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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灯》这篇小说艺术手法别致，思想先进且意象创造富有象征意味，鲁迅从被人们称为“疯子”的孤独的先驱者在象征着中国旧社会制度缩影的吉光屯里与庸众的对峙中，发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先驱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囚禁”，象征性地渲染了在这个时代发出正确呐喊的斗争个体“疯子”的生存困境。
《长明灯》这篇小说充满了象征性的意味，在小说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这不但使其富有层次感，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性，同时还构成了一种新颖的思想框架。小说篇幅较短，却能将先进的个体与封建的大众之间复杂的文化冲撞展现得清晰且深刻，这与《长明灯》中始终贯穿的象征性手法的运用不无关系。“长明灯”这一意象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另外，在作者对象征性意蕴的表达中，人物的生存空间、身份、命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把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便造就了《长明灯》入木三分的象征性表达。
一、浓缩旧社会制度的生存空间
鲁迅的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人物的活动均有一个相对特定的空间场域作为活动背景，这也是鲁迅小说情境建构的源头。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就曾注意到鲁迅对场域的关注，“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和鲁镇为中心的城镇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空间场域多集中在小镇和村庄里，就像小说《长明灯》，村民的生存空间是集中在吉光屯中。茶馆、社庙、四爷的客厅成为这个村庄的特有符号。吉光屯，就像《阿Q正传》里的未庄，《故乡》里的鲁镇，象征着旧中国，而茶馆、社庙、客厅正是旧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及生活的缩影。
吉光屯唯一的茶馆，由寡妇灰五婶经营，她是“本店的主人兼工人”，目不识丁，但人很机智，常常替茶客排忧解难。当疯子第一次要吹熄长明灯时，她的还未去世的“死鬼”丈夫用厚棉被将灯包围起来，黑漆漆一片，疯子以为吹熄了，于是便被骗过去。这一次疯子再闹事，灰五婶看群众手足无措，便建议大家去拜见吉光屯的地主四爷，终于在四爷的客厅商量好把疯子囚禁起来。灰五婶相信长明灯一灭，全村就要变成大海，所有人都就变成泥鳅，虽然那盏灯是梁武帝还是“粱五弟”点燃后一直留传下的，她也搞不清楚。她一生中只知道天天祈祷社庙殿堂的长明灯不熄，凡是生活中有危机，就去找大地主四爷商量，让他决定全村人的命运。因为出入茶馆的，都是年轻人，她凭着资格老，无形中已成为社區领袖，虽然她自己落后、守旧、愚昧、迷信。
吉光屯的茶馆，跟《药》中的茶馆、《孔乙己》的咸亨酒店一样，都是中国旧社会一角。在《长明灯》里，吉光屯象征旧中国，而这个旧中国由三大社会结构形成金字塔形。茶馆处于最下层，四爷的客厅属于中层，社庙是最高层，大殿中的长明灯又高于社庙之上。于是，鲁迅安排盲目遵从封建传统又以最豁达之人自居的村民齐聚在茶馆商讨事情。青年人与灰五婶都已经思想中毒，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切东西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由于疯子的祖父捏过印靶子又在祖宗造社庙时捐过钱，所以不能动手打死他。因此，他们只能请上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物四爷来作出决断。因为要制止疯子放火，阔亭、方头和庄七光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跑，最后他们才得以进入旧社会统治者最高阶层的“客厅”：
因为有着保卫全村的功劳，阔亭和方头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平时只能瞻仰的客厅，不仅坐在了老娃之下、四爷之上，而且还有茶喝。四爷表面上看稳重、冷静，不像年轻人喊打喊杀的。他还以伯父的慈爱口吻，表示怕疯子绝后，实际上他正要借刀杀人，利用这些愚昧的年轻人为他除掉这个侄儿，占领他的屋子。
通过茶馆和四爷的客厅，鲁迅把中国封建旧制度社会的统治结构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灰五婶、郭老娃、四爷他们之所以能统治那样多的群众，除了他们扮演为民服务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是上头还有凝结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的象征性标志进行巩固。这就是殿堂供奉着一盏从梁武帝点起的长明灯的社庙。庙里还供奉着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是愚弄老百姓的工具。封建制度的统治加上对旧思想的迷信，这就是从灰五婶到四爷都极力保护社庙，尤其那盏长明灯的原因，那是他们权力的根源。没有这座愚弄人的社庙，吉光屯的老百姓便会造反，统治阶级自然“变成泥鳅”，农村变成革命之海。
鲁迅似乎刻意让小说从茶馆开始，高潮发生在四爷的客厅，然后“绿莹莹的长明灯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时，小说在社庙门口唱着歌儿结束，这时吉光屯已黑暗一片。由茶馆、客厅、社庙组成的黑暗小村镇，不正是象征着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吗？它的制度根基还巩固地矗着，因为愚昧、保守、守旧、迷信的老百姓还未觉醒。
唯一清醒的人却被囚禁在暗室中，他的抗拒行为遭到了来自腐朽社会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和庸众群体两方面的阻止和扼杀，被排挤到生存空间的边缘，只能用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
二、边缘化的“先驱者”
鲁迅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全义革命的历史转变期，他承受了沉重的民族痛苦；对时代进行着深广的思考，他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近代中国人的灵魂雕塑家。他的许多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极其痛苦的时代，一个失望与希望交相反复的时代，当劳苦人民痛苦得已经失去知觉的情况下，鲁迅却能从沉默的国民的呻吟中谛听到他们的心声，表述旧中国的种种人生悲剧，热切盼望那“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早日觉醒。尽管鲁迅小说的人物系列多以悲剧为基调，其人物心灵又常为“病态社会”所扭曲，但也不乏抗争者、觉醒者的诅咒与呼唤。那以象征性艺术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叛逆者、先驱者中，《长明灯》里的疯子与《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都是典型之一。鲁迅正是以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刻画了在生存困境中独自挣扎的先驱者的形象，寄托个人的社会理想。
《长明灯》中的“疯子”同“狂人”一样出身于封建阶级，但是他又与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格格不入的。他因反对封建主义而被迫害发了疯，在反动派异常沉重的压制之下，执意要吹熄象征封建统治的长明灯。这一颗绿莹莹的灯火，是从梁武帝时就点起的，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未曾熄灭过，它是一直点起的，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长明灯，它象征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疯子认为这灯是天灾人祸的根源，坚决要熄灭它。他曾被人骗过一次，所以后来他坚决要自己去熄。他不受别人的阴谋诱惑，也不因他人的威胁而动摇自己的意志，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压力，他发出了“我放火”的怒吼。疯子的大胆叛逆举动，震动了吉光屯的封建卫道者，连德高望重的郭老娃也吓得下巴发起抖来。所以，他被视为“忤逆”，甚至卫道者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疯子看似疯了，可是他的性格里却仍充满反抗精神。为了改变陈腐的、令人窒息的封建统治社会，他受到种种耻笑、欺骗和威胁，但他仍然坚定地要熄灭那盏长明灯。所以，这个疯子是蔑视旧势力的坚强战士的象征。然而周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声援他，他在孤军奋战，又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孤独的先驱者。笼罩着他的，还是那无边的、浓重的黑暗。
最后，人们发现，疯子是一个比《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更具有鲜明反抗性的狂人。因为他的结论已经不再是口号式的“救救孩子”，而是行动式的“放火”，要烧毁黑暗统治势力的一切。所以，他以对旧社会毫不妥协的反抗意志和实际行动，超越了“狂人”，而前进了一步。但是，与《狂人日记》中狂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为所欲为的激情不同，在《长明灯》中，疯子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中心地位，他被大众彻底地边缘化。在人们的杂语喧闹中，疯子的“我放火”仅仅是一种微弱的叹息。他不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反而成为被嘲弄、被审讯的对象。疯子被放逐后，成为封建文化秩序的边缘存在，他的叛逆行为所隐含的威胁因子，在人们闲暇时的围观与谈论中慢慢地被消解。在这个时候，作为反抗者的“疯子”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象征着被边缘化的人类理性的另一个极端。
三、精神与身体双重“囚禁”下的坚守
鲁迅这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知识分子先驱者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的思考。这一思考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先驱者的外在生存文化环境。鲁迅在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惨结局。像《长明灯》里的“疯子”，他就以一个孤独的先驱者姿态，处在一个“以众虐独”的文化困境中，承擔着“独战多数”的命运。二是先驱者的内在精神世界，即先驱者在这样黑暗的文化环境中仍有着坚守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的决心。
可以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均有着鲁迅对这一方面的思虑。这两部小说里都存在着“囚禁”这一意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均处于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囚禁中，所谓双重囚禁，一是指他们的身体被囚禁在祖屋或社庙之中，二是指他们在精神上被敌对和围剿。鲁迅故意要把人物放在这个环境中进行描述，使小说中的象征性意象不但暗示了作为先驱者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而且使先驱者对自身命运与结局的选择成为某种必然。
在这两部小说中，人们看到了差别很大的选择结果。在实际的文化氛围中，只要一有反抗者出现，其就会被人们强加上疯子的头衔群起而攻之，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让对现有秩序进行反叛变得极为困难。它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当反抗者被当作疯子的时候，他就会被人们彻底地异类化，而他的反抗行为也会随之被现实排除在外进而被消解。要想反抗者认真对待他的行为，就必须把他看作是存在领域中的一个正常存在者，以便能够与反叛对象进行正常而理性的沟通；然而，一旦他不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疯子，这通常意味着他的抗争性已经消失，也就是说，他已经被纳入现有的秩序。正如《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所述，狂人的结局是“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实际上，这种醒悟也是对作为先驱者的信仰的一种“舍弃”。但在小说《长明灯》中，“疯子”则被“吉光屯”的人们关进了“庙里”与世隔绝。《长明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吉光屯”里已经没有人再去同情那个“疯子”，就连他的家人也不愿意接纳他。最终，还是“四爷”思考了一个方法——把“疯子”关进村外的破庙里。笔者认为“疯子”被关进破庙里面，蕴含了鲁迅本人的两种寄意：一是作为生存空间的吉光屯已经容不下这位孤独的先驱者，他的命运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二是“疯子”既然在精神上已经不能同正常人产生共鸣，那么他也只好同“神”去进行对话了。在小说的结尾，被囚禁在社庙里的疯子仍然激动地说着“我放火”，这是一种不问成败，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依然“绝望反抗”的坚守姿态。这种具有坚守姿态的人物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多。鲁迅在介绍《彷徨》时就曾说过：“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在“冷了不少”的心态下，鲁迅仍然能创造出疯子这一形象，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纵览全文，象征性意象的运用贯穿着《长明灯》这部作品的始终，无论是“疯子”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还是生存空间、个人命运的象征，都极大地丰富了这部作品的象征性表达，通过这些象征，人们可以从小说中读到知识分子先驱者在生存困境中对个体命运绝望的反抗。也正是这种象征性表达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更加深刻厚重，余味隽永。
（江苏师范大学）
《长明灯》这篇小说充满了象征性的意味，在小说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这不但使其富有层次感，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性，同时还构成了一种新颖的思想框架。小说篇幅较短，却能将先进的个体与封建的大众之间复杂的文化冲撞展现得清晰且深刻，这与《长明灯》中始终贯穿的象征性手法的运用不无关系。“长明灯”这一意象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另外，在作者对象征性意蕴的表达中，人物的生存空间、身份、命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把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便造就了《长明灯》入木三分的象征性表达。
一、浓缩旧社会制度的生存空间
鲁迅的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人物的活动均有一个相对特定的空间场域作为活动背景，这也是鲁迅小说情境建构的源头。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就曾注意到鲁迅对场域的关注，“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和鲁镇为中心的城镇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空间场域多集中在小镇和村庄里，就像小说《长明灯》，村民的生存空间是集中在吉光屯中。茶馆、社庙、四爷的客厅成为这个村庄的特有符号。吉光屯，就像《阿Q正传》里的未庄，《故乡》里的鲁镇，象征着旧中国，而茶馆、社庙、客厅正是旧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及生活的缩影。
吉光屯唯一的茶馆，由寡妇灰五婶经营，她是“本店的主人兼工人”，目不识丁，但人很机智，常常替茶客排忧解难。当疯子第一次要吹熄长明灯时，她的还未去世的“死鬼”丈夫用厚棉被将灯包围起来，黑漆漆一片，疯子以为吹熄了，于是便被骗过去。这一次疯子再闹事，灰五婶看群众手足无措，便建议大家去拜见吉光屯的地主四爷，终于在四爷的客厅商量好把疯子囚禁起来。灰五婶相信长明灯一灭，全村就要变成大海，所有人都就变成泥鳅，虽然那盏灯是梁武帝还是“粱五弟”点燃后一直留传下的，她也搞不清楚。她一生中只知道天天祈祷社庙殿堂的长明灯不熄，凡是生活中有危机，就去找大地主四爷商量，让他决定全村人的命运。因为出入茶馆的，都是年轻人，她凭着资格老，无形中已成为社區领袖，虽然她自己落后、守旧、愚昧、迷信。
吉光屯的茶馆，跟《药》中的茶馆、《孔乙己》的咸亨酒店一样，都是中国旧社会一角。在《长明灯》里，吉光屯象征旧中国，而这个旧中国由三大社会结构形成金字塔形。茶馆处于最下层，四爷的客厅属于中层，社庙是最高层，大殿中的长明灯又高于社庙之上。于是，鲁迅安排盲目遵从封建传统又以最豁达之人自居的村民齐聚在茶馆商讨事情。青年人与灰五婶都已经思想中毒，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切东西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由于疯子的祖父捏过印靶子又在祖宗造社庙时捐过钱，所以不能动手打死他。因此，他们只能请上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物四爷来作出决断。因为要制止疯子放火，阔亭、方头和庄七光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跑，最后他们才得以进入旧社会统治者最高阶层的“客厅”：
因为有着保卫全村的功劳，阔亭和方头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平时只能瞻仰的客厅，不仅坐在了老娃之下、四爷之上，而且还有茶喝。四爷表面上看稳重、冷静，不像年轻人喊打喊杀的。他还以伯父的慈爱口吻，表示怕疯子绝后，实际上他正要借刀杀人，利用这些愚昧的年轻人为他除掉这个侄儿，占领他的屋子。
通过茶馆和四爷的客厅，鲁迅把中国封建旧制度社会的统治结构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灰五婶、郭老娃、四爷他们之所以能统治那样多的群众，除了他们扮演为民服务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是上头还有凝结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的象征性标志进行巩固。这就是殿堂供奉着一盏从梁武帝点起的长明灯的社庙。庙里还供奉着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是愚弄老百姓的工具。封建制度的统治加上对旧思想的迷信，这就是从灰五婶到四爷都极力保护社庙，尤其那盏长明灯的原因，那是他们权力的根源。没有这座愚弄人的社庙，吉光屯的老百姓便会造反，统治阶级自然“变成泥鳅”，农村变成革命之海。
鲁迅似乎刻意让小说从茶馆开始，高潮发生在四爷的客厅，然后“绿莹莹的长明灯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时，小说在社庙门口唱着歌儿结束，这时吉光屯已黑暗一片。由茶馆、客厅、社庙组成的黑暗小村镇，不正是象征着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吗？它的制度根基还巩固地矗着，因为愚昧、保守、守旧、迷信的老百姓还未觉醒。
唯一清醒的人却被囚禁在暗室中，他的抗拒行为遭到了来自腐朽社会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和庸众群体两方面的阻止和扼杀，被排挤到生存空间的边缘，只能用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
二、边缘化的“先驱者”
鲁迅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全义革命的历史转变期，他承受了沉重的民族痛苦；对时代进行着深广的思考，他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近代中国人的灵魂雕塑家。他的许多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极其痛苦的时代，一个失望与希望交相反复的时代，当劳苦人民痛苦得已经失去知觉的情况下，鲁迅却能从沉默的国民的呻吟中谛听到他们的心声，表述旧中国的种种人生悲剧，热切盼望那“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早日觉醒。尽管鲁迅小说的人物系列多以悲剧为基调，其人物心灵又常为“病态社会”所扭曲，但也不乏抗争者、觉醒者的诅咒与呼唤。那以象征性艺术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叛逆者、先驱者中，《长明灯》里的疯子与《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都是典型之一。鲁迅正是以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刻画了在生存困境中独自挣扎的先驱者的形象，寄托个人的社会理想。
《长明灯》中的“疯子”同“狂人”一样出身于封建阶级，但是他又与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格格不入的。他因反对封建主义而被迫害发了疯，在反动派异常沉重的压制之下，执意要吹熄象征封建统治的长明灯。这一颗绿莹莹的灯火，是从梁武帝时就点起的，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未曾熄灭过，它是一直点起的，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长明灯，它象征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疯子认为这灯是天灾人祸的根源，坚决要熄灭它。他曾被人骗过一次，所以后来他坚决要自己去熄。他不受别人的阴谋诱惑，也不因他人的威胁而动摇自己的意志，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压力，他发出了“我放火”的怒吼。疯子的大胆叛逆举动，震动了吉光屯的封建卫道者，连德高望重的郭老娃也吓得下巴发起抖来。所以，他被视为“忤逆”，甚至卫道者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疯子看似疯了，可是他的性格里却仍充满反抗精神。为了改变陈腐的、令人窒息的封建统治社会，他受到种种耻笑、欺骗和威胁，但他仍然坚定地要熄灭那盏长明灯。所以，这个疯子是蔑视旧势力的坚强战士的象征。然而周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声援他，他在孤军奋战，又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孤独的先驱者。笼罩着他的，还是那无边的、浓重的黑暗。
最后，人们发现，疯子是一个比《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更具有鲜明反抗性的狂人。因为他的结论已经不再是口号式的“救救孩子”，而是行动式的“放火”，要烧毁黑暗统治势力的一切。所以，他以对旧社会毫不妥协的反抗意志和实际行动，超越了“狂人”，而前进了一步。但是，与《狂人日记》中狂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为所欲为的激情不同，在《长明灯》中，疯子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中心地位，他被大众彻底地边缘化。在人们的杂语喧闹中，疯子的“我放火”仅仅是一种微弱的叹息。他不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反而成为被嘲弄、被审讯的对象。疯子被放逐后，成为封建文化秩序的边缘存在，他的叛逆行为所隐含的威胁因子，在人们闲暇时的围观与谈论中慢慢地被消解。在这个时候，作为反抗者的“疯子”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象征着被边缘化的人类理性的另一个极端。
三、精神与身体双重“囚禁”下的坚守
鲁迅这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知识分子先驱者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的思考。这一思考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先驱者的外在生存文化环境。鲁迅在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惨结局。像《长明灯》里的“疯子”，他就以一个孤独的先驱者姿态，处在一个“以众虐独”的文化困境中，承擔着“独战多数”的命运。二是先驱者的内在精神世界，即先驱者在这样黑暗的文化环境中仍有着坚守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品格的决心。
可以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均有着鲁迅对这一方面的思虑。这两部小说里都存在着“囚禁”这一意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均处于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囚禁中，所谓双重囚禁，一是指他们的身体被囚禁在祖屋或社庙之中，二是指他们在精神上被敌对和围剿。鲁迅故意要把人物放在这个环境中进行描述，使小说中的象征性意象不但暗示了作为先驱者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而且使先驱者对自身命运与结局的选择成为某种必然。
在这两部小说中，人们看到了差别很大的选择结果。在实际的文化氛围中，只要一有反抗者出现，其就会被人们强加上疯子的头衔群起而攻之，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让对现有秩序进行反叛变得极为困难。它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当反抗者被当作疯子的时候，他就会被人们彻底地异类化，而他的反抗行为也会随之被现实排除在外进而被消解。要想反抗者认真对待他的行为，就必须把他看作是存在领域中的一个正常存在者，以便能够与反叛对象进行正常而理性的沟通；然而，一旦他不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疯子，这通常意味着他的抗争性已经消失，也就是说，他已经被纳入现有的秩序。正如《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所述，狂人的结局是“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实际上，这种醒悟也是对作为先驱者的信仰的一种“舍弃”。但在小说《长明灯》中，“疯子”则被“吉光屯”的人们关进了“庙里”与世隔绝。《长明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吉光屯”里已经没有人再去同情那个“疯子”，就连他的家人也不愿意接纳他。最终，还是“四爷”思考了一个方法——把“疯子”关进村外的破庙里。笔者认为“疯子”被关进破庙里面，蕴含了鲁迅本人的两种寄意：一是作为生存空间的吉光屯已经容不下这位孤独的先驱者，他的命运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二是“疯子”既然在精神上已经不能同正常人产生共鸣，那么他也只好同“神”去进行对话了。在小说的结尾，被囚禁在社庙里的疯子仍然激动地说着“我放火”，这是一种不问成败，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依然“绝望反抗”的坚守姿态。这种具有坚守姿态的人物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多。鲁迅在介绍《彷徨》时就曾说过：“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在“冷了不少”的心态下，鲁迅仍然能创造出疯子这一形象，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纵览全文，象征性意象的运用贯穿着《长明灯》这部作品的始终，无论是“疯子”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还是生存空间、个人命运的象征，都极大地丰富了这部作品的象征性表达，通过这些象征，人们可以从小说中读到知识分子先驱者在生存困境中对个体命运绝望的反抗。也正是这种象征性表达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更加深刻厚重，余味隽永。
（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