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疫情并没有提到“胜利”之类字样，而仅仅用了“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表述。因为，当“黑天鹅”还在全球舞动翅膀，那么胜利必然言之过早。
　　2019年，中国提出“六稳”，现在，又提出“六保”，从“稳”到“保”，说明决策层的“底线思维”愈发明显，这既反映了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也折射了增长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社会纵深层面，一些曾被忽略的问题正在重新吸引关注。
　　一方面是“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为1000元左右”的现实，一方面是“后浪”话题持续走红，这意味着经济的变化和年青一代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叠加。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在微观层面，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这种变化的主要承受方。因为，它们一直都是“后浪”的主要吸纳者。近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90%在民营企业。
　　但这未必就意味着一场冲撞，而很可能是一次涅槃。

另一个大国的“后浪”

　　中美制度迥异，却是全球“唯二”的大国市场，并且同样有着崇尚世俗奋斗、轻视财富世袭的民族性格。这种共性可以消弭差异，使得一方的商业和社会发展历程对另一方產生某些借鉴。
　　年青一代的觉醒，以及如何调和与现存精英的相处之道，就是如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后浪”引领美国社会的时代，他们是众多事件的主角。由于反越战、平权、妇女解放、性自由等议题的重叠交织和互相强化，这一时代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导致冲淡了“经济背景”。实际上，经济才是一切的缘起。
　　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生在校园静坐的1964年为原点，向前回溯15年到二战结束，这一定是20世纪美国经济最高光的15年。那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男人在市区工作，优雅的家庭主妇在郊区大房子照料孩子，家家户户门口都泊着小汽车的时代。
　　但1960年代中期，一切都变了。联邦德国和日本彻底从二战复苏，在全球市场和美国竞争，尤其是日本，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GDP增速达到11%，工业产值增速更达到16%。

“后浪”推动了美国上层建筑的改变，但底层的经济和商业逻辑却无法动摇，特别是与资本有关的分配不均更坚如磐石。任何国家，概莫能外。

　　同期，美国却深陷越战泥潭，军费的暴增推高着国家债务。进入1970年代，石油危机更把国家拖入滞涨。从1960年代的后半段开始，失业率抬头，到1970年代最高达到过9.5%。这是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
　　也就是说，当美国的年轻人高呼反战口号和自由平权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充满了对人生的未知恐惧和无力感。
　　其实，学生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从来不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样的顶级常春藤，在教育平权之前，东海岸世家子弟是这些大学的生源主流。同样作为“后浪”的他们，也会振臂高呼，声援同龄人，但他们绝不会去冒被开除学籍，失去精英文凭的风险，成为时代的“职业罢课家”。
　　比如唐纳德·特朗普，他出生于1946年，此时正值年轻气盛的岁月，但他在常春藤宾夕法尼亚大学念沃顿商学院，在纽约帮父亲开发房地产，或者在和模特谈恋爱，所以没有时间上街。和特朗普同龄的乔治·沃克·布什也差不多，他先念耶鲁，再念哈佛商学院。他不但不反战，还在越战期间主动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空军。他是德州石油大亨老布什的儿子。
　　普通家庭子弟云集的公立大学才是旋涡中心，尤以加州伯克利、密歇根等为代表。他们是年轻人的绝大多数，所以力量巨大。
　　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将美国彻底带入“多元主义”的时代：美国主动退出越战，吸食大麻开始在一些州成为合法行为，最好的常春藤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按照标准化考试招生，而不是全部都“传承录取”世家子弟。此外，各种与种族、性别相关的平权法案相继出炉。
　　数据显示，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水平的占比从不到20%上升到了40%。此外，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大幅增加，大学入学时的录取率也大幅提高。
　　毫无疑问，“后浪”推动了美国上层建筑的改变，但底层的经济和商业逻辑却无法动摇，特别是与资本有关的分配不均更坚如磐石。任何国家，概莫能外。

商业贵族的中美不同

　　必须注意，在那个动荡时代，美国年轻人的情绪既指向了保守的政治精英，也指向了商业集团和资本。年轻人攻击霍尼韦尔和陶氏化学，表面上是反战，因为它们是美军的供应商，一个生产集束炸弹，一个生产凝固汽油弹。但换个角度，愤怒也源于年轻人对商业新贵阶层的不满。
　　二战之后，美国大企业在全球扩张，并在内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科层体系，催生出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高阶职业经理人集团。与此同时，华尔街机构投资者崛起，金融精英集团也开始成型。这两拨人位于商业金字塔顶峰，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和种族、性别平等相比，收入分配不均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状态，不但无法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在1960年代，美国大企业CEO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0倍，但今天是300倍，甚至更高。在华尔街，金融公司高管、PE掌门和投资人每年上亿、数亿美金的收入也只是小菜一碟。
　　实际上，族群不平等更多是阶层不平等，只是部分族群在财富低阶人群中的占比更高而已。政治精英不用谈，美国的商业精英可以分为两类人：一是代理人，二是资本家。 　　代理人即职业经理人，老一辈的如郭士纳、韦尔奇，新生代以桑达尔·皮查伊、萨提亚·納德拉等为代表。资本家分为两类，一是科技精英，即硅谷和西雅图的创业者们，盖茨、贝佐斯等；二是华尔街的资本家，他们通常被误认为是职业投资人（代理人），其实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老板，只是创业领域不是高科技，而是资产管理。他们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人，代表人物如巴菲特、苏世民、卡尔·坎伊和雷·达里奥。
　　显然，中国商界精英的结构与美国截然不同。
　　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因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集中在大股东手中，机构投资者数量众多，但缺乏影响力，无法积极介入公司管理，也就无法创造职业经理人的大规模需求。但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后浪”们热衷于社会运动的时代，正是散户净卖出，机构投资者崛起，美国版“大股东”消亡的时代。
　　也就是说，和美国“资本家 职业经理人”的双轮模式不同，中国真正的商业权力掌握在大股东的手中（这里不讨论政府和国企）。两种模式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商业世界中阶层流动难易程度的不同。
　　在美国模式中，即使做不了硅谷的科技资本家，中下层年轻人也可以通过念名校和投身资本市场，成为顶级经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晋级金字塔顶端。但在大股东独大、家族企业为主的中国民营经济中，年轻人阶层晋级的路径就相对较窄，比如走顶级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就基本无望。当然，自己创业成功除外。

20世纪后半叶，资本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塑自我，时间与欧美的“后浪运动”几乎重叠。它很大程度是对后者的回应。

　　看上去，资本与“后浪”们的冲撞无法避免。其实未必。

何为美好企业？

　　20世纪后半叶，资本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塑自我，时间与欧美的“后浪运动”几乎重叠。它很大程度是对后者的回应。
　　1972年，“商业圆桌会议”成立，它由美国最知名的100多家企业的CEO组成。它的成立标志着商界开始联合寻找如何避免与国家、公众之间发生冲撞的方案。
　　1973年，《达沃斯宣言》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即企业应当超越股东利益，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之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概念开始流行。
　　和欧美相比，这条探寻企业社会价值的路在中国才刚开始。201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内第一个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企业家群体太大的反响。
　　这很正常。2013年是点石成金的一年。这一年，创业板指数从年初的700点一路飙涨，最高冲至1424点，翻了一番。一夜暴富的大股东，如过江之鲫。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兼CEO朱小斌正是这个中心的创办人，他说，那时的企业家们注意力还在“经济价值的大山上”，对企业社会价值的关注还没有完全觉醒。但现在不一样，经济换挡和疫情带来的危与机，已经搭建起构建美好企业的宏观背景。
　　何为美好企业？朱小斌认为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公司变社区，即人的尊严、自由、互助、创造力等美好的社区精神，要能在一个企业组织中被激发出来；第二层，利益相关者实现共生，打破“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三层，实现社会共好，即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向善变化，构建一个共生共好的社会生态系统。
　　朱小斌说，2020年，真的到了“危机唤醒美好企业”的时刻。他的话也被西贝莜面村创始人、董事长贾国龙的经历所佐证。
　　在“新鹅湖之会：危机唤醒美好企业”中国企业家反击“黑天鹅”思想秀上，贾国龙回忆了他的抗疫故事。公司在全国60多个城市有300多家门店，2万多员工，但疫情导致营业收入下降为原来的5-10%，现金流告急。于是，贾国龙“哭穷爆红”。很快，从中央部委到银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援助的真诚和力度，让他始料未及。
　　贾国龙的故事不难理解。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其实早已“社区化”，并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共赢，即进入了朱小斌所说的美好企业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上万个就业岗位的餐饮民企显然事关多个利益相关方：员工和家庭、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对就业负有责任的政府。此时，企业能化危为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赢。
　　疫情、内部经济换挡，加之外部贸易博弈，这是一种“三期叠加”，资本和企业家压力山大，但换个角度看，由于经济形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未必都是坏消息。比如，由于资本外流的压力和就业的需要，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可能会更倾斜于民营企业。此外，由于就业市场供大于求，资本相对于劳动者也将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
　　但能否破解困境，真正让“危机唤醒美好企业”，关键还是看企业“一把手”的自我革新。

路径：改造企业“皇帝”

　　南宋淳熙年间（1175年），“心学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理学家”朱熹来到江西的鹅湖寺展开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并没有让分歧弥合，却坚定了双方对各自理论的执着。经后世数百年发展，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与朱熹）和陆王心学（陆氏兄弟与王阳明）成为了中古之后儒家的两大流派。
　　2020年5月的“危机唤醒美好企业”中国企业家反击“黑天鹅”思想秀，举办地点位于无锡的鹅湖荡口，因此被称为“新鹅湖之会”。既是地名巧合，也透露主要发起方领教工坊希望团结民营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商业文明作出某些富于里程碑式的改变，并寻找路径的初衷。构建美好企业，必须先改变那些在企业内部犹如皇帝的企业家，革新中国的微观商业文化。
　　皇帝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竞争，中古之后的明清两代闭关锁国，既是为了避免国家和制度之间的竞争。二是没有约束，皇帝对内基本没有约束，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史，就是一部皇权扩权史。于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一股独大的现实，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这两方面和皇帝如出一辙。 　　而领教工坊就是从这两方面改造民企的“皇帝”。

情绪的泄出不会发生在高速增长的时代，也不会发生在持续衰退的时代。它最容易发生在换挡的时期。

　　大股东不是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没有职业危机感。于是，领教工坊自从2011年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种独特方法，践行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的实践管理教育理念，在领教的带领下，让学员向同僚（学员）学习，而同僚（内部称“兄台”）400多位，全部都是企业一把手，很多是行业龙头。学员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智力竞争，很多企业家因此“脱胎换骨”。
　　二是强调组织的重要性，用组织约束大股东，更成就企业家。
　　领教工坊联席董事长孙振耀曾任惠普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总裁，也是一位成功的连续创业家，基于对外企、民企的实践总结，他认为，企业增长要靠三驾马车拉动，分别是商业模式、竞争战略和组织能力。但前面两个别人都可以复制，而组织能力则是别人拿不走的财富。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学术委员会主席、知名管理学教授肖知兴则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过去是“企业家的企业”，而未来是“企业的企业家”，必须通过组织变革，让中国企业走出个人控制的铁笼。肖知兴特别推崇智慧型的“自组织”，它是唯一可以让组织内的个体智商叠加，让集体智商大于个体智商的组织形式。
　　换句话说，“自组织”表面上是约束企业一把手，但本质上发挥组织红利，服务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股权增值。
　　好的组织，必须倾听“后浪”。实际上，在任何城市随便做一个随机调查，很容易发现90后的员工已成为中国民企员工的主流，95后和00后的队伍也正在壮大。
　　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后浪”显然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后浪”，更不会重复他们的冲动故事。然而，同为大型经济体，一些变革的经验还是有镜鉴价值的。美国“后浪”的历程说明，情绪的泄出不会发生在高速增长的时代，也不会发生在持续衰退的时代。它最容易发生在换挡的时期。
　　因此作为企业家，必须了解这个群体的崛起，懂得他们，让他们在“自组织”中历练和成长，共生共好。
　　参加12世纪鹅湖之会的理学家们曾说，“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他们坚信真正的“利”生于天理与仁义。而新鹅湖之会发起讨论的《鹅湖美好企业宣言》同样开宗明义：“我们倡导中国的企业家秉承商业向善的理念，践行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商业文明，通过构建美好企业，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一场和解，更是一场创造。