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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农历大年23，俗称小年，天上挂着一弯小月钩。想想隔天就翻班——我就有些落寞，我的一小段临时生涯即将结束，夜班也就剩下最后一晚了。古人崇尚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在石臼房里也有这样的意境，哪怕那是石杵的捣米声，哪怕那是筛箱子的唰唰声。有了叶春燕的倩影，一切就美丽起来，诗意起来。是夜，我没有带书籍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话，我们各自谈起了过去的读书时光，还各自谈起了未来的理想。石臼房的夜晚，是筑梦的地方。我希望时光漏斗的沙子，能够再慢些地漏，慢些地漏。
11点半，账房先生李春，叫我们收工了。我只好拉下了三相闸门开关。她穿好那件驼色灯芯绒，看着我眷念的眼神说：“要不，你今晚就陪我回趟家吧。”我自然喜出望外，说，“我载你！”她略一沉吟说：“不，你还是骑你的车吧，我也骑。”我把她的年货，夹挂在自行车的手把上，一骗腿就跃上车了。
两辆自行车在战备公路上行进着，发出沙沙的声响，轻音乐般的。我有意慢慢骑，她也一样。走到半路，我说：“我们到那不远的稻草垛里坐会儿。”她同意了。我们依靠在稻草垛上，那草味发出特有的馨香。田野的北风，劲嗖有力。我静静靠近她，一手围揽过去，在她的额前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一下，就完成了我的初恋，那是18岁的感觉。按照二哥的说法，这是姐弟恋，哪怕我们同龄。
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2点了。父亲拿眼审视了我一下，叫我赶紧睡，明天要上白班了。二哥惺忪着眼，从鼻腔“哼”了一声，显然是在讨厌我搅了他的清梦。我们家房子紧，我和二哥睡同一张床。对家里的孩子夜深方归，父亲以前是会过问的。但是，他在二哥那里踢到铁板了。一次，二哥也像我今晚那么晚才回家，父亲责问一通后，二哥恼火了，反驳说：“在家里还不是闲待着，去看电影怎么了？就堕落啦？就犯罪啦？”
当时常看的是“跑片电影”，一部电影拷贝，要分好几场演，有些电影的场次就只好轮到下半夜。所以，踢到二哥的铁板后，父亲说他不再管我们了，由母亲管。他见我们不夜不晚地、没时没辰才回家，只是拿眼睛审视你。相对来讲，母亲就温柔多了，她过来问我会不会饿，毕竟到了大半夜。我说，在食品厂干活，哪有被饿上的道理。我懒得跟她细说，一躺下就睡着了。她主张让二哥“补员”，我兴许心里不大爽。我怕自己不是正式工，和叶春燕就没戏了。
上白班，觉得众目睽睽的。叶春燕仿佛是一只美丽无比的雌性动物，有意无意经过石臼房的过客，比我们上夜班时来得多。陈伟生的殷勤，在递次加码，层层升温。我心想，我都把她给吻了，你还有戏吗？你也就是个三轮工，只是脸上贴着个固定的金字，强不到哪里去的。
年关时节的食品厂员工们，是一年当中，时间的发条旋得最紧的。白天晚上都在厂里赶工，而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的私事，用的都是“插花”时间。因此，大家步履匆匆，一脸忙碌。
食品厂又买来了800斤的纯肥肉，专门来炸猪油，就在我们石臼房旁的一个灶间炸着，据说那油肉渣，将会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掌灶的是陈伟生，他带着两个小青工，将肥肉切割成块，烈火烹油。我看到那日大锅里，白皙的肥肉，瑟瑟抖着，肥肉上接二连三地冒起一个个油泡子，还不时伴有音如小爆竹的声响。陈伟生用一把长柄的铁铲和一个大号的铁笊篱，交错地在翻卷着慢慢变得金黄色的肥肉，等到炸得差不多了，就用铁笊篱把那些焦黄的肉渣捞上来，放在一个篾箩里沥油。然后把锅里的油舀上来，再把肥嘟嘟的肥肉，哗啦啦地放进去。
陈伟生动作麻利，做事章法有度，属于干练之辈，自然讨人喜欢。林干事过来巡查，夸奖了他好几句，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林干事走后，陈伟生掖来几块油肉渣叫我们尝尝，果然香得够酽的，鼻腔都盈满了，直透心底。叶春燕冲着他莞尔一笑说，你这样做，不怕别人说你是变相的多吃多占？他笑笑说，算啥？就这么一丁点。再说，我上点心，不把肉炸成焦炭，不都有了吗？况且，你舅舅说过，“试饼”是不算多吃多占的，这不也一样吗？我们可都是领导阶级！还是最先进的！觉悟最高！
我知道，他援引的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当时的流行语。我说，那可不一样，就像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呢。
陈伟生说，什么嫡系非嫡系的，还不都败得一塌糊涂，关键是要懂得指挥打仗。摊到蒋介石这样的窝囊废当统帅，国民党不败亡才怪。我们闽南语顺口溜，就说得好：“毛主席，一颗痣，越打越胜利；蒋介石，大脚筒，边打边投降。”
我的话意挑明着说，即便工人里头，也有固定和临时之分的。陈伟生却拐到另一条道上去了，究竟是曲解呢，还是有意装糊涂，毕竟叶春燕和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陈伟生要把这界限给抹掉了，我和叶春燕的身份联盟也就被瓦解了。
叶春燕听了他的朗诵，开怀畅笑；我也嘿嘿笑了几声，有些干打雷的苦涩。叶春燕显然赞赏陈伟生的幽默与风趣，按照二哥的年龄理论，他们之间的趣味相投，会比我多一些的。我的心底就有些隐约作痛了。
黄昏时分，我又去看那些老叔下象棋。想不到主下的，竟然是陈伟生。他刚把一位老叔杀下马来，见到我就招招手，邀请我跟他杀一盘。我慊慊地说，只是路过而已，顺带看看，过把短瘾。陈伟生“嗨”了一声，叫我别装，执意拉我入主，旁人也跟着撺掇，我拗不过，就坐在了陈伟生的对面。我开局拱兵，陈伟生则反架中炮，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自然是跃马守住中兵，他把另一炮下到二路线，准备双炮堆叠在中路，发起猛攻，然后又挺起横车占肋，摆出一副与我大决战的姿态。行至中局，双方旗鼓相当，局面胶着。最显眼的是，双方各有一车守肋，都蕴含着出帅、出将助攻的棋步。轮到我下时，我又将一只车守肋，形成霸王车，下一招，就是马跃对方三路线，形成双车抢士做杀的凶招。而对方的巡河车，如果要行车到河界的象头口守卫，则会被我的马吃掉。陈伟生就此抓耳挠腮，难以应对。这会儿，案板旁突然冒出了林干事。他看到我，略微一愣怔，然后，就笑着岔开了，看着棋局不语。短暂沉默后，他说：“这还有什么要想的，救棋最要紧！”说完这句，离身而去了。 陈伟生当然知道林干事的意思，就舍车换马，最后双方还是下成和局了。
晚上回到家里，依然是就着一盏15瓦的白炽灯掰花生。二哥掰了一会儿，就去阁楼了。他不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在阁楼里，二哥把双脚互绞着，翘在桌面上，嘴里呼着烟圈儿，看那烟圈儿一环一环往屋瓦上飘，眼神跟踪着，似乎在数着烟环的圈数。没下乡时，二哥是不会抽烟的，可是下乡第一年回来后，他就向我宣扬抽烟的好处，起码有两点。一点是人变得成熟了，有大人味；另一点是抽烟时可以顺带休息一下，没人说你怠工。我看他在阁楼里吞云吐雾的样子，好处还可以再增加一点，那就是可以变变魔术。二哥抽的是劣质烟，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烟的部位，都被烟熏得焦黄焦黄的。父亲也抽烟，但是，没抽得那么凶。父亲看不惯，就说了他几句，下乡没学到什么，反而学会了抽烟，长能耐啦？二哥受不了父亲的奚落，反唇相讥说，你不也在抽？父亲说，我那是为了应酬，抽一点是出于礼节。二哥说，再怎么抽，不也是抽？把父亲噎得干瞪眼。父亲说，好好，从今晚开始，我们一起戒！二哥“哼”了一声，那是你自己说的。父亲果然把烟戒了，就在他64岁的时候。争吵的结果并没有“挽救”二哥，主要是挽救二哥的玩世不恭。父亲朝着人生的晚景走去时，长长的睫毛挂着一滴清泪，隐隐约约的，那是二哥的玩世不恭留给父亲的。“补员”给谁，在父亲这边老是不明朗，显然是父亲对二哥没有信心。
父亲对自己的品德和身体很有信心，他称自己年老了食量还很好，这也没少受到母亲的夸奖。母亲说，会吃才会做。家里常备着糕饼，就放在米缸里，以供不时之需。我们那时候还不懂得养生之道，只知道吃到嘴里会甜的是好东西，饭量好等于身体好。
父亲掰了一会儿，也去看他的“学习材料”了。剩下我和母亲时，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别和二哥争“补员”的事，你再怎么着，户口横竖在家里——单单这一条，就该让。我嚅嗫了一下，没吱声，心里则恨着——母亲的主意就是一根变相的棒，专打鸳鸯的棒！
掰花生的工钱结算了第一批，共10块钱，由父亲带回给母亲，乐得母亲的一张老脸像朵布满皱褶的野菊。二哥颇以为己功，他毕竟是主力。但是，作为弟弟，我出的力并不少。我家住在春塘镇的南端，食品厂在北侧。我每次用自行车驮着麻袋来来回回，多辛苦，闲暇时也被母亲叫来掰，没日没夜的。上完白班，夜晚一得闲，母亲更是叫得紧。二哥见有人做就松散些，晚上他优哉游哉地坐在阁楼前的阳台边沿上吹口琴。二哥大我四五岁，好像还没有女朋友，他很会抬杠，跟他讲话，很费劲。母亲说，这都是没前途闹的，一旦有了正式工作，就好办了。“没前途”自然是一件让人眼光黯淡的事，我理解。我从二哥吹的《绿岛小夜曲》的苍凉乐音，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屈指一算，离除夕也就三天了，届时我和叶春燕也就云散星奔，各顾前程了。上白班，工作的味道与色彩，黯淡了许多，陈伟生老是来搅局，还多多少少摆出工厂主人翁的姿态来。石臼房里，我也没什么心思看书。叶春燕似乎也有些心神不定。我想，聚散离合情依依，我们也许是感同身受。我很希望这几天，师部操场能来一场电影，我就可以请她一起去看了；而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关系再往前迈进一步，那就美死人了。
这天我上厕所时，听到仓库那头有争吵声，是父亲和林干事在争论着什么，还有账房李春的声音，我凑过去一看，他们的手上都摊着些掰开的花生仁，一边比划一边不知在说些什么。我猜想，该不会是拿回家掰的花生仁不合格吧？家属工、厂外工，都有人拿回去掰的。像我二哥那种掰法，不是被禁止了吗？父亲也是个检验员，他这道关可不好过的。我怕被父亲呵斥在外溜达怠工，就赶忙回石臼房去了。正好，陈伟生跑进来宣布，晚上师部果然有场电影，放的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很刺激。我和陈伟生就盛邀叶春燕留下看电影，她笑吟吟地同意了，叫我们晚上7点去三楼宿舍叫她。我和陈伟生都兴奋无比。
冬夜黑得早，我6点多就从家里跑出来，兴冲冲地来到她的宿舍，走近门边就站住了，里面传来林干事的声音。只听见他对自己的外甥女说，你和一个临时工凑在一起，不是瞎混吗？有什么前途呢？他那老爹也是个老顽固，很榆木的那种人，认死理，一条筋。跟这样的人在一块，能落得个好吗？还有他那个儿子，上班不上班的，还跟人家下什么象棋，这还不是好逸恶劳？看看人家陈伟生，多机灵的小伙子，人长得帅，又是正式工，没得挑的，找谁去？
我脑袋一轰。我们这一带，自古就有“天上有天公，地上母舅公”的说法，意思是舅舅的权力很大，外甥的婚事，母舅是可以做半个主的。再加上林干事又处于权力的中心，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我赶紧溜回家找父亲，问仓库里的争吵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开头还不大愿意说，后来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林干事不懂得那花生是会发芽的，一味贪便宜，进货那么多，我把仓库里的花生捻碎开来一看，芽尖都开始冒了。今年的茶料，再怎么生产创利，也赔不起这严重损耗了。一开春，那些生产不完的花生，都会冒芽报销掉了。我心疼就说了几句，他林干事就受不了了。我们历年来，都是估算生产多少才进多少的，哪有像他那么做的。”
11点半，账房先生李春，叫我们收工了。我只好拉下了三相闸门开关。她穿好那件驼色灯芯绒，看着我眷念的眼神说：“要不，你今晚就陪我回趟家吧。”我自然喜出望外，说，“我载你！”她略一沉吟说：“不，你还是骑你的车吧，我也骑。”我把她的年货，夹挂在自行车的手把上，一骗腿就跃上车了。
两辆自行车在战备公路上行进着，发出沙沙的声响，轻音乐般的。我有意慢慢骑，她也一样。走到半路，我说：“我们到那不远的稻草垛里坐会儿。”她同意了。我们依靠在稻草垛上，那草味发出特有的馨香。田野的北风，劲嗖有力。我静静靠近她，一手围揽过去，在她的额前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一下，就完成了我的初恋，那是18岁的感觉。按照二哥的说法，这是姐弟恋，哪怕我们同龄。
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2点了。父亲拿眼审视了我一下，叫我赶紧睡，明天要上白班了。二哥惺忪着眼，从鼻腔“哼”了一声，显然是在讨厌我搅了他的清梦。我们家房子紧，我和二哥睡同一张床。对家里的孩子夜深方归，父亲以前是会过问的。但是，他在二哥那里踢到铁板了。一次，二哥也像我今晚那么晚才回家，父亲责问一通后，二哥恼火了，反驳说：“在家里还不是闲待着，去看电影怎么了？就堕落啦？就犯罪啦？”
当时常看的是“跑片电影”，一部电影拷贝，要分好几场演，有些电影的场次就只好轮到下半夜。所以，踢到二哥的铁板后，父亲说他不再管我们了，由母亲管。他见我们不夜不晚地、没时没辰才回家，只是拿眼睛审视你。相对来讲，母亲就温柔多了，她过来问我会不会饿，毕竟到了大半夜。我说，在食品厂干活，哪有被饿上的道理。我懒得跟她细说，一躺下就睡着了。她主张让二哥“补员”，我兴许心里不大爽。我怕自己不是正式工，和叶春燕就没戏了。
上白班，觉得众目睽睽的。叶春燕仿佛是一只美丽无比的雌性动物，有意无意经过石臼房的过客，比我们上夜班时来得多。陈伟生的殷勤，在递次加码，层层升温。我心想，我都把她给吻了，你还有戏吗？你也就是个三轮工，只是脸上贴着个固定的金字，强不到哪里去的。
年关时节的食品厂员工们，是一年当中，时间的发条旋得最紧的。白天晚上都在厂里赶工，而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的私事，用的都是“插花”时间。因此，大家步履匆匆，一脸忙碌。
食品厂又买来了800斤的纯肥肉，专门来炸猪油，就在我们石臼房旁的一个灶间炸着，据说那油肉渣，将会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掌灶的是陈伟生，他带着两个小青工，将肥肉切割成块，烈火烹油。我看到那日大锅里，白皙的肥肉，瑟瑟抖着，肥肉上接二连三地冒起一个个油泡子，还不时伴有音如小爆竹的声响。陈伟生用一把长柄的铁铲和一个大号的铁笊篱，交错地在翻卷着慢慢变得金黄色的肥肉，等到炸得差不多了，就用铁笊篱把那些焦黄的肉渣捞上来，放在一个篾箩里沥油。然后把锅里的油舀上来，再把肥嘟嘟的肥肉，哗啦啦地放进去。
陈伟生动作麻利，做事章法有度，属于干练之辈，自然讨人喜欢。林干事过来巡查，夸奖了他好几句，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林干事走后，陈伟生掖来几块油肉渣叫我们尝尝，果然香得够酽的，鼻腔都盈满了，直透心底。叶春燕冲着他莞尔一笑说，你这样做，不怕别人说你是变相的多吃多占？他笑笑说，算啥？就这么一丁点。再说，我上点心，不把肉炸成焦炭，不都有了吗？况且，你舅舅说过，“试饼”是不算多吃多占的，这不也一样吗？我们可都是领导阶级！还是最先进的！觉悟最高！
我知道，他援引的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当时的流行语。我说，那可不一样，就像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呢。
陈伟生说，什么嫡系非嫡系的，还不都败得一塌糊涂，关键是要懂得指挥打仗。摊到蒋介石这样的窝囊废当统帅，国民党不败亡才怪。我们闽南语顺口溜，就说得好：“毛主席，一颗痣，越打越胜利；蒋介石，大脚筒，边打边投降。”
我的话意挑明着说，即便工人里头，也有固定和临时之分的。陈伟生却拐到另一条道上去了，究竟是曲解呢，还是有意装糊涂，毕竟叶春燕和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陈伟生要把这界限给抹掉了，我和叶春燕的身份联盟也就被瓦解了。
叶春燕听了他的朗诵，开怀畅笑；我也嘿嘿笑了几声，有些干打雷的苦涩。叶春燕显然赞赏陈伟生的幽默与风趣，按照二哥的年龄理论，他们之间的趣味相投，会比我多一些的。我的心底就有些隐约作痛了。
黄昏时分，我又去看那些老叔下象棋。想不到主下的，竟然是陈伟生。他刚把一位老叔杀下马来，见到我就招招手，邀请我跟他杀一盘。我慊慊地说，只是路过而已，顺带看看，过把短瘾。陈伟生“嗨”了一声，叫我别装，执意拉我入主，旁人也跟着撺掇，我拗不过，就坐在了陈伟生的对面。我开局拱兵，陈伟生则反架中炮，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自然是跃马守住中兵，他把另一炮下到二路线，准备双炮堆叠在中路，发起猛攻，然后又挺起横车占肋，摆出一副与我大决战的姿态。行至中局，双方旗鼓相当，局面胶着。最显眼的是，双方各有一车守肋，都蕴含着出帅、出将助攻的棋步。轮到我下时，我又将一只车守肋，形成霸王车，下一招，就是马跃对方三路线，形成双车抢士做杀的凶招。而对方的巡河车，如果要行车到河界的象头口守卫，则会被我的马吃掉。陈伟生就此抓耳挠腮，难以应对。这会儿，案板旁突然冒出了林干事。他看到我，略微一愣怔，然后，就笑着岔开了，看着棋局不语。短暂沉默后，他说：“这还有什么要想的，救棋最要紧！”说完这句，离身而去了。 陈伟生当然知道林干事的意思，就舍车换马，最后双方还是下成和局了。
晚上回到家里，依然是就着一盏15瓦的白炽灯掰花生。二哥掰了一会儿，就去阁楼了。他不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在阁楼里，二哥把双脚互绞着，翘在桌面上，嘴里呼着烟圈儿，看那烟圈儿一环一环往屋瓦上飘，眼神跟踪着，似乎在数着烟环的圈数。没下乡时，二哥是不会抽烟的，可是下乡第一年回来后，他就向我宣扬抽烟的好处，起码有两点。一点是人变得成熟了，有大人味；另一点是抽烟时可以顺带休息一下，没人说你怠工。我看他在阁楼里吞云吐雾的样子，好处还可以再增加一点，那就是可以变变魔术。二哥抽的是劣质烟，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烟的部位，都被烟熏得焦黄焦黄的。父亲也抽烟，但是，没抽得那么凶。父亲看不惯，就说了他几句，下乡没学到什么，反而学会了抽烟，长能耐啦？二哥受不了父亲的奚落，反唇相讥说，你不也在抽？父亲说，我那是为了应酬，抽一点是出于礼节。二哥说，再怎么抽，不也是抽？把父亲噎得干瞪眼。父亲说，好好，从今晚开始，我们一起戒！二哥“哼”了一声，那是你自己说的。父亲果然把烟戒了，就在他64岁的时候。争吵的结果并没有“挽救”二哥，主要是挽救二哥的玩世不恭。父亲朝着人生的晚景走去时，长长的睫毛挂着一滴清泪，隐隐约约的，那是二哥的玩世不恭留给父亲的。“补员”给谁，在父亲这边老是不明朗，显然是父亲对二哥没有信心。
父亲对自己的品德和身体很有信心，他称自己年老了食量还很好，这也没少受到母亲的夸奖。母亲说，会吃才会做。家里常备着糕饼，就放在米缸里，以供不时之需。我们那时候还不懂得养生之道，只知道吃到嘴里会甜的是好东西，饭量好等于身体好。
父亲掰了一会儿，也去看他的“学习材料”了。剩下我和母亲时，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别和二哥争“补员”的事，你再怎么着，户口横竖在家里——单单这一条，就该让。我嚅嗫了一下，没吱声，心里则恨着——母亲的主意就是一根变相的棒，专打鸳鸯的棒！
掰花生的工钱结算了第一批，共10块钱，由父亲带回给母亲，乐得母亲的一张老脸像朵布满皱褶的野菊。二哥颇以为己功，他毕竟是主力。但是，作为弟弟，我出的力并不少。我家住在春塘镇的南端，食品厂在北侧。我每次用自行车驮着麻袋来来回回，多辛苦，闲暇时也被母亲叫来掰，没日没夜的。上完白班，夜晚一得闲，母亲更是叫得紧。二哥见有人做就松散些，晚上他优哉游哉地坐在阁楼前的阳台边沿上吹口琴。二哥大我四五岁，好像还没有女朋友，他很会抬杠，跟他讲话，很费劲。母亲说，这都是没前途闹的，一旦有了正式工作，就好办了。“没前途”自然是一件让人眼光黯淡的事，我理解。我从二哥吹的《绿岛小夜曲》的苍凉乐音，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屈指一算，离除夕也就三天了，届时我和叶春燕也就云散星奔，各顾前程了。上白班，工作的味道与色彩，黯淡了许多，陈伟生老是来搅局，还多多少少摆出工厂主人翁的姿态来。石臼房里，我也没什么心思看书。叶春燕似乎也有些心神不定。我想，聚散离合情依依，我们也许是感同身受。我很希望这几天，师部操场能来一场电影，我就可以请她一起去看了；而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关系再往前迈进一步，那就美死人了。
这天我上厕所时，听到仓库那头有争吵声，是父亲和林干事在争论着什么，还有账房李春的声音，我凑过去一看，他们的手上都摊着些掰开的花生仁，一边比划一边不知在说些什么。我猜想，该不会是拿回家掰的花生仁不合格吧？家属工、厂外工，都有人拿回去掰的。像我二哥那种掰法，不是被禁止了吗？父亲也是个检验员，他这道关可不好过的。我怕被父亲呵斥在外溜达怠工，就赶忙回石臼房去了。正好，陈伟生跑进来宣布，晚上师部果然有场电影，放的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很刺激。我和陈伟生就盛邀叶春燕留下看电影，她笑吟吟地同意了，叫我们晚上7点去三楼宿舍叫她。我和陈伟生都兴奋无比。
冬夜黑得早，我6点多就从家里跑出来，兴冲冲地来到她的宿舍，走近门边就站住了，里面传来林干事的声音。只听见他对自己的外甥女说，你和一个临时工凑在一起，不是瞎混吗？有什么前途呢？他那老爹也是个老顽固，很榆木的那种人，认死理，一条筋。跟这样的人在一块，能落得个好吗？还有他那个儿子，上班不上班的，还跟人家下什么象棋，这还不是好逸恶劳？看看人家陈伟生，多机灵的小伙子，人长得帅，又是正式工，没得挑的，找谁去？
我脑袋一轰。我们这一带，自古就有“天上有天公，地上母舅公”的说法，意思是舅舅的权力很大，外甥的婚事，母舅是可以做半个主的。再加上林干事又处于权力的中心，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我赶紧溜回家找父亲，问仓库里的争吵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开头还不大愿意说，后来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林干事不懂得那花生是会发芽的，一味贪便宜，进货那么多，我把仓库里的花生捻碎开来一看，芽尖都开始冒了。今年的茶料，再怎么生产创利，也赔不起这严重损耗了。一开春，那些生产不完的花生，都会冒芽报销掉了。我心疼就说了几句，他林干事就受不了了。我们历年来，都是估算生产多少才进多少的，哪有像他那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