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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重 现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鼠疫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談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入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
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的影片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入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晖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节选自《鼠疫》第10章）
内 容 揽 胜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的叙事视角，描述了发生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小城一场持续近一年的鼠疫灾难。小说用冷峻的纪实性文字刻画了如炼狱一般的奥兰城里的众生相——在死神阴影下众生的恐惧、焦虑、挣扎与期待，以及从肉体到精神所经历的淬炼。和刻骨铭心的痛苦一道不能被遗忘的，还有一群善良、坚定、热情，具有牺牲精神和使命感的人——向鼠疫开“第一枪”的里厄医生、受感召而加入志愿服务的记者朗贝尔、社会活动家塔鲁、小职员出身的城市英雄约瑟夫·格朗、抚慰灵魂的帕纳卢神父、培养出血清的卡斯泰尔老大夫——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与瘟疫进行殊死搏斗。加缪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通过对这场与瘟疫的战争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对人类命运的热切关注。
灾难降临时，奥兰这座城市“既无美景，也没有草木和灵魂”，但荒谬的是，封城后汽车照开，汽油需求配给，奢侈品店营业如常，娱乐场所生意兴隆。这座城市里还活跃着与里厄、塔鲁全然不同的另一群人：有人视鼠疫为商机，大肆倒卖稀缺商品，大发灾难财;有商家借机在报纸上卖力宣传防疫产品，进行疫情营销;也有人信谣传谣：比如喝纯葡萄酒可以杀死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从而引发抢购潮和涨价潮。当然，也有人像小职员格朗一样，在城市的另一边，默默无闻、起早贪黑为抗疫而奔忙。
“在一场鼠疫中，人们承受着孤独、焦虑、痛苦与挣扎。在全城绝望的境地，所谓英雄就是每一个微不足道，坚守着正直与善良生活的人。”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里厄与塔鲁无疑是中流砥柱。里厄自始至终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没日没夜救治病人;塔鲁则积极奔走，建立卫生防疫志愿组织。抗争让两人代价惨痛，里厄忙于抗疫，以致妻子病故都未能见其一面;而塔鲁，则因染上鼠疫而献出了生命。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没有一个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免除得了的;能够对抗瘟疫的，就是正直。” 里厄与塔鲁堪称真正勇者，他们做到了如罗曼·罗兰说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人道主义光辉和英雄主义情怀因灾难、因拯救而愈显高贵。
小说中，里厄医生和塔鲁有一番对话：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
里厄：但这不应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鼠疫”曾被指代为法西斯恐怖，后来又被隐喻为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加缪要告诉人们的是：斗争，是应对挑战的唯一选择！唯有怀揣高尚道德、勇于自我牺牲、不懈战斗，人类社会才会通达光明彼岸。
《鼠疫》充溢着人与灾难搏斗的史诗情怀，正义、善良与博爱的人道主义光辉，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绮丽诗意，地中海的奇幻风情，因之作品具有穿透时空的艺术魅力。
“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至于吞噬人心。”凭借《鼠疫》， 1957年，时年43岁的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的获奖词是：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艺 术 解 码
《鼠疫》结构严谨，通篇以时间为轴（鼠疫发生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记录，大到政府施政小到市井百态，择其必要性和代表性事例加以描述，“史家笔法”的特征明显，正因如此，《鼠疫》又被视为一部纪实性质小说。
加缪善用白描手法，文笔简洁、明快、朴实，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变化的刻画深入细致。
譬如，塔鲁是一个一直在精神上突围的圣徒。十七岁那年因旁听法官父亲的一次审判，改变了他对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于是他选择了“永久的流放”，背离了家庭，抛弃了前程，另辟新路。最后塔鲁来到了奥兰这座“十足的现代化城市”，虽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虽只能对一切投以匆匆一瞥，然而他并不冷漠，在鼠疫无情地侵蚀着这座城市时，他挺身而出，依仗其人脈和动员能力，与里厄医生等人组成了第一支志愿防疫队，点燃希望的火种。
然而，造化弄人，在抗疫一线奔波的塔鲁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鼠疫患者，一个谋杀的同盟者！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承担。“在等待把事情弄清楚的过程中，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塔鲁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一边，“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或者安宁。”在鼠疫即将结束、城门行将打开时，塔鲁倒在医院的大木床上。生前他对里厄医生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
加缪以一种不夹杂丝毫个人情感的客观性视角来叙述，“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就是这般，一个人间圣徒、一个平民英雄呼之欲出。
学者周国平曾这样评价：“《鼠疫》是个伟大的预言， 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加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叙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对一场灾难时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吧。引人入胜、瑰丽奇异、慷慨激昂当然也会使我们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不大会持久。真正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燃烧起来的，还是战胜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平凡的、每日都在进行工作的人们。”
小说聚焦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如开头部分对奥兰城压抑恐怖的大段环境描写，仿佛拍摄纪录片似的“录入”读者脑海，增强了小说写实的效果。
《鼠疫》附着显著的象征色彩。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国法西斯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加缪借“老鼠”影射法西斯和一切邪恶的势力，以鼠疫象征战祸。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人类与“瘟疫”的较量横贯整个历史，正如小说中所说：“在同鼠疫博弈以及与生活的博弈中，人所能赢得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而战斗未有穷期。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鼠疫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談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入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
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的影片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入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晖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节选自《鼠疫》第10章）
内 容 揽 胜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的叙事视角，描述了发生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小城一场持续近一年的鼠疫灾难。小说用冷峻的纪实性文字刻画了如炼狱一般的奥兰城里的众生相——在死神阴影下众生的恐惧、焦虑、挣扎与期待，以及从肉体到精神所经历的淬炼。和刻骨铭心的痛苦一道不能被遗忘的，还有一群善良、坚定、热情，具有牺牲精神和使命感的人——向鼠疫开“第一枪”的里厄医生、受感召而加入志愿服务的记者朗贝尔、社会活动家塔鲁、小职员出身的城市英雄约瑟夫·格朗、抚慰灵魂的帕纳卢神父、培养出血清的卡斯泰尔老大夫——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与瘟疫进行殊死搏斗。加缪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通过对这场与瘟疫的战争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对人类命运的热切关注。
灾难降临时，奥兰这座城市“既无美景，也没有草木和灵魂”，但荒谬的是，封城后汽车照开，汽油需求配给，奢侈品店营业如常，娱乐场所生意兴隆。这座城市里还活跃着与里厄、塔鲁全然不同的另一群人：有人视鼠疫为商机，大肆倒卖稀缺商品，大发灾难财;有商家借机在报纸上卖力宣传防疫产品，进行疫情营销;也有人信谣传谣：比如喝纯葡萄酒可以杀死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从而引发抢购潮和涨价潮。当然，也有人像小职员格朗一样，在城市的另一边，默默无闻、起早贪黑为抗疫而奔忙。
“在一场鼠疫中，人们承受着孤独、焦虑、痛苦与挣扎。在全城绝望的境地，所谓英雄就是每一个微不足道，坚守着正直与善良生活的人。”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里厄与塔鲁无疑是中流砥柱。里厄自始至终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没日没夜救治病人;塔鲁则积极奔走，建立卫生防疫志愿组织。抗争让两人代价惨痛，里厄忙于抗疫，以致妻子病故都未能见其一面;而塔鲁，则因染上鼠疫而献出了生命。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没有一个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免除得了的;能够对抗瘟疫的，就是正直。” 里厄与塔鲁堪称真正勇者，他们做到了如罗曼·罗兰说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人道主义光辉和英雄主义情怀因灾难、因拯救而愈显高贵。
小说中，里厄医生和塔鲁有一番对话：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
里厄：但这不应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鼠疫”曾被指代为法西斯恐怖，后来又被隐喻为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加缪要告诉人们的是：斗争，是应对挑战的唯一选择！唯有怀揣高尚道德、勇于自我牺牲、不懈战斗，人类社会才会通达光明彼岸。
《鼠疫》充溢着人与灾难搏斗的史诗情怀，正义、善良与博爱的人道主义光辉，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绮丽诗意，地中海的奇幻风情，因之作品具有穿透时空的艺术魅力。
“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至于吞噬人心。”凭借《鼠疫》， 1957年，时年43岁的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的获奖词是：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艺 术 解 码
《鼠疫》结构严谨，通篇以时间为轴（鼠疫发生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记录，大到政府施政小到市井百态，择其必要性和代表性事例加以描述，“史家笔法”的特征明显，正因如此，《鼠疫》又被视为一部纪实性质小说。
加缪善用白描手法，文笔简洁、明快、朴实，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变化的刻画深入细致。
譬如，塔鲁是一个一直在精神上突围的圣徒。十七岁那年因旁听法官父亲的一次审判，改变了他对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于是他选择了“永久的流放”，背离了家庭，抛弃了前程，另辟新路。最后塔鲁来到了奥兰这座“十足的现代化城市”，虽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虽只能对一切投以匆匆一瞥，然而他并不冷漠，在鼠疫无情地侵蚀着这座城市时，他挺身而出，依仗其人脈和动员能力，与里厄医生等人组成了第一支志愿防疫队，点燃希望的火种。
然而，造化弄人，在抗疫一线奔波的塔鲁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鼠疫患者，一个谋杀的同盟者！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承担。“在等待把事情弄清楚的过程中，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塔鲁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一边，“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或者安宁。”在鼠疫即将结束、城门行将打开时，塔鲁倒在医院的大木床上。生前他对里厄医生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
加缪以一种不夹杂丝毫个人情感的客观性视角来叙述，“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就是这般，一个人间圣徒、一个平民英雄呼之欲出。
学者周国平曾这样评价：“《鼠疫》是个伟大的预言， 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加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叙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对一场灾难时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吧。引人入胜、瑰丽奇异、慷慨激昂当然也会使我们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不大会持久。真正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燃烧起来的，还是战胜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平凡的、每日都在进行工作的人们。”
小说聚焦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如开头部分对奥兰城压抑恐怖的大段环境描写，仿佛拍摄纪录片似的“录入”读者脑海，增强了小说写实的效果。
《鼠疫》附着显著的象征色彩。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国法西斯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加缪借“老鼠”影射法西斯和一切邪恶的势力，以鼠疫象征战祸。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人类与“瘟疫”的较量横贯整个历史，正如小说中所说：“在同鼠疫博弈以及与生活的博弈中，人所能赢得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而战斗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