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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巴金后期代表作《寒夜》的女主角，曾树生是性格非常复杂，矛盾体现极其多维的人物，也正因为这种特点 ，她成为了极具魅力与研究价值的女性角色。本篇就从她的不同身份出发，探索各种身份中的困境与悲剧成因。
关键词 曾树生 多重角色 困境 女性
《寒夜》代表了巴金后期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成就，极言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表达了巴金自己对五四其退潮后社会现状的反思。整部作品充斥着沉闷压抑的灰暗情调，汪文宣，树生，汪母等的命运都如寒夜中明灭摇曳的残烛，曾树生是其中最明亮却渐渐隐去的火光，令人唏嘘不已。作为女性，她身上残留着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觉醒精神，又同时负担着妻子，儿媳，职业女性等不同角色，却因为生活种种原因的逼仄，在这些角色中都深陷重重困境，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
一、知识女性：社会困境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小说的开头，便奠定了整篇的主基调。其后路人“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生意！”的抱怨更是从侧面中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境况。1944年的陪都重庆，外有日军步步紧逼，内有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可谓内忧外患。曾树生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挣扎求生。她与丈夫一起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教育系，丈夫只能做小职员，薪水微薄；树生亦只能在大川银行做一个“花瓶”。这无疑与他们最初的愿望相去甚远。她对丈夫说：“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然而，战争的硝烟与社会困局将梦想狠狠击碎，她自己也不由感叹“不但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
所谓“心变了”，即是作为一个年轻，美丽，充满活力的女人的曾树生，现实的碰壁，职业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于她信奉的人性解放精神并无损害，反而将其巨大的热情引向另一方面。置身于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中，她自然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心向往之，同时认为得到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心理与实际生活条件的落差更使她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心理失衡，最终的远赴兰州，也只是因为陈主任象征着所谓“自由”与“优裕生活”，是社会现实中短暂的逃避之所。事实上，在经年累月，人老珠黄之后，陈主任还是否能对待树生一如往昔？可见面对这样的社会困局，她的逃避不是可行之法，不根本也不彻底。
二、妻子，媳妇与母亲：家庭困境
曾树生与汪文宣，虽曾在大学里志同道合，却在生活的考验下日渐疏离。丈夫经济拮据，原本就无法满足她可能是正常的物质欲望，性格又怯懦萎缩，不能完全地自我表达，反倒使树生厌烦。这更加深了双方的不理解。“然后是隔膜，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也是爱情的悲剧。”
作为儿媳，这种困境更加明显。她“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对于媳妇的’出走’，虽说她替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汪母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才女，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盛气凌人，占有欲强的母亲来说，孩子无非是一个满足的对象。” 正像《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一样，作为寡母，她们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对儿子的爱已出现偏差，温良贤淑的刘兰芝尚且被焦母逼走，何况是曾树生那样渴望自由极富思想的新女性。曾树生追求的所谓“平等”在汪母眼中就是不守妇道不务正业。对儿子的控制欲与新旧思想的针锋相对，必然使婆婆对媳妇恶言相向处处刁难，而丈夫又无法从中调停，可以说，树生在婆婆面前感受不到任何温暖，又使丈夫蒙受痛苦，也是最终她选择逃离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小宣，作为儿子，他对于母亲树生的态度则是“他一点也不亲热，好像她是后母一样。”。原因一是小宣生性沉默，不爱言语，二是最重要的，家庭矛盾给少年心灵带来的伤害。小宣虽年幼，却聪明早熟，怎么会听不懂母亲祖母间的不谐之音。同时，作为一个母亲，树生长久夜不归宿，对整个家庭若即若离，并没有尽到为人母的责任。当然，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女性绕不开的矛盾与痛苦抉择，只是小宣无法体会，他的冷淡寡言只能更加刺痛树生的心。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为人母，为人妻，为儿媳，她几乎完全失败。作为女性，家庭在她心中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对严重的矛盾破坏了唯一的温情港湾，造成了其无法挣脱的困境。
三、个人主义崇拜者：自身困境
不可否认，树生自身的原因对于其最后的悲剧起了重要作用。，她是接受了五四思潮的新女性，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只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她也许是无意间将这种追求扩大化，变质为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她将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不满全归因于外界，自己只将得到作为理所应当，将付出当做牺牲。她的潜意识中只有逃避：与丈夫定下几乎苛刻不合情理的财产条约，长期不回家不照顾丈夫与儿子，都是在逃避着家庭的责任，最后与陈主任远走高飞，更是逃避了在一个地方的所有生活，企图从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中获得心理安慰。
个人主义导致的另一个心理，就是物质追求与享乐主义。“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于是，一边希冀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一边沉醉于跳舞，逛咖啡厅等打发时间的享乐。却不曾意识到，这种强烈需求的背后反映出精神世界极度的空虚浅薄。最终她的尊严，理想抱负也统统屈从于此，跟着陈主任远走高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树生远没有她自己认为那样坚定的理想和可贵的品格，她囿于自身的眼界和经历，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困境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
由此看出，曾树生的生存困境，是她在社会，家庭及自我种种复杂角色的怪圈中突出重围的失败，更是一个时代下女子生存困境的典型体现，即便远走，她所追求的的“幸福”最终也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注定悲剧结局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季珊珊.时代与个人主义的双重悲剧——浅析曾树生的个人选择[J].文教资料，2012 9月下.
[3]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下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4][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康格尔译.华夏出版社，1987.
关键词 曾树生 多重角色 困境 女性
《寒夜》代表了巴金后期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成就，极言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表达了巴金自己对五四其退潮后社会现状的反思。整部作品充斥着沉闷压抑的灰暗情调，汪文宣，树生，汪母等的命运都如寒夜中明灭摇曳的残烛，曾树生是其中最明亮却渐渐隐去的火光，令人唏嘘不已。作为女性，她身上残留着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觉醒精神，又同时负担着妻子，儿媳，职业女性等不同角色，却因为生活种种原因的逼仄，在这些角色中都深陷重重困境，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
一、知识女性：社会困境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小说的开头，便奠定了整篇的主基调。其后路人“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生意！”的抱怨更是从侧面中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境况。1944年的陪都重庆，外有日军步步紧逼，内有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可谓内忧外患。曾树生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挣扎求生。她与丈夫一起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教育系，丈夫只能做小职员，薪水微薄；树生亦只能在大川银行做一个“花瓶”。这无疑与他们最初的愿望相去甚远。她对丈夫说：“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然而，战争的硝烟与社会困局将梦想狠狠击碎，她自己也不由感叹“不但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
所谓“心变了”，即是作为一个年轻，美丽，充满活力的女人的曾树生，现实的碰壁，职业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于她信奉的人性解放精神并无损害，反而将其巨大的热情引向另一方面。置身于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中，她自然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心向往之，同时认为得到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心理与实际生活条件的落差更使她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心理失衡，最终的远赴兰州，也只是因为陈主任象征着所谓“自由”与“优裕生活”，是社会现实中短暂的逃避之所。事实上，在经年累月，人老珠黄之后，陈主任还是否能对待树生一如往昔？可见面对这样的社会困局，她的逃避不是可行之法，不根本也不彻底。
二、妻子，媳妇与母亲：家庭困境
曾树生与汪文宣，虽曾在大学里志同道合，却在生活的考验下日渐疏离。丈夫经济拮据，原本就无法满足她可能是正常的物质欲望，性格又怯懦萎缩，不能完全地自我表达，反倒使树生厌烦。这更加深了双方的不理解。“然后是隔膜，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也是爱情的悲剧。”
作为儿媳，这种困境更加明显。她“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对于媳妇的’出走’，虽说她替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汪母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才女，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盛气凌人，占有欲强的母亲来说，孩子无非是一个满足的对象。” 正像《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一样，作为寡母，她们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对儿子的爱已出现偏差，温良贤淑的刘兰芝尚且被焦母逼走，何况是曾树生那样渴望自由极富思想的新女性。曾树生追求的所谓“平等”在汪母眼中就是不守妇道不务正业。对儿子的控制欲与新旧思想的针锋相对，必然使婆婆对媳妇恶言相向处处刁难，而丈夫又无法从中调停，可以说，树生在婆婆面前感受不到任何温暖，又使丈夫蒙受痛苦，也是最终她选择逃离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小宣，作为儿子，他对于母亲树生的态度则是“他一点也不亲热，好像她是后母一样。”。原因一是小宣生性沉默，不爱言语，二是最重要的，家庭矛盾给少年心灵带来的伤害。小宣虽年幼，却聪明早熟，怎么会听不懂母亲祖母间的不谐之音。同时，作为一个母亲，树生长久夜不归宿，对整个家庭若即若离，并没有尽到为人母的责任。当然，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女性绕不开的矛盾与痛苦抉择，只是小宣无法体会，他的冷淡寡言只能更加刺痛树生的心。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为人母，为人妻，为儿媳，她几乎完全失败。作为女性，家庭在她心中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对严重的矛盾破坏了唯一的温情港湾，造成了其无法挣脱的困境。
三、个人主义崇拜者：自身困境
不可否认，树生自身的原因对于其最后的悲剧起了重要作用。，她是接受了五四思潮的新女性，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只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她也许是无意间将这种追求扩大化，变质为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她将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不满全归因于外界，自己只将得到作为理所应当，将付出当做牺牲。她的潜意识中只有逃避：与丈夫定下几乎苛刻不合情理的财产条约，长期不回家不照顾丈夫与儿子，都是在逃避着家庭的责任，最后与陈主任远走高飞，更是逃避了在一个地方的所有生活，企图从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中获得心理安慰。
个人主义导致的另一个心理，就是物质追求与享乐主义。“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于是，一边希冀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一边沉醉于跳舞，逛咖啡厅等打发时间的享乐。却不曾意识到，这种强烈需求的背后反映出精神世界极度的空虚浅薄。最终她的尊严，理想抱负也统统屈从于此，跟着陈主任远走高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树生远没有她自己认为那样坚定的理想和可贵的品格，她囿于自身的眼界和经历，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困境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
由此看出，曾树生的生存困境，是她在社会，家庭及自我种种复杂角色的怪圈中突出重围的失败，更是一个时代下女子生存困境的典型体现，即便远走，她所追求的的“幸福”最终也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注定悲剧结局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季珊珊.时代与个人主义的双重悲剧——浅析曾树生的个人选择[J].文教资料，2012 9月下.
[3]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下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4][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康格尔译.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