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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220块钱买了一整套笔墨纸砚。在回来的路上，看着我这套笔墨纸砚，顾前问：“你想干嘛？”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2017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家里闲得发慌。有一天我跟顾前说，要不我们去金坛找老于头玩吧。顾前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去了金坛找老于头。老于头是金坛一家医院的医生，也写小说。我们之所以找他，与看病和小说无关，而是老于头家院子里有一株牡丹，是其乾隆年间的一个老祖母嫁到他们家时作为陪嫁带来种上的（老于头的祖先是一个状元）。临行前我问老于头，你家牡丹开了吗？他说开了，我们就去了，就是这样。我和顾前的兴趣点在于：两百多年了，老于头家都没挪过窝，这真是太难得了，当代中国这样的家族太少了。不过，到了后，我们在那株牡丹树下看了其实不到半个小时，就跟着老于头找饭馆喝大酒去了。次日，我们又去了泰州，在农村里看了油菜花，又去兴化城里的古董街上逛了逛。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开咖啡馆兼卖花的兴化姑娘。我和顾前当时都很喜欢这个姑娘，但也仅此而已。之后我们途经扬州在瘦西湖边歇了一宿，继而返回南京。
到了5月份，我的事才多了起来。先后在三家出版社出了三本小书（当然，这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受制片人之请，常驻内蒙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跟导演杨瑾一起完成我们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到了9月份开拍了，现在导演在做后期，据说2018年可能出来。这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要说的是，在电影开拍之前，剧本的各种会议，改来改去，确实把我弄得够呛。不过，平心而论，即便很麻烦，我也没有半途而废。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我答应了干这件事，好坏在其次，首先我得把它做成。
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了电影在牧民家搜索素材的时候，巧遇了一个蒙族姑娘，该姑娘是内蒙某大学的人类学在读博士，正在乌拉特后旗搞田野调查。要知道牧区和农区也差不多，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看到年轻人的几率很小，看到年轻姑娘的几率更小。于是我就跟这个蒙族姑娘谈起了恋爱，你来我往的，至今还在谈。
也正是在我和内蒙姑娘谈恋爱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定山寺出家了，另一个朋友从南京新街口一栋建筑的28楼跳了下来，“享年”（这个词真幽默）50。
先说出家的这个。在出家之前，她就已经持戒寄居在定山寺里，只偶尔才下山来我家和我聊聊。不过后来她说她想离开定山寺，她觉得自己待不住了，而且也恢复了抽烟。我想，再这么下去，怕是酒也要喝起来了（她以前是酗酒的）。正想着怎么帮她的时候，她突然告诉我，她决心剃度。老实说，得到这个消息，我并不吃惊。虽然我对佛教一窍不通，也难以体会她的处境和心思，但我觉得到了这个分上，要么就是退一步，要么就是进一步。后者应该是一种勇力吧，她本来就挺勇敢的人嘛。
吃惊的是那个跳楼的朋友。电话获知这个消息时，我都笑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但，是真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十分时髦的人，虽然“年过半百”，但一直是年轻人的打扮和谈吐。生活中接触的也多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女。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跟他玩，他带我泡吧带我看演出什么的，总是喋喋不休说这说那。最近两年倒是接触少了些，我想他大概是认为我“老”了吧。所以，他死后，我有一天晚上从上海路附近往家走，看着一路上都是他曾经带我进去过的酒吧茶馆，我突然有了一个可笑的冲动，就是像过去一样给他打电话，把他拉出来，随便找个酒吧坐下，喝点罗斯福10之类的烈性啤酒，然后诚恳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对你自己跳楼这件事怎么看？我坚信跳楼的如果不是他而是我，他一定会滔滔不绝经久不息地和别人谈论这个话题。
然后就是浑浑噩噩地到了年底。我和顾前又上路了。我们这次去了临安玲珑镇方家头水库一个民宿住了好几天。好山好水还用得着说吗？山茶筍干之类的也犯不着吹嘘。我们住得有点不耐烦，除了掼蛋，就是去水库下面的村子转。村子里正在办丧事，死者是一个83岁的老头，所谓“喜丧”，鞭炮齐鸣，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整个村子都是同姓人家，所谓聚族而居，光是流水席就有60桌。我和顾前当然不便坐上去吃一顿，只好远远地站着看。看那些大蒸笼打开后的腾腾热气，看那一碟一碟一模一样的菜肴端上桌子，看那些孩童和猫狗在人腿缝隙里钻来钻去。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局外人的身份。然后我们又去了富阳，又去了宣城。我花了220块钱买了一整套笔墨纸砚。在回来的路上，看着我这套笔墨纸砚，顾前问：“你想干嘛？”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7年6月12日第17期《曹寇 我对已知的文学性不感兴趣》）
曹寇的价值在于他在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这种诚实有时体现为一种拒绝的姿态，拒绝矫饰、拒绝过于文学化的滥情、拒绝文坛习气、拒绝把写作崇高化……他赋予口语化写作以新的气息，传统的文学评论在他的写作面前往往失效。2017年是曹寇在创作上更加成熟和丰饶的一年，随笔集和小说集相继问世，编剧的电影业已杀青，用勤奋来形容这个游荡者有点奇怪，但现实层出不穷，他的写作之弦也始终未曾松懈。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17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家里闲得发慌。有一天我跟顾前说，要不我们去金坛找老于头玩吧。顾前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去了金坛找老于头。老于头是金坛一家医院的医生，也写小说。我们之所以找他，与看病和小说无关，而是老于头家院子里有一株牡丹，是其乾隆年间的一个老祖母嫁到他们家时作为陪嫁带来种上的（老于头的祖先是一个状元）。临行前我问老于头，你家牡丹开了吗？他说开了，我们就去了，就是这样。我和顾前的兴趣点在于：两百多年了，老于头家都没挪过窝，这真是太难得了，当代中国这样的家族太少了。不过，到了后，我们在那株牡丹树下看了其实不到半个小时，就跟着老于头找饭馆喝大酒去了。次日，我们又去了泰州，在农村里看了油菜花，又去兴化城里的古董街上逛了逛。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开咖啡馆兼卖花的兴化姑娘。我和顾前当时都很喜欢这个姑娘，但也仅此而已。之后我们途经扬州在瘦西湖边歇了一宿，继而返回南京。
到了5月份，我的事才多了起来。先后在三家出版社出了三本小书（当然，这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受制片人之请，常驻内蒙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跟导演杨瑾一起完成我们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到了9月份开拍了，现在导演在做后期，据说2018年可能出来。这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要说的是，在电影开拍之前，剧本的各种会议，改来改去，确实把我弄得够呛。不过，平心而论，即便很麻烦，我也没有半途而废。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我答应了干这件事，好坏在其次，首先我得把它做成。
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了电影在牧民家搜索素材的时候，巧遇了一个蒙族姑娘，该姑娘是内蒙某大学的人类学在读博士，正在乌拉特后旗搞田野调查。要知道牧区和农区也差不多，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看到年轻人的几率很小，看到年轻姑娘的几率更小。于是我就跟这个蒙族姑娘谈起了恋爱，你来我往的，至今还在谈。
也正是在我和内蒙姑娘谈恋爱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定山寺出家了，另一个朋友从南京新街口一栋建筑的28楼跳了下来，“享年”（这个词真幽默）50。
先说出家的这个。在出家之前，她就已经持戒寄居在定山寺里，只偶尔才下山来我家和我聊聊。不过后来她说她想离开定山寺，她觉得自己待不住了，而且也恢复了抽烟。我想，再这么下去，怕是酒也要喝起来了（她以前是酗酒的）。正想着怎么帮她的时候，她突然告诉我，她决心剃度。老实说，得到这个消息，我并不吃惊。虽然我对佛教一窍不通，也难以体会她的处境和心思，但我觉得到了这个分上，要么就是退一步，要么就是进一步。后者应该是一种勇力吧，她本来就挺勇敢的人嘛。
吃惊的是那个跳楼的朋友。电话获知这个消息时，我都笑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但，是真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十分时髦的人，虽然“年过半百”，但一直是年轻人的打扮和谈吐。生活中接触的也多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女。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跟他玩，他带我泡吧带我看演出什么的，总是喋喋不休说这说那。最近两年倒是接触少了些，我想他大概是认为我“老”了吧。所以，他死后，我有一天晚上从上海路附近往家走，看着一路上都是他曾经带我进去过的酒吧茶馆，我突然有了一个可笑的冲动，就是像过去一样给他打电话，把他拉出来，随便找个酒吧坐下，喝点罗斯福10之类的烈性啤酒，然后诚恳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对你自己跳楼这件事怎么看？我坚信跳楼的如果不是他而是我，他一定会滔滔不绝经久不息地和别人谈论这个话题。
然后就是浑浑噩噩地到了年底。我和顾前又上路了。我们这次去了临安玲珑镇方家头水库一个民宿住了好几天。好山好水还用得着说吗？山茶筍干之类的也犯不着吹嘘。我们住得有点不耐烦，除了掼蛋，就是去水库下面的村子转。村子里正在办丧事，死者是一个83岁的老头，所谓“喜丧”，鞭炮齐鸣，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整个村子都是同姓人家，所谓聚族而居，光是流水席就有60桌。我和顾前当然不便坐上去吃一顿，只好远远地站着看。看那些大蒸笼打开后的腾腾热气，看那一碟一碟一模一样的菜肴端上桌子，看那些孩童和猫狗在人腿缝隙里钻来钻去。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局外人的身份。然后我们又去了富阳，又去了宣城。我花了220块钱买了一整套笔墨纸砚。在回来的路上，看着我这套笔墨纸砚，顾前问：“你想干嘛？”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7年6月12日第17期《曹寇 我对已知的文学性不感兴趣》）
曹寇的价值在于他在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这种诚实有时体现为一种拒绝的姿态，拒绝矫饰、拒绝过于文学化的滥情、拒绝文坛习气、拒绝把写作崇高化……他赋予口语化写作以新的气息，传统的文学评论在他的写作面前往往失效。2017年是曹寇在创作上更加成熟和丰饶的一年，随笔集和小说集相继问世，编剧的电影业已杀青，用勤奋来形容这个游荡者有点奇怪，但现实层出不穷，他的写作之弦也始终未曾松懈。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