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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在人们印象中首先是个著名作家,并且在“红学”研究、建筑评论以及散文方面也有所造诣,他曾把这四个领域比喻为自己在后花园栽的四棵树:小说树、随笔树、红学树、建筑评论树。“我亲眼看到我栽下的这四棵树,它们在我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使我得以春天嗅着花香入睡,秋天品着果实赏月,惬意之至。”①其实,除了“侍弄这四棵树”之外,刘心武还有长达十几年的编辑生涯,其中尤以与《人民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作者的刘心武曾经是《人民文学》扶持、培育的新人,后逐步成为当代文坛大家;作为编者的刘心武为新时期《人民文学》的创新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李季、王蒙等文学大家曾先后担任过该刊物的主编。刘心武1986年7月出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1987年1月接任主编。
既是作家又是编辑,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并不少见,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巴金等人就既是文学大师又是出色的编辑家。刘心武之前的几位《人民文学》主编如茅盾、严文井、张天翼、王蒙也都是如此,但刘心武又与他们有所不同,茅盾等人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前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了,而刘心武却是在《人民文学》的扶持、培育下成为著名作家的,这就使得他与《人民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作者刘心武:《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文学儿子”
刘心武曾经给自己在1984年秋冬时节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起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别名——“文学儿子”,足见他对这部小说的重视程度,《钟鼓楼》也不负他所望,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同时也标志着刘心武迈入了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钟鼓楼》是刘心武的“文学儿子”,而刘心武则是《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文学儿子”。
刘心武坦言:“但我仍要感谢《人民文学》,感谢编辑同志,因为毕竟这本杂志和它的编者,在我青春期的心田种播下了种子……于是我提笔写《班主任》。”②1977年,刚刚从中学调任北京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的刘心武写下了小说《班主任》。小说一经发表,便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效应,“反响之强烈使他们(指《人民文学》编辑)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收到的读者来信大概有五千封左右……全国省市,除了台湾以外全有来信,连西藏都有”③。
《班主任》的轰动效应有其特定历史条件。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重估,中国的一切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尚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执惯性之中。刘心武把小说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崔道怡后,由于小说内容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编辑部有关同志犹豫不决,拿不准敢不敢发。“于是,稿子送到了主编张光年手中,请他裁决。不料,张光年仔细看过之后,经过审慎的考虑,果断地拍板:可发!而且他说,揭露‘四人帮’之作,尖锐点不怕,愈尖锐愈好!”④
《班主任》的发表,对刘心武来说,不啻于一个“惊险的起点”,⑤而这个起点,为刘心武赢得了“伤痕文学之父”等一系列荣誉,之后,他便走上了宽阔的写作之路。客观来说,《班主任》的艺术价值并不高,刘心武本人也认为:“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⑥意识到了这一点,刘心武开始自觉地思考文学的目的性,是做政治导向的工具还是“为人、为人性”。刘心武说:“我意识到,文学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启蒙’和‘救亡’的历史作用,在太平盛世亦可承担一些‘教化’之职,但这都只能是文学的外部功能,文学的‘内性’,却是以作家的个性眼光,透视世道人心,特别是探索人的灵魂,直到人性的深处。因此,我及时地改换了‘伤痕文学’的角色。”⑦1979年,当读者的审美取向还局限在社会学角度时,刘心武便开始了对人生、人性、人情的探索。他刻画人情的开篇之作《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早春萌发的第一片绿叶,悄然出现于《人民文学》。可以说,善于创新的刘心武又一次开了“写人性、写人情”之先河,在《人民文学》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风潮。
作为作者的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大舞台上的表演并不仅止于此,1985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以刚发生的北京足球事件为题,特邀刘心武和理由赶写了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作品透视文化心态,揭示社会课题,产生了令人感悟的醒世作用。此后,劉心武接连发出了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这些作品在读者群中又一次引起轰动,《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也像《班主任》一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名篇。
刘心武的成长历程与《人民文学》密不可分,他面向现实生活、注重理性思考、恪守人文观念的创作思路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不谋而合,也符合当时《人民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编辑理念,历史的因缘聚合使刘心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也就成了必然。
编者刘心武:《人民文学》锐意进取、积极开拓的“指挥官”
刘心武的编辑生涯并非始于《人民文学》,但却在《人民文学》达到了顶峰。1976年,刘心武调任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文艺编辑,1987年1月,接任《人民文学》主编。担任主编伊始,刘心武就在当期编者的话中指出:“本刊早已显示锐意改革的意向,体现于兼容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⑧这些理念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也得以付诸实践,这一时期,《人民文学》相继刊发了一批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出色篇章:雁宁的《牛贩子山道》,李国文的《逝情》,刘震云的《塔铺》,方方的《白雾》,王蒙的《星球奇遇记》等。身为主编的刘心武这一时期也亲自实践,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白牙》。这些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多元化的发展,为文学的生态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告文学能及时近切地映现时代脚步和人民的心声,在历次评选的读者喜爱作品中占了很大比重。刘心武看到了这一点,他提醒刊物编辑人员要对报告文学给予充分重视:“《人民文学》的读者一贯期望着翻开刊物后能有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作者和编者都应该尊重并满足他们的这一审美要求。为此本刊将力争平均每期至少有一篇直接反映时代风貌的报告文学登场。”⑨1987年年底,《人民文学》与《解放军文艺》联合发起,和100多家文学期刊共同举办“中国潮”征文。历时一年,成绩斐然,《人民文学》编发了《西部在移民》等一批报告文学精品。
散文诗歌方面,刘心武认为应该多发一些清新、自然、焕发生机甚至是唯美的作品。他说:“我们既需要切近现实、感时抚事的佳作,也应该突出兼收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⑩这一时期,散文方面,韩少华的《大弥撒之思》,杨苡的《梦萧珊》,王蒙的《凝思》等,诗歌方面,刘谌秋的《抒情诗十六首》,李瑛的《黄土地的情思》等,都曾为读者称道。以“青春的旋律”、“散落的花瓣”等名目集束发出的一批年轻人的诗歌,如题所示,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呈现着多彩的花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时代越来越趋向于变革与开放,社会生活越来越趋向于多样与宽容,人的自主性、创造性越来越趋于昂扬与活跃。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文学创作要有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追求,要有时代气息浓厚的内容。刘心武在1989年1期《时代·开拓·交流》一文中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不仅不反对作者和编者不断丰富、革新传递时代气息的新方法新手段,而且往往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呼应,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创作方法才得以大行其道。……本刊同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开拓就没有进步。对于刻意创新之作,我们张开双臂欢迎。”(11)也许是过于追求刊物的创新了,1989年,《人民文学》编发了马建的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小说内容涉及穆斯林敏感的婚俗制度,遭到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的抗议,刘心武辞任主编职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辞职后的刘心武潜心创作,由写小说到写散文,由写随笔到搞建筑评论,又转向《红楼梦》,开创了“秦学”研究,频频在《百家讲坛》等大众媒体中出现,独领风骚,著作等身。但不能忽视的是,刘心武的“根”在《人民文学》,他既是《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文学儿子”,又是《人民文学》一段时期内的优秀“指挥官”。在这两种角色身上,刘心武都显示出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决心与能力,而这份决心与能力也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的开拓创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 释:
①盛锡娟:《创造“心灵体操”的作家:刘心武》,《语文世界》,2005(10)。
②刘心武:《秋收时节念春播》,《人民文学》,1984(10)。
③⑤吕华海:《浅议刘心武创作过程中的嬗变与适应》,《六盘水师专学报》,1998(2)。
④周明:《张光年与风暴过后的〈人民文学〉》,《纵横》,1997(1)。
⑥⑦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文潮》,2006(12)。
⑧⑨⑩(11)刘心武:《时代·开拓·交流》,《人民文学》,1989(1)。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编校:施 宇
《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李季、王蒙等文学大家曾先后担任过该刊物的主编。刘心武1986年7月出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1987年1月接任主编。
既是作家又是编辑,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并不少见,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巴金等人就既是文学大师又是出色的编辑家。刘心武之前的几位《人民文学》主编如茅盾、严文井、张天翼、王蒙也都是如此,但刘心武又与他们有所不同,茅盾等人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前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了,而刘心武却是在《人民文学》的扶持、培育下成为著名作家的,这就使得他与《人民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作者刘心武:《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文学儿子”
刘心武曾经给自己在1984年秋冬时节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起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别名——“文学儿子”,足见他对这部小说的重视程度,《钟鼓楼》也不负他所望,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同时也标志着刘心武迈入了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钟鼓楼》是刘心武的“文学儿子”,而刘心武则是《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文学儿子”。
刘心武坦言:“但我仍要感谢《人民文学》,感谢编辑同志,因为毕竟这本杂志和它的编者,在我青春期的心田种播下了种子……于是我提笔写《班主任》。”②1977年,刚刚从中学调任北京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的刘心武写下了小说《班主任》。小说一经发表,便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效应,“反响之强烈使他们(指《人民文学》编辑)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收到的读者来信大概有五千封左右……全国省市,除了台湾以外全有来信,连西藏都有”③。
《班主任》的轰动效应有其特定历史条件。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重估,中国的一切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尚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执惯性之中。刘心武把小说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崔道怡后,由于小说内容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编辑部有关同志犹豫不决,拿不准敢不敢发。“于是,稿子送到了主编张光年手中,请他裁决。不料,张光年仔细看过之后,经过审慎的考虑,果断地拍板:可发!而且他说,揭露‘四人帮’之作,尖锐点不怕,愈尖锐愈好!”④
《班主任》的发表,对刘心武来说,不啻于一个“惊险的起点”,⑤而这个起点,为刘心武赢得了“伤痕文学之父”等一系列荣誉,之后,他便走上了宽阔的写作之路。客观来说,《班主任》的艺术价值并不高,刘心武本人也认为:“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⑥意识到了这一点,刘心武开始自觉地思考文学的目的性,是做政治导向的工具还是“为人、为人性”。刘心武说:“我意识到,文学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启蒙’和‘救亡’的历史作用,在太平盛世亦可承担一些‘教化’之职,但这都只能是文学的外部功能,文学的‘内性’,却是以作家的个性眼光,透视世道人心,特别是探索人的灵魂,直到人性的深处。因此,我及时地改换了‘伤痕文学’的角色。”⑦1979年,当读者的审美取向还局限在社会学角度时,刘心武便开始了对人生、人性、人情的探索。他刻画人情的开篇之作《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早春萌发的第一片绿叶,悄然出现于《人民文学》。可以说,善于创新的刘心武又一次开了“写人性、写人情”之先河,在《人民文学》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风潮。
作为作者的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大舞台上的表演并不仅止于此,1985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以刚发生的北京足球事件为题,特邀刘心武和理由赶写了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作品透视文化心态,揭示社会课题,产生了令人感悟的醒世作用。此后,劉心武接连发出了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这些作品在读者群中又一次引起轰动,《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也像《班主任》一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名篇。
刘心武的成长历程与《人民文学》密不可分,他面向现实生活、注重理性思考、恪守人文观念的创作思路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不谋而合,也符合当时《人民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编辑理念,历史的因缘聚合使刘心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也就成了必然。
编者刘心武:《人民文学》锐意进取、积极开拓的“指挥官”
刘心武的编辑生涯并非始于《人民文学》,但却在《人民文学》达到了顶峰。1976年,刘心武调任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文艺编辑,1987年1月,接任《人民文学》主编。担任主编伊始,刘心武就在当期编者的话中指出:“本刊早已显示锐意改革的意向,体现于兼容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⑧这些理念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也得以付诸实践,这一时期,《人民文学》相继刊发了一批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出色篇章:雁宁的《牛贩子山道》,李国文的《逝情》,刘震云的《塔铺》,方方的《白雾》,王蒙的《星球奇遇记》等。身为主编的刘心武这一时期也亲自实践,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白牙》。这些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多元化的发展,为文学的生态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告文学能及时近切地映现时代脚步和人民的心声,在历次评选的读者喜爱作品中占了很大比重。刘心武看到了这一点,他提醒刊物编辑人员要对报告文学给予充分重视:“《人民文学》的读者一贯期望着翻开刊物后能有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作者和编者都应该尊重并满足他们的这一审美要求。为此本刊将力争平均每期至少有一篇直接反映时代风貌的报告文学登场。”⑨1987年年底,《人民文学》与《解放军文艺》联合发起,和100多家文学期刊共同举办“中国潮”征文。历时一年,成绩斐然,《人民文学》编发了《西部在移民》等一批报告文学精品。
散文诗歌方面,刘心武认为应该多发一些清新、自然、焕发生机甚至是唯美的作品。他说:“我们既需要切近现实、感时抚事的佳作,也应该突出兼收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⑩这一时期,散文方面,韩少华的《大弥撒之思》,杨苡的《梦萧珊》,王蒙的《凝思》等,诗歌方面,刘谌秋的《抒情诗十六首》,李瑛的《黄土地的情思》等,都曾为读者称道。以“青春的旋律”、“散落的花瓣”等名目集束发出的一批年轻人的诗歌,如题所示,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呈现着多彩的花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时代越来越趋向于变革与开放,社会生活越来越趋向于多样与宽容,人的自主性、创造性越来越趋于昂扬与活跃。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文学创作要有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追求,要有时代气息浓厚的内容。刘心武在1989年1期《时代·开拓·交流》一文中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不仅不反对作者和编者不断丰富、革新传递时代气息的新方法新手段,而且往往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呼应,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创作方法才得以大行其道。……本刊同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开拓就没有进步。对于刻意创新之作,我们张开双臂欢迎。”(11)也许是过于追求刊物的创新了,1989年,《人民文学》编发了马建的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小说内容涉及穆斯林敏感的婚俗制度,遭到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的抗议,刘心武辞任主编职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辞职后的刘心武潜心创作,由写小说到写散文,由写随笔到搞建筑评论,又转向《红楼梦》,开创了“秦学”研究,频频在《百家讲坛》等大众媒体中出现,独领风骚,著作等身。但不能忽视的是,刘心武的“根”在《人民文学》,他既是《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文学儿子”,又是《人民文学》一段时期内的优秀“指挥官”。在这两种角色身上,刘心武都显示出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决心与能力,而这份决心与能力也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的开拓创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 释:
①盛锡娟:《创造“心灵体操”的作家:刘心武》,《语文世界》,2005(10)。
②刘心武:《秋收时节念春播》,《人民文学》,1984(10)。
③⑤吕华海:《浅议刘心武创作过程中的嬗变与适应》,《六盘水师专学报》,1998(2)。
④周明:《张光年与风暴过后的〈人民文学〉》,《纵横》,1997(1)。
⑥⑦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文潮》,2006(12)。
⑧⑨⑩(11)刘心武:《时代·开拓·交流》,《人民文学》,1989(1)。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