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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直到成了一个大人物，我还是依恋着她，通过这些日常琐事，我感受到女人最深的爱。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在华盛顿一生中，最奇怪的是，他缺少对母亲的爱。”
人们总容易理所当然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些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深爱着养育他们的母亲。但是，这条规律有没有明显的例外呢？
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最受人爱戴的两位美国总统，让我们看看这两家的母子关系吧。华盛顿是一个品德超群、极有责任感的人，深爱着他的妻子玛莎；然而，历史学家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作为长子，他终身都对母亲怀着怨愤的情绪。道格拉斯·索斯俄·弗里曼在他的传记里说：“在华盛顿一生中，最奇怪的是，他缺少对母亲的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解的加深，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显然，在战争期间，他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华盛顿是个宽容而有耐心的人，母亲和他一样。但是，华盛顿觉得，她在钱的问题上，一直很贪婪，不近情理。”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巴瑟特尖刻地把华盛顿的母亲玛丽称作“一个智力一般、牢骚却挺多的人，她一生都让儿子过得不舒服”。
有幸的是，玛莎并不这样，华盛顿研究者詹姆斯·弗莱克斯纳说:“她给了乔治·华盛顿一直渴望的、童年时代没有得到的生活；她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华盛顿11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会有些不同。华盛顿的父亲奥古斯丁是一个有钱的鳏夫，有3个孩子，1731年，他又娶了玛丽·波尔。玛丽当时23岁，身材姣好，声音甜美，她是个秀气的姑娘，还是个骑术高超的女骑师。他们婚后接二连三地生了5个孩子，1743年奥古斯丁去世，玛丽要独自抚养几个孩子，还要管理家里的种植园“费利农场”。华盛顿早早失去了父爱，在那样悲惨的境遇下，他本应该和母亲更加亲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母亲把照顾4个弟弟妹妹的责任加到了华盛顿肩上，她坚决地认为，儿子该做这一切。15岁的时候，华盛顿想在海军中谋个职务，这会让他离开母亲，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玛丽禁止儿子这么做。玛丽在无意中影响了儿子在历史上的位置，也可能影响了美国革命的进程：华盛顿如果加入了海军，就不会成为独立战争中的总指挥，因而也不会被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玛丽再一次阻挠了儿子。奥古斯丁在去世时立下遗嘱，让华盛顿继承家里的费利农场。华盛顿21岁的时候，玛丽拒绝把农场的管理权移交给儿子，她把农场经营得很糟糕，以此来对付儿子的有意冒犯。后来，华盛顿从亲爱的异母哥哥那里继承了弗吉尼亚的波得马克河边一块极好的地方，家里的矛盾才暂时结束了。华盛顿在那里建起了“芒特弗农庄园”，现在这是美国的一个圣地。在很长时期剑拔弩张之后，华盛顿和他的兄弟们把母亲安顿在弗吉尼亚的弗里得里斯克斯堡一套舒适的房子里，但是，她还是不停地抱怨，说被她著名的儿子逼迫着，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
在战争中间，玛丽公开羞辱了华盛顿，她给弗吉尼亚州议会写了一封可怜巴巴的信，要寻求经济援助，因为她的儿子——一个可以称作“正直的化身”的人——没有很好地赡养她。华盛顿非常恼火，他尖刻地说：“我就是那样一个失职的儿子，也许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我就是那样一个既没有正义又不尽职的儿子。”玛丽还在不停地抱怨，这对他们已经破裂的关系毫无帮助。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库斯迪是个迷人的女人，她是个有钱的寡妇，一直和那个令人烦恼的婆婆处不好。华盛顿是个要求完美的人，除了玛丽不修边幅的外表，这个情况也一直让他觉得困窘。
“现在所知的他对母亲影响的唯一记录是否定的。他对母亲的意见评价大约不太高。”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弗吉尼亚人，母亲简·兰道夫·杰斐逊生于伦敦。杰斐逊和简的关系也很疏远，虽然在母亲家里一起住到27岁，但是，在他长篇累牍的私人案卷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杰斐逊是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他是启蒙时期的一面镜子，在社会生活方面著述颇多：他写了数百封信，表达了他的每个观点和思想以及对大自然的观察；还记下了分类的账目，包括日常花费和宏大的计划。然而，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对母亲的反思。杰斐逊研究者杜马斯·马龙说：“现在所知的他对母亲影响的唯一记录是否定的。他对母亲的意见评价大约不太高。”
杰斐逊同华盛顿一样，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父亲：简·兰道夫·杰斐逊才37岁就成了一位年轻的寡妇，她也同玛丽·波尔·华盛顿一样，不得不抚养他们的8个孩子；她同玛丽所做的也一样，把家庭的重担放到了第三个儿子杰斐逊身上。后来，杰斐逊在给孙子的信中这样说：“我只有14岁的时候，就完全靠自己关心和指导自己，没有一个亲戚朋友能给我一点建议或指导，在我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伙伴中不时会有些不好的人，当我回想起这些，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对社会一无是处。”丈夫去世以后，简活了19年，但是，她对杰斐逊的关怀仅此而已。
1776年3月31日，杰斐逊在日记中不带任何情绪地记下了这样的话：“今天早上大约8点钟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享年 57岁。”两个月之后，杰斐逊给简在英格兰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充分谈了战争对商业的影响，然后提到：“您大概还没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件事发生在3月的最后一天，当时她发病不到1个小时。我们想，可能是因为中风。”信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母亲令人钦佩的品质，以及母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不但如此，母亲的死在杰斐逊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复杂的情绪。6周之后，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复活了”的人——也许是从对这种冷漠的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中解脱出来了。杰斐逊投身到为国家的自由而斗争的行动之中，在两个月之内，他起草了弗吉尼亚州宪法和《独立宣言》，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两部作品词藻华丽、语言优美，充满灵气。
“在总统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没有既定的原则，也没有预先的规范，是这个母亲自己锻造了和儿子之间的纽带。”
约翰·亚当斯是在华盛顿之后、杰斐逊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和母亲之间没有这么多的问题。86年之后，林肯入主白宫，他说，他是乘着“我的天使母亲”的翅膀来到了这里。在林肯只有10岁的时候，母亲南希·汉克斯就去世了，南希的家在一个落后的边远地区，她没有上过学。林肯这样称颂他的母亲：“我是这样一个人，我也一直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母亲那里获得的。”他这样说还是为了间接地反击别人关于他母亲的流言蜚语。林肯很爱他的继母，却一直冷漠地拒绝亲生父亲，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他拒绝去父亲的床边。林肯对异母弟弟说：“告诉他，如果我们现在见面，我怀疑，大家只会更痛苦，而不是更愉快。”
在总统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没有既定的原则，也没有预先的规范，是这个母亲自己锻造了和儿子之间的纽带。在考察了第一任总统和母亲的关系之后，历史学家弗莱克斯纳这样说：“在历史上，杰出人物不一定都来自杰出的母亲，他们有的会是在不幸的家庭中造就出来的。”
这些成为总统母亲的女性都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她们的思想中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从前的美国是小城镇和农场的混合体，而不是一个大城市和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些现代总统的母亲更多地属于那个时代。除了克林顿的母亲，其他人都是在19世纪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在20世纪。(多萝西·布什生在世纪之交的1901年，但是，她生长在传统的中西部，那里和前一个时代并没有区别。)
这些成为总统母亲的女性都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尽管她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她们的故事里贯穿着同样的一条线。在那个时代，年轻姑娘们希望在20岁之前就结婚，但是，这11位母亲中，大部分人结婚比这要晚，一些人晚了很多年，她们不想过早地介入婚姻，说明她们思想中的独立意识。在她们中间，有几个人的婚姻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有几个人“下嫁”给了她们的丈夫，过上了和自己的门户并不相当的生活——至少，在她们的家人眼中是这样。最感人的例子是汉娜·米尔豪斯，她向自己富有的教派家庭挑战，嫁给了在他们眼中一无是处的流浪汉弗兰克·尼克松，她从此失去了在娘家时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意识肯定更坚定了每一位母亲决心，她让她的儿子回到自己早年生活的标准上，对于丽贝卡·约翰逊来说尤其如此，她按自己非常崇敬的父亲的形象来塑造儿子。在这些女人的婚姻中，即使“高攀”，也没有人能进入比她娘家的社会地位更高的家庭。
她们大部分人的生适都有过艰苦和悲痛，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着她们，面对引起争议的观点，绝不退缩——她们毫不犹豫地让儿子继承了这些特点
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适都有过艰苦和悲痛：孩子死去、贫穷、疾病、机能失调的婚姻、无家可归、酗酒和虐待。但是，她们没有屈服，而是战胜了这一切，早年的梦想激励着她们，失望的感觉鼓舞着她们，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着她们。她们在自己作为主妇的成就中，寻求满意的感觉，而且，大部分人通过孩子们的成功得到了这种感觉。每一位母亲都把自己的能力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儿子的成就也就是她的成就；每一个母亲都希望人们看到，自己是个成功的母亲；每一位母亲都希望得到尊重，她得到了。
这些母亲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过着传统的生活，运用着敏捷的智慧，面对引起争议的观点，绝不退缩——她们毫不犹豫地让儿子继承了这些特点。作为一个群体(萨拉·罗斯福是个例外)，她们关心社会事务，种族歧视和其他不公正的事会使她们感到烦恼。在这一小群人中，莉莲·卡特是最具有抗争意识和挑战意识的人，在她的观念和行为中，表现了对于黑人的宽容，这一点使南佐治亚的公众感到震惊，也对她儿子的将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达·艾森豪威尔在晚年说出了一生中唯一的遗憾：她希望自己曾经为黑人的平等权利工作过。艾森豪威尔去世后很多年，人权运动才蓬勃展开，对于她这样一个生活在堪萨斯边远地区的女性，能对反对种族歧视抱着这样深的信念，这是个显著的进步。艾森豪威尔的家庭曾反对过奴隶制度，她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从这中间产生的，在目睹了美国黑人的不平等待遇之后，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罗斯·肯尼迪曾经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受到的歧视而感到痛苦，她让孩子们同情那些被上流社会排斥的人。数十年之后，弗吉妮亚在餐桌旁同儿子和他的朋友们进行的讨论中，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不平，这些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这些女人们的丈夫通常和妻子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她们从来不会没有原则地附和；她们的道德立场是由自己的良知决定的，这些母亲们让儿子把为他人考虑当成自己的职责，她们的儿子不止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她们还喜爱独立的思考。卡洛尔·克莱恩写了《母亲与儿子》一书，她发现，这些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中性的母亲形象，她认为，“一个有着很强见解、明智的母亲不光会激发儿子的才智，也激起儿子的好奇心和他的能力。于是，在某一天，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有见解的人。”
这些总统的母亲让她们的儿子有了树立信心的基础，就算除此以外她们什么也没做，这也是一种成就。因为，在她们身边，到处都是另一种母亲的形象，她们的儿子很普通，他们无法超出平庸的生活，感受不到什么叫做成功，更别说在历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是什么激励着这些女人，让她们把生活和希望倾注到这群不同寻常的儿子们身上，并使他们走向成功的呢？
这些母亲凭着生活常识和母性的本能，凭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勇气，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鼓励或是惩戒她们的孩子。支持着那种自然本能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于培养孩子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11位母亲之间互不了解，但是，在养育儿子这个问题上，她们的观点非常一致。这些母亲凭着生活常识和母性的本能，凭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勇气，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鼓励或是惩戒她们的孩子。支持着那种自然本能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于培养孩子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信心在婴儿期就已经扎下了根，随着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开始，他如果觉得安心、舒适，就会产生这种信心，从而获得自信和对他人的信任。
精神病学家指出，自信是在任何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人性可能各不相同，动机也千差万别，但是，取得成功的人首先是个自信的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当今的政治中，自信至关重要。但是，过分的自信等于骄傲。
这些母亲的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她们的父亲：从外祖父到母亲，再到儿子。精神疗法研究者莫林·马道克写了《父亲的女儿》一书，她在书中提出:“一个父亲的宝贝女儿会和她的父亲打成一片，并且在对成功的追求方面仿效男人们。”对于这些总统的母亲，成功意味着培养一个成功的儿子。马道克看到，当这些女人们年轻的时候，是“‘爸爸的宝贝女儿’……是父亲的宠儿，她受到了父亲特殊的对待和关注。”如果这些女人们是父亲们的孙辈，伴随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信心和魄力，在今天，她们很可能会追寻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家庭上。事实上，她们每个人都满足于儿子带来的荣耀。
在这11位母亲中，有6位让未来的总统用了娘家的姓 (在她们之前的31位总统母亲中，只有两位)——这是她自己的姓，也是她父亲的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父女之间的纽带。看起来，母亲把娘家的姓氏给了那个儿子，是要把他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孩子。但是，她一定不会知道，这个新生命将会拥有她的品格，和她更加亲近，在多数事情上甚至更像她，或者，如果家里只有两个儿子，另外一个会倾向于去“学”父亲的样子，并且和他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是由于遗传基因吗？这是一种扭曲还是模仿？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这些总统们一次又一次地宣称，在上学之前，母亲就教自己阅读，那时他们不到四五岁；而在只有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们认字母。考虑到她们所处的时代，这些母亲自己的教育程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11个人，6位上过大学，两位在欧洲完成了学业，还有两位获得了护士文凭；只有内莉·里根在上完小学之后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但是，她靠着天生的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弥补了这一点。
后来，这些年轻的女士们当上了母亲，大学时代接受的文化在养育孩子方面发挥了作用，它鼓励她们让自己的儿子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丽贝卡·约翰逊将把她的林顿送去上舞蹈班，去听小提琴课；玛莎·杜鲁门设想让哈里成为一位钢琴家 (实际上，杜鲁门总统认为自己的水平足以在音乐会上演出)；汉娜·尼克松把12岁的理查德送到她的妹妹家，理查德在那里学了6个月钢琴。这些母亲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怀着这样的梦想——这使他们成了未来的总统。
总统的父亲在哪里呢？
在这些总统的家庭中，母子之间结成了一种纽带，那么，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呢？这些男人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这些做父亲的和孩子们都离得相当远。他们中有一些人很无能，无论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还是通过教育，他们都不可能会对儿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儿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即使像约瑟夫·肯尼迪和普雷斯科特·布什这样最成功也最有权威的父亲，大部分时间也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很少和儿子们在一起；还有大量另一类的父亲，比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里根、尼克松和约翰逊，他们绝望地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却没有取得成功。
因为丈夫的无能以及梦想的失落，一些母亲把注意力转到了儿子身上，希望从那里得到一点补偿。丽贝卡·约翰逊、内莉·里根和弗吉妮亚·克林顿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露西·贝恩斯·约翰逊是丽贝卡的孙女，她说：祖母的“性格和特性比她丈夫更值得称赞”。实际上，她也就是在说，林顿·约翰逊的母亲嫁给了一个远远配不上她的崇高志向的人。
精神疗法专家迈克尔·古莱恩在他的《母亲，儿子，与情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使在现在，“父亲们甚至不知道，妻子和孩子们设想让他们融入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和我们的关系，但是改变得不多……我们还是依恋我们的母亲，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古莱恩发现，即使在今天，因为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太少和情感上的疏远，很多父亲“极度消极”。
历史学家麦克·库罗在文章里为这种对母亲的强烈依恋辩护，他说:“做妈妈的乖儿子，也不见得在成长中就必定会有什么不利，妈妈是哪类人大概和儿子的结果有完全的联系。”但是，母亲不一定必然是向善的力量：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妈妈的宝贝儿子，但是，他是个极端恶劣的人。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写了很多书，她谈到：“爸爸和他的母亲之间，无论在情感还是理智上都有着极强的联系。在探究总统的传说中，我已经发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有相当惊人的数量都存在着这样的联系。”
美国总统们成长的地方几乎总是一个小城镇
但是，这些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拥有的那种生活已经渐渐成了一种记忆。他们对于自己来自什么地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坚定的意识。对于这些儿子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人们谈起童年和家庭，就会有一个地方跃入他们的脑子。这个地方几乎总是一个小城镇，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个村庄那么大，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样记载:“某某总统童年时代的家。”
想到这些美国总统们成长的这些有意义的地方，人们的第一个念头会是感到惊奇：他们是怎么从那里到了这里？罗纳德·里根在步入政坛时说:“你必须从一个小城镇的起点开始。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你是其中一部分。在一个小城镇里，你不可能呆在界线以外，而让别人去做需要做的事；你不可能毫不费力地去面对别人的看法。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那里存在着一种让人投身进去的紧迫感。”传记作家戴维德·马拉尼斯把克林顿能当上总统归结为他的小城镇出身，他说：“休普和温泉城抚育了克林顿，而一个更大的城市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有一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而缺少群体的联系意识；在这些现代总统中，没有一个人生长在大城市。布什家在格林威治、肯尼迪家在布朗斯维尔，也都是在大城市郊区，布朗斯维尔虽然离城市很近，但是，这里是另一种生活；夏日的时候，他们是在缅因和佛罗里达的海滨生活。
这些总统们记忆中的童年生活都是田园式的，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的家很狭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享受。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他们可以去探险、可以读书、可以和家人一起游戏。有人问杜鲁门总统，他生活在农场里的时候，在独立城那个小镇上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厌烦。杜鲁门对这个想法感到奇怪，他说：“哦，天哪，不。我不记得感到厌烦过，在我整个一生中，一次也没有。”
首先，这些男孩接受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自己。专家指出，一个孩子的性格在5岁的时候就成形了。这就使母亲们担上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养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们总是很忙碌——而在这11位总统中，有6位是家里的长子。(只有艾森豪威尔最小，他是老三。)做母亲的不光要满足孩子生理上的需要，还要引导他走上正路。古语说：“孩子是大人的父亲”，这句话有现实的意义。詹姆斯·戴维德·巴伯是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已退休)，他写了《总统的性格》一书，在分析了这些总统的行为之后，指出：“总的来说，性格的发展主要在童年时期，它的成形是在青少年时期。”巴伯的观点说明，性格是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形成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做父母要容易一些，当时，社会规范和人们的态度还没有发生转变，或是漂流到一种“情境伦理观”的潮流之中。杜鲁门曾这样说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在那个时期，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没有必要去谈论它，而是去接受。”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总结了祖母玛莎为全家人设立的道德规范，那就是：“做正确的事，尽力去做，永不抱怨，永不趁机利用他人。”玛莎这种密苏里式的规范不是没有价值的，这寥寥数语会武装一个孩子，帮他战胜道德上的困惑。
除了固定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母亲还运用一种心理学的办法来鼓励她们的儿子：他们有一个姓，在公众里有一个位置，他们必须做到与此相匹配；必须给弟弟妹妹们树立起榜样；必须向世界、向自己身边的世界显示，他们要被培养成领导者。这些母亲让儿子们知道，他们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也许，这些母亲们认识到了儿子在她的自我实现中充当的角色，但是，她可能没有重视这一点。
在这些总统们的儿童时代，“富裕”还是个不平常的词语，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还在努力求得温饱。然而，在总统们的回忆录中，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提到：“我们是穷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当时，邻居们都和他们过着一样的生活，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所有的艰难困苦；一个人对生活的感知来自他身边的人、环境和时代，这就是衡量的尺度。然后，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会冲洗掉痛苦的回忆和早年的艰辛。在这些孩子们成长的时候，父母鼓励，甚至期望他们找份工作，这不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品格，而是由于家里需要钱(鲍比·肯尼迪坐着家里的罗尔斯·罗伊斯送杂志是个例外)。但是，行业道德因此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之中。
这些未来的总统们经历过真正艰难的生活，在那些拮据的日子里，他们的母亲辛勤地劳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个人都会周到地给母亲送去礼物，希望让母亲拥有从来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从这些总统们的早年到走进玫瑰园，他们一直对母亲怀着感激之情。有的母亲没能活到分享儿子成功的快乐的那一天，儿子们会献上对她们的颂词。每一个儿子都实现了母亲潜意识中的愿望：他已经完成了；他不止是实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梦想；母亲曾经感到失望，儿子为她作出了补偿。朋友们注意到，即使在现在，每当追忆起母亲的时候，杰拉尔德·福特的声音会发出颤抖，乔治·布什的双眼蒙上了雾霭。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第32任总统，评论界曾频繁地攻击他。80多岁的时候，他愉快地退休回到了独立城。在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母亲去世时，杜鲁门在悼词中表达了所有这些总统共同的感情，他说：“没有一个支持者像你的母亲一样。无论你是对是错，在她看来，你总是对的。”
1930年，林顿·约翰逊为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师范学院写了他的第一篇社论，这是一篇母亲节的颂词。约翰逊在文中写道：“所有的爱都可能离你而去，但是，母亲的爱会坚守到最后……在这个世上，任何情感都无法与母亲的爱相匹敌。”他告诫他的同学们，“写出我们生命的礼赞，献给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这就是男人们的母亲。”写这篇文章时，约翰逊只有22岁。
西蒙·德·波伏娃是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她的《第二性》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波伏娃在文中说：“一个儿子将成为一名领袖，一名战士，一名创造者，将让世界屈从于他的意愿；而他的母亲将分享儿子不朽的名望，从儿子那里得到她没有建造起的房子、没有勘探过的土地以及她没有读过的书。”
而且，儿子还会理解母亲的愿望，实现她的梦想。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在华盛顿一生中，最奇怪的是，他缺少对母亲的爱。”
人们总容易理所当然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些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深爱着养育他们的母亲。但是，这条规律有没有明显的例外呢？
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最受人爱戴的两位美国总统，让我们看看这两家的母子关系吧。华盛顿是一个品德超群、极有责任感的人，深爱着他的妻子玛莎；然而，历史学家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作为长子，他终身都对母亲怀着怨愤的情绪。道格拉斯·索斯俄·弗里曼在他的传记里说：“在华盛顿一生中，最奇怪的是，他缺少对母亲的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解的加深，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显然，在战争期间，他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华盛顿是个宽容而有耐心的人，母亲和他一样。但是，华盛顿觉得，她在钱的问题上，一直很贪婪，不近情理。”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巴瑟特尖刻地把华盛顿的母亲玛丽称作“一个智力一般、牢骚却挺多的人，她一生都让儿子过得不舒服”。
有幸的是，玛莎并不这样，华盛顿研究者詹姆斯·弗莱克斯纳说:“她给了乔治·华盛顿一直渴望的、童年时代没有得到的生活；她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华盛顿11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会有些不同。华盛顿的父亲奥古斯丁是一个有钱的鳏夫，有3个孩子，1731年，他又娶了玛丽·波尔。玛丽当时23岁，身材姣好，声音甜美，她是个秀气的姑娘，还是个骑术高超的女骑师。他们婚后接二连三地生了5个孩子，1743年奥古斯丁去世，玛丽要独自抚养几个孩子，还要管理家里的种植园“费利农场”。华盛顿早早失去了父爱，在那样悲惨的境遇下，他本应该和母亲更加亲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母亲把照顾4个弟弟妹妹的责任加到了华盛顿肩上，她坚决地认为，儿子该做这一切。15岁的时候，华盛顿想在海军中谋个职务，这会让他离开母亲，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玛丽禁止儿子这么做。玛丽在无意中影响了儿子在历史上的位置，也可能影响了美国革命的进程：华盛顿如果加入了海军，就不会成为独立战争中的总指挥，因而也不会被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玛丽再一次阻挠了儿子。奥古斯丁在去世时立下遗嘱，让华盛顿继承家里的费利农场。华盛顿21岁的时候，玛丽拒绝把农场的管理权移交给儿子，她把农场经营得很糟糕，以此来对付儿子的有意冒犯。后来，华盛顿从亲爱的异母哥哥那里继承了弗吉尼亚的波得马克河边一块极好的地方，家里的矛盾才暂时结束了。华盛顿在那里建起了“芒特弗农庄园”，现在这是美国的一个圣地。在很长时期剑拔弩张之后，华盛顿和他的兄弟们把母亲安顿在弗吉尼亚的弗里得里斯克斯堡一套舒适的房子里，但是，她还是不停地抱怨，说被她著名的儿子逼迫着，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
在战争中间，玛丽公开羞辱了华盛顿，她给弗吉尼亚州议会写了一封可怜巴巴的信，要寻求经济援助，因为她的儿子——一个可以称作“正直的化身”的人——没有很好地赡养她。华盛顿非常恼火，他尖刻地说：“我就是那样一个失职的儿子，也许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我就是那样一个既没有正义又不尽职的儿子。”玛丽还在不停地抱怨，这对他们已经破裂的关系毫无帮助。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库斯迪是个迷人的女人，她是个有钱的寡妇，一直和那个令人烦恼的婆婆处不好。华盛顿是个要求完美的人，除了玛丽不修边幅的外表，这个情况也一直让他觉得困窘。
“现在所知的他对母亲影响的唯一记录是否定的。他对母亲的意见评价大约不太高。”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弗吉尼亚人，母亲简·兰道夫·杰斐逊生于伦敦。杰斐逊和简的关系也很疏远，虽然在母亲家里一起住到27岁，但是，在他长篇累牍的私人案卷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杰斐逊是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他是启蒙时期的一面镜子，在社会生活方面著述颇多：他写了数百封信，表达了他的每个观点和思想以及对大自然的观察；还记下了分类的账目，包括日常花费和宏大的计划。然而，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对母亲的反思。杰斐逊研究者杜马斯·马龙说：“现在所知的他对母亲影响的唯一记录是否定的。他对母亲的意见评价大约不太高。”
杰斐逊同华盛顿一样，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父亲：简·兰道夫·杰斐逊才37岁就成了一位年轻的寡妇，她也同玛丽·波尔·华盛顿一样，不得不抚养他们的8个孩子；她同玛丽所做的也一样，把家庭的重担放到了第三个儿子杰斐逊身上。后来，杰斐逊在给孙子的信中这样说：“我只有14岁的时候，就完全靠自己关心和指导自己，没有一个亲戚朋友能给我一点建议或指导，在我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伙伴中不时会有些不好的人，当我回想起这些，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对社会一无是处。”丈夫去世以后，简活了19年，但是，她对杰斐逊的关怀仅此而已。
1776年3月31日，杰斐逊在日记中不带任何情绪地记下了这样的话：“今天早上大约8点钟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享年 57岁。”两个月之后，杰斐逊给简在英格兰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充分谈了战争对商业的影响，然后提到：“您大概还没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件事发生在3月的最后一天，当时她发病不到1个小时。我们想，可能是因为中风。”信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母亲令人钦佩的品质，以及母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不但如此，母亲的死在杰斐逊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复杂的情绪。6周之后，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复活了”的人——也许是从对这种冷漠的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中解脱出来了。杰斐逊投身到为国家的自由而斗争的行动之中，在两个月之内，他起草了弗吉尼亚州宪法和《独立宣言》，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两部作品词藻华丽、语言优美，充满灵气。
“在总统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没有既定的原则，也没有预先的规范，是这个母亲自己锻造了和儿子之间的纽带。”
约翰·亚当斯是在华盛顿之后、杰斐逊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和母亲之间没有这么多的问题。86年之后，林肯入主白宫，他说，他是乘着“我的天使母亲”的翅膀来到了这里。在林肯只有10岁的时候，母亲南希·汉克斯就去世了，南希的家在一个落后的边远地区，她没有上过学。林肯这样称颂他的母亲：“我是这样一个人，我也一直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母亲那里获得的。”他这样说还是为了间接地反击别人关于他母亲的流言蜚语。林肯很爱他的继母，却一直冷漠地拒绝亲生父亲，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他拒绝去父亲的床边。林肯对异母弟弟说：“告诉他，如果我们现在见面，我怀疑，大家只会更痛苦，而不是更愉快。”
在总统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没有既定的原则，也没有预先的规范，是这个母亲自己锻造了和儿子之间的纽带。在考察了第一任总统和母亲的关系之后，历史学家弗莱克斯纳这样说：“在历史上，杰出人物不一定都来自杰出的母亲，他们有的会是在不幸的家庭中造就出来的。”
这些成为总统母亲的女性都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她们的思想中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从前的美国是小城镇和农场的混合体，而不是一个大城市和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些现代总统的母亲更多地属于那个时代。除了克林顿的母亲，其他人都是在19世纪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在20世纪。(多萝西·布什生在世纪之交的1901年，但是，她生长在传统的中西部，那里和前一个时代并没有区别。)
这些成为总统母亲的女性都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尽管她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她们的故事里贯穿着同样的一条线。在那个时代，年轻姑娘们希望在20岁之前就结婚，但是，这11位母亲中，大部分人结婚比这要晚，一些人晚了很多年，她们不想过早地介入婚姻，说明她们思想中的独立意识。在她们中间，有几个人的婚姻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有几个人“下嫁”给了她们的丈夫，过上了和自己的门户并不相当的生活——至少，在她们的家人眼中是这样。最感人的例子是汉娜·米尔豪斯，她向自己富有的教派家庭挑战，嫁给了在他们眼中一无是处的流浪汉弗兰克·尼克松，她从此失去了在娘家时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意识肯定更坚定了每一位母亲决心，她让她的儿子回到自己早年生活的标准上，对于丽贝卡·约翰逊来说尤其如此，她按自己非常崇敬的父亲的形象来塑造儿子。在这些女人的婚姻中，即使“高攀”，也没有人能进入比她娘家的社会地位更高的家庭。
她们大部分人的生适都有过艰苦和悲痛，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着她们，面对引起争议的观点，绝不退缩——她们毫不犹豫地让儿子继承了这些特点
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适都有过艰苦和悲痛：孩子死去、贫穷、疾病、机能失调的婚姻、无家可归、酗酒和虐待。但是，她们没有屈服，而是战胜了这一切，早年的梦想激励着她们，失望的感觉鼓舞着她们，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着她们。她们在自己作为主妇的成就中，寻求满意的感觉，而且，大部分人通过孩子们的成功得到了这种感觉。每一位母亲都把自己的能力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儿子的成就也就是她的成就；每一个母亲都希望人们看到，自己是个成功的母亲；每一位母亲都希望得到尊重，她得到了。
这些母亲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过着传统的生活，运用着敏捷的智慧，面对引起争议的观点，绝不退缩——她们毫不犹豫地让儿子继承了这些特点。作为一个群体(萨拉·罗斯福是个例外)，她们关心社会事务，种族歧视和其他不公正的事会使她们感到烦恼。在这一小群人中，莉莲·卡特是最具有抗争意识和挑战意识的人，在她的观念和行为中，表现了对于黑人的宽容，这一点使南佐治亚的公众感到震惊，也对她儿子的将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达·艾森豪威尔在晚年说出了一生中唯一的遗憾：她希望自己曾经为黑人的平等权利工作过。艾森豪威尔去世后很多年，人权运动才蓬勃展开，对于她这样一个生活在堪萨斯边远地区的女性，能对反对种族歧视抱着这样深的信念，这是个显著的进步。艾森豪威尔的家庭曾反对过奴隶制度，她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从这中间产生的，在目睹了美国黑人的不平等待遇之后，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罗斯·肯尼迪曾经为爱尔兰裔美国人受到的歧视而感到痛苦，她让孩子们同情那些被上流社会排斥的人。数十年之后，弗吉妮亚在餐桌旁同儿子和他的朋友们进行的讨论中，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不平，这些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这些女人们的丈夫通常和妻子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她们从来不会没有原则地附和；她们的道德立场是由自己的良知决定的，这些母亲们让儿子把为他人考虑当成自己的职责，她们的儿子不止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她们还喜爱独立的思考。卡洛尔·克莱恩写了《母亲与儿子》一书，她发现，这些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中性的母亲形象，她认为，“一个有着很强见解、明智的母亲不光会激发儿子的才智，也激起儿子的好奇心和他的能力。于是，在某一天，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有见解的人。”
这些总统的母亲让她们的儿子有了树立信心的基础，就算除此以外她们什么也没做，这也是一种成就。因为，在她们身边，到处都是另一种母亲的形象，她们的儿子很普通，他们无法超出平庸的生活，感受不到什么叫做成功，更别说在历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是什么激励着这些女人，让她们把生活和希望倾注到这群不同寻常的儿子们身上，并使他们走向成功的呢？
这些母亲凭着生活常识和母性的本能，凭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勇气，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鼓励或是惩戒她们的孩子。支持着那种自然本能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于培养孩子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11位母亲之间互不了解，但是，在养育儿子这个问题上，她们的观点非常一致。这些母亲凭着生活常识和母性的本能，凭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勇气，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鼓励或是惩戒她们的孩子。支持着那种自然本能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于培养孩子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信心在婴儿期就已经扎下了根，随着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开始，他如果觉得安心、舒适，就会产生这种信心，从而获得自信和对他人的信任。
精神病学家指出，自信是在任何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人性可能各不相同，动机也千差万别，但是，取得成功的人首先是个自信的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当今的政治中，自信至关重要。但是，过分的自信等于骄傲。
这些母亲的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她们的父亲：从外祖父到母亲，再到儿子。精神疗法研究者莫林·马道克写了《父亲的女儿》一书，她在书中提出:“一个父亲的宝贝女儿会和她的父亲打成一片，并且在对成功的追求方面仿效男人们。”对于这些总统的母亲，成功意味着培养一个成功的儿子。马道克看到，当这些女人们年轻的时候，是“‘爸爸的宝贝女儿’……是父亲的宠儿，她受到了父亲特殊的对待和关注。”如果这些女人们是父亲们的孙辈，伴随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信心和魄力，在今天，她们很可能会追寻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家庭上。事实上，她们每个人都满足于儿子带来的荣耀。
在这11位母亲中，有6位让未来的总统用了娘家的姓 (在她们之前的31位总统母亲中，只有两位)——这是她自己的姓，也是她父亲的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父女之间的纽带。看起来，母亲把娘家的姓氏给了那个儿子，是要把他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孩子。但是，她一定不会知道，这个新生命将会拥有她的品格，和她更加亲近，在多数事情上甚至更像她，或者，如果家里只有两个儿子，另外一个会倾向于去“学”父亲的样子，并且和他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是由于遗传基因吗？这是一种扭曲还是模仿？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这些总统们一次又一次地宣称，在上学之前，母亲就教自己阅读，那时他们不到四五岁；而在只有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们认字母。考虑到她们所处的时代，这些母亲自己的教育程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11个人，6位上过大学，两位在欧洲完成了学业，还有两位获得了护士文凭；只有内莉·里根在上完小学之后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但是，她靠着天生的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弥补了这一点。
后来，这些年轻的女士们当上了母亲，大学时代接受的文化在养育孩子方面发挥了作用，它鼓励她们让自己的儿子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丽贝卡·约翰逊将把她的林顿送去上舞蹈班，去听小提琴课；玛莎·杜鲁门设想让哈里成为一位钢琴家 (实际上，杜鲁门总统认为自己的水平足以在音乐会上演出)；汉娜·尼克松把12岁的理查德送到她的妹妹家，理查德在那里学了6个月钢琴。这些母亲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怀着这样的梦想——这使他们成了未来的总统。
总统的父亲在哪里呢？
在这些总统的家庭中，母子之间结成了一种纽带，那么，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呢？这些男人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这些做父亲的和孩子们都离得相当远。他们中有一些人很无能，无论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还是通过教育，他们都不可能会对儿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儿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即使像约瑟夫·肯尼迪和普雷斯科特·布什这样最成功也最有权威的父亲，大部分时间也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很少和儿子们在一起；还有大量另一类的父亲，比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里根、尼克松和约翰逊，他们绝望地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却没有取得成功。
因为丈夫的无能以及梦想的失落，一些母亲把注意力转到了儿子身上，希望从那里得到一点补偿。丽贝卡·约翰逊、内莉·里根和弗吉妮亚·克林顿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露西·贝恩斯·约翰逊是丽贝卡的孙女，她说：祖母的“性格和特性比她丈夫更值得称赞”。实际上，她也就是在说，林顿·约翰逊的母亲嫁给了一个远远配不上她的崇高志向的人。
精神疗法专家迈克尔·古莱恩在他的《母亲，儿子，与情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使在现在，“父亲们甚至不知道，妻子和孩子们设想让他们融入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和我们的关系，但是改变得不多……我们还是依恋我们的母亲，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古莱恩发现，即使在今天，因为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太少和情感上的疏远，很多父亲“极度消极”。
历史学家麦克·库罗在文章里为这种对母亲的强烈依恋辩护，他说:“做妈妈的乖儿子，也不见得在成长中就必定会有什么不利，妈妈是哪类人大概和儿子的结果有完全的联系。”但是，母亲不一定必然是向善的力量：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妈妈的宝贝儿子，但是，他是个极端恶劣的人。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写了很多书，她谈到：“爸爸和他的母亲之间，无论在情感还是理智上都有着极强的联系。在探究总统的传说中，我已经发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之间，有相当惊人的数量都存在着这样的联系。”
美国总统们成长的地方几乎总是一个小城镇
但是，这些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拥有的那种生活已经渐渐成了一种记忆。他们对于自己来自什么地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坚定的意识。对于这些儿子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人们谈起童年和家庭，就会有一个地方跃入他们的脑子。这个地方几乎总是一个小城镇，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个村庄那么大，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样记载:“某某总统童年时代的家。”
想到这些美国总统们成长的这些有意义的地方，人们的第一个念头会是感到惊奇：他们是怎么从那里到了这里？罗纳德·里根在步入政坛时说:“你必须从一个小城镇的起点开始。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你是其中一部分。在一个小城镇里，你不可能呆在界线以外，而让别人去做需要做的事；你不可能毫不费力地去面对别人的看法。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那里存在着一种让人投身进去的紧迫感。”传记作家戴维德·马拉尼斯把克林顿能当上总统归结为他的小城镇出身，他说：“休普和温泉城抚育了克林顿，而一个更大的城市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有一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而缺少群体的联系意识；在这些现代总统中，没有一个人生长在大城市。布什家在格林威治、肯尼迪家在布朗斯维尔，也都是在大城市郊区，布朗斯维尔虽然离城市很近，但是，这里是另一种生活；夏日的时候，他们是在缅因和佛罗里达的海滨生活。
这些总统们记忆中的童年生活都是田园式的，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的家很狭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享受。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他们可以去探险、可以读书、可以和家人一起游戏。有人问杜鲁门总统，他生活在农场里的时候，在独立城那个小镇上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厌烦。杜鲁门对这个想法感到奇怪，他说：“哦，天哪，不。我不记得感到厌烦过，在我整个一生中，一次也没有。”
首先，这些男孩接受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自己。专家指出，一个孩子的性格在5岁的时候就成形了。这就使母亲们担上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养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们总是很忙碌——而在这11位总统中，有6位是家里的长子。(只有艾森豪威尔最小，他是老三。)做母亲的不光要满足孩子生理上的需要，还要引导他走上正路。古语说：“孩子是大人的父亲”，这句话有现实的意义。詹姆斯·戴维德·巴伯是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已退休)，他写了《总统的性格》一书，在分析了这些总统的行为之后，指出：“总的来说，性格的发展主要在童年时期，它的成形是在青少年时期。”巴伯的观点说明，性格是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形成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做父母要容易一些，当时，社会规范和人们的态度还没有发生转变，或是漂流到一种“情境伦理观”的潮流之中。杜鲁门曾这样说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在那个时期，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没有必要去谈论它，而是去接受。”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总结了祖母玛莎为全家人设立的道德规范，那就是：“做正确的事，尽力去做，永不抱怨，永不趁机利用他人。”玛莎这种密苏里式的规范不是没有价值的，这寥寥数语会武装一个孩子，帮他战胜道德上的困惑。
除了固定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母亲还运用一种心理学的办法来鼓励她们的儿子：他们有一个姓，在公众里有一个位置，他们必须做到与此相匹配；必须给弟弟妹妹们树立起榜样；必须向世界、向自己身边的世界显示，他们要被培养成领导者。这些母亲让儿子们知道，他们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也许，这些母亲们认识到了儿子在她的自我实现中充当的角色，但是，她可能没有重视这一点。
在这些总统们的儿童时代，“富裕”还是个不平常的词语，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还在努力求得温饱。然而，在总统们的回忆录中，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提到：“我们是穷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当时，邻居们都和他们过着一样的生活，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所有的艰难困苦；一个人对生活的感知来自他身边的人、环境和时代，这就是衡量的尺度。然后，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会冲洗掉痛苦的回忆和早年的艰辛。在这些孩子们成长的时候，父母鼓励，甚至期望他们找份工作，这不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品格，而是由于家里需要钱(鲍比·肯尼迪坐着家里的罗尔斯·罗伊斯送杂志是个例外)。但是，行业道德因此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之中。
这些未来的总统们经历过真正艰难的生活，在那些拮据的日子里，他们的母亲辛勤地劳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个人都会周到地给母亲送去礼物，希望让母亲拥有从来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从这些总统们的早年到走进玫瑰园，他们一直对母亲怀着感激之情。有的母亲没能活到分享儿子成功的快乐的那一天，儿子们会献上对她们的颂词。每一个儿子都实现了母亲潜意识中的愿望：他已经完成了；他不止是实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梦想；母亲曾经感到失望，儿子为她作出了补偿。朋友们注意到，即使在现在，每当追忆起母亲的时候，杰拉尔德·福特的声音会发出颤抖，乔治·布什的双眼蒙上了雾霭。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第32任总统，评论界曾频繁地攻击他。80多岁的时候，他愉快地退休回到了独立城。在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母亲去世时，杜鲁门在悼词中表达了所有这些总统共同的感情，他说：“没有一个支持者像你的母亲一样。无论你是对是错，在她看来，你总是对的。”
1930年，林顿·约翰逊为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师范学院写了他的第一篇社论，这是一篇母亲节的颂词。约翰逊在文中写道：“所有的爱都可能离你而去，但是，母亲的爱会坚守到最后……在这个世上，任何情感都无法与母亲的爱相匹敌。”他告诫他的同学们，“写出我们生命的礼赞，献给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这就是男人们的母亲。”写这篇文章时，约翰逊只有22岁。
西蒙·德·波伏娃是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她的《第二性》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波伏娃在文中说：“一个儿子将成为一名领袖，一名战士，一名创造者，将让世界屈从于他的意愿；而他的母亲将分享儿子不朽的名望，从儿子那里得到她没有建造起的房子、没有勘探过的土地以及她没有读过的书。”
而且，儿子还会理解母亲的愿望，实现她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