送给我的吗？”袁雪芬一听就知道总理又在考自己了，好在这一次她没有被难倒，她想了一会儿便认真地说：“对了，这唱片是于伶先生转送给您的！”原来，1948年于伶即将离开上海时，曾找到袁雪芬要一张她灌制的唱片。当时市面上唱片很少，袁雪芬自己也是很少送人的。但由于她和于伶很熟，自己每每遇到困难和麻烦，于伶总是主动给予帮助，于是，袁雪芬便爽快地送给了于伶一张。
没想到，事隔一年后，自己居然会在周恩来的家里见到这张唱片，袁雪芬的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从前在上海每每遇到挫折时，之所以会有许多人前来关心和帮助自己，那是因为周恩来很早之前就关心她了。周恩来接着说道：“这唱片到我手很不容易，于伶先生是将它带出上海后到日本，又由日本到香港，转了一大圈才到了我手里的。”
袁雪芬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了，眼眶里闪着泪花说道：“周副主席，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以后我一定争取录更好的唱片送给您。”周恩来听了，也高兴地说道：“好啊，那我就等着这一天喽！
此后，袁雪芬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望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一次，袁雪芬去周恩来家，周恩来问她为什么越剧都是女演员。袁雪芬说，那是由于过去农村贫困，女孩子没有出路，只有去学戏，周恩来听后感慨地说道：“京剧男演女，越剧女演男，这都是旧社会造成的，在新社会要逐渐结束了。”接着，他又问起了越剧与绍兴大班有什么不同。袁雪芬先唱了一段绍兴大班。袁雪芬刚唱罢，周恩来就兴致勃勃地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叫绍兴高调。”说罢，周恩来便唱了一句，引得袁雪芬咯咯直笑。
四
1950年，袁雪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之后，她又参加了中国青年访苏团。在苏联访问的3个月使袁雪芬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深感自己懂得太少，需要学习。因此，当袁雪芬得知代表团翻译孙维世要留下来学习戏剧导演后，便打算回去后请周恩来批准，自己也留在苏联学习。
一回国，袁雪芬就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11岁就离家演戏，从来没有机会学习，这次我想学习。”
周恩来说：“你想学习很好。想到什么地方学习？”
“我想和孙维世一样去苏联学习。”
周恩来摇了摇头：“你跟孙维世不一样，她是学俄语的，现在还没有专业，但是你已有了专业，工作也是学习嘛。”
袁雪芬一听这话，不乐意了，争辩道：“我还年轻，不像梅兰芳他们岁数大了，我还想进步提高，将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你这些想法我都不反对，但现在正是观众需要你的时候，我现在怎么能同意你脱产离开舞台、离开观众呢？”周恩来耐心地说着。
袁雪芬并不甘心，声音逐渐大了起来：“反正，我要学习，我要学习！”
周恩来见状，又好气又好笑，便委婉地说：“放心，以后有你的学习机会！”
“总理，让我只学一年还不行吗？”袁雪芬继续讨价还价。
“一年也不行！”
袁雪芬一下子从沙发上起来，继续固执地说：“我就是要去，就是要去！”
周恩来见袁雪芬如此不听劝，也火了，倏地站起来，板着面孔大声说道：“袁雪芬！你还有没有组织原则性！”
总理发火了！袁雪芬一下子就呆住了，在她看来，总理永远都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和蔼，在她这个小妹妹面前是不会较真和发火的。未曾想这一次，总理动了肝火，袁雪芬这才停了口。事后，袁雪芬小心翼翼地对邓颖超说：“大姐，我第一次见总理发火，当时我好害怕噢。”邓颖超笑着指了指袁雪芬的鼻子：“谁让你那么不听话呢。”
周恩来的这次发火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冲袁雪芬发火，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减少了对袁雪芬的关心和爱护。他曾三次到过袁雪芬的家中。第一次是1956年，周恩来参加上海文艺界的晚会后，独自一人来到袁雪芬的家中与她全家亲切交谈。第二次是1957年袁雪芬产假中，周恩来在送走外宾回北京之前，专门到她家看望，并叮嘱她：“要注意身体，你以前生过肺病，趁产假里把身体养好，以后才能更好地工作。”第三次是1963年，这天晚上9点多钟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突然出现在了袁雪芬的家中，说是要看看孩子。袁雪芬的大儿子才5岁，睡在床上听说有人要看他，吓得直往被子里钻，袁雪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了出来，给他穿好衣服。孩子怕生，一动不动，周恩来一把将他抱起来，笑呵呵地说：“你不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吗？给周伯伯看看，行不行？你会打枪吗？打给我看看，我教你瞄准。”孩子不再害怕了，便无拘无束地和周恩来玩起了玩具手枪。
五
1963年，上海市委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文艺只局限于表现社会主义生活题材的作品，把越剧批为“挖社会主义墙角”。袁雪芬想不通，便利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扩大会议的机会，特意去问周恩来：只演“十三”年对不对？周恩来当即答复：“也不能那样嘛！如果只写十三年，那不连我们党的历史也否定了？现在文化部正在审定200个剧目。”袁雪芬这才放下心来。
“文化大革命”中，袁雪芬和许多著名艺术家一样，受到了诬陷、迫害。她遭受了上百次的批斗、毒打，长期被隔离审查，然而，袁雪芬挺过来了，而且她的思想更坚定、更成熟了。支撑着袁雪芬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她对周恩来的崇敬和爱戴，她相信只要有周恩来在，自己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周恩来同样也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越剧艺术家，1971年他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时，就专门问起了袁雪芬的情况。正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袁雪芬才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放”，避免了更大的厄运。
1974年，袁雪芬的大儿子中学毕业去农场前，要去一趟北京，袁雪芬便写了一封信，让他代自己看望周伯伯、邓妈妈。此时的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颖超便把信念给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听，周恩来听完后说道：“好，她经受了这场考验。”袁雪芬知道总理的这句话后，提笔想给总理再写信，倾诉自己这些年来憋在心里的千言万语，但最后她含着热泪只写下了一句话：“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然而，袁雪芬最不敢听、也不愿听的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1月9日这天，她正带着越剧院的学生们在上海国棉九厂深入生活，周恩来逝世的噩耗突然传来。袁雪芬悲痛欲绝，只觉得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她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表达全家人对周恩来的沉痛悼念，并希望亲自去北京看望邓大姐。袁雪芬的这封信辗转20余天才到了邓颖超的手中，邓颖超马上嘱咐秘书给袁雪芬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表达了对袁雪芬的谢意。
1977年10月底，袁雪芬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回到北京。一下飞机，负责接待的同志就对她说：“邓颖超同志要见你。”袁雪芬买了一束菊花就赶往周恩来生前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一进房间，她就感到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在这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多次与她交谈。袁雪芬正捧着菊花举目寻找着周恩来的遗像，这时，邓颖超走出了内室。一见到朝思夜想的邓大姐，袁雪芬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犹如一个受苦受难的孩子回到了亲人身边。
邓颖超边招呼袁雪芬坐下边诙谐地说：“我们今天见面，我叫你一个人来，是想互相谈谈，你这样激动的话，我们今天可一句也谈不成了哟。”袁雪芬这才止住了泪水，邓颖超一边拿出手帕给袁雪芬擦眼睛，一边高兴地说：“过去我跟恩来同志常讲，雪芬这孩子在性格上总有悲剧的成分。不过，当我从电视里看到你后，觉得通过这些年的锻炼，你坚强了，悲剧性格去掉了，我很高兴。”接着，邓颖超又让袁雪芬谈谈她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邓颖超那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深深地感染着袁雪芬。
谈话间，邓颖超还告诉袁雪芬一件高兴的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袁雪芬家时抄去的周恩来和她写给袁雪芬的30余封信，都找到了。“这些信都是你的，要还给你。不过，现在先不给你，我要复印一下保留下来，原件通过组织还给你。”邓颖超笑着对袁雪芬说。果然，袁雪芬回上海后不久就收到了这些信件。
看着这些信件，袁雪芬心潮澎湃，周恩来、邓颖超关心、教诲自己的一幕幕，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了出来，她时常对人提起：“周总理、邓大姐确实是我们党内的一对模范夫妻，是我们民族的伟人。他们不但言传，而且用身教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么活着，应该树立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是做人的楷模，他们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